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渐”与“西传”
——丝绸之路上“狮子舞”回授现象的研究*

刘玉芝 孙振民

（菏泽学院，山东 菏泽 274015）

所谓的回授现象就是指文化之间的一种相互包容、互相渗透的情况。这在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中表现的尤为明显。比如在新疆出土的一些瓷器、丝绸布料中的花纹样式、织造与制造工艺以及丝织品上许多汉字纹饰都佐证这一切。但这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体现的最为明显的还是“狮子舞”的回授。

一、方外来物——狮子舞的东传

狮子并不产于中原地区，而是域外之物。《汉书·西域传》记载乌弋国有狮子，《续汉书》记载条支国出狮子，郭璞、慧琳认为师子产自于西域。域外之物狮子能来到中原得益于丝绸之路的开通。张骞开通西域以后，《汉书·西域传赞》就写到：“钜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此后西域各国也陆续向中原王朝进献狮子。《后汉书·西域传》对于安息国使者献狮有四次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有西域诸国多次进献狮子的记载。《旧唐书》中有康国、波斯、吐火罗遣使献狮子的记载，《新唐书》中也有大食、西突厥向唐王朝进献狮子的记载。

因此狮子舞也不可能是中原本土文化的产物，很可能是由外部传入的。杜佑在《通典·坐立部伎》曾说：“《太平乐》，亦谓之五方师子舞。师子鸷兽，出于西南夷天竺、师子等国。”《旧唐书·音乐志》也有：“五方狮子舞，出于西南夷天竺。”《新唐书·回鹘传》记黠戛斯“戏有弄蛇、师子、马伎、绳伎”。有的学者认为狮子舞系缘于近东—西亚与内陆亚模拟兽舞。综上所述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狮子舞是方外来物，其伴乐、舞蹈、舞狮郎等都有浓郁的异风胡俗特色。

二、狮舞东方——狮子舞的传入与汉化

狮子舞源于西域，但真正发扬光大却是在中原地区。我国历史上对于狮子舞传入中原地区有明确记载的是《新唐书·音乐志》：“龟兹伎……设五方狮子，高丈余，饰以方色，每狮子有十二人，画衣执红拂，首加红抹，谓之狮子郎。”白居易在其白居易有《西凉伎》也曾写到过狮子舞，其曰：“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子。”《乐府杂录·龟兹部》也载：“五常狮子舞由龟兹传入长安。”

狮子舞传入中原地区后，不仅成为一种群众性的风俗舞，还是是宫廷中一种规模浩大的舞蹈。段安节《乐府杂录》中曾说：“戏有五方狮子，高丈余，各衣五色。每狮子有十二人。戴红抹额、衣画衣、执红拂子，谓之狮子郎，舞太平乐曲。”宫廷狮子舞的表演体现了明显中原文化和君权主义色彩。五方狮子是五头狮子占据五个方位，即东、南、西、北、中，除中央的‘黄狮子’是二人合扮之外，其余四方都是一人扮的。在颜色上，是按金、木、水、火、土分作红、黄、青、白、黑五色。中央方位和黄色是至尊无上的象征。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原地区的狮子舞不仅有机地融入到汉文化中，还成为皇权的象征。

三、今非昔比——中原狮子舞的西传

以前西域的狮子舞在中原地区经过改造后，已经成为汉文化的一部分，等它再次回授到西域后，已今非昔比。在此后我们会发现西域的狮子舞，更多的是这种已经汉化了的狮子舞。纪昀《乌鲁木齐杂诗》卷六载：“孤木地屯以舞狮相赛……昌吉人舞酣之际，喷出红盏五、六尺，金书‘天下太平’……观众喧观。”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到带有明显的屯、天下太平等汉文化特色的东西。考古发现也证明了汉化狮子舞在西域地区的流传。在吐鲁番出土的舞狮俑中，假狮子的躯体被涂成弯曲的细毛状，狮头红、黑白相间、通体白色，这与以前的狮子形象不同，应该是五方狮子的一种。所以这个狮俑实际是中原和西域两地对一种艺术形式的认同并遥相呼应的一个脚注。而此后的西域狮子舞表演中，多了几分柔和的色彩，而少了些动物的戾气，已经具备了汉民族吉祥文化的内涵。

四、结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狮子舞并非汉土之物，它是西域传入中原地区的。狮子舞在中原发展的过程中，吸收了汉民族的艺术形式，接纳了汉文化的意蕴，根据中原地区民族的审美观和需求而进行了改造、创新，促进了这种艺术形式向更高层次的发展。汉化的狮子舞不仅流传于中原大地，还回传到西域地区，甚至远播到海外，成为中华文明的象征。狮子舞的回授现象说明丝绸之路上文化的传播绝非单向的，而是双向，甚至是多向的。融合是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