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董必武留给我的人生财富

□ 董绍新

1975年4月2日，我的爷爷董必武去世了，那年我5 岁，懵懵懂懂的，只知道家里的一位老人不在了，对他的印象却极为模糊。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有关爷爷的故事了解得越来越多，记忆深处的那个身影也慢慢鲜活起来……

不浪费国家一分一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爷爷一直坚持使用刚进城时分配给他的老式办公桌，几次搬家，工作人员都想换张新的，但他始终没答应。爷爷坐的是一把旧转椅，由于转轴松了，坐上去既不稳固也不安全，可是他总不肯换，让工作人员修理后，就这样一直坐到逝世前。

爷爷平时写字，多用毛笔，笔头掉了，就用线或牛皮筋绑紧继续用。他练字从来都是用报纸，写诗、写文章也是以头一年用过的旧日历牌和节目单等废纸作底稿。

爷爷在晚年患有多种疾病，地方上的一些负责同志请他到条件好的地方去疗养，但他都婉言谢绝了。他总说：“我一走动就要兴师动众，给地方人力、物力增加负担。”

1954年9月，爷爷率团参加保加利亚国庆10 周年典礼。东道国发给中国代表团每位团员一笔可观的生活费，用以让客人们买些日用品或纪念品。对此，爷爷建议把钱留给我国使馆作为公用，可是有位团员不同意，说按照财务制度，使馆恐怕没有这个收入项目，担心不好办。爷爷立即向在场的我国驻保加利亚大使询问，当得到肯定的答复时，他二话没说，带头把自己的钱留了下来，代表团其他成员见此情形，也纷纷把钱留给了使馆。

董必武

爷爷在生活上厉行节俭，但是当把钱花在助力民族振兴、培养下一代身上时，他却异常大方。地处武汉市武昌区粮道街的武汉中学，前身就是爷爷与陈潭秋等人于1919年共同筹办的。当年，爷爷当掉了自己唯一的一件皮袍，将换来的20 元钱充作了办学经费。如今的武汉中学，大门口矗立着一尊爷爷的雕像，雕像背后的墙上刻着4 个刚劲有力的大字：朴、诚、勇、毅，这是爷爷当年亲自拟定的私立武汉中学的校训。这4个字深深影响着我，教导着我如何为人、做事。

唯独买书“大手大脚”

爷爷的一个学生曾经说过：董必武老师一生的嗜好就是“读书与革命”，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爷爷的生活状态。爷爷一生不抽烟、不喝酒，工作之余，就是爱好读书、写字和吟诗。

革命战争年代，遇到敌情严重部队必须撤退转移时，爷爷的衣物都可以丢下，唯独书籍必须带走。长征途中分配给爷爷使用的马匹，除去用来给伤员和病号乘坐外，基本上都用来驮书了。

爷爷买什么东西都要精打细算，却唯独在买书上舍得花钱。在南京时，他经常兴致勃勃地跑到夫子庙逛旧书摊；在上海时，过不了多久就要去一次商务印书馆。那时，尽管出门之前需要稍加化装，但他也乐此不疲。他到旧书摊或书馆，一看就是几个小时。爷爷买的有些书已是破旧不堪，甚至看不到封面了，身边的工作人员问他：“您买这种破本本干啥?”爷爷说：“别看它是旧书，里面可有宝哩!”

爷爷对历史很感兴趣，一次，他淘到了一套《资治通鉴》，高兴得不得了，但老板开口就要500万法币。工作人员嫌贵，可爷爷却坚持要买。爷爷兴奋地说：“这书难得呀，这次让我碰见了，真怕他不卖给我们。”工作人员说：“不卖我们就去买新的!”爷爷摇摇头：“在这年头，还有谁会新出版这些书呢?即使有，恐怕也不会比这便宜吧。”

经过几十年的积累，爷爷的藏书量相当可观，其中还有不少珍贵古籍。他在世时曾多次讲过，这些书要送给家乡的人民。爷爷逝世后，遵照他的遗愿，我们将这些藏书全部捐献给了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