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早期探索与历史经验*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的基础之上，结合中国的具体实践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具有历史必然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不断革命和长期探索，选择符合中国国情的民族发展道路，最终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与实践体系。民族问题作为当今最敏感的世界性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之一，对一个国家的和平稳定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我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历史发展脉络作一梳理和分析，在整体上认识民族问题的发展方向，从而提高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能力。建党初期党处理民族问题的理论与实践，为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与改革时期民族政策的制定指明了方向，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基础。

一、中共成立早期民族问题的基本状况

马克思曾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62页。实践证明，农民阶级、地主阶级以及资产阶级不能彻底完成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迫切需要一个新兴阶级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无疑给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注入了新的血液，带来了新的希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对多民族的中国来说，无论就中华民族自求解放而言，还是就诸多民族共存域内的现实而言，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自主和各民族平等团结奠定了理论基础。

1.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落后。

在旧中国，各民族之间的矛盾以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形式呈现出来。各民族之间存在着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因此，在心理认同上具有排他性的特点。同时，由于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等方面的差别，造成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平衡。阶级矛盾和民族内部矛盾交织在一起，不可避免地导致民族之间的斗争。这一时期的民族斗争或战争是在各民族之间展开，属于一个国家的内部矛盾。但在1840年以后的百余年间，中国民族问题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改变，其主要内容从之前的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中华民族与国外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中华民族为实现国家的统一，追求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与外国帝国主义进行了殊死的斗争。

帝国主义的入侵，对少数民族地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旧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历史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在帝国主义入侵之后更加严峻。各少数民族地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侵袭，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的农产品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的基地。资本的侵入使少数民族地区人民遭受双重压迫，生活更加贫困，灾难日益深重。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历史等因素的限制，其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存在反动落后的特点，这严重阻碍了少数民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事实上，近代以来，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是与帝国主义连在一起的，与帝国主义的影响密不可分。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国民政府对少数民族实行的统治，都是以民族压迫为主，一方面以帝国主义为靠山，另一方面又充当中国各民族的代理人，外来的民族压迫和国内的民族压迫，使得原本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更加难以求得生存和发展。因此，要求得民族解放和发展，就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进行民族民主革命。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整个世界的格局和历史方向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世界开辟了新的历史纪元。从革命阵线来说，世界民族民主革命也随之发生了转变，成为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2.民族矛盾与社会矛盾相互交织。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逐步沦为西方列强瓜分和宰割的附属品，由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空前深重。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合流，逐渐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社会支柱。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成为压迫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三座大山。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在侵占汉族地区的同时，一步步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力图对广大边疆地区进行瓜分和侵占。中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除了少部分还停留在封建农奴社会、奴隶社会和原始社会以外，大部分地区遭受到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压迫，因而也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加快了分裂和瓜分中国的脚步，特别是地处我国边疆地区的部分少数民族出现了分离倾向。例如，日本在台湾，日、俄在东北，沙俄在蒙古，英、俄在新疆，英国在西藏，法国在云南、广西、贵州等地划分势力范围。(2)陈夕：《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问题(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第17页。帝国主义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入侵不仅实行民族压迫，还勾结和扶植少数民族反动势力，制造民族间的分裂与纠纷，妄图通过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入侵，加快侵略中国腹地的步伐。

在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同时，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也受到来自内部的压迫与威胁。无论是北洋军阀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实际上实行的都是民族压迫政策。毛泽东曾形容国民党“对于各少数民族，完全继承清朝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政策，压迫剥削，无所不至”。(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83-1084页。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国内实行民族压迫，甚至否认中国存在少数民族的事实。在政治上，剥夺少数民族人民的政治权利，与地方封建势力相互勾结，实行地主、军阀联合专政的封建法西斯统治，例如，在内蒙古地区设立“蒙藏委员会”，在青海、新疆、宁夏等地设置联合专政的统治机构；在经济上，加重苛捐杂税以作为发动内战的经济支持；在生活上，无视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与风俗习惯，甚至禁止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

总之，在建党初期，中国各民族不仅遭受来自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同时受到国内反动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实行的残酷压迫政策。因而，从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统治的民族压迫与奴役下解放出来，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成为了全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要求与共同事业。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传入，使早期共产党人看到了实现民族解放和各民族平等团结的希望，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现实条件。

3.民族问题与社会主义革命相互联系。

五四运动后，中国的工人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自此，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带领着中国各民族逐步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虽然没有最终获得胜利，但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图谋，促进了民族觉醒，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基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使民族问题与社会主义革命紧密相连，使原本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畴的民族问题，变成了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范畴。(4)陈夕：《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问题(1921—1949)》，第22页。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对外即是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获得民族独立；对内则是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压迫的民主革命，获得人民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同样也是解除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消灭国内的民族压迫制度，因此，中国的民族问题就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工人阶级的利益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相一致。因此，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更代表了全国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利益。中国共产党带领着全国各族人民，结成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并且与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团结一致，结成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有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中国才能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够解决民族问题，实现各民族平等团结。

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早期探索的基本维度

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也随之走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视野之中。20世纪初，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并没有专门从民族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做系统的介绍，而是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说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很快契合了多民族的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迫切需求，因而，成为党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基础，也使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革命性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历史征程。

1.民族平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根本原则。

民族平等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始终贯穿的基本原则。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如果批判的预言正确无误,那末任何一个民族都永远不会优越于其他民族。”(5)《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46-47页。因此，建立在不平等之上的国际合作，是不可能实现的。在民族平等基础上的联合团结和互助合作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无产阶级应该承认和坚持民族平等，因为“打倒一切封建压迫,打倒一切民族压迫，打倒某一个民族或某一语言的任何特权，这是无产阶级这个民主力量的绝对职责，是正在受到民族纷争蒙蔽和阻碍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绝对利益”。(6)《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8页。这也是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的基本条件之一。

早期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理论，并将其用于解决中国实际的民族问题。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各民族受到了来自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的双重压迫，民族差距加大，民族压迫依旧存在，民族平等就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因此，实现民族平等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1923 年1 月,李大钊在其文章《平民主义》中指出：“譬如中国的国旗,一色分裂为五色,固然可以说他是分裂,但是这五个颜色排列在一面国旗上,很有秩序,代表汉、满、 蒙、回、藏五族,成了一个新组织,也可以说是联合”。因此，“今后中国的汉、满、蒙、回、藏五大族,不能把其他四族作哪一族的隶属”。(7)《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2-123、132页。同样，瞿秋白也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基础，对中国的民族问题做出了新的说明。他指出：“中国的平民与蒙古的平民同受列强压迫,同受中国军阀的压迫,自然应当联合起来。”(8)《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篇》，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80页。由此可见，中共成立早期，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理论的认识还不够系统全面，但他们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发展作了积极的理论探索。

2.民族自决：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基本目标。

各民族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这是马克思主义处理民族问题的原则之一。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版序言)中指出：“不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那就既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也不可能有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30页。可见，马克思主义对于民族自决的主张并不等于民族分离，而是要争取各民族的平等权利、自由解放。列宁也曾指出：“对我们纲领中关于民族自决的那一条，除了从政治自决，即从分离和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这个意义上来解释而外，我们决不能作别的解释”。(10)《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236页。“它只是反对任何民族压迫的斗争的彻底表现”。(11)《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64页。

十月革命之后，李大钊、瞿秋白等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把马克思主义民族自决原则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加以阐发。中共二大曾设想“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来实现民族自决。在中共二大之后，李大钊进一步阐述了“联邦主义”思想。他在1923年1月写的《平民主义》中指出：“凡具有个性的，不论他是一个团体，是一个地域，是一个民族，是一个个人，都有他的自由的领域，不受外来的侵犯与干涉，其间全没有统治与服属的关系，只有自由联合的关系”。(12)《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2-123、132页。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这次会议通过的党纲草案中也明确指出，西藏、蒙古、新疆、青海等地与中国本部发生关系由各地民族自决。毛泽东在建党初期也有这样的主张，他认为只有实行联邦制，各民族自决自治，才是中国最好的出路。他曾说：“帮助蒙古、新疆、西藏、青海自治自决，都是很要紧的。”(13)《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页。党的早期领导人对民族自决的解决之路显然还不够成熟，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早期,对国内各民族之间形成的大杂居、小聚居和相互交错居住的民族分布状况及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亲密合作关系缺乏深刻的认识。作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初步探索的起步阶段,这样的局限又在所难免；但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道路上踏出了勇敢的一步，为之后解决民族问题提供了现实经验。

3.民族团结：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实现途径。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其发展形势也做出了正确的判断。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打破了原本世界各民族之间相互孤立、相互隔绝的状态，这也使被压迫阶级之间形成了联合，这股力量也随之变得异常强大。在这一历史条件下，被压迫阶级要想获得解放，就必须实现各民族之间的联合。《共产党宣言》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纲领，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可见，无产阶级的联合是实现民族解放的关键，无产阶级要实现自觉联合，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阶级。而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是革命的主要动力，也应当实现自觉联合，共同抵抗压迫阶级。在此基础之上，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亚洲革命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关系的思想，并将这一思想做了新的发展。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需要实现各民族的联合与团结。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各个国家无产阶级之间的联合与团结，能够促进各个民族成员之间的团结，并联合成为新的力量，为解放被压迫民族，获得全人类解放而奋斗。1903年2月，列宁在《论“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人联盟”的宣言》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应做的事情就是要把所有民族中尽可能广泛的工人群众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以便在尽可能广阔的舞台上为建立民主共和国和社会主义而斗争。”(14)《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95页。

五四运动的爆发，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也使李大钊等一批早期共产党人意识到民族团结的重要性。李大钊曾说，真正的解放是要靠自己的力量，而这里所指的“自己的力量”，就是他主张建立的“新中华民族”。新中华民族是包括汉、满、蒙、回、藏各民族平等团结的新中华民族。可见，李大钊认为，民族意识之觉醒，民族精神之建立，是民族思想得以统一的基础。只有中华各民族团结起来平等合作，才能使这个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最终得到民族独立和解放。在瞿秋白看来，受压迫的民族唯有相互团结起来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并提出坚持民族团结的前提是要打破狭隘的民族主义。为了实现民族团结，必须要克服民族偏见和民族优越感。对于民族团结的认识，为此后实现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早期探索的历史地位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早期探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接受、吸收和传播，在不断探索中观察、分析中国民族问题的历史现实，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形势和国内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进程，逐步发掘了一条符合中国具体国情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认识，是经历了从全盘吸收到自觉运用的发展过程。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探索，虽然不够成熟与完善，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也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积累了经验教训，并且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1.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对解决中国民族问题进行的探索，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进程积累了成功经验，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持续向前发展的必要前提。它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奠定了基础。这为丰富和发展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体系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与实践经验，具有丰富的理论价值与实践启示。

一方面,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不断传播的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做出了较为理性的分析，这为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提供了坚强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涌现出了一大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以李大钊、瞿秋白、李达等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翻译、传播与研究。正是通过这些先进知识分子的不懈努力，才能够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进程中，逐步确立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基本原则，摒弃了民族歧视与民族分离的错误主张，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发展道路。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为解决民族问题进行的实践探索，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诞生，中国革命的进程开始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转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旧民主主义革命经验基础之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这一历史任务，为中国共产党提出解决民族问题指明了方向。对外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谋求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对内铲除民族压迫与剥削，实现各民族平等、团结、进步成为这一时期的中心任务。围绕着这一中心任务，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的国情特点，制定了一系列改善民族关系、解决民族问题的工作方针与政策。“民族自决”就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中国共产党从最初主张“民族自决”“联邦制”，到抗日战争时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再到探索出“民族区域自治”这一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都为新中国成立后开展民族工作实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积累了丰富经验。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认识和在探索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道路的过程中取得的丰富经验，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推进提供了宝贵的财富。自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传入中国以来，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开始对其进行研究，虽然并没有做出系统的阐释，但都有一定的见解与认识。这为共产党成立后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运用奠定了基础。中共成立初期，党的领导集体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之上，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实践方面做了初步的探索，虽然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但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国情和传统多民族社会在长期磨合、交融的过程中结成的理论瑰宝，值得重视、总结和学习。

从成功经验来说，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这一时期最宝贵的历史财富。1922年中共二大宣言中,就开始注意到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生活的特殊性。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李大钊、瞿秋白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则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进行了新的阐释，并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用以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以民族自决、民族团结等为基础的方针政策的实施，使中华民族更加团结一致，促进了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从失败教训来看，中共成立早期在对待少数民族问题上过于迷信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左”倾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直接影响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实际民族问题相结合的具体过程，具有教条僵化的特征。因此，党对解决民族问题的探索之路，也是在不断突破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过程中逐步完善的。对经验教训的总结，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继续推进，提供了历史经验，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发展道路奠定了基础。

3.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形成提供了制度基础。

中共明确阐释其民族方针与政策，始于1922年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中通过的决议和宣言分别提出了在民族地区建立民主自治邦和建立联邦制国家的政治主张。到1923年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制定的党纲草案中又明确提出了边疆少数民族与“中国本部”的关系由各民族自决，并且在地域上增加了青海地区。可见，中共成立之初“民族自决”是其解决民族问题的主要方式。创立初期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提出了联邦制和民族自决的主张，很大程度上是在于共产国际成立后列宁的一系列主张以及共产国际关于民族问题的决定。1920年6月，列宁明确提出了“联邦制是各民族劳动者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15)《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26页。在1920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与殖民化问题的决议》中完全承认与接受了这一观点。可见，在这一阶段，共产国际的主要工作方式是教条地向东方国家推广俄国革命的经验，同时，中共二大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召开的，并且决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其一个支部，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要贯彻共产国际的决议。显然，在俄国经验与共产国际的影响下，中共成立初期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与实践方式是“联邦制”与“民族自决”。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实行“联邦制”与“民族自决”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和思想理论教条化的影响，产生的结果也必然不能够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符。但我们并不能否认在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民族自决”也起到了一定的政治动员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这一决定动员了少数民族群众加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之中。同时，中共提出的“联邦制”与“民族自决”都是建立在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基础之上，这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形成和发展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核心。因此，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经验，不仅明确了党确立民族发展方向的基本原则，也为后续民族方针、政策的制定，特别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提出和实施奠定了宝贵的制度基础。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从根本上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和民族问题实际相结合的过程，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需要不断地探索不同阶段的历史经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道路指明发展方向。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方针、政策、纲领经历了从全盘接受苏俄与共产国际的指示，到在革命的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把握中国民族问题的现实境遇，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认识过程。在实践上逐步完成了从“民族自决”向“民族区域自治”的转变，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运用虽然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在理论和实践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也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提供了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