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期刊创办与学科建设发展

施爱东

1949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在北京宣告成立，来自解放区、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们欢聚一堂，展望着中国文艺的新纪元。文代会之后，相继成立了各专业的文艺团体，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筹备工作也随即紧锣密鼓地运作起来，并于1950年3月29日召开成立大会。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要由两方面的文艺工作者组成：一是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二是国统区的民间文学工作者。前者以贾芝为代表，后者以钟敬文为代表，他们之间的合作与分歧，深刻地影响着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的学术取向。

一、《民间文艺集刊》与民间文艺理论建设的启动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一经成立，就把“办刊”当成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但在当时条件下只能先办一份不定期的民间文艺研究刊物。就这样，第一份全国性、综合性的不定期官方民间文艺学刊物《民间文艺集刊》（以下简称《集刊》），于1950年11月在北京诞生。《集刊》是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机关刊物，但以研究性的理论文章为主，也发表一些新征集的民间文学作品。

第一册主要刊载了两篇讲话、八篇论文、一篇译著，还有一组传统民歌、一组革命歌谣、关于毛主席、朱总司令等革命领袖的一批革命传说、一幅剪纸，以及徐悲鸿对剪纸艺术家的介绍等。从用稿结构看，“这一册中的文字，大体可分做三类：一是研究、谈论，二是材料的选录，三是本会情形的报告”①编者：《编后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民间文艺集刊》（第一册），新华书店发行，1950年，第110页。。从作者阵容看，全是不同学科方向的名家。从选题方向看，“民间文艺”不仅包括民间文学，也包括民间音乐、民间美术、民间工艺。再从《本会理事会及各组负责人名单》可知，民间文艺研究会包含了五个业务小组：民间文学组、民间戏剧组、民间音乐组、民间美术组、民间舞蹈组。从政治倾向来看，所有的稿件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时代气息，强调适应时势政治的需要。

从学术影响的角度看，钟敬文的《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是最值得关注的一篇学术纲领性论文。文中将民间文学视为“口头创作”和“劳动人民创作”的学术理念深刻地影响了整个20世纪下半叶的学术范畴，凡是“案头文学”“小市民文学”“统治阶级的文学”等“非劳动人民创作”和“非口头创作”的文学形式都被摒弃在民间文学范畴之外。这也是导致戏曲、说唱等体裁的文学研究者逐渐被排斥在钟敬文主导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和“中国民俗学会”之外、另外成立“中国俗文学学会”的重要原因。

《集刊》出完第三册之后，由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人事关系和经费来源等问题，不得不停刊。但是，《民间文艺集刊》对于20世纪下半叶中国民间文学研究所造成的学术影响却是巨大的，总的来说，该刊“既容纳了来自解放区的和国统区的两支作者队伍以及不同学术倾向的文章，又表达了编者的思想倾向，即：（1）民间文艺是劳动人民的创作；（2）把作家文学的批评标准——以形象的塑造、内容的是否深刻作为判断作品的标准，亦即把作品的社会政治历史作用放在首位——移用于民间文学，把民间作品等同于一般作家文学”②刘锡诚：《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93页。。这些编辑思想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民间文学观念与研究进路。

二、《民间文学》对全国民间文学工作的引领作用

《民间文学》（月刊）是以发表各民族民间文学作品为主、兼发学术评论的全国性民间文学期刊，由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办，1955年4月创刊。该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最早正式发行的民间文学连续出版物，1962年起一度改为双月刊，至1966年停刊，共出版107期。1979年1月恢复出刊，仍为月刊，先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一直延续到今天。该刊是坚持时间最长、出版期次最多的民间文化类杂志。

由钟敬文撰写的《发刊词》，在当时左倾思想比较严重的形势下，无疑具有借着“劳动人民”“历史真实”这些革命话语为民间文学争取“学术合法性”的书写策略，这样的限定在今天的民间文学工作者看来已经明显过时，但在当时，却为民间文学的研究奠定了一些基本方向。比如下面这些表述，整整影响了两代民间文学工作者。一、民间文学的教育作用：“人民创作，是人民思想、感情和艺术才能的表现。”“人民不仅有美好的精神和性格，他们同时还是艺术上的能手。”二、民间文学的认识作用：“过去人民所创造和传承的许多口头创作，是我们今天了解以往的社会历史，特别是人民自己的历史的最真实、最丰饶的文件。”“作为古代社会的信史，特别是人民生活和思想的信史，人民自己创作和保留的无数文学作品，正是最珍贵的文献。”“我们今天要比较确切地知道我国远古时代的制度、文化和人民生活，就不能不重视那些被保存在古代记录上或残留在现在口头上的神话、传说和歌谣等。”三、口头文学是一切文学的源头：“原始社会的文学，是全民的口头文学。它是一切文学的总源头……它还是那些伟大作家的文学的奶娘或亲眷。”①钟敬文（未署名）：《发刊词》，《民间文学》，1955年创刊号。

《发刊词》对于20世纪下半叶民间文学观念的影响是巨大的，正如毛巧晖注意到的：“这一时期‘文学民间源头论’成为文艺领域的主流思想，新编纂的文学史都以它为方向指导，民间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中的作用被夸大，这引发了文学领域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重要性之争论，一度流行‘文学民间正统论’‘文学民间主流论’等论调。”②毛巧晖：《民间文学批评体系的构拟与消解——1949—1966年“搜集与整理”问题的再思考》，《西北民族研究》，2018年第2期。

《发刊词》还提到了《民间文学》杂志的办刊宗旨和用稿原则：“这个刊物的主要任务，是推动对全国人民口头创作的收集、整理，同时并促进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帮助群众创作、通俗文艺的发展。因此，我们要用较多的篇幅来刊载整理过的各种人民口头创作。我们要发表那些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写作的研究论文和批判资产阶级错误观点的文字。关于各地区、各民族间人民创作的流布和活动情况，及收集、整理的经验的记述文字，我们也要给以一定的地位。此外，还要刊载一些较好的用口头文学的形式写作的作品。”③钟敬文（未署名）：《发刊词》，《民间文学》，1955年创刊号。

早期的《民间文学》很好地执行了《发刊词》提出的办刊宗旨，不仅发表民间文学作品，也发表了一批理论文章。发生在该杂志最著名的学术讨论是关于“搜集整理”问题的论争。“最早出现的争论是围绕着当时中学课本中选用的《牛郎织女》一文展开的，李岳南肯定和赞赏整理编写的成功，刘守华则批评故事中对人物心理的细致入微的刻画，不符合民间作品的艺术风格。继而刘魁立在《民间文学》1957年6月号发表《谈民间文学的搜集工作》，除阐述自己的见解外，还对董均伦、江源的做法有所非议，于是引出了董、江二人的答辩。一场讨论从此展开。许多从事搜集和研究工作的同志都参加了讨论。”④刘锡诚：《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24页。这些讨论文章最后还被结集为《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1962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对当时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

1966年之前的《民间文学》发表了大量新搜集的民间文学作品，包括歌谣、神话、故事、谚语和叙事长诗等，在提供读物、推动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和研究、为民间文学研究积累资料、为学术研究培养后备人才等方面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改革开放之后，《民间文学》于1979年1月复刊，仍为月刊，先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办。《复刊词》基本沿袭了《发刊词》的观点和思路，其着重强调的几项工作，除了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业务上还是搜集整理、加强研究、引进经验老三套：1.“及时抢救各民族民间文学遗产，必须坚持全面搜集的方针”；2.“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工作是做好民间文学工作的中心环节”；3.“注意学习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⑤佚名：《复刊词》，《民间文学》，1979年第1期。

1979年9月，《民间文学》杂志发表刘守华《一组民间童话的比较研究》，较早地在民间文学界打出了“比较研究”的旗帜，此后，他又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比较故事学论文，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在当时的民间文学界掀起了一股比较研究的小高潮。但是，类似的学术高潮并没有持续发生在《民间文学》。20世纪80年代以降，复刊后的《民间文学》逐渐远离传统民间文学，以刊载充满时代气息、贴近百姓生活的新故事为主，几乎不再发表学术性的理论文章。传统的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对于这些新民间文学并没有建立起新的、适用的研究范式，于是，多数学者选择了视线转移，逐渐远离了《民间文学》。

三、上海民间文化三刊在学科建设中的意义

上海拥有赵景深、罗永麟、姜彬等一批杰出的民间文艺学家。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是民间文艺研究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仅次于作为全国中心的北京。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上海就有两所大学开设了民间文学课程，据罗永麟回忆：“当时钟敬文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赵景深先生在复旦大学，震旦大学就是我教，当时开民间文学课最早就是我们三个人，那是1951年。”①郑土有：《问道民间世纪行·罗永麟》，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第5页。因为没有全国统编教材，三人各有一套民间文学理论体系和概念体系。如果说上海的赵景深和罗永麟相当于北京的钟敬文，那么，上海的姜彬则相当于北京的贾芝。1981年至1997年间出版的《民间文艺集刊》《民间文艺季刊》《中国民间文化》，均与姜彬的组织和推动密切相关。

《民间文艺集刊》对自己的定位是“民间文学理论刊物”，由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上海分会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系以书代刊性质的半年刊，1981年11月出版第一集。卷首《编者的话》说明了用稿范围：“（一）民间文艺和民俗的理论学术研究著作与实际调查材料；（二）外国民间文艺、民俗的理论学术文章和学术研究情况的介绍；（三）供理论研究用的民间文艺资料和作品。”②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上海分会：《编者的话》，载《民间文艺集刊》第一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

《民间文艺集刊》一问世，就显示出宏阔视野和全国影响力。与京派民间文艺学界专注学习苏联老大哥不同的是，海派民间文艺学界对英国、美国、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也进行了尽可能的译介，其中第三、四两集还专门开设了“外国民间文艺学及其他诸学派介绍”栏目，显示出编辑者的精心策划和用心组稿。

随着影响加大，来稿增多，《民间文艺集刊》自1986年第1期（总第9期）起改为季刊，刊名也随之改为《民间文艺季刊》。其改刊启事再次强调了“本刊面向全国”的办刊方针，其办刊主张中有一段话，充分说明了上海民间文艺家开放、包容的学术胸襟：“凡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文章，纵使我们认为不科学，也同样发表。学术上的是非，彼此处于平等地位，应该通过争鸣来解决。我们相信读者有这样的辨别能力。我们也尊重民间文艺学术研究上的各个流派，为运用各种方法研究的文章提供园地。”③佚名：《改刊致读者、作者》，载《民间文艺季刊》第1期封二，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

《民间文艺季刊》的主要栏目有：民间文学与民俗学基本理论研究、民间文学各体裁研究、民歌手和故事家研究、民间文学与其他文化现象关系研究、巫术研究、吴越文化和民间文艺研究、社区民俗信仰调查、都市民俗学、文艺民俗学、民间美术研究、新故事研究等。为加强国际交流，还增加了英文目录，开设“国际学术往来”栏目。其最大特色是加强了专题研究组稿力度，如第4期“孟姜女传说研究专辑”，继承并发扬了《民俗周刊》的“研究专集”传统。该刊生产的一些学术概念，也逐渐成为学界通用，如：“自1988年上海民协主办的《民间文艺季刊》开辟‘仙话研究’以来，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截止到1993年）出版了学术专著三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仙话’作为一类独立的民间文学作品已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肯定。”①郑土有：《“道家思想、仙话与民间文化”研讨会综述》，《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1期。

从1991年第1集起，该刊再次更名为《中国民间文化》，另行编号，仍为季刊。改刊后《编者献辞》中说：“正像一切文化一样，民间文化本身也有优劣之别。民间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促进社会的进步，加快人类文明进程；其劣陋部分，则阻碍社会的发展。我们的目的是辨别良莠、批判和改造民间文化中的劣陋的成分，弘扬和光大民间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②《中国民间文化》丛书编辑室：《编者献辞》，载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编：《中国民间文化》第一集，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年。这一指导思想跟今天我们所奉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多样性”的理念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今天的我们一般不会对不同社区的民间文化进行优劣评判，更不会轻易地对它们进行批判和改造。这也折射出近20年来知识精英对于民间文化的观念转换。

《中国民间文化》几乎每集都有一个专题，比如，第一集是民间信仰研究，第三集是上海民俗研究，此后相继推出的，还有人生礼俗研究、都市民俗学研究、民间礼俗文化研究、民间稻作文化研究、民间口承文化研究、民间神秘文化研究、吴越地区民间艺术、地方神信仰、丧葬文化研究、改编再创作研究，等等。

尽管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一直在劢力坚持，但由于丛刊系自筹经费主办，受到整个20世纪90年代“全民经商”社会浪潮的裹挟，民间文化不受重视，杂志发行量难以取得突破，出版经费日见困难。从1995年第1集（总第17集）起，丛刊再次改为半年刊，至1997年底出至第22集后，不得不接受停刊的命运。“该刊物是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自筹经费创办的专业学术性理论季刊，每集20余万字，由姜彬主编，王文华、陈勤建任副主编，本着‘适当多发表一些吴语地区民间文学研究文章’，同时又‘面向全国’的办刊宗旨，前后出版了48集，一千余万字，是中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的权威刊物。为当时民间文学吴语协作区和全国民间文学专业研究人才培养做出了特殊贡献。”③王铁仙、王文英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文学学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47页。

四、《民间文化论坛》对民间文学研究的引领作用

从1966年7月《民间文学》杂志停刊以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日常工作基本处于停顿状态。1978年4月，“钟敬文、贾芝、毛星、马学良、吉星、杨亮才组成筹备组，筹备恢复中国民研会的工作”④毛巧晖：《20世纪下半叶中国民间文艺学思想史论》，北京：学苑出版社，2018年，第242页。，中国民间文化研究事业进入一个全新时期，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出版事业、理论建设迅速被提上议事日程。

1980年，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成立，贾芝担任第一任社长，随后紧锣密鼓筹办民间文学研究专刊。1982年，贾芝打破年度周期，匆忙于5月份发行《民间文学论坛》（以下简称《论坛》）“创刊号”，该年只出版三期。贾芝担任了杂志首任主编，他在《发刊词》中说到：“《论坛》既然是民间文学工作战线的一个学术理论刊物，它和《民间文学》今后的分工是：《民间文学》主要是发表作品，作为群众性的民间文学读物；《论坛》主要是发表民间文学的评论和理论研究文章，也发表有科学价值的调查报告、重要的文献资料以及民族风土介绍等。”①贾芝：《发刊词》，《民间文学论坛》，1982年创刊号。

刘德伟将1982—1998年归结为“品牌确立时期”，这也是《民间文化论坛》至今为止的历史中最为辉煌的一个时期。创刊时的《民间文学论坛》，出至1984年第4期，为季刊；自1985年第1期起，改为双月刊；1986年第1期起第二次改版，出至1998年第4期。②刘德伟：《使命双肩气自华——〈民间文化论坛〉创刊30周年回顾与展望》，《民间文化论坛》，2012年第5期。

《论坛》创刊初期没有固定栏目，每期凑齐一组论文就设一个栏目，但总体上说，民间文艺学总论、神话研究、民间故事研究、歌谣研究、史诗研究占据篇幅最多。此外，国内外学术动态和方法论介绍、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关系、古代民间文学方面的论文也占据不少篇幅。由于《论坛》是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官方学术期刊，先天拥有全国影响力和学术权威性，所以，来稿量大，需要照顾的学术关系也更复杂。它不像上海的杂志，编辑者有更多的自主策划空间，更大的约稿自由。

《论坛》作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官方学刊，实际上自觉地承担起了学术组织者的作用，全面推动着中国民间文学的理论建设和人才培养，通过召开学术会议的方式，推介方法，介绍经验，制造热点，引领民间文学研究。比如，1985年5月召开的“田野作业与研究方法座谈会”，在学界正式推出“田野作业”的概念，以全面取代“搜集整理”“采风”“采录”等传统民间文学概念。在人才培养方面，他们主要采取了三种措施，一是评奖，二是开会，三是组织专题讨论。20世纪80年代下半叶，《民间文学论坛》多次在各地召开学术研究或专题讨论、座谈会，就当代民间文学研究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展开讨论，培养了一大批卓有成绩的民间文学研究人才，“不仅推动了民间文学工作重心向理论研究的转移，也拓展了民间文艺学的视野与研究深度”③胡敬署等主编：《文学百科大辞典》，北京：华龄出版社，1991年，第567页。。

由于办刊经费紧张，为适应市场需求，《论坛》从1999年第1期起改名《民间文化》（季刊），办刊方针也有所改变，2003年第6期后还曾一度休刊。2004年，学苑出版社承办杂志，改名《民间文化论坛》（双月刊），可惜坚持到2007年第3期后再度休刊。

2008年12月，《民间文化论坛》第二次复刊，重回论坛队伍，但所涉猎的学术视野与领域将更广阔，民间文艺学、民间文化学、民俗学仍然是我们的三大学术支柱，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文化遗产学、民间文艺的抢救与保护研究、民间文艺继承与弘扬的实践与理论、民间文艺知识产权著作权保护研究等等，也将是本刊特别关注的学术对象”④本刊编辑部：《编者短语》，《民间文化论坛》，2008年第6期。。

《论坛》近五年来最大的变化，是依托于杂志主持者安德明、冯莉的海外学术资源，大大加强和改进了对于海外民俗研究的介绍。其特点，一是不再局限于对海外民俗研究方法论、经典研究等“过去完成时”的介绍，而是着重于前沿学术、当代学术等“当代进行时”的介绍，努力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民俗学保持同步；二是不再局限于现象介绍、第二手介绍、概述式介绍，而是对前沿学术论文的完整而非局部的直接译介。比如，“多样化的文本书写形式与女性民俗研究”“关于日本民俗学何去何从的两代人之间的对话”等，都在中国民俗学界引起了较大的影响。

《论坛》几经波折，折射着民间文学与民俗学在学科定位及学科关系上的摇摆和尴尬。纵观其办刊历史，最辉煌的时期还是创刊时期，正如刘锡诚所说：“《民间文学论坛》出刊16年的历史证明了，它的创办，以及编者和作者的支持，使它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中国民间文学学术思潮和学术成就的标志，在它的周围，团结和培养了一大批中青年民间文学学者，铸造了一个民间文学研究初步繁荣的时代。”①刘锡诚：《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53—754页。

五、《民俗研究》成长为学科建设的中流砥柱

《民俗研究》由山东大学主办，初为季刊，从2012年第1期（总第101期）开始改为双月刊，同时加大开本，由原来的大32开改为16开。《民俗研究》是目前中国唯一的民俗学专业核心期刊。与《民间文化论坛》不同的是，《民俗研究》从1985年试刊一期，1986年6月正式创刊至今，从未间断出刊，也从未更改刊名。

《民俗研究》的创刊既有历史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偶然性方面主要表现在承办者的个人志趣和决心，据叶涛回忆，山东大学社会学系成立之初，就筹备了民俗学专业，1985年春节，叶涛和简涛一起在招远做了一次田野调查，回来后整理出三四万字的调查资料，可是，“当我们想把这些文字发表出来时，举目四望，才发现根本没有可以发表的地方：没有任何刊物可以刊发这类民俗调查资料。进而，又发现根本没有专门的杂志可以刊登民俗学方面的专业研究成果。这就促使我和简涛兄萌生了办一个杂志的念头。很快，在学校和老先生们的支持下，自1985年6月起，我们俩就投入了创办杂志的工作中”②叶涛：《漫忆当年创刊时》，《民俗研究》，2011年第4期。。

无论杂志的创办者叶涛、简涛，还是幕后的主要支持者徐经泽，都不是民俗学专业出身，为了让杂志接上民俗学的血脉，叶涛专程到了北京，先后拜访钟敬文、启功、杨堃、杨成志、容肇祖、罗致平等，并请他们为创刊号题词。同时邀请张紫晨、乌丙安、段宝林、叶大兵、陈之安、关德栋、王青山撰写文章。

早期的《民俗研究》人手极度缺乏，约稿、编辑、校对、印刷、发行主要靠叶涛和简涛两人亲力亲为。由于稿源不充足，自然也就没什么特别栏目和特别策划，只能笼统地以“本刊专访”“民俗学讲座”“民俗学史”“书评”来划分。由于人手、稿源、经费等问题，1986年只印了两期，1987年只印了一期，直到1988年，杂志才按照季刊的要求，一年四期逐渐走上正轨。“到了1998、1999年，更多高校设立了民俗学、民间文学的硕士点，反映在《民俗研究》发文方面，对学科基本分类和基本理论的关注越来越多，如‘民俗志’‘民俗史’‘民俗学史’开始作为常设的重要栏目出现。”③刁统菊：《〈民俗研究〉30年发展及存在问题分析》，《民俗研究》，2016年第1期。

与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官办期刊不一样，地方大学创办全国性学术期刊，道路曲折、艰难。叶涛、赵申等人几经周折，《民俗研究》终于在1987年底获得山东省内部期刊号，1988年底获得全国统一刊号，但是，办刊经费一直捉襟见肘。“我们靠募捐来的钱，在印刷厂的帮助下将刊物一期一期地支撑下来。”④徐经泽口述，赵洪娟、王红霞整理：《草创时期的〈民俗研究〉》，《民俗研究》，2016年第1期。“当时做这个事真是难，徐经泽老师为了还账，最后不得不动用系里的钱，结果惹得大家意见特多。”⑤李万鹏：《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民俗研究》，2011年第4期。

《民俗研究》创办时期由山东大学社会学系创系主任徐经泽任主编，简涛在回忆中说：“我们都赞同走民俗学和社会学相结合的道路，从社会研究和文化研究的视野出发，运用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民俗，着重研究当代民俗，研究民俗在当代社会中的传承与变迁，寻找、发现和利用其内在规律，理论联系实际，为社会发展服务。不要就民俗论民俗，而是把民俗放在社会大环境中进行考察，把整个社会作为一个系统，而民俗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来看待和研究，进而致力于改进和改善这个系统。这就是当时有关民俗工程和民俗社会学的初步设想。”①简涛：《天时、地利、人和——〈民俗研究〉创刊琐忆》，《民俗研究》，2016年第1期。

进入21世纪以来的《民俗研究》总体上来说有几大特征：一是始终坚守民俗学学科基础，在学术发展中保持传统学术的稳定性。民俗史、民俗学史、田野报告、民间文学、民间信仰、民间艺术一直是占比最大的学术版块。二是积极引导学术讨论，关注前沿话题，推动学术潮流。三是在团结全国民俗学者的基础上，重点挖掘和研究山东民俗文化。

《民俗研究》30多年的历史，清晰地反映了中国民俗学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人才结构和学术发展。比如，从各研究机构在《民俗研究》的发文量来看：“排在前面的是山东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华中师范大学、上海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师范大学等。可以发现，这些都是有民俗学或民间文学博士点以及其他相关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等学科的机构，可以说都是民俗学的重镇。……2007—2014发文数量前100位的作者，其中90多位是活跃在民俗学和民间文学领域的专业学者，多数都有本学科博士学位，其中有几位是外籍学者。这表明《民俗研究》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团结学界同仁建立了相对稳定又开放的作者群，成为当代中国人文社科领域培养人才和引领学术的重要基地。”②刁统菊：《〈民俗研究〉30年发展及存在问题分析》，《民俗研究》，2016年第1期。

从中国知网提供的数据看《民俗研究》对海外学界的影响力：“海外读者约占本刊全部读者的17.1%。相比而言，海外读者所占比例远超海外作者。海外作者一般集中在日本、韩国、新加坡、芬兰、德国、美国，而以日本与德国最多，而这两个国家也是民俗学研究较为发达的地区。被海外访问下载和浏览50次以上的文章，仅占文献总量的1.4%，且主要集中在史料与田野资料方面，而有36%的文章甚至没有被海外访问过。”③刁统菊：《〈民俗研究〉30年发展及存在问题分析》，《民俗研究》，2016年第1期。由此可见，促进民俗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增进海外民俗学的理论交流，依然有很长的道路要走。我们既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话语，也要让这些理论话语对接国际学术潮流，一是避免理论研究自说自话，二是避免中国民俗学成为单纯的田野资料供应者。

六、《民族文学研究》等学术期刊在学科建设中的贡献

在民俗学领域，还有四份值得特别提出的杂志——《民族文学研究》《民族艺术》《西北民族研究》《文化遗产》。这四份杂志虽不是民俗学的专业期刊，但是每期都会刊载多篇民俗学、民间文学的论文，有时是以单篇论文的形式，有时是以专题或栏目的形式出现。

（一）《民族文学研究》

《民族文学研究》创刊于1983年底，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主办，始为季刊，第一任主编是贾芝，1986年第1期始改为双月刊。由于许多少数民族没有文字，文化生活多以口口相传，口传文学相对发达，所以，民族文学中很大一部分可以归入民间文学范畴。

民族民间文学中，最重要也最容易做出学术突破的，就是活形态的民族史诗，尤其是《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三大英雄史诗。比如在“创刊号”的《编后记》中就提到：“史诗在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期刊载了三篇讨论史诗问题的文章。今后我们准备继续刊登有关史诗的研究文章。”①佚名：《编后记》，《民族文学研究》，1983年创刊号。

早期《民族文学研究》对民间文学的关注主要聚焦在少数民族的史诗、神话、叙事诗、民间故事四大领域。《民族文学研究》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学术资源，在组稿用稿的同时，也起到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和民间文学方面的学术组织者、引领者的作用，一方面组织专题学术会议，一方面遴选优秀论文发表。

进入21世纪之后，《民族文学研究》突破“民族文学”的藩篱，组织一些纯理论问题的探讨，比如关于“口头诗学”理论的持续探讨，关于“民俗学研究伦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的讨论，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文件解读等。

从1983年到2018年的35年间，《民族文学研究》共计发表民俗学、民间文学类的论文1000余篇，占比最大的几个主题有：“民间文学”主题541篇，“叙事诗”主题236篇，“口头文学”主题195篇，“民间故事”主题152篇，“史诗”主题106篇（其中仅《江格尔》主题即达58篇），“民俗学”主题42篇。

（二）《民族艺术》

《民族艺术》创刊于1985年6月，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管，广西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主办。初为季刊，2013年始改为双月刊。《民族艺术》在34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大艺术、多民族、跨学科”的办刊宗旨，倡导在跨学科背景下用人类学、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在民族民间文化艺术领域进行实证性研究与经验性考察。

民间文艺与民族艺术两个范畴有着大面积的交叉，1985年创刊号共发表22篇文章（不含动态消息），其中至少有一半与民俗学或民间文学相关，由此说明民族艺术先天就与民俗学有着不可分割的天然联系。第一任主编周民震在创刊号《编后小记》中说：“各民族只有不断深入开掘本民族的艺术宝藏，用研究‘土特产’的优异成果，来丰富中华民族的艺术理论宝库，促进各民族艺术理论研究的交流、提高和发展。”②本刊编辑部：《编后小记》，《民族艺术》，1985年创刊号。有的老作者说：“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受到学术界的格外注目，许多研究民族学、民俗学、文化学，以及音乐、舞蹈、戏剧、美术的学者，都把它看作是自己的刊物，而加以支持、关心、爱护。”③顾朴光：《不要人夸好颜色，只流清气满乾坤——祝 〈民族艺术〉创刊十周年》，《民族艺术》，1995年第3期。

按《民族艺术》现任主编许晓明的分析，《民族艺术》与民间文学的深度结合与“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俗称“十套集成”）密切相关，当时广西艺术研究所承担了其中七套集成的编撰工作，在1985至1995年期间，可以看到大量和七套集成相关的论文。这些论文以民族民间艺术为研究对象，同时关注到艺术背后的文化，作者构成也不止于广西，包括许多海内外的优秀民间文化学者，由此形成了《民族艺术》的多学科、开放性特质。

1995年廖明君担任《民族艺术》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在其20年（1995—2014）的主编时间里，正值中国人类学、民俗学勃兴时期，他紧紧抓住以费孝通为首的人类学学者群，以及以钟敬文为首的民俗学学者群，借助这两个学术部落，将《民族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峰，使《民族艺术》“跨民族、大艺术、多学科”的办刊宗旨更加得到突显。

2014年许晓明接手《民族艺术》之后，进一步开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艺术遗产纲目”“传统戏曲保护”“中华传统艺术的海外传播”“中国学者的海外艺术田野”等栏目和专题，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和引领学术前沿，强化了“谣言研究”“视觉人类学”“中国民间文学前沿”“艺术人类学前沿话题系列”等前瞻性学术专题的发文篇幅。

（三）《西北民族研究》

《西北民族研究》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管、西北民族大学主办，1984年试刊，1986年正式发行。初为半年刊，2001年变更为季刊。它以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三大学科为主，多学科共建，立足西北、面向全国，与国际学界对话。目前设有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天地、民俗研究、民族问题与政策、田野调查报告、民族历史探幽、社会学、学术综述与动态等多个栏目。

《西北民族研究》是以郝苏民教授为首的西北民族大学学人创办的专业学术期刊，带有明显的郝苏民学术思想的烙印。20世纪末，郝苏民在西北民族学院参与创办“西北民族研究所”，2001年又创办“社会人类学·民俗学所”，继而扩大为系（院），成为中国高校中第一个民俗学系。郝苏民在创刊号上的第一篇论文《卫拉特蒙古及其民间文学的研究——关于开拓蒙古民间文艺学一个分支的设想》即是一篇民族民间文学方向的学科构想，可见《西北民族研究》从一开始就奠定了融汇民间文学、民俗学的办刊思路。

对于民族类学术期刊与民俗学的关系，朝戈金曾有一段精当论述：“民族学是对民族共同体和民族文化进行比较研究的学问（《麦克米兰人类学词典》），民俗学是研究民众文化形式的学问（《民俗：信仰、习俗、故事、音乐、艺术之百科全书》），一看便知这两者之间有诸多交叉重合的地方。在东西方的学术传统中，两个学科之间常有互相借鉴之处。随手举一个例子，民俗学的研究经常涉及‘认同’问题，传统文化往往被认为不仅是民间智慧的结晶，也是特定人群文化认同的源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卡勒瓦拉》，其叙事传统就长期被认为是芬兰民族文化认同的最重要资源。站在民族学立场上看，‘认同’又是民族学的核心话题之一。在中外民族学文献中，查询关键词‘认同’或identity，会出来数量惊人的成果。所以说，在一本民族学刊物上，出现相当数量的民俗学论文，也可以说是理有固然吧……民俗学问题和民族学问题有时畛域难分，传统文化和民间信仰彼此缠绕，都是比较敏感的问题……从2009年至2018年这十年间，《西北民族研究》一共刊载了1223篇论文，其中民俗学论文295篇，占发稿总量的四分之一。”①朝戈金：《〈西北民族研究〉与民俗学学科建设》，《西北民族研究》，2019年第2期。

《西北民族研究》33年如一日地呼应民族文化建设、注重学术服务社会，比如“一带一路”专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栏、少数民族史诗传统专栏的建设，都可以看作参与国家建设的重大话题，推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具体行动。

（四）《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前身是创刊于2001年的《民俗学刊》。《民俗学刊》系以书代刊的半年刊，由中山大学民俗文化研究中心主办，澳门出版社出版，创办人叶春生教授，具体编辑工作则由施爱东负责。从2001年创刊到2005年改刊，共出版8期。后来由于中山大学中文系整合民俗学与古代戏曲两个学科，共同申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遂于2005年改刊名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季刊），延续《民俗学刊》的期号，从第九辑始编，仍由叶春生担任主编，改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共出版4期，至2006年第十二辑止。由于《民俗学刊》在中国民俗学界影响日益扩大，此前的2003年底，中山大学中文系计划将已有国内统一刊号的系刊《中文刊授指导》变更为《民俗学刊》正式刊行，并由系主任欧阳光与副主编施爱东一同进京向主管部门申办此事。在漫长的申办过程中，中文系最终将刊名锁定为《文化遗产》，并于2007年8月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注销《中文刊授指导》旧刊，启用《文化遗产》新刊。

《文化遗产》（季刊）于2007年11月正式发刊，新刊主编仍为叶春生，实际由古代戏曲学科带头人康保成负责。由于《文化遗产》主要依托“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该中心设有传统戏曲、口头文艺与民俗、非物质遗产保护对策三个研究方向，所以，创刊号21篇稿件中，戏曲类计有6篇，民间文学及民俗学类计有10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类计有5篇。这个比例大致成为一种定式，后来的《文化遗产》虽然一直由戏曲学科主掌，大力刊载戏曲类论文，但毕竟还是民俗学疆域开阔，话题新鲜，从业人数众多，因而总体用稿量略大一些。

该刊自2013年始改为双月刊，每年6期。目前《文化遗产》主要栏目有：文化遗产与文化发展战略、传统戏剧学、民间文艺和民俗学、口传文艺学、口传诗学、濒危方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与实践等，大约每期刊发一到三篇海外学者论文。

（五）其他民俗学及民间文学刊物

在上述知名民俗学期刊之外，全国各地还曾先后有过大量短暂存在的民俗学和民间文学期刊，为培养基层民俗文化工作者做出了贡献。可惜的是，多数刊物在坚持数年之后就因经费问题而停刊，另外一些为了市场化生存，选择了转型，往往变身为“新传奇故事”之类的通俗读物。这些刊物虽非纯学术刊物，但在培养地方民间文化工作者以及培育民间文化爱好者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也为学院派民俗学者提供了来自基层民间文化工作者的调查资料及线索。

对于纯学术期刊，我们可以借用刘锡诚的这段话来做一小结：“这些学术期刊的编辑发行，有力地促进了民间文学学术思潮与学术探讨的发展，推动了学术成果的产生与理论人才的成长，学术期刊的兴办与学术思潮的关系极为密切，而且二者互为促进、相得益彰，期刊办得好、质量高，仰于它的编者能在学术思潮的涌动中得风气之先，以刊发高水平的文章而推波助澜；反过来，学术思潮十分活跃，就能促使期刊编者勇于创新、敢于探索，从而推动学科健康地发展。”①刘锡诚：《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