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公欧阳予倩和爷爷田汉（上）

欧阳维

今年是我的外公欧阳予倩诞辰130 周年。我母亲欧阳敬如是欧阳予倩的独女，而我父亲田申是田汉的长子。欧阳家跟田家有一个约定：如果我父母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要姓欧阳。这样，我就随了母亲的姓。我和哥哥姐姐从小都是在外公家长大。从我父母的婚姻，也可看出外公和爷爷的关系。

“磨光派”与“突击派”

表面上看，外公和爷爷的人生很不相同：外公出身于浏阳望族，爷爷则是长沙县果园的农家子弟；外公温和，爷爷热烈；外公写正剧，也写喜剧，一生没有受过什么大的折磨；爷爷爱写悲剧和爱情冲突，一腔赤诚，但他的人生颇为起伏跌宕，晚年受到迫害，最后是以悲剧告终的。夏衍曾经说过，是“爱祖国、争民主这条红线，使他们走上了同一条大路。”其实，在艺术风格和处理艺术与政治的关系上，他们似乎是有所不同的，但总的方向是一致的。

他们之间也常争论，争到脸红脖子粗。外公被认为是“磨光派”，而爷爷被则认为是“突击派”；“磨光派”批评“突击派”的作品过于粗糙，艺术性和功底不够；“突击派”则认为在抗战的大背景下，不能苛求艺术水平。但争论也是他们友谊的一部分。

外公早年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文科。1907 年春的一天，他看了留学生曾孝谷、李叔同等创办的春柳社在东京演出的法国小仲马的话剧《茶花女》，很受触动，“戏剧原来还有这样一种表现办法！”他说。之后，他就加入了春柳社，从此开始了他的戏剧生涯。在春柳社，他参演了《黑奴吁天录》，还以申酉会的名义，演出了《热血》，即改编后的《托斯卡》，他演的女一号，还获得了黄兴等同盟会成员的赞许。

外公回国后，就与陆镜若、马绛士等春柳社的老友，在上海组织了“新剧同志会”，演出新剧，带动了新剧在国内的发展。1914 年，他们又成立了“新春柳剧场”。那一时期，外公演了很多女角，有少妇，有泼妇，也有乳娘。为了演好这些角色，他仔细观察她们的生活状态。为了练好哭和笑，没人的时候，他就躲在草地上尝试各种方法哭和笑，每次都哭得声嘶力竭，笑到胸口生痛。他说：“一艺之成，不用苦心是绝难成功的。”

外公对京剧的爱好是从童年开始的。他不是戏班出身，戏是零零碎碎地和许多朋友学的。他曾向京剧名家筱喜禄、江紫尘、林绍琴请教过京剧的唱功和身段。他练得很刻苦，每次回课时，总能让师傅大吃一惊。不到一年工夫，他就成功地演出了《宇宙锋》，自此，他学青衣的瘾头就更大了。

外公还编了京剧《鸳鸯剑》，这是他的第一出红楼戏，他演尤三姐，大受欢迎。他始终注重剧本，剧本不全的戏从来不演。外公演京戏为什么能抓人、当头牌呢？主要是他嗓子非常好，又高又亮又脆又有长劲儿，禁得起累；他有文化功底，对戏剧文学有很深的研究，因此十分注重通过表演刻画人物的心理。观众反映他表演时的举止神情，都能够丝丝入扣，把人物的悲欢表演得十分到位。

外公在京剧舞台上塑造了许多风格鲜明、栩栩如生的古代和现代妇女形象。他自导自演的京剧有24 个，自己编剧的有18 个，其中，光红楼戏，就有《宝蟾送酒》《馒头庵》《黛玉焚稿》《王熙凤大闹宁国府》等。他创作的《潘金莲》，在“南国”时期，很引人注目。剧中的女主人公已经不是小说中的旧貌，而是一个“崇拜力与美的女性”。当朋友们看到，外公在剧中扮演的潘金莲跪在武松面前，面对杀身之祸，拉开衣襟，露出胸膛说：“二郎，这雪白的胸膛里有一颗赤热的心，这颗心已经给你多时了。你不要我，只好权时藏在这里。可怜我等你多时了，你要割去吗，请你慢慢地割罢，让我多多地亲近你！”演到此时，大家都陶醉了。爷爷认为这是“新国剧运动的第一声”；徐悲鸿也说此剧“翻数百年之陈案，揭美人之隐衷；入情入理，壮快淋漓；不愧杰作”！

初相识

在外公的记忆里，1913 年，他在长沙又组织了一个文社，演戏时，爷爷去看过戏。可是爷爷却说，当时他还是一个十四五岁的穷师范生，哪有钱买票看戏，倒是在剧场门口，看到过文社演戏的广告和布景师在做景片。另外，他当时就知道外公是世家子弟、留日学生，不去考洋进士，反而投身戏剧，心里十分佩服。

他俩正式认识是在1921 年底。那时候，外公在上海唱红楼戏，同时也演些新剧；爷爷刚从日本回国，艺术上还处在唯美主义阶段。

1924 年，爷爷和奶奶易漱瑜一起，创办了《南国》半月刊；以后又有了南国电影剧社和南国艺术学院。1925 年，我奶奶就去世了，那时，我父亲才一岁多。爷爷因失了去奶奶，非常悲痛，写了很多悼亡诗。

当时，在南国艺术学院，爷爷是文学系的主任，外公是戏剧系的主任，美术系的主任是徐悲鸿。教师主要有唐怀秋、卜万仓、顾梦鹤、宗白华和黎锦晖等人。洪深、徐志摩、郁达夫、周信芳等艺术家都常来给学生上课。

“南国”的学生可以说是三教九流。有流浪艺术家，也有名门之后。塞克入学前就问：“要学费吗？”爷爷说：“不要钱，只要是有艺术才华的青年，都可以来。”陈白尘、郑君里、金焰、吴作人、张曙、俞珊等人都是“南国”学生中的精英。爷爷讲课时，从不带讲稿，学生们都是在天马行空、不拘一格的讲述中，受到启发。当时，爷爷在上海的家，经常有许多到上海投身艺术、没地方住的青年住进来。家里如果没有米了，我的太奶奶易克勤就会去把皮袄和衣服当了。当时，戏剧圈的人都称她老人家是“戏剧的母亲”。

我的外婆刘韵秋也是这样的人。她是乡绅的女儿，裹小脚，没有上过新式学校，但她琴棋书画的修养都很高，又通情达理，曾与梅兰芳先生同画《梅鹊图》。画中有梅先生所题的：欧阳嫂夫人韵秋方家命余写梅以求教正，兰芳。外婆题的是：韵秋捕竹鹊。

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曾说：欧阳予倩既是新剧运动的旗手，也是演员。他“白皙的脸上戴着眼镜的样子，到底是一位站在舞台上的人。一头乌发宛如漆一般闪烁着黑色的光泽，鼻梁线挺拔而轮廓分明。从耳际后面一直到脖颈上的发际间的肤色尤其白皙。”而谷崎在描写我爷爷的时候，则是这样说的：他“肤色黝黑，瘦削，脸长而轮廓分明，头发长得乱蓬蓬的，眼睛里射出神经质的光芒，长着龅牙的嘴双唇紧闭，略无笑意，习惯于低着头意图控制住自己的神态……”

外公和爷爷都能说一口纯正东京腔的日语，谷崎还说他这个在乡下住惯了的人，口音都没有他们纯正。1926 年除夕夜，谷琦被爷爷带到外公家，受到了温馨的款待。他称我外婆不是所谓“新式女性”，而是一位“举止优雅，谈吐高尚，年轻美丽的女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