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流域的商品经济及其萎缩原因

岳 岭

(南阳师范学院 期刊部，河南 南阳 473061)

自战国至两汉时期，商品经济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史记·货殖列传》载，“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游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记载了当时商品经济的繁荣程度，而黄河流域由于有优良的历史和自然条件，是这一时期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东汉末年开始，黄河流域的社会生产受到巨大破坏，“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商品经济遭受严重摧残，自此也造成了南北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化。这一过程是由复杂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其进行专门探讨，对了解黄河流域的历史及其商品经济发展的因素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流域社会经济的性质

魏晋南北朝时期，物物交换占据较大的比重，《魏书·食货志》 载，太和改制以前，“钱货无所周流”。 太和十九年(495) 铸行太和五铢后，“虽利于京邑之肆，而不入徐、 扬之市”“不行于天下”，黄河流域的河北诸州“犹以他物交易，钱略不入市也”， 河南诸州也是各种货币和谷帛杂用。钱货不行，货币功能几乎丧失殆尽，市场交易一度回复到物物交换的原始状态，很多学者认为这是自然经济发达的表现(1)相关文章可参见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北京师范大学2001年版，第388—438页；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版，第325—326页。日本学者的研究情况可见柿沼阳平《中国古代货币经济史研究の诸潮流とその展开过程》，载《中国史学》2010年第19卷，第85—105页。。当然也有不少学者认为，魏晋南北朝商品经济并非像传统观点所认为的衰退没落，实际上还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如有学者认为，较之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由手工业的商品生产和官府所控制的手工业部门商品生产暂时衰退，而昔日已经存在但在整个商品经济中所占比重甚小的商业性农业，这时得到迅速发展，一跃而居主导地位[1]。也有人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地主庄园制的经济并不是完全自给自足，而是将大量剩余产品投入市场，活跃了商品经济[2]。虽然上述观点也言之有据，但更多的是以南朝的发展情况为依据，并不适用于北朝，他们所论及的地主庄园经济无论是从经营还是发展模式来讲，均是以满足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为初衷的。颜之推在其《颜氏家训· 治家篇》中言及：“生命之本，要当稼穑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蓄，园场之所产，鸡豚之善,埘圈之所生，爰及栋宇器械，樵苏脂烛，莫非种植之物也。至能守其业者，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但家无盐井耳。” 士族地主占有大量土地和依附农民，采用田庄之类的模式配置其土地和劳动力，进行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过着高度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相较南方商品经济的持续增长，北方的经济具有强固的自给自足的性质，陈寅恪先生指出，无均田制的南朝，其国用注重关市之税，北朝虽晚期亦征关市之税，但此税之地位与南朝远不能相比，由此可看出，南朝的京畿财政比较进步[3]。可见，这一时期北朝的商品经济无论是与秦汉时期的纵向比较还是与南方经济的横向比较，均呈现萎缩的趋势，自然经济已占据当时的主导地位，这一点还是毋庸置疑的。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学术界讨论比较多。战乱被认为是商品经济萎缩的主要原因，全汉昇先生认为是战争和铸造货币的铜的减少导致自然经济发达[4]。傅筑夫先生认为是黄河流域经济倒退到自然经济和国家政策所致[5]。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是铜资源枯竭或者黄金资源枯竭导致货币经济衰落(2)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和劳幹的《汉代黄金及铜钱的使用问题》(载《劳幹学术论文集》(甲编下)，台北艺文印书馆1976年版)均持这一观点。，也有研究者认为，东汉社会长期存在的铜钱减重现象导致了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董卓铸小钱的恶劣行径又加速了汉末货币经济的崩溃，商品经济由此转向低谷[6]。近年来不少学者从自然环境变迁上找原因，如唐长孺先生认为，北方自然经济发达，与地理条件有一定的关系，此外，北朝控制工匠比较严格，私营手工业发展自然受到更多的限制，其为市场提供的手工制成品就更有限，这可能是影响北朝商业发展的另一个因素[7]。也有研究者指出，商品经济萎缩，还可以从气候因素寻找原因[8]。笔者认为，除了上述因素，还有其他几个方面的原因值得考虑。

二、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商品经济的弊端

小农经济是封建时代最基本的经济结构，这种经济结构一直得到历代统治者的认可。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流域是主要的农耕区，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是当时经济结构中主要的成分，对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决定作用。

长期以来，受资本主义萌芽的情结影响，传统史学界对商品经济的发展总是持有肯定的态度，对阻止商品经济的做法持否定的态度。不过，我们不得不考虑，农民投入到商品生产中去，是否有前提？农民是否愿意投入到商品生产的大潮中？因为对普通民众来说，市场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会带来很多风险，如果经营失败，将会彻底破产；如果是饥荒年份，全家往往遭受饥饿的威胁。因此，农民为了维持正常的生活，对农产品是否投入到市场中，是十分小心的。他们往往在收成不稳定时避免与市场打交道，这就不可避免导致农产品的商品性降低。

对于农民来说，卷入到市场中，以货币的形式缴纳赋税，看起来虽然很简单，但实际上农民要受到各种盘剥，损失更大。

在两汉，农民要以货币的形式缴纳口赋、算赋、更赋，农民不得不把大量的农产品投入到市场。早在战国时期，李悝提出，粮食价格要维持在一定水准，才能使农民和商人获得良好收益，有利于经济的发展。由于农民在缴纳赋税的过程之中，必须要将粮食投放市场来获取货币，这就给商人提供了盘剥之机。在丰收时节，农民是卖方市场，粮食价格被压低，农民需要出售更多的粮食，才能获得足够的货币，用以缴纳赋税，这时，农民手中的余粮所剩无几。在歉收时节，粮价虽然很高，但农民手中粮食很少，尽管面临饥荒的威胁，农民仍然被迫出售粮食。因此，赋税的货币化使农民受到很大的损失。史书记载：“至昭帝时，流民稍还，田野益辟，颇有蓄积。宣帝即位，用吏多选贤良，百姓安土，岁数丰穰，谷至石五钱，农人少利。”[9]1141即使是年年丰收，农民获利仍然较少，这样，不利于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如果是在歉收时节，很可能导致农民破产。造成这种原因，主要是商人操纵市场，“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9]1132。

为此，晁错提出要“贵粟”。所谓“贵粟”，就是可以纳粟为爵，有爵位的人，犯了法可以减免罪责。由于富人纳粟给国家后，国家将之储备，市场上流通的粮食是逐渐减少的，粮价比较稳定，农民有利可图。所以，农民手中有了钱，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就会提高，也有利于国家粮食安全与社会稳定。晁错的提议，汉文帝采纳了。不过，在两汉时期，这种措施并没实行多久。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有了一定爵位的人，可以不用服兵役，服兵役的人减少，不利于朝廷统治。此外，两汉时期，朝廷屡次赐爵，导致社会上有爵位的人较多，爵位贬值严重。西汉初年，被授予爵位的人较少，爵位价格很高，《二年律令·爵律》中记载，在西汉初年，爵一级值万钱[10]。到了汉成帝鸿嘉三年，“令吏民得买爵，贾级千钱”[9]318，爵位价格过低，使广大吏民纳粟为爵的积极性降低，这个政策持续时间也不长。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降低，就会流入非农业部门，不利于国家的安全与稳定。故历代都重视农业，想办法让更多的人从事农业生产。如何让农民自觉从事农业生产呢？《管子·山至数》提出，只有“故赋无钱布，府无藏财”，才能藏富于民，也就是说，在征收赋税的时候，以实物形式征收，农民可以避免商人的盘剥，减轻负担，农民有一定的积蓄，农民也愿意从事粮食生产。《管子》一书，被认为是战国至西汉早期的作品，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商品经济发达的时期，《管子》作者也看到了商品经济的弊端，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反映了社会上有识之士对商品经济弊端的思考。

由于市场有很大的风险，所以农民不太愿意卷入其中，因为根据生存第一的原则，缴纳货币赋税其实是一项非常沉重的负担[11]。东汉末年，随着对农民征收“田税”等赋税的货币化，农民与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化，由于农民收成不好，手中无钱上交赋税，最终不是反抗就是流亡，市场经济的消极方面显露无疑，故到曹魏时期只好改收实物税。曹魏改为全部征收实物， 并施行了将近六百年， 若非符合当时社会经济的实际，是不可能持续这么长时间的。

农民对市场的排斥态度一直持续到北朝时期，成书于北魏末年的《齐民要术》记载：“凡籴五谷、菜子，皆需初熟日籴，将种时粜，收利必倍。凡冬籴豆、谷，至夏秋初雨潦之时粜之，价亦倍矣。盖自然之数。”可见，农民缴纳税收时，正是粮食价格最低的时候，如果以现行价格来交租、纳税，农民会有更多的损失，因此，农民将粮食投入市场的积极性不会太高。这种情况势必会对商品经济发展产生负面作用。和两汉时期相比，由于社会经济破坏更为严重，魏晋南北朝的市场经济波动更大，商品经济的弊端更为明显。

三、黄河流域城市与水运的衰落

秦汉时期，黄河流域商品交换频繁,虽然商品经济有一些弊端，但这一时期城市的发展兴盛，城市人口众多，对商品需求旺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和掩饰了商品经济的缺陷。

战国时期，黄河流域城市众多，大型的城市有咸阳、大梁、邯郸、蓟、荥阳、郑、临淄、雒邑、陶、睢阳、濮阳等。西汉时期，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全国性的大城市有六个，黄河流域就有长安、洛阳、临淄、邯郸四个，另两个是成都和宛，和黄河流域的距离也不远。除了上述六个都会外，当时主要的都会还有温、轵、杨、平阳、蓟、荥阳、睢阳、陈、阳翟、定陶、寿春、合肥、江陵、吴、番禺等，它们多为郡国首府并多数集中于黄河流域。西汉末年，全国有103个郡国，其中70个郡国在黄河流域，换言之，全国三分之二的郡级政治中心城市在黄河流域；有县级政区1587个，其中1132个县在黄河流域，也占全国县级政区的三分之二，虽然有些侯国的规模很小，有的仅有一个乡大，但总的来说，黄河流域是当时城市最发达的地区。它的分布已从黄河中游、下游的上端延伸发展到下游河北平原，原先荒无人烟的地方，也密布着县级政区[12]。城市的发展，商品需求的增加，从而繁荣了商品经济。

东汉末年到北朝时期，黄河流域长期战乱，城市衰落。《三国志·吴书·朱治传》引《江表传》记载三国时期，吴人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国萧条，或百里无烟，城邑空虚，道殣相望，士叹于外，妇怨乎室”。至于大城市洛阳，《三国志·魏书·董卓传》记载：“天子入洛阳，宫室烧尽，街陌荒芜，百官披荆棘，依丘墙间。”而据《后汉书·董卓传》记载，当时长安也是一片荒凉，“初，帝入关，三辅户口尚数十万，自榷汜相攻，天子东归后，长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到了西晋末年，长安更加衰败，《晋书》卷五《愍帝纪》中说：“天下崩离，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直到十六国时期，长安还是一片荒芜，《晋书》卷一〇三《刘曜载记》中说：“旧都宫室，咸成茂草。坠露沾衣，行人洒泪。”这一时期，黄河流域城市更加衰败，《晋书·孙绰传》记载：“然中夏荡荡，一时横流，百郡千城曾无完郛者，何哉？”到十六国北朝时期，黄河流域出现了一批邬堡，虽然有不少居民，但没有多大的经济价值，不过这一时期，黄河上游河西城市有一定发展。总的来说，正如邹逸麟先生指出，魏晋北朝时代，黄河流域原来的城市体系全遭破坏，仅存的城市也是此起彼伏、动荡不定，没有出现较为稳定的新局面。城市除了政治中心的职能外，经济繁荣也仅是政治的副产品，纯粹商业、交通性城市已不复存在[12]，黄河流域城市进入衰落时期。

城市衰落，城市人口减少，对农产品以及手工业品的需求也相应减少；与此同时，黄河流域各城市之间经济模式趋同，生产成本相差无几，没有比较优势，也就没有交换的必要。黄河流域的气温线和降水线都是东西方向，东西方向气候基本相同，这就使得东西方向农作物的品种大致相同。该地域最西端陕甘交界处一直到最东端的山东半岛，所到之处，物产几乎都是相同的。在这近百万平方公里范围内，东西方向上物产基本没有多大差异，各地之间不存在比较利益，因此不能刺激商品市场的发展[13]。

与此同时，自秦汉到南北朝时期，黄河流域的水运逐渐衰落。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亦比千乘之家”的发家致富方式之一就是拥有“船长千丈”来贩卖商品，在汉武帝时期，为了打击商人势力，规定“船五丈以上一算”，所以，汉武帝时期，按照“船长千丈”的标准就拥有近200艘船。西汉时期，由于漕运的需要，“大船万艘，转漕相过”，将各地的物质运往长安。东汉时期，“豪人之室”仍然是“船车贾贩，周于四方”[14]。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流域造船衰落，民间所拥有的船只数量远不如秦汉时期。北魏时期，“汾华二州、恒农、河北、河东、正平、平阳五郡年常绵绢及赀麻皆折公物，雇车牛送京”[15]2858。用牛车运送的效果是“道险人弊，费公损私”，所以薛钦建议“以船代车”，这个建议得到了多数官员的支持，然而“诏从之，而未能尽行也”[15]2860，“以船代车”的计划没有得到实施，一个原因是当时河流不畅，但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缺乏船只。南北朝时，黄河流域造船技术落后于南方，在南北都生活过的颜之推深有体会，他在《颜氏家训·归心》中写道：“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毡帐，及来河北，不信有二万斛船，皆实验也。”秦汉时期，黄河流域造船技术和数量领先于南方，但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流域在造船规模和技术上都落后于南方，其原因非常复杂，值得进一步研究，这或许还与北方森林与水环境变迁以及降水条件变化有关。

降水减少，水运不畅，产品交换只能依赖陆路运输。在古代肩挑、背扛、牲口驮的条件下，陆路运费远远高于水路运费，前面提及的北魏薛钦计算过当时陆运成本是水运的5.4倍。此外，刁雍认为：“(水运)计用人功，轻于车运十倍有余，不费牛力，又不废田。”[15]868车运所需人力、物力是水运的十倍。由于陆运成本过高，大部分产品根本不能承受这样高额的运输费用，所以不可能形成大规模的交易市场，商品经济也就自然萎缩。

四、人口大量减少与南迁

人口是影响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传统的农业社会，这一因素甚至对经济发展起决定作用。北朝黄河流域经济的衰败，除了受政治格局的影响之外，与人口的大量减少与南迁也有着密切关系。

农业社会自然灾害对于社会经济的破坏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而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流域的自然灾害发生频率高，受灾最为严重，“终魏晋之世，黄河长江两流域间，连岁凶灾，几无一年或断。总计二百年中，遇灾凡三百零四次。其频度之密，远逾前代”[16]。灾害的发生导致人口大量减少。史书记载了这一时期黄河流域的几次水灾：魏明帝太和四年(230)八月，“大雨霖三十余日，伊、洛、河、汉皆溢，岁以凶饥”[17]821；晋武帝泰始六年(270)六月，“甲辰，河、洛、伊、沁水同时并溢，流四千九百余家，杀二百余人，没秋稼千三百六十余顷”[17]821；泰始七年(271)六月“伊、洛、河溢，流居人四千余家，杀三百余人，有诏振贷给棺”[17]61。黄河流域的水灾泛滥造成百姓死伤无数，流离失所。自然灾害还往往引起饥荒和瘟疫，“饥馑疾疫，死亡相属”，是自然灾害过后的真实写照。

战争也是造成人口锐减的主要因素，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战争高频发的时期，黄河流域尤其屡遭兵燹，兵祸连年，“苍生殄灭，百不遗一，河洛丘虚，函夏萧条，井堙木刊，阡陌夷灭。生理茫茫，永无依归”[17]1545。持续不断的战争使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损耗，农业生产遭到破坏，粮食缺乏，导致严重饥荒，破坏了黄河流域的社会正常秩序。十六国后凉神鼎年间，因北方民族频来扰掠，位于黄河中上游的河西之民，“不得农植，谷价踊贵……斗直钱五千文，人相食，饿死者千余口。姑臧城门昼闭，樵采路断。民请出城，乞为夷虏奴婢者，日有数百。隆恐沮动人情，尽坑之。于是积尸盈于衢路，户绝者十有九焉”[15]2087。《三国志·魏书·陈群传》载：“今丧乱之后，人民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一大郡。”可见，战争之后人口大量耗减。

自然灾害、饥荒和战争引起了人口的大量迁移。这一时期，流民的数量与规模、频率均呈上升趋势，形成了一次又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潮。晋建武年间，位于黄河流域的司、冀、并、青、雍等州连年遭受旱灾和蝗灾，大批百姓被迫南迁。百姓为躲避战争的迫害，相率过江淮，形成了著名的“永嘉南渡”难民潮。据统计，两晋时期为躲避战乱、饥荒，北方人口南迁者，前后累计约90万人[18]。

黄河流域人口的大量减少，造成劳动力不足，大量荒地无人耕种，农产品大量减少，从事手工业、商业生产的富余劳动力缺乏，市场消费能力下降，冲击了传统商品经济结构，导致了社会经济的一系列变化和商品经济的严重萎缩。相比之下，大量南迁的人口不仅为南方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还带来了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及发展生产的诸多因素，因此南方经济基本上处于上升发展的阶段，商品经济的活跃程度远高于北方，也造成了商品经济发展的南北不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