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征兵制度探析

□姜 歆

士兵是军队的核心组成部分，兵源的充足与否直接关系到军队的战斗力。西夏兵源主要有三：一是在其管辖地域征兵，二是投奔西夏的宋兵或辽兵，三是战争中的俘虏。其中最主要、最稳定的来源是征兵，因此，西夏为保证其兵源的充足，建立了严密的征兵制度。本文以《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的征兵法条为重点，探讨西夏征兵的各项规定。

一、征兵对象

西夏要想与宋、辽相对抗，就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与宋、辽相比，西夏受人口规模的限制，其兵源是短缺的。西夏为了保持其军事实力，就必须采取不同于宋、辽的征兵制度。西夏境内民众达到一定年龄，如身体无大碍都要服兵役，符合要求的妇女也要服兵役。如《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五中规定以下职业者要配备战具服兵役，包括：“臣僚、下臣、各种匠、主簿、使人、真独诱、艺人行童、前宫内侍、閤门、杂院子、刻字、掌御旗、测礼垒、帐下内侍、出车、医人、向导、渠主、商人、回鹘通译、黑检主、船主、井匠、朝殿侍卫、占算、更夫、官巫、织褐、驮御柴、宗庙监、烧炭、宫监、卷帘者、测城、主飞禽、系花鬘、御车主、牵骆驼、相君、修城黑汉人、钱监院、绢织院、马侍、御院子、殿使、厨师、主传桌、作陈设钉、驮御皮衣、帐侍卫者、门楼主、御仆役房勾管、案头司吏、大舍硬、采金、司监院子、种麻院子、养细狗、番汉乐人、内官、采药、马背戏、马院、归义军院黑汉人、种染青、主杂物库、□地节亲王。”［1］224另外，《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有：“守营、垒、堡城者军溜等中，军士、寨妇等本人不往，向大小头监行贿，令某处住，往者、收留者罪相等，正军、辅主等一律十杖，寨妇笞二十，与行贿罪比较，按重者判断。”［1］195从此条律文说明西夏的妇女也要应征入伍。

在这两项法条中，西夏列举了67种不同身份、不同职业者，上至亲王，下至更夫皆要服兵役。从西夏的征兵对象可以看出，西夏军队常年用兵，战争消耗不可避免。长此以往，西夏随时都会出现无兵可征、无人可战的局面，因此，在西夏人不分男女，位不分尊卑，职不分贵贱，皆在征兵的范围之内。西夏军士不脱离生产，而是战斗、生产需兼顾，平时从事生产，为农民、为工匠、为商人等；战时上马打仗，为战士。后世称西夏施行“全民皆兵”的军事制度，亦源于此。

二、应征入伍的条件

（一）应征年龄。在西夏十五岁为正式入伍年龄，七十岁为退伍年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有：“诸转院各种独诱年十五当及丁，年至七十入老人中。”［1］262明确了西夏的征兵年龄是在15—70岁。

（二）身体条件。西夏对于虽符合征兵年龄，但患有规定的一些疾病，可以免服兵役。规定有“诸人丁壮目盲、耳聋、躄挛、病弱等者，本人当于大人面前验校，医人当看检，是实，则可使请只关、担保者，应入转弱中”［1］262。因身体原因不能从军者，需满足三个条件：规定的疾病，如目盲、耳聋等；需医人核实；要有担保。

（三）对于一些特殊身份人员的应征。如《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规定：“诸院军各独诱新生子男十岁以内，当于籍上注册。若违律，年及十至十四不注册隐瞒时，隐者正军隐一至三人者，徒三个月；三至五人者，徒六个月；六至九人者，徒一年；十人以上一律徒二年。首领、主簿等知情，则当比正军罪减一等；不知情者不治罪。”［1］262从此条来看，诸院军的子男，其应征年龄更小。

三、逃避入伍的处罚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规定了对于逃避服兵役的五种行为予以处罚，具体如下。

（一）使军、壮丁隐瞒不注册。诸人属使军丁壮隐瞒不注册时，按人数分为三个等级治罪。正军：一至五人徒六个月；六至十人徒一年；十人以上一律徒二年。举发赏为：一至五人五缗，六至十人十缗，十人以上一律十五缗，由头监给予。

相关法条还规定为：“诸种种部人丁院籍上不注册时，举发赏一至二人二十缗，三至五人三十缗，六至九人四十缗，十人以上一律五十缗。其年幼者应注册不注册及年已及丁虚报幼小者，举发赏则依上述人丁不于籍上注册隐瞒举告赏当给二分之一，一律由隐者正军给予。正军不能予者，差多少当与主簿、首领等知情者共给赏，不知者不治罪。”［1］263由此可见，隐瞒使军不注册与隐瞒壮丁不注册的处罚和告赏是不同的。

（二）新生男隐瞒不注册。《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规定：“上述新生子当注册者中，年十五以上不注册隐瞒时，其正军之罪：隐一至二人者，徒四年；三至五人者，徒五年；六至九人者，徒六年；十人以上一律徒八年。”［1］262

（三）隐瞒及丁年龄。及丁籍册上隐瞒及丁的实际年龄，当比丁壮不注册罪减一等处罚。如首领、主簿知晓隐瞒之事，则当比正军罪减一等处罚，如首领、主簿不知情则不治罪。［1］262

（四）谎称死亡。《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有“诸人现在，而入死者注销，及丁则当绞杀，未及丁则依钱量按偷盗法判断”［1］262。

（五）提前转入老弱。“又以壮丁入转老弱，亦按人数多少、年岁长幼，比及丁不注册隐瞒之正军、首领、主簿知闻之罪状当依次各加一等。”［1］262-263

针对这五种逃避行为，西夏在规定了相应处罚的同时，亦明确了举告以上行为，所得奖赏标准。

四、军籍管理

西夏的军籍管理，可以概述为一下几个方面。

（一）纳军籍的程序。时间要求：每年畿内三月一日，中地四月一日，边境六月一日等三种日期当年年交簿。按所属次第由监军司人自己地方交纳籍者，年年依时日相互缚系自行交簿。［1］255主管：《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规定：“当派主监者使集中出检，与告状当□□来交纳。若监军司大人未行动时，一至五日勿治罪，五日以上至一个月以内迟出，则监军、习判各罚马一，都案罚钱七缗。迟出逾月，则监军、习判悉降一官，并罚一马，都案罚一马，局分案头、司吏依法□□。司吏纳籍日临近时，应先备籍册，经军首领□用印。假若主簿大人不造册，不用印，首领亦未主簿备印，及不驱遣，日期内籍册不至时，其军首领、主簿、司吏等一律一日至五日以内勿治罪，迟六日至盈月则有官罚马一，庶人十三杖，迟逾月一律徒二年。若军首领预先遣人印籍而司吏稽误者，则首领不治罪。若首领未用印已误，则司吏不治罪。主簿、司吏出逃及死无继，及主簿不明等，则军首领自当来纳籍。”［1］255-256

从此条可以看出，军籍的交纳由军首领、主簿、司吏主管，而监军、习判、都案具体负责，各自的职责不同，其承担的法律责任也不尽相同。其纳军籍的具体程序是：司吏准备籍册→主簿造册→军首领查验用印→主监者出检。

（二）纳籍种类。西夏的纳籍分为依类纳籍、自出纳籍、代为纳籍。《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规定：“各部主簿者应将实在主簿、司吏依类分遣各地，各种类勿相杂混，不允使不称职者任主簿。”［1］257说明西夏的纳籍分类进行。另外，《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还有：“臣僚于自处纳籍，其他类盈能等，纳簿法当与首领本人纳籍法同。其中有主簿出逃及死无继，及主簿不明等者，则应自出纳簿。若因事另外已遣有职事，当由辅主及自子、兄弟代来纳簿。”［1］256依此可知西夏允许代为纳籍。

（三）核校。《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规定：“国中各种部类主簿派遣法：一百抄以内遣一人，一百抄以上一律当遣二人。”［1］257对于交纳的军籍册簿由主簿、司吏进行核校，核校的期限是畿内四十日、地中五十日、边地两个月以内当核校完毕。若主簿、司吏等懈怠，不依日限核校完毕，则军案头监罚马一，都案、案头、司吏依误公文法判断。［1］256

（四）其他规定。西夏对于军籍册簿设专人保管，不得随意查看。如《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规定：“军案内置官簿者，不准诸人随意来司内及拿到司外看阅。违律时，如系司内人，则随意查阅者及局分人等一律徒六个月；如系拿到司外，则阅者及局分人等徒一年。”［1］257

五、西夏征兵制度与宋辽之比较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西夏军队的征兵尚保留党项部落兵制的一些特征。我们将西夏的征兵制度与其同时代的宋朝、辽朝征兵制度加以比较，会发现同时代的各政权施行的是不同的征兵制度。

宋朝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比较全面施行募兵制的朝代，北宋军队的征兵为雇佣化。北宋武装力量由禁军、厢军、乡兵和番兵四部分组成，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级体制。禁军为中央武装力量，厢军、乡兵和番兵归为地方武装。禁军、厢军同属国家军队的主体，一经招募，按规定需至60岁才能退役，实质为终身专职雇佣军。乡兵、番兵由地方官吏和部落首领按规定征发，实质为终身兼职义务兵［2］。由此可见，宋朝的征兵是在大规模招兵养兵。

辽王朝“以武立天下”，为保证军事力量的强大，辽统治者十分重视军队的建设。《辽史》载：“分镇边圉，谓之部族；有事则以攻战为务，闲暇则以畋渔为生；无日不营，无在不卫；立国规模，莫重于此。”［3］361可以看出，辽朝延续了兵民合一的传统、人人皆兵的体制。辽朝的兵制规定“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隶兵籍”［3］397。各部族军由辽统治者直接统领，部族军需依据年龄、财产两个标准征召，《辽史》载：“每正军一名，马三匹，打草谷、守营铺家丁各一人；人铁甲九事，马鞯髻，马甲皮铁，视其力；弓四，箭四百，长短枪、斧钺、小旗、锤锥、火刀石、马盂、粆一斗、粆袋、搭伞各一，縻马绳二百尺，皆自备。”［3］397辽朝在此基础上继续扩充兵员，吸纳、招降其他民族军士，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

由史料记载可知，西夏施行的征兵制度与宋施行的募兵制度完全不同，而与辽的征兵制度有相近之处。宋代的募兵制虽加强了统一集权，但需承担巨大的军费开支。西夏与辽的征兵制虽减少了军费度支，但也存在许多弊端。如：将兵自备武器、粮草，这无疑加重了民众的负担；全民皆兵，也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社会生产。西夏与辽所呈现出与北宋不同的征兵制度，与游牧民族政权经济基础、民风习俗、崇尚武力等都有密切的关系。

西夏的征兵制度是基于西夏自身的经济、历史、地理条件和生活习俗等因素之上形成的，也是适合于党项民族自身特点的一种征兵制度，支持着西夏军队长期对外作战，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辽史》记载：“西夏弹丸之地，南败宋，东抗辽。虽西北士马雄劲，元昊、谅祚智勇过人，能使党项、阻卜掣肘大国，盖亦襟山带河，有以助其势耳。”［3］433反映了军队素质、统治者个人素质、地理形势等因素在西夏对外战争中的助力作用。西夏的征兵制度是在保留本民族历史传统的基础上，随着西夏王朝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对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学习，而不断地改进和完善后形成的，反映了不同民族政权间制度文化的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