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我国宏观经济研究的最新进展

陈享光 李振新

[摘 要]摘要2018年我国经济学界主要研究了全球化再平衡与我国宏观经济态势、经济增长与高质量发展、宏观经济波动与经济周期、财政政策及其宏观效应、货币政策规则与货币政策有效性、外部冲击与宏观经济平衡等问题，并在这些问题的研究基础上取得了新的进展。

[关键词]关键词全球化再平衡;外部冲击;经济波动;政策传导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F123.16[文献标识码]A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1673-0461（2019）11-0001-08

2018年我国宏观经济研究主要集中在全球化再平衡与我国宏观经济态势、经济增长与高质量发展、宏观经济波动与经济周期、财政政策及其宏观效应、货币政策规则与货币政策有效性、外部冲击与宏观经济平衡等问题上，并在这些问题的研究基础上取得了新的进展。

一、全球化再平衡与我国宏观经济态势

黄鹏等[1]从经济全球化再平衡的宏观层面出发，利用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详细研究了中美贸易摩擦对两国以及全球价值链活动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研究发现，随着贸易摩擦程度的升级和范围的扩大，中美贸易摩擦会对我国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产生叠加效应。然而中美贸易摩擦并不会完全阻断中美贸易联系，在全球价值链的贸易缓冲带作用下，中美贸易联系能够得到间接的维系。最后他们建议，为了避免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贸易损失及其对我国宏观经济环境恶化的影响，应当加快内部经济结构调整，加强国内自主产权的保护，探索外资引进机制，通过与欧盟、东盟等国家建立自贸区来避免中美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

李成和汤铎铎[2]认为，我国宏观经济面临新的内外部挑战。第一，我国居民部门已成为最主要的国民财富持有者，但是人均财富规模尚小、结构单一且财富集中度高;第二，资产管理等非传统金融业的膨胀和实体经济的收缩，导致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日渐脱离;第三，全球化背景下中美贸易摩擦既有我国货币金融实力不足等需求面的因素，还有来自于高端产业竞争等供给面的因素，中美摩擦并不是单一事件，而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具有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不仅在短期内对我国经济造成直接影响，而且影响主要在中长期。他们认为，为了应对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挑战，一方面应当立足长远，保持战略定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科技与产业的融合，发挥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另一方面要善于利用需求管理政策，熨平短期经济波动，及时阻隔风险蔓延。

陈彦斌等[3]认为2018年我国宏观经济增速基本保持稳定，就业形势总体向好，物价水平基本稳定。然而面对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新常态下我国宏观经济主要面临以下6个风险点：一是房价持续上涨与家庭债务压力不断加大，房价上涨对城镇居民的消费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容易导致居民消费增速过快下滑的风险;二是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可能引起宏观税负加重的风险;三是民营企业的经营成本仍然偏高，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正进一步加剧，需要警惕民间投资增速下滑的风险;四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以及中美贸易摩擦局势下可能会带来出口增速的下滑;五是工业企业效益状况存在显著恶化的风险;六是结构性去杠杆容易导致企业信用风险加速暴露，需要警惕去杠杆过程中的金融体系不稳定性风险。因此，他们建议应当加大财政政策的力度，大规模实施减税降负;继续实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加强微观审慎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的配合;将基础性研发作为产业政策的主要任务，促使产业政策向功能项政策转变;完善居民保障和收入分配释放居民消费需求等政策措施，从而最终推动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

欧阳志刚和彭方平[4]利用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双轮驱动模式分解了我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和相依周期，并探讨供给层和需求侧的相互影响。研究发现，需求层和供给层共同推动我国当前的经济增长，然而目前我国需求侧趋势和供给侧趋势都处于下行阶段，并且供给侧的下降速度更快，这就说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处于下行阶段既有来自于供给侧的因素又有需求侧的因素，但供给侧的原因更为重要。因此他们建议，在我国当前的供给层结构性改革中，长期宏观经济政策应着重于供给层的优化完善，同时要协调使用需求层的短期宏观经济政策，通过两种政策的协调搭配，双轮驱动我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

二、经济增长与高质量发展

徐现祥等[5]利用经典的增长核算方程，将经济增长目标和经济发展质量置于统一的经济学理论框架内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政府管理当局将要素投入作为主要政策工具时，经济增长目标和经济发展质量是不可兼得的，但是当地方政府转变政策工具，将创新驱动发展作为其主要的政策工具时，经济发展质量和经济增长目标之间能够相互促进。因此他们认为，由于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如果各级地方政府理性地淡化经济增长速度目标，转而强调经济发展质量目标时，中国经济发展能够具备足够的韧性。因此他们建议，当前我国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推动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尤其注重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而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和高质量發展的双重目标，从而终结“中国经济崩溃论”。

李江龙和徐斌文[6]利用2003—2012年间我国275个地级市的数据，采用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构造了城市层面的绿色经济增长率指标，从而对资源丰裕程度与绿色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第一，2003—2012年期间，平均绿色经济增长率比同期地级市的平均实际经济增长率低4.3个百分点，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进程远远滞后于实际经济增长速度，我国亟需推动经济发展向绿色可持续的方向转型;第二，自然资源丰裕度高的城市面临着更低的绿色经济增长水平，这是因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分别通过挤出科技研发投入、挤出对外贸易以及提高第二产业比重等途径降低了地区绿色经济增长能力。因此他们建议，要根据地区资源丰裕水平、经济增长以及环境承载力综合制定合理地发展目标，同时应该以绿色经济增长指标取代传统的GDP指标，着力推动资源型城市绿色可持续发展。

张宇[7]通过控制地方运输成本的变化，重新测算了地方政府对地区经济的保护程度，然后基于我国收入分权与支出分权错配的角度对地方保护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第一，在不考虑各地区经济竞争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行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第二，在考虑到各地区的经济博弈后，本地区的保护行为会与其他地区的地方保护程度之间形成联动，相互强化。由于其他地区的地方保护程度对本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冲击，因此尽管就单个地方政府来看，地方保护是一种占优策略，但是就社会总体来说，地方政府却陷入了囚徒困境，从而降低了社会总体的经济增长水平。因此他们认为，需要确立多元化的经济发展目标体系，通过税制改革化解地方财政收支权力错配带来的财政收支压力，从而降低地方保护程度，促进社会总体经济增长。

刘晓光等[8]将金融深化理论与债务-通缩机制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提出了杠杆率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假说，然后利用全球179个国家1960—2015年的面板数据对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实证考察。研究发现：第一，杠杆率变化和经济增长与经济衰退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并且这种关系受到发展阶段和债务类型的影响;第二，杠杆率不仅总体上降低了经济增长率，而且总体上提高了发生经济衰退的概率，杠杆率对经济增长率和经济衰退概率的影响效应均存在着紧缩触发机制和临界值增速，外债杠杆率具有类似作用机制和作用结果，但公共杠杆率的影响效应并不显著;第三，高储蓄率和全要素增长率能够缓解杠杆率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负面效应。最后他们建议，要加强宏观审慎管理，探寻杠杆率与经济增长动态平衡关系的临界值，建立风险预警安保机制，提高杠杆利用效率，保障杠杆形成有效的资本积累和研发创新，从而推动中国长期经济增长。

高琳和高伟华[9]构建了表示辖区间竞争强度含义的空间细碎化指标和规模经济含义的人口规模细碎化指标，在分权竞争的框架下实证考察了辖区细碎对城市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竞争效应主要通过第二产业的渠道促进经济增长，并且这种效应随时间而产生改变，依次经历了由强至弱，最后到没有影响的变化过程;第二，人口规模细碎化对规模效应的抑制愈来愈强，进而对城市经济增长产生了明显的阻碍。因此他们认为，不仅应当改变政绩考核的激励模式，而且应该调整现行的行政区划体系，减少行政边界对经济边界的分割，削弱或扭转我国地方竞争的不利影响，从而促使长期经济增长更依赖规模效应。

邵宜航[10]等将职业阶层因素纳入包含创新的经济增长模型，考察社会分层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然后利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当创新阶层的社会地位低于与其存在激烈人力资源竞争的其他职业阶层时，会降低社会总体的创新水平，从而阻碍长期经济增长水平;第二，职业阶层差异对创新水平的扭曲程度与创新阶层的创新效率正相关，当存在来自其他阶层的激烈竞争时，创新阶层的创新效率越高，越会抑制长期经济增长水平;第三，职业阶层的社会地位和声望差异会导致创新人才向管理阶层流动，

而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取决于管理阶层选考制度是否会强化人们的阶层差异观念。如果选考制度强化了管理阶层的精英意识，就可能驱使过多的人才离开创新阶层，从而不利于增长。反之，选考制度有可能因缩减管理阶层规模而有利于增长。

汪锋等[11]将反腐政策纳入到内生经济增长条件收敛框架中，而后采用我国2000—2014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动态面板数据差分GMM方法实证考察反腐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同时定量分析腐败、反腐败政策与我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腐败程度高低显著影响反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腐败程度较低时，反腐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然而当腐败问题十分严重时，反腐可能会阻碍经济增长;第二，长期实施高强度反腐能够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因此作者认为，不应该片面强调腐败会对经济发展起到“润滑剂”作用，而应该利用反腐行动重构中国经济运行的制度环境，积极探寻反腐促进经济增长的最优路径，从而推动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的发展。

三、宏观经济波动与经济周期问题

朱军和许志伟[12]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纳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中，进而研究财政分权下的地方性公共投资支出及投资竞争对我国短期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财政分权框架下的多级地方政府模型可以解释约64%的经济波动、47%的投资波动以及62%的消费波动;第二，地方性投资政策能够拉动地区经济增长，同时与其他地区的贸易往来能够对邻近地区产生正向的溢出效应;第三，深度的财政分权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短期波动效应存在异质性，明显地提高了地方财政支出的波动，同时降低了中央财政支出的波动，然而从长期来看深度财政分权提高了社会总产出和社会福利水平。因此他们建议，应当根据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不同财政支出效率，合理确定分权和集权的界限，通过两级政府的政策协调提高财政政策调节宏观经济运行的效率。

赵旭杰和郭庆旺[13]利用动态因子模型将代表我国经济周期变动的因素从各省份的城镇就业人数变动和人均工资变动中进行分离，同时还提取了代表经济周期和省级城镇人数以及人均工资变动的协同性因子，进而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研究我国产业内部结构变动对短期宏观经济波动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产业对我国宏观经济波动作用并不显著，第二、第三产业对我国宏观经济波动具有强烈的非对称影响，第二产业对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主要通过制造业渠道产生作用。因此他们认为，应因地制宜地制定各地區的产业结构调整计划，实现地区间的优势互补，同时要在产业结构调整进程中忍耐一定程度的宏观经济波动。最后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促进农村劳动力向第二和第三产业转移。

梅冬州等[14]构建了一个包含金融加速器效应的DSGE模型，同时依据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将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和财政支出结构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进而讨论房价变动对经济波动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外部冲击导致的房价波动，能够引起土地价格波动，进而影响到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由于地方政府对地区经济增长和基础设施投资的偏好，这将会导致地方投资和资产价格的波动，金融加速器进一步将这种价格波动和投资波动放大，从而引起地区经济的剧烈波动。因此他们建议，一方面可以通过提取部分土地出让金，建立土地储备基金，提高地区公共服务水平，进而弱化地方土地财政收入与外部冲击和房价波动的联动性;另一方面提高财产税和土地增值税的税收强度，减弱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收入的依赖，从而降低我国宏观经济波动。

潘敏和袁歌骋[15]利用全球97个国家1980—2015年的跨国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金融部门去杠杆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同时还进一步检验了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结构变迁是否会对金融去杠杆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金融去杠杆会明显增大宏观经济波动;第二，金融结构的变迁和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中介的发展不会对宏观经济波动与去杠杆之间的关系产生明显的作用;第三，以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市场的发展会明显地抑制金融去杠杆过程中的宏观经济波动效应。因此他们建议，在金融去杠杆过程中，应该创造有利的宏观经济环境，从而有效发挥金融中介的风险分散功能。

郭念枝和村濑英彰[16]依据微观经济主体的最优化行为构建了动态的宏观经济模型，将1998年之后的中国经济增長率、劳动收入份额的波动以及资本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错配等问题进行了整合解释。研究发现：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引起储蓄对消费的替代和非生产性资产对生产性资本的替代，当实体经济的利润被挤压到一定限值后，会提高非生产性资产的替代速度，进而严重影响资本积累进程导致经济下行。因此他们认为，应当放松我国当前的人口政策，全面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增加劳动力供给，降低劳动力成本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持久动力。同时要提高实体经济的资本收益，抑制非生产性资本的收益，促使资本更多流向实体经济。

林滨等[17]根据1998—201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实证发现，融资约束在不同效率企业之间的异质性，然后通过构建包含金融摩擦和效率异质性的DSGE模型，研究了金融摩擦和资源错配对我国宏观经济波动和经济产出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第一，金融摩擦使得高效率企业面临更紧的融资约束，从而导致社会经济资源错配，而社会总体资源错配会降低经济总体的全要素生产率;第二，外生技术冲击既可以通过资源错配导致经济产出波动，还可以通过直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影响到经济产出波动，而外生金融冲击只能通过资源错配途径影响到经济波动;第三，通过对中国宏观经济数据的参数校准，发现金融摩擦费用的下降能够降低外生技术冲击和外生金融冲击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因此他们认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放松对高效率企业的融资约束，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降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促进经济长期健康可持续增长。

马文涛和马草原[18]从地方政府对微观个体的担保出发，同时将金融分权、分税制改革以及户籍管理制度等因素纳入考察范围，利用动态多区域的DSGE模型分析了地方政府担保对地方债务和地区产出波动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地方政府的担保受到地区产出增速的影响，同时也会受到地方之间竞争的影响;第二，当地区产出增速对地方政府担保的影响占据主导地位时，政府担保与资本之间为正相关，但是与企业的生产效率之间呈负相关，从而产出明显下降时，地方政府债务剧烈膨胀，政府担保与经济产出之间可能呈现负循环关系;第三，当地方竞争对政府担保的影响占据主导地位时，政府担保与经济产出之间可能呈现正循环关系;第四，地区产出增速和地方间竞争对政府担保的作用机制，可能会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以及地方政府债务的大幅波动。因此他们建议，要平衡好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的关系，采用灵活的宏观政策调控体系，通过对宏观调控机制的完善，提高政策决策的前瞻性。同时要加快财政体制改革，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关系，增加政府决策的透明度，打破中央对地方的担保以及地方政府对微观个体的担保。最后要弱化地方政府的GDP单维度考核指标体系，构建包含经济增长、创新驱动发展等因素的多元化指标体系。

四、财政政策及其宏观效应

朱军等[19]利用NKDSGE模型将政府债务的应对规则如财政压力、财政整顿等因素纳入到金融系统中，从而讨论政府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最后探讨了政府在既定宏观目标下的最优政策选择问题。研究发现：第一，我国扩张性的财政支出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最为显著，然而政府债务规模的增大却抑制了扩张性财政支出政策的有效性，同时财政空间的缩减效应会传导至金融市场，进而对金融资产的定价机制产生扭曲作用;第二，在不利的金融冲击下，财政整顿能够有效减缓政府债务规模过大的宏观经济影响，从而提升政府财政政策的有效性;第三，“宏观审慎双支柱政策+财政整顿政策”组合的政策效果要优于“宏观审慎双支柱政策+货币政策”组合，为了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为财政整顿政策预留一定的政策空间很有必要;第四，货币政策应对实体经济冲击的政策效果较好，而宏观审慎双支柱政策应对金融体系冲击的政策效果较好，财政整顿政策、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配合能够减弱经济摩擦对经济的扭曲。因此他们建议，应根据金融市场波动合理制定财政整顿政策，将宏观审慎政策作为首要防线，而货币政策则应退居其次，作为宏观审慎政策的后盾，同时要建立完善财政政策的缓冲机制，为财政政策发挥功能预留空间。

饶晓辉[20]认为财政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之间存在着时间间隔，微观经济主体可能在财政政策实施前获悉政策讯息，从而可能会对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产生影响，通过将财政政策讯息冲击纳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进而考察了我国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和政策有效性问题。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政府财政政策的宏观影响与信息结构的差异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当忽视财政政策的讯息冲击时，将会难以捕捉到真实的财政政策效应;第二，就财政政策的讯息冲击总体影响来看，政府购买和劳动所得税的讯息冲击提高了经济总体的产出水平;第三，就财政政策讯息冲击的影响结构来看，政府购买和劳动所得税对产出的影响在政策实施前产生了正向偏离，而资本所得税的讯息冲击却产生了负向偏离。

丛树海和张源欣[21]为了理顺我国财政政策宏观效应的周期性特征，引入了多频谱分析方法，利用极大似然小波分解（MODWT）将序列周期性趋势成分中的扩张效应进行了分离，最后通过时变参数的结构向量回归模型（TVPSVAR）分析我国的财政预算收支政策和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我国财政收支政策的变动与经济周期性趋势是逐渐趋同的，财政政策的实施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性，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单位变化将会导致财政收入同向变化0.7个单位，而财政支出同向变化仅0.05个单位，财政预算收入的单位变化引起财政支出同向变化0.9个单位以上。最后他们建议，要注重通过财政税收体系结构的完善和来提高财政政策宏观调节的有效性，从而减弱财政政策与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顺周期性。同时逐步建立跨年度的财政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制度，从而提高动态财政预算平衡的效率。

郭长林[22]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异质性企业、纵向产业结构和分割劳动力市场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分析我国传统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就业的总体影响和结构性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政府大规模的财政扩张政策会减低民营企业的就业水平，随着财政政策效果的日渐显现，企业总体的就业水平会不断下降;第二，企业的要素禀赋、产业结构和分割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弹性是财政政策影响就业水平的主要因素。企业的资本密集性程度越高，企业的就业水平越低;产业间的关联性越高，财政政策对就业的负面效应越大;当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弹性很低时，财政政策对就业的影响并无显著影响。因此他们认为，应当提高政府的投资效率，避免重复建设带来资源浪费以及通过逐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的方式来促进我国劳动力人口就业水平的提高，从而促进我国长期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张杰等[23]将财政自动稳定器嵌入到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中，进而分析了生产性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支付体系、转移支付体系以及财政稳定政策的集成体系对宏观经济稳定的作用机制和有效性问题。研究发现：第一，比例税的缩减能够熨平经济波动，同时增加社会经济福利水平，税收支付体系具有典型的逆周期特征;第二，转移支付具有类似减税的调节功能，并且转移支付的经济稳定效应要优于减税的政策效果;第三，生产性财政支出政策在短期内的经济稳定效果优于财政自动稳定器，然而就长期经济稳定增长来说，生产性财政支出政策一方面会导致过度投资，另一方面对社会福利水平的提升作用并不显著;第四，财政稳定政策的集成体系在防止通缩上的政策效果要优于单一政策的宏观调节效应。因此他们建议，加强个人所得税税基管理，发挥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提高居民福利水平;優化转移支付结构，促使支出结构更偏向于民生性领域，从而减低生产性财政支出的比重，促进经济长期增长和社会福利水平的稳步提升。

詹新宇等[24]构建了包含财政预算决策过程（即财政规则）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利用该模型分析理性预期、混合预期以及自适应预期视角下的财政预算决策过程对宏观经济调节的有效性问题。他们发现：政府财政预算决策过程中的预期冲击和“超预算”冲击分别贡献了我国产出波动的23.18%和42.65%，同时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超预算”支出的刺激效果在传统的适应性预期情形下效果最弱，而在混合预期下政策效果明显改善，在理性预期下的财政政策效果最优。因此他们认为，我国传统的基数预算类似于适应性预期，而目前我国正处于“基数+零基”的过渡阶段，由于理性预期下的财政政策效果最为显著，因此为了提升政府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应当充分重视理性预期在财政预算决策过程中的作用，根据既有信息和对未来形势的判断，提升我国财政政策的前瞻性和指引性。

吕冰洋和张凯强[25]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的支出偏向纳入宏观理论模型，进而考察政府一般性转移支付、生产性转移支付和民生性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的影响机制，并结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中国县级财政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转移支付对税收努力的影响存在政府支出偏向效应，当上下级政府对生产性支出比较重视时，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增加能够减低企业实际税率，生产性专项转移支付的增加会促进地方政府提高地区实际税率，而民生性专项转移支付的影响是不确定性的。然而当上下级政府比较重视民生性支出时，得到的却是相反的结论。

五、货币政策规则与货币政策有效性

金春雨等[26]将货币供应量规则、泰勒规则、前瞻性利率规则纳入到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中，进而分析不同的货币政策规则是否会导致经济系统存在着唯一的最优均衡解，并讨论了不同货币政策规则下的政策空间、福利损失以及政策目标效果。研究发现：第一，不存在最优的货币政策规则促使经济系统实现唯一的均衡，不同发展阶段的政策目标以及外部宏观状况的改变，都会引起货币政策的变化;第二，货币供应量规则的政策空间最小，而且社会福利损失最大，泰勒规则在维持宏观经济稳定方面具有良好的政策效果，而利率前瞻规则对于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效果较好。因此他们认为，中央银行应该根据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政策目标及外部宏观经济状况适当采取泰勒规则或利率前瞻规则，同时要摒弃货币供应量规则。

庄子罐等[27]将预期货币政策冲击和未预期到的货币政策冲击嵌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并结合数量型货币政策规则和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采取贝叶斯估计方法对模型进行参数校准，进而分析了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发现：第一，包含预期的货币政策冲击对模型的解释力较强，这表明预期货币政策冲击的宏观经济效应更大，如果忽视预期在货币政策调节中的作用，那么很可能会低估实际的货币政策效果;第二，相比于价格型货币政策，我国当前阶段实施的以数量型调控为主的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效果更为有效和持久;第三，无论预期货币政策冲击还是未预期到的货币政策冲击，价格型调控政策还是数量型调控政策下，货币政策冲击对投资的影响都最为显著，而对通货膨胀影响较小。因此他们建议，应当加强货币政策的预期管理，促使公众形成理性预期，现阶段要以数量型货币政策为主，同时辅以价格型货币政策，通过两者协调使用，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战明华等[28]构建了一个包括企业、家庭和商业银行的最优决策一般均衡模型，从而重点分析互联网金融发展如何影响我国货币政策银行信贷渠道的作用机理与作用效果问题。他们发现：第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能够减少金融市场上的融资约束，从而减弱了货币政策的银行信贷传导渠道;第二，互联网金融发展主要通过银行资产负债结构、证券市场的流动性约束以及企业融资结构作用于货币政策的银行信贷渠道。最后的实证结果发现，只有银行的负债结构对货币政策银行信贷渠道产生显著的作用，来自于证券市场和企业融资结构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他们建议，货币政策的调整应当适当关注金融市场结构的变化，同时重点关注互联网金融发展对货币政策的间接性影响。

尚玉皇和郑挺国[29]将利率期限结构信息嵌入到混频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中，从而分析在我国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国债收益率与宏观经济环境的相互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引入国债收益率的混频DSGE模型能够有效辨别我国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现象，比如我国货币政策不稳定情形，并且明显地提高了宏观经济分析的时效性。他们认为中央银行在改善货币政策调控体系、研判未来宏观经济形势时，要充分挖掘国债收益率曲线包含的信息，重视利率期限结构信息对宏观经济分析的重要指引作用。

陈彦斌等[30]构建了含有资产泡沫与高债务特征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进而对衰退式资产泡沫的形成机制及其治理方式进行了理论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衰退型资产泡沫的形成机制明显有别于传统资产泡沫基于乐观预期和信贷扩张的形成机制，而主要依赖于高负债的实体企业“借旧换新”的滚动负债模式，导致实体经济持续低迷和金融资产膨胀;第二，衰退型资产泡沫与传统资产泡沫形成机制的不同，客观上要求政策应对方式的转变，“稳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偏紧的宏观审慎政策”组合的政策效果更优。因此他们建议，抑制衰退型资产泡沫要注重金融稳定和实体领域去杠杆相结合，尤其是实体经济的去杠杆进程更为重要。

张龙和金春雨[31]构建了带有随机波动率特征的时变参数因子扩展向量自回归模型（SVTVPFAVAR），利用多维度经济基本面的1997年第一季度到2016年第四季度的数据，探讨不同类型货币政策对不同政策目标的脉冲响应以及不同货币政策的政策效果问题。研究发现：第一，数量型货币政策在促进公共经济增长和降低物价水平的政策目标下更为有效，价格型货币政策在促进私人经济发展、提高就业水平以及推动金融市场发展等政策目标下更为有效;第二，为了减弱繁荣时期的经济波动，价格型货币政策在抑制公共经济部门波动以及物价波动方面更有效，而数量型货币政策在熨平产出、就业、私人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波动方面更有效。因此在当前我国主要政策目标为提升就业水平、发展私营经济以及完善金融市场功能的条件下，最优的政策选择应当是逐渐降低基准存贷款利率，实施量化宽松的价格型货币政策。

高然等[32]运用带有符号约束的SVAR模型发现，我国影子银行体系的融资规模变动存在逆周期性，进而他们将商业银行的信贷约束机制嵌入到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从而分析了我国影子银行的逆周期性特征。研究发现：我国影子银行体系的信贷波动主要来自于货币政策冲击与存贷比监管冲击，货币政策冲击通过资本充足率约束以及存贷比监管冲击通过存贷比约束共同导致我国影子银行信贷变动的逆周期性。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弱化了商业银行信贷渠道，从而严重降低了央行货币政策有效性。因此，应当加强对影子银行融资行为的监管力度，降低其逆周期性特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郭豫媚和周璇[33]在适应性学习框架下，将中央银行公共信息和公众私人信息纳入到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从而试图从适应性学习的角度探究央行沟通能否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央行的公共信息准确度越高，央行沟通越能降低产出和通货膨胀的波动以及福利损失。当央行的公共信息比公众的私人信息更加准确时，央行沟通能够有效促进公众的适应性学习效率，帮助公众形成理性预期，从而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当央行公共信息的准确度低于私人信息时，央行沟通反而会降低货币政策效果。因此他们认为，我国央行应重视货币政策的事前沟通和事后解释，同时要及时披露央行对未来宏观经济形势以及货币政策走势的判断，从而避免公众误读，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

六、外部冲击与宏观经济平衡

马勇和王芳[34]将金融变量和金融开放因素纳入新凯恩斯DSGE模型，进而研究金融开放、宏观经济波动和金融波动之间的微观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开放能够显著地加大金融市场的内在不稳定性，然而并没有证据表明这会影响到宏观经济的稳定性。金融开放一方面能够有效地推动长期经济增长，但是在金融开放过程中却也会严重损害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因此他们建议，我国在坚持逐步扩大金融开放的基本原则下，要注重完善宏观调节手段，实施积极的宏观调控策略，减弱金融开放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不利冲击，同时要积极探索“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政策框架，协调使用两种宏观调控政策，及时地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从而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

彭红枫等[35]将资本管制和外汇市场干预引入开放经济的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比较政府实施不同汇率干预程度和资本管制手段下的经济福利变化与政策效果，从而分析不同政策组合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发现，就经济福利水平评价指标来看，完全浮动汇率制度+资本账户开放的政策组合比固定或有管理浮动汇率制更有效，然而在我国当前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前提下，盲目地降低对汇率市场的干预强度以及放松资本管制反而会损害社会福利水平。因此他们建议，目前我国有必要协调推动汇率市场化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进程，维持一定程度的资本管制对于加快汇率市场化改革、提升居民福利是有益的。

陈创练等[36]构建了涵盖货币政策因素和汇率的新菲利普斯曲线，同时采用TVPSVAR模型，实证分析1992—2017年间我国通货膨胀波动的时变原因，同时在时变框架下剖析我国不同时期通货膨胀的实际类型和驱动因素。研究发现：第一，央行通胀目标制的利率政策对于抑制通货膨胀是有效的，以数量调控为主的宽松货币政策阻碍了利率政策的持久性，利率政策的长期作用效果微弱，紧缩的价格型货币政策存在明显的通货膨胀抑制效應，但是抑制作用的实际发挥存在着显著的滞后性;第二，我国的通货膨胀具有典型的财政政策“吸收效应”。因此他们认为，应当配合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实施分阶段、分步骤的调整，央行在不得不实行价格型货币政策治理通货膨胀问题时，要充分注意到利率在物价调控上存在着两个季度的滞后性。最后要逐渐实施放宽人民币日波动区间等汇率制度改革，提高汇率政策对通胀的作用效果。

魏巍贤和张军令[37]将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Dyn）进行了改进，从而构建了多区域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以此探究在不同资本管制程度下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人民币汇率变动主要通过贸易价格和汇率变动预期两个渠道对我国资本预期收益率产生作用，从而极易导致资本流动减缓和投资水平降低等不利影响;第二，在一定程度上放松资本管制后，我国增长增长速度仍在下滑，这说明人民币贬值对出口增长的拉动效应有限，同时资本管制的放松速度与GDP的下滑幅度成正比;第三，同等资本管制水平下，人民币升值对GDP的正面效应明显高于人民币贬值对GDP的负面效应。因此他们建议，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应稳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为避免人民币汇率大起大落的负面效应，短期内有必要加强资本跨境管制，探索使用“适当资本管制+宏观审慎管理+汇率灵活性+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宏观调控政策框架，从而实现维持宏观经济稳定。

陈中飞等[38]搜集了全球116个国家1980—2010年间的大型跨国面板数据，采用有序Probit模型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国际经验进行了详细研究，最后对我国1994—2016年间的实际汇率制度安排进行了定量评价。研究发现：第一，汇率制度选择的国际经验包含五个方面，即自由浮动或偏浮动的管理浮动、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应作为兜底政策、外汇管制渐进开放趋势、外汇管制的透明化、维护外汇管制的立法公正和程序正当;第二，我国汇率制度安排具有如下六个特征，即实际单一盯住美元制、依据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指导当日汇率运行、限制汇率的日波幅、主动干预国内人民币汇率和境外远期人民币汇率、外汇干预方式不透明、缺乏规范化的外汇干预决策机制和监管制度。因此他们建议，应当改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管理制度，避免央行的窗口指导措施，稳步取消汇率日波幅限制，增加央行外汇干预政策的透明度，取消经常账户下的交易限制，抓住有利时机稳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

汪勇和李雪松[39]构建了一个包含贸易品与非贸易品部门的小型开放经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同时将“资产负债表衰退”与“金融摩擦”机制嵌入到DSGE模型中，进而考察世界范围内的利率冲击对我国异质性企业杠杆率的作用机制和效果。研究发现：第一，世界利率下行冲击提升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进而通过贸易条件和要素成本渠道，导致不同贸易类型企业杠杆率的变动;第二，对外开放程度会明显强化利率冲击对国内企业杠杆率的作用效果，然而外汇管制程度的提高能明显弱化这一作用效果;第三，央行以产出与通胀波动为政策目标时，完全浮动汇率制更为可取，然而如果将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纳入政策目标，则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更有利于国内宏观经济稳定。

赵茜[40]通过构建跨国资产配置模型探究资本账户开放对外汇市场风险的作用机制，同时实证考察了汇率市场化改革与资本账户开放对外汇市场风险的交互效应。研究发现：在经济稳定发展阶段，资本账户开放会引起大量海外资金流入国内，从而推动人民币升值，然而汇率市场化改革的同步推进则能够抑制人民币的升值效应，两者的协调配合能够维持汇率市场的均衡，最终熨平外汇市场波动风险。因此作者建议，在逐渐开放资本账户的过程中，应当避免人民币升值风险的过量集聚，及时化解汇率市场风险，同时汇率市场化改革应适应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的需要，适时推动汇率市场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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