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之战

余华

我对儿子最早的惩罚是提高自己的声音，那时他还不满两岁，当他意识到我不是在说话，而是在喊叫时，他就明白自己处于不利的位置了，于是睁大惊恐的眼睛，仔细观察着我进一步的行为。当他过了两岁以后，我的喊叫渐渐失去作用，我开始增加惩罚的筹码，将他抱进卫生间。狭小的空间使他害怕，他会在卫生间里“哇哇”大哭，然后就是不断地认错。这样的惩罚没有持续多久，他就习惯卫生间的环境了，他不再哭叫，而是在里面唱起了歌。接下去我只能将他抱到屋外，他的反应就像是刚进卫生间时那样，号啕大哭。可是随着抱他到屋外次数的增加，他学会了如何让自己安安静静地坐在楼梯上，这样反而让我惊恐不安。于是我只能立刻终止对他的惩罚，开门请他回来。

当我儿子接近四岁的时候，他知道反抗了。有几次我想把他抱到屋外，可他下地之后便以难以置信的速度跑回了屋内，并且关上了门，把我关到了屋外。现在，他已经五岁了，而我对他的惩罚黔驴技穷以后，只能启动最原始的程序，动手揍他。就在昨天，当他意识到我可能要惩罚他时，他像一个小无赖一样在房间里走来走去，高声说着：“爸爸，我等着你来揍我！”

我注意到我儿子现在对付我的手段，很像我小时候对付自己的父亲。儿子总是不断地学会如何更有效地去对付父亲，让父亲越来越感到自己无可奈何；让父亲意识到自己的胜利其实是短暂的，而失败才是持久的；儿子瓦解父亲惩罚的过程，其实也在瓦解父亲的权威。人生就像是战争，即便父子之间也同样如此。当儿子长大成人时，父子之战才有可能结束。

我记得最早的成功例子是装病，那时候我已经上小学了。现在我已经忘记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我装病，我所能记得的是自己假装发烧，父亲听完我对自己疾病的陈述后，将他的手伸过来，贴在我的额头上。那时我才想起来自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我竟然忘记了父亲是医生，我心想完蛋了。幸运的是我竟然蒙混过关了，当我父亲明察秋毫地意识到我什么病都没有的时候，他没有去想我是否在欺骗他，而是对我整天不活动表示极大的不满。他明确告诉我，我什么病都没有，我的病是我不爱活动，然后他让我出门去，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但必须得两个小时以后再回来。

父亲的怒气因为对我身体的关心一下子转移了方向，使他忘记了我刚才的过错和他正在进行的惩罚，给予我一个无罪释放的最终决定。我立刻逃之夭夭，然后在一个很远的安全之处站住脚，满头大汗地思索着刚才的阴差阳错，思索的结果是：以后不管出现什么危急情况，我也不能再假装发烧了。

我装病的伎俩逐渐变本加厉，到后来不再是为了逃脱父亲的惩罚，而是开始为摆脱扫地或者拖地板这样的家务活。有一次我弄巧成拙，当我声称自己肚子疼的时候，父亲的手摸到了我的右下腹，他问我是不是这个地方，我连连点头，然后父亲又问我是不是胸口先疼，我仍然点头，接下去父亲按照阑尾炎的病状询问我，而我一律点头。其实那时候我自己也弄不清是真疼还是假疼，只是觉得父亲有力的手压到哪里，哪里就疼。

然后，在这一天的晚上，我躺到了医院的手术台上，两个护士将我的手脚绑在了手术台上。当时我心里充满了迷惘，父亲坚定的神态使我觉得自己可能是阑尾炎发作，可是我又想到自己最开始只是假装疼痛而已，尽管后来父亲的手压上来的时候真的有点疼痛。我的脑子转来转去，不知道该如何去应付接下去将要发生的事，我记得自己十分软弱地说了一声：我现在不疼了。我希望他们会放弃已经准备就绪的手术，可是他们谁都没有理睬我。

等到我醒来的时候，我已经睡在家里的床上了。我感到哥哥的头钻进了我的被窝，又立刻缩了出去，连声喊叫着：“他放屁啦，臭死啦。”然后我看到父母站在床前，他们因为我哥哥刚才的喊叫而笑了起来。就这样，我的阑尾被割掉了，而且当我还没有从麻醉里醒来时，我就已经放屁了，这意味着手术很成功，我很快就会康复。

很多年以后，我询问父亲，他打开我的肚子后看到的阑尾是不是应该切掉。我父亲告诉我应该切掉，因为我当时的阑尾有点红肿。我心想“有点红肿”是什么意思，尽管父亲承认吃药也能够治好这“有点红肿”，可他坚持认为手术是最为正确的方案。我的看法和父亲不一樣，我认为我这是自食其果。

程艳霞摘自《青年文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