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达人”陶斯亮：内心深处有盏灯

欣悦

放弃从政

开启慈善公益之路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从医生转型做官员，后来又是如何走上公益之路的？

陶斯亮（以下简称陶）：我是学医的，当了20多年肾病科大夫。1987年，我刚通过副主任医师考核，上级来了调令，调我到刚成立的中央统战部六局任副局长，主要负责和党外知识分子联系。弃医从政，对我来说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因为我内心热爱着医生职业。做统战工作并不是我的强项，4年后我便离开了统战工作岗位。因为专业生疏，我也回不了医院。5个月后，中国市长协会成立，我被任命为市长协会专职副秘书长。统战部接触的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市长协会也是为政治精英服务，我觉得有些不接地气儿。我仍怀念医院的病房，那里可以接触到不同层次的人，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故事，就像一个小社会，更像是中国的缩影。于是，我选择了在中国医学基金会兼任副会长，总算跟医学沾点边。在这里，我开始了28年的慈善公益之路。

记：多年来，您发起了多个公益项目，最让您满意的是哪个项目？

陶：我最满意的是“智力工程”项目。碘是微量元素，人的一生中一勺子碘就够了，如果没有这一勺子碘，人脑发育就会受到严重影响，造成智商低下。大脖子病和克汀病都是因为缺碘。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一些非法商人贩卖非碘盐，导致缺碘地区爆发很严重的问题。当时我们调查发现，有7.2亿人生活在缺碘地区，大脖子病患者达700万，克汀病患者有20万，10岁以下智障儿童有539万。“智力工程”主要做了两项工作：一是呼吁保留地方病防治办公室，让他们在地方病防治，特别是解决碘缺乏问题中继续发挥作用;二是动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院士等专家学者，到缺碘地区调研考察。考察结束后，他们在人大、政协等场合多方呼吁，加速了碘缺乏问题的解决。1994年，国务院颁布了《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条例》。虽然后来出现了碘过高引发甲状腺结节等问题，但“智力工程”至少控制住了缺碘对我们民族素质的威胁。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民族，缺碘会导致我们民族的平均智商下降，所以，我觉得“智力工程”非常有意义。

记：您发起的“世界从此欢笑”救助项目影响很大，有不少感人故事吧？

陶：从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女市长爱尔慈善基金会，到现在的北京爱尔公益基金会，我一直在努力募集资金、对接项目，救助聋哑儿童、扶贫助学。2011年，我与美国慈善家奥斯汀结缘，在中国开展听障患者公益活动。弹指一挥间，今年已是第9年，“世界从此欢笑”慈善救助项目在陕西、四川、云南、内蒙古、宁夏等地资助贫困听障患者突破3万人，覆盖全国近百个区县。去年，我曾经到云南思茅做了一次跟踪调查，一个来自山区的听障患者，头一天来配助听器的时候，神情木讷，心情显得很沉重。第二天，我们驱车到他家里看望，他简直像换了个人，眼睛有神，说现在能和人交流了，他要出去打工挣钱，然后回家盖房子，努力让家人过上好日子。可见走出无声世界对改变人的命运是多么重要。还有一次，一个三四岁的孩子因为没有听力，一直伏在妈妈的背篓中沉睡，当专业工作人员为孩子配上助听器，孩子听到唤醒的声音，眼睛突然睁开，寻找着声音的來源。那一刻，现场所有人都被强烈震撼了，我更是激动万分。每当看到患者从无声世界走出来绽放笑容时，我都会想起这样的话：爱的根本宗旨是要给被爱的人找到一条光明的路，还要给人以人格尊严。

记：您刚在甘肃搞了个有关孤独症儿童的慈善项目，为什么会关注到这个群体？

陶：来自《中国孤独症教育康复行业发展状况报告》的数据显示，国内0到6岁孤独症儿童，以及孤独症患者已超1000万，0到14岁的儿童患者达200余万，而且发病率越来越高，每年新增孤独症儿童超过16万。儿童罹患孤独症已经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每年新增这么多孤独症儿童，这些孩子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救助，将来就无法融入社会，最终会成为社会的负担。其实，在这个群体中有很多特别有天赋的孩子。比如电影《美丽心灵》中男主角的原型、数学家约翰·纳什，就是一个孤独症患者。现在国家很重视孤独症问题，我们这些民间组织可以先行动起来，做一些基础工作。

放弃低调

利用“红二代”优势扶贫助学

记：您曾说过，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做好事要保持低调，现在您还这么认为吗？

陶：我原来认为，低调行事、做好事不张扬才符合中国人的行事原则。现在我才意识到，若想办好慈善，首先要让自己成为一名社会活动家，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必须去影响、调动更多社会资源的支持。每次活动，除了邀请明星，我还会找我的“红二代”老哥们儿老姐们儿帮我站台。他们非常乐意参加公益活动，像李敏、刘爱琴、周秉德、陈伟力等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还有毛泽东外孙女孔东梅、朱德之孙朱和平、陈云外孙女陈奕璇、萧劲光外孙等“小字辈”，都愿意帮我站台。2001年，在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的扶贫助学行动中，我拉上北大中文系教授袁行霈夫妇、冰心女儿吴青等有社会影响力的人。2002年6月，我再次去东乡，拉上了北京市原副市长张百发。当时我们给孩子们带了10斤糖，结果现场来了300多个孩子，不够分。看到没分到糖的孩子急得直哭，张百发心疼坏了，当场宣布捐款15万元。在助学团捐助的30名孩子中，他一个人就认领了4个孩子，一次性为孩子们缴足了6年的学费。此后，我借着市长协会的人脉，开展了“女市长东乡手拉手扶贫助学活动”，每年请一些女市长、知名人士、企业家去东乡看望孩子们，并帮助他们上学。前不久，一个受益于东乡助学活动，后来上了大学的女孩结婚，给我寄来了请柬，我去不了，就给她寄了张贺卡。看着他们能用知识改变命运，我很是欣慰。

记：您已经78岁了，据说有一年您晕厥了4次，甚至把后事都安排好了。做公益工作强度很大，身体能吃得消吗？

陶：前几年我身体是出现了一点状况，但跟做公益没关系。现在我的身体没问题，比很多年轻人还能折腾，新疆、西藏哪儿都跑。从事公益事业能让我更快乐，精神上有一种满足感。去年9月，我准备去西藏看第一批救助的脑瘫儿童康复情况，工作人员怕我受不了高原反应。我说这是第一批项目，我必须亲自去看。到了西藏，我有些高原反应，但吸吸氧也没啥问题，倒是把工作人员给紧张得不行。每年的“世界从此欢笑”项目，我也一定会去现场。每到一个地方，我从来不讲究吃住条件。有一次，工作人员给我安排了一个套间，我让换成了普通单间。坐飞机我也一直坐经济舱，我觉得出行方面能省就省，多省点钱能帮助更多的人。我对基金会的同事说，做慈善内心深处有盏灯，让人很充实，这是一种生活状态。

记：您做公益号召力强，很多人认可您“红二代”的身份。对于“红二代”这种称呼您认可吗？

陶：我原来不认可，为什么要弄一个标记呢？还有一种称呼叫“红三代”，我觉得这更没必要了。可是有人跟我解释说，“红二代”跟“官二代”是有区别的，“文革”中“红二代”几乎无一例外成为“黑帮子女”。“文革”结束这些人已到中年，重新起步，可是没等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就成了退休老人。从这个角度讲，我接受“红二代”这个称呼。我觉得，“红二代”只是精神上继承了父辈的传承，是精神贵族，物质上真的很清贫。我的那些“红二代”老哥们儿老姐们儿，都像街头大爷大妈一样朴实。现在不少“红二代”都在做传承红色文化这件事，他们认为有义务传承父辈的精神遗产、红色基因，成立了很多红色文化组织，也搞了很多活动。我觉得，意识形态领域传承红色文化，这方面我虽然做的不多，但是我从事的公益事业也是一种传承。老一辈革命家之所以九死一生干革命，不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能过上幸福生活吗？我今天做的事情也是让有困难的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记：去年您获得了“2018年度公益人物”“最具网络人气公益人物”等荣誉，想到过会获奖，甚至成为网红吗？

陶：我没想到会获奖，也不想做网红。2012年，当时我还是全国政协委员，接受了一家媒体专访，谈反腐。之后，新浪网邀请我开通了博客，转发了那篇专访，反响很大，光评论就有30多万条，吓得我赶紧关了博客，我可不想当网红。后来，我又开通过一次微博，马上就有3万多人进来了，吓得我又关掉了微博。去年入围这些奖的时候，我看到候选人里有很多明星，他们的粉丝有几千万，所以根本没想到我会获奖。

放弃编制

做个快乐的“草根”

记：您的父母都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他们身上您汲取了怎样的营养？

陶：父母给我的信念，就是现在我们常说的不忘初心，对社会主义的信仰。这个信仰是父母潜移默化给我的。物质财富方面，父亲没有留给我什么东西，他留给我的是：坚定的信仰，正直做人的准则，善良的品质，大是大非面前态度鲜明的性格。父亲对我很疼爱，但是不娇惯。我没考上高中，他坚定地把我送到农场劳动，也没有想过走后门，把我送到哪所学校去学习。后来，我考上了大学，上大学前夕，父亲拉着我的手说：“你看过《陈情表》吗？我和你是相依为命的父女，我对你没有别的要求，就是希望你将来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记：您人生经历了几次重要转折，有没有受到父輩的影响？

陶：受父母的影响，我总觉得人生应该有所追求，不能碌碌无为。当初转行的时候我没想太多，现在回头看，我的胆子挺大的。放弃自己的专业到统战部工作那年，我已经46岁了，一般人在这个年纪不会转行，因为在专业领域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从统战部到市长协会，同时在中国医学基金会兼职，开始接触公益，那时我已经50岁，离55岁退休只剩5年了。可没想到我在市长协会一干就是24年，一直到74岁才退休。退休后，我又创办了北京爱尔公益基金会。市长协会本来有3个事业编制，我们3个老同志都拿到了，退休后可以进老干局，享受公务员待遇。可是协会里的年轻人都没有编制，所以我们一个编制都没要，全都参加社保。因此，我现在领的是北京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我觉得这样挺好，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

记：生活中，您非常喜欢写作，上大学为何读了医学专业？

陶：我原本想学文科，读中文系、新闻系或者历史系，可是我父亲觉得这些太虚了，希望我学一些实际的吃饭本领，鼓励我读医学。虽然读了医学，但我一直保留着对文学的爱好，也喜欢写点东西。深受18世纪、19世纪世界名著的影响，我看了太多那个时期的书，也读过不少中国的革命小说。改革开放以后，虽然文学上百家争鸣，有各种流派，但是工作太忙了，而且名著看多了，看现在的一些书有点读不下去。

记：您接触过很多优秀女市长，您觉得职业女性该如何兼顾事业和家庭？

陶：我从来不赞成为了事业而牺牲家庭。作为一名职业女性，特别是在领导岗位的女性，工作固然忙，要想兼顾家庭和事业，时间不是难题，主要是心态和态度，在家庭和事业之间，要及时调整好角色。女市长这个群体凝聚力非常强，这是女性的优点，开会、学习聚在一起，女市长们表现出很强的亲和力，相互支持，提建议，表现出浓浓的工作友谊和姐妹情。1995年以来，中国女市长协会每年都开办女市长培训班，至今没有间断。女市长们特别珍惜这种充电式学习的机会。不过，大部分女市长都很懂生活，南京有位女市长工作很出色，家庭也很和睦。这位女市长每天早上起床做好早餐后，如果出门时孩子还没起来，她就在餐桌上留一张字条，给孩子写几句问候和鼓励的话。这样，孩子虽然和妈妈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但感受到的关爱一点也不少，情感沟通很顺畅。对于女性来说，事业和家庭是可以兼顾的。惭愧的是，我在这方面没做好。孩子小的时候，我一心扑在工作上，一儿一女都交给我妈妈照看。说实话，孩子怎么长大的我都不知道。现在想想有些对不起孩子，也后悔没有多抽出一点时间陪伴孩子。现在，我有时间就照看外孙，看着外孙一天天长大，内心无比喜悦，也算是弥补了以前没能陪伴孩子的遗憾。

〔编辑：刘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