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保障济贫效应的实证研究

张姗姗　吴春梅

摘要：在对农村社会保障济贫作用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民族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保障现状的调查，构建农村社会保障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模型，分析农村社会保障的济贫效应。结果表明，民族贫困地区农民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满意程度比较低，且对农村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满意程度差别较大;农村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状况越好，农民的收入水平越高;在农村社会保障框架下，健康状况好的农民收入水平比健康状况差的农民收入水平低;性别和年龄对农民的收入水平没有显著影响。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在实施过程中要注意内部3种不同制度间的协调和平衡，要兼顾到各层次群体的需求，防止部分群体主动边缘化。

关键词：农村社会保障;农民收入;济贫;满意度;民族贫困地区;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 F323.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1302（2019）19-0025-04

收稿日期：2019-05-19

基金项目：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编号：16GZYB12）;贵州省教育厅项目（编号：13ZC009）。

作者简介：张姗姗（1981—），女，河南南阳人，博士研究生，副教授，主要从事农村改革与发展研究。E-mail：584085486@qq.com。

通信作者：吴春梅，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农村改革与发展研究。E-mail：523519535@qq.com。

农村社会保障是与城镇社会保障相对应的，在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特定阶段为广大农村人口提供社会保障服务的所有措施集合[1]。农村社会保障的对象主要是农村居民，内容主要包括农村养老保险、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和农村社会救助等;农村社会保障建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障农村居民基本生活，特别是当农村居民遇到灾害或者困难时，是其生活的最后一道保障。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发展中表现更为明显，亟待从根本上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提升农民收入水平，促进脱贫攻坚工作顺利实施和完成，解决现阶段农村社会主要矛盾。

1 农村社会保障济贫作用

在精准扶贫进入攻坚时期，农村社会保障的建立、发展和完善对贫困地区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1 减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能充分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减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简称“新农合”）是农民医疗的基本保障，也是对农民进行医疗扶贫的最后防线，其完善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精准扶贫的最终成效，是农村扶贫的根本保障[2]。《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指出，要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深入推进基层卫生综合改革，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理念。这从根本上肯定了医疗在乡村健康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也为今后新农合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对策和方向。

1.2 适应农村人口老龄化加剧的形势

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能从根本上改善农民的养老条件，从而适应农村人口老龄化加剧的形势。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简称“新农保”）的实施为农民养老提供了基本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农民根深蒂固的“养儿防老”观念，解除了农民养老的后顾之忧[3]。但是，由于国家和地方财政有限，很难完全承担农民的养老责任，因此还需尽快建立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多层次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提升农村养老服务能力，完善农村养老保障，预防因年老而致贫或返贫现象的发生，为农村可持续脱贫提供基础保障。

1.3 完成精准扶贫任务的最后保障

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能充分保障低收入农民的基本生活水平，是完成精准扶贫任务的最后保障，更是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坚实后盾。2009年，国家正式提出“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制定农村低保与扶贫开发有效衔接办法”，标志着我国开启扶贫开发的两轮驱动阶段，开始形成低保保生存、救助防返贫、扶贫促发展、开发奔小康的新格局[4]。农村社保制度在扶贫开发中的作用逐渐显现，随着精准扶贫目标的明确，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简称“农村低保”）在扶贫中的作用更加重要[5]。精准扶贫目标中的“两不愁”靠开发式扶贫解决增收问题，靠低保发挥补差作用和兜底作用。“三保障”的主体是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涉及社会保障内不同制度的銜接问题[6]。因此，完善的农村社保制度是精准扶贫目标实现的坚实保障。

1.4 改善就业环境，为可持续脱贫提供基础保障

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能为贫困农民提供住房保障，改善其就业环境，为其可持续脱贫提供基础保障，解除脱贫的后顾之忧。Sen认为，“贫困不是单纯由于低收入造成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基本能力缺失造成的”;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也指出，脱贫的重点在于增加贫困人口参与经济、社会、政治的机会，如知识教育、技能培训、医疗教育服务、获取资本、完善社会保障等方面，从而为其创造脱贫的客观条件[7]。因此，在精准扶贫攻坚阶段，农村社会保障中的住房救助措施和加强农民工在企业劳动的社会保险参保的权利保障措施，有效地解决了贫困农民因能力缺失和机会缺失而引发的贫困问题，弥补了其能力缺陷和机会缺陷，为其可持续脱贫提供了基础和保障[8]。

1.5 为农民可持续脱贫提供内生保障

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能够有效提升农村教育，为农民可持续脱贫提供内生保障。贫困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是其家庭及个人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保障，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应充分利用农村社会保障的再分配功能发展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提升贫困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使其具有脱贫的内在基础，为其脱贫提供内生保障[9]。因此，在新时代，研究民族地区农村社会保障的济贫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2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2.1 数据来源

研究中的数据来源于笔者所在课题组2017年7月至9月在贵州省民族集中地区组织的实地调查。在调查中，主要选取贵州省扶贫开发重点县的民族地区进行问卷调研，为提高问卷调查回收效率，采取本地学生带领调查人员入户调查的方式进行，共调查5个贫困县，发放问卷500份，回收有效问卷447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9.4%。

问卷调查的主要内容包含4个方面：（1）农民的收入状况，主要包括农民自己对收入的看法和评价、家庭负债或存款状况;（2）农村医疗保险状况，主要包括农村医疗实际状况、农民对医疗及其服务的满意程度;（3）农村养老保险状况，主要包括农村养老实际状况、农民对养老状况及其相关服务的满意程度;（4）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状况，主要包括农村低保状况、农民对低保及其服务的满意程度。

2.2 样本特征

调查农民基本情况见表1。被调查者中男性占55.5%，女性只有44.5%;20～50岁占80.3%;少数民族占56.2%;已婚占61.7%;大部分农民的学历层次较低，高中及以下学历占86.6%;职业类型主要是农民（占81.2%）;健康状况相对较好、一般及以上身体状况占92.8%。从研究样本的情况分布来看，与贵州省民族地区农村状况基本吻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研究价值。

2.3 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中对农村社会保障状况的调查主要从农村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制度3个方面进行，主要考察农民对相关制度及现状的满意程度，按照“非常不同意”“不太同意”“一般”“比较同意”“非常同意”的顺序依次赋值为1、2、3、4、5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农民对农村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满意程度的均值分别为3.12、3.01、2.58，说明农民对农村医疗保险的满意程度最高，为3.12，而对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满意程度最低，只有2.58。但整体上看，农民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满意程度还很低，需要政府加大农村社会保障支出，进行惠农社保建设，提高农民对社保的满意度，提高农民的幸福指数。

3 实证分析

3.1 模型构建

为了分析影响民族地区农民收入状况的因素，本研究构建如下实证分析模型：

RS_i=β₀+β₁gender_i+β₂age_i+β₃health_i+β₄medical_i+β₅endowment_i+β₆lowi+μ_i。

式中：i表示调查对象，β₀表示截距，β₁、β₂…β₆表示变量的待估系数，μi表示误差项。

3.2 变量

为了检验社会保障对农民的济贫效应，本研究的模型变量中，因变量为农民的收入状况，用农民对自己收入的整体评价衡量;自变量用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3个变量衡量，其中，医疗保险的测度是通过对农民对新农合政策制度的满意程度、对新农合医务人员的满意程度和对当地医疗状况的满意程度3个方面进行因子分析，得出综合因子，以代表农民医疗保险水平;养老保险的测度是通过对农民对新农保政策制度的满意程度、对养老金发放的满意程度和对当地养老状况的满意程度3个方面进行因子分析，得出综合因子，以代表农民养老保险水平;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测度是通过对农民对低保政策制度的满意程度、对低保金发放的满意程度和对当地低保状况的满意程度3个方面进行因子分析，得出综合因子，以代表农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模型中变量符号的含义、定义、基本描述性统计结果及系数预期符号见表3。

3.3 估计结果

利用Stata13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见表4。首先，将自变量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控制变量性别、年龄、年龄的平方、健康状况引入模型，进行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法）估计;然后，利用怀特检验法对模型进行异方差检验，结果显示存在异方差，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法）进行异方差修正（模型2），并对模型2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膨胀因子平均值为7.66，大于经验值2，因此本研究采用自动逐步回归法中的前向搜寻法进行回归（模型3），再对回归后的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膨胀因子平均值为1.26，不存在共线性。综合考虑F检验、调整R2、异方差和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模型3的结果最好，因此分析以模型3的结果为准。

3.4 估计结果分析

3.4.1 农村医疗保险状况显著影响农民收入状况 农村医疗保险状况的系数显著为正（系数值为0.13），说明农村医疗保险状况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改善农村医疗保险状况能显著提高农民收入状况，即农村医疗保险状况具有显著的济贫效应。

3.4.2 农村养老保险状况显著影响农民收入状况 农村养老保险状况的系数显著为正（系数值为0.24），说明农村养老保险状况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作用效果在医疗、养老、低保三者中相对最大。因此改善农村养老保险状况能显著提高农民收入状况，即农村养老保险具有顯著的济贫效应。

3.4.3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状况显著影响农民收入状况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状况的系数显著为正（系数值为0.08），说明农村养老保险状况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只是作用效果在医疗、养老和低保三者中最低，可能是因为低保所影响的人口数量有限，其济贫作用影响面较为狭小。改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状况能显著提高农民收入状况，即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具有显著的济贫效应。

3.4.4 健康状况显著影响农民收入状况 在所有模型中，健康状况均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其边际影响为-0.16。表明健康状况好的农民收入水平比健康状况差的农民收入平均低0.16分。可能是因为健康状况好的农民享受的农村社会保障福利较少，从农村社会保障的角度看其收入水平同比下降，从而使其认为自己的收入水平较低。

3.4.5 性别和年龄不影响农民收入状况 性别和年龄变量在所有模型中均不显著，说明性别和年龄状况对农民收入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是与被调查者生产生活的环境相关，在同样环境下生活，男女之间和代际之间对事物的认知会相互影响，从而趋同。

4 结论及启示

本研究以贵州省民族贫困地区农民为研究对象，构建了农村社会保障济贫效应模型，分析民族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状况，得出如下结论：（1）民族貧困地区农民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满意程度比较低，且在农村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中的满意程度差别较大。（2）农村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状况越好，农民的收入水平越高;在农村社会保障框架下，健康状况好的农民收入水平比健康状况差的农民收入水平低。（3）性别和年龄对农民的收入状况水平没有显著影响。

众多研究显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农村扶贫开发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新时代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途径。结合本研究结论，得到以下启示：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在实施过程中要注意内部3种不同制度之间的协调和平衡。目前在“大扶贫”背景下，人们倾向于关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扶贫的兜底效用，认为低保制度是社保衔接扶贫的重要方式。本研究却发现，因低保制度涉及的人口数量较少，其对贫困的正向作用反而弱于新农合与新农保，因此，在新时代脱贫攻坚中应综合发挥农村社保制度中3种制度对扶贫的不同作用，协调和平衡好3种制度的内在关系，从而加速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济贫效应[10]。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在实施过程中要兼顾到各层次群体的需求，防止部分群体主动边缘化。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保障对象是全体农村居民，涉及的方面包含医疗、养老、低保以及其他的救助措施，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医疗和养老基本上兼顾到全体农村居民，而低保和其他的救助措施主要保障的是少数特殊贫困人群的基本需要，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体制外其他农村居民产生不良的心理阴影，影响其生产和生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在社保实施过程中，应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制定合理有效的体制规则，兼顾好各层次群体需要，最大程度地发挥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济贫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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