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史观视角下的21世纪亚洲大国发展
——以日本为例

陈嘉奇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人类文明的发展使地球上各个国家的生活日益成为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使国际生活成为各个国家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种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矛盾、相互制约的国际生活整体中，任何一个国家想要在世界上不断发展，都必须不断扩大自己同国际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交往，不断加强本国与国际社会成员的良好关系。

进入21世纪之后，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的浪潮迅猛发展，各国之间的交往和联系都在向不同的深度和广度发展，不同地区、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模式的国家并存共处、共同发展，这已经成为当今时代发展的潮流。国际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有它独特的结构和存在形式，世界各国通过经济上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构成了一个整体，世界各国面对一个统一的国际经济环境，在国际经济生活的基础上，各个国家的政治状况和政治联系日益密切，各个国家的政治状况和政治联系日益具有国际意义，从而使世界政治问题和政治交往成为一种必然现象，成为与世界经济生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国际社会生活的因素，并由此派生出了国际文化生活及其他领域的生活现象。1这也是整体史观在当今世界大发展的环境下的新解释。本文将从整体史观角度出发，以亚洲范围内的大国日本为例，分析预测日本在21世纪的发展战略及发展前景，以使我国在借鉴日本发展经验的同时，为我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对外开放战略的开展以及应对危害国家主权和国家战略安全的外部挑战提供决策依据。

一、发展战略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就不遗余力地追求与其经济大国地位相称的政治大国地位。进入新世纪后，日本在对国际环境进行了新的认识的基础上，加快了追求政治大国的步伐，并且日益表现出朝军事大国迈进的趋势，日本政府将更加注重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种资源的综合利用。中曾根于1983年提出的“战后政治总决算”标志着日本的国家战略将发生重大的转变，日本将开始追求与其经济大国相称的政治大国地位。80年代初期，由于日本的政治大国战略还处于探索阶段，其战略目标尚不明确，还比较笼统。到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由于冷战体制的瓦解、日本战略文化、国内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新保守主义和新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的影响，日本认为使其成为政治大国的国际、国内条件日益成熟，其战略目标日益明确。通过对80年代末及90年代以来的日本发表的官方文件及一些学者和政治家的言论及对日本外交实践的分析可以看出日本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一）构筑“日美欧”三级主宰的世界新秩序；（二）在亚太未来新秩序的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三）提出对联合国进行改革，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基于对国际形势的新认识，日本对其外交战略进行了调整。《21世纪日本外交的基本战略》将其欲通过外交实现的国家利益即外交目标确定为：维护本的和平与安全；维护自由、民主和人权；维护自由贸易体制三方面。新世纪日本的最根本的战略目标仍是通过对多种手段的综合利用最终成为世界性的政治大国，具体的外交路线也都将围绕这一根本战略目标展开。

（一）经济上谋求稳定的发展

21世纪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日本追求政治大国的愿望更加强烈，经济外交也就被要求更有战略性地服务于日本的政治大国化外交战略。政府开发援助（ODA）—直是战后以来日本开展经济外交的主要手段。日本高度重视对外援助，除了修复外交关系和促进出口还把援助视为投资、建立互信、解决双边问题、彰显其经济大国和世界领导者地位、在各种国际组织中购买“权力”和影响力的重要途径。2进入21世纪后，由于泡沫经济的崩溃导致经济持续低迷，面临着严峻的财政状况，日本决定逐年减少援助的金额。2007年日本的ODA实际出资额为7691亿元，排名由2000年的第一名降至了第五名。同时，也对ODA进行了修正。2003年发表的ODA大纲中指出：日本实施ODA的根本目的是“为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并以此确保本自身的安全与繁荣”3，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改变了从人道主义角度进行援助的意愿而使其开始为国家利益服务。其次，政治色彩日益浓厚。新大纲在实施ODA时引入了政治标准和制裁手段，从而使经援政治化。新大纲在1992年《ODA》大纲中提出的将非经济因素的军事开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开发、生产出口军火以及民主化、人权等政治因素作为提供ODA的四原则的基础上又增加了“预防恐怖主义的战略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这一条款，表现出开始注重对其战略性、效率性的运用。在内阁设立了由首相、官房长官、外务大臣、财务大臣和经济产业大臣构成的海外经济协力会议，强化了内阁调配的功能。另外在担任着ODA的策划、立案的核心人物的外务省设立了国际协力策划立案总部。机构改革后，设立了国际协力局，加快了两国间的援助和通过国际机构进行的多国间的援助的进程。2003年的《通商白皮书》中提出了要“战略性地运用ODA”的观点。安倍任首相后称，“要以我主持的海外经济合作会议为主体，从战略上运用政府开发援助”，其外务大臣麻生则“把通过ODA开展新外交基轴作为今后20年的基本方针。”4从中可看出，日本欲凭借经济外交增加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谋取与经济实力相称的国际政治地位的强烈愿望。

（二）军事上强调日美同盟的重要性

进入新世纪后，日美加强了在军事领域的合作，使日美安保体制日益向“军事一体化”演变。首先，日美同盟的制度化越来越成熟。目前，日美初步构成了包括“综合体制”及负责具体实施的“协调体制”在内的合作机制。5建立了包括日美安全保障协商委员会、防卫合作小组委员会及日美安全保障高级事务磋商等多层次的对话机构及交流渠道。其次，日美两军联合训练与作战的能力日益提高。2006年日美在“2+2”会议上发表了《日美实施在编的路线图》，明确地规定提高日美两军作战能力和两军司令部的协作能力的目标。同时日美两国的军事演习日益制度化，近年来演习的科目和规模都在不断的扩大。另外，日本于2003年的12月正式决定加入美国主导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建设来抵御中国和朝鲜的“导弹威胁”。2007年8月，两国签署了《军事情报保密协定》，确立了两军在作战时情报和武器装备计划在内的情报共享机制。2010年的《防卫计划》强调继续加强同美国在情报交流、武器研发、导弹防御及联合训练等领域的合作。从中可见，日美两国的军事合作在不断地加强。

在美同盟进一步强化的同时，也应看到日本为实现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在外交中更加强调国家利益与外交自主性的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日美同盟会走向弱化，因为美国仍是新世纪日本最大的安全伙伴，日美同盟仍是新世纪日本的安全支柱。日本2004年的《防卫计划大纲》中指出：在亚太地区仍存在着不透明和不确定的因素，美国的军事存在对维持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是至关重要的，日美安保体制对确保日本安全是必不可少的。

（三）外交上强调在联合国发挥更大的作用

联合国是世界最大的国家间组织，在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着重大的作用。随着日本政治大国战略的推进，日本已将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作为其外交战略的核心目标。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利于增大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发言权，提高其国际地位进而向政治大国迈进。纵观日本的联合国外交发展史可看出，联合国外交是随其国家战略的变化而变化的。日本的联合国外交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为实现海外派兵做铺垫。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是日本联合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参加维和行动，必须使自卫队走出国门。“9·11”事件的发生为日本实现实质性的海外派兵提供了契机。日本国会于2001年11月30日通过了《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法》修正案，一方面放宽自卫队参加维和行动时武器使用的限制，另一方面决定解除对自卫队参加联合国维和主体行动的限制，1进而修正了对日本自卫队只能从事后方支援活动的规定。日本积极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除了要为其“入常”争取国内和国际的支持外，还试图在联合国框架下使自卫队能够突破和平宪法的种种限制，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发生国际冲突或战争时能够及时地出兵海外，以获取“普通国家”所应具有的合理的对外使用军事手段的权利，进而为成为世界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铺路。

2.修改《联合国宪章》中不利的条款。“敌国”条款主要是二战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为防止再次发生侵略战争，在《联合国宪章》中对德日等二战的罪魁祸首所制定的专门的限制及约束性条款。其中第53条和107条规定：二战中与同盟国交战的“敌国”如果再次发动侵略行径，其他国家不经联合国批准就可以对这些“敌国”行使武力。因此，日本认为“敌国”条款从现实和心理上严重地阻碍着日本成为普通国家，不删除这一条款就意味着日本的侵略行径始终得不到世界人民的谅解，不能向其他国家一样以普通国家的身份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在联合国中没有普通大国所拥有的地位及权利，例如向海外派兵就面临着“合法性”的问题。因此，日本自加入联合国时起就致力于删除“敌国”条款，清除阻碍其成为普通国家的障碍性因素。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日本的政治大国战略目标日益明确，对海外动用武力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因此日本再次将删除“敌国”条款提上日程。经过日本一系列外交努力，2005年联合国的60周年首脑会议上通过了《成果文件》，同意取消《联合国宪章中》中第53、77和107条关于“敌国”的提法，虽然离彻底删除“敌国”条款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是这一努力为日本增大在联合国中的发言权，为其“争常”提供了有利条件。

3.继续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推动联合国改革，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日本联合国外交的核心目标。日本认为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能扩大其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和决策能力，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时也就是其成为世界政治大国之时。对日本来说，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使其能拥有对何种问题说“是”或“不是”的权利的一种手段。为了能争取当上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日本甚至不惜采取软硬兼施的方式“劝说”其他国家放弃选举。如日本为获得参加2008年的非常任理事国选举的资格就成功地“劝说”蒙古放弃了这次机会。其目的除了能让其他国家听到日本在联合国中的声音，显示其负责任大国形象，提高国际地位的同时更要向联合国的其他成员显示其有能力处理国际事务，进而为其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增添筹码。

（四）巩固坚持以东盟为中心的外交方略

要实现真正的世界性大国没有地区基础做支撑是不行的。日本要成为政治大国就必须以亚洲作为地区基础。亚洲地区向来是日本开展外交的重要地区，除了这一地区是日本重要的原料产地、商品市场、投资场所之外，自20世纪80年代起亚洲就逐渐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在国际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增强，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地位日益提高。进入21世纪后，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日本展开了新一轮外交攻势，并日益认识到：只有先成为地区大国才能成为世界性政治大国，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外交战略进行了调整，表现出要继续充当“亚洲代言人”的角色，成为亚太地区起主导作用的政治经济大国。为实现上述目标，日本将更加重视在地区中的地位和形象问题。东盟则是日本开展外交的重中之重，东盟各国一直都是日本重要的贸易伙伴，东盟地区是日本在亚洲最大的投资地区。特别是近几年来，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大潮流下，以东盟为代表的亚洲的区域合作也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随着东盟一体化的发展，东盟逐渐成为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核心力量，特别是受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带动下，日本向东盟国家的出口益增多，使其看到了东盟国家对日本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因此，日本调整了对东盟的外交政策，加大了与东盟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力度。1997年日本提出了对东盟的“桥本主义”的新政策，要致力于建立平等合作的协调关系，要发展全面的关系而非仅仅侧重于经济关系，要加强双方在政治、安全等领域的全方位的合作。2004年11月日本加入《东南亚友好条约》则标志着日本与东盟在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领域展开了全方位的合作。

日本的历届内阁在对东盟的外交政策上具有一致性，今后，日本仍会通过加大对东盟外交的力度来获取东亚地区的主导权，可以说，对东盟的外交关系到日本能否成为政治大国。如果说亚洲是日本成为政治大国的地区基础，东盟则是日本成为政治大国的重要依托。

（五）文化上实行多元文化外交

随着信息化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各国影响力的源泉已从物理性的资源力、技术力、经济力逐渐地向包括知识、娱乐等在内的文化方面演变。在这样一个多元文化共存的文明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加重视自己的国际形象和影响力。进入21世纪后，为适应国际环境的新变化，日本文化外交理念也出现了新变化并对其活动内容及传播方式和文化形式等都进行了新的探索，试图以此扩大与国际社会的文化交流，提高日本的国际形象，最终成为政治大国。根据新外交理念和活动方向的调整，日本推出了具有特色的文化外交活动内容，如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加强人员和教育领域的合作、加深知识领域的交流，还有加大对日语的普及力度等。

总之，日本丰富多彩的文化外交不仅是日本外交政策的具体化，也是日本的文化产业政策、科技政策、教育政策等的具体实践。21世纪日本在外交方面通过国际交流对国际利益的追求日益明确，为应对新世纪国际环境的特征，日本的文化外交将服务于以下国家战略：提高外交自主性，实现政治大国；通过实现东亚共同体的地域构想牵制美国，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通过运用作为软实力的文化外交来确保经济活动的安全。

二、发展前景

国际行为体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决定自身的内外决策，而其内外政策的执行又影响和决定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日本图谋“政治大国”的战略已经并必将继续对亚太地区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形势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首先，它会导致周边国家对日本的信任危机，就日本政府对历史认识问题而言，其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的表现将会助长国内的极右翼势力的发展，将会使日本的社会风气再向右转。这势必会影响日本人民与亚洲各国人民的情感交流，妨碍日本与亚洲各国关系的正常发展，不利于日本同亚洲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不利于亚太各国间的友好合作和区域化的进程，并阻碍日本在亚洲发挥更大作用；其次，日本对地区安全和稳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日本军事力量的不断增强使东亚的和平与安全受到威胁，引起亚太地区、特别是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给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蒙上了阴影，日本在军事上的一举一动时刻牵动着周边国家的神经。日本积极建设导弹防御系统将打破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平衡。由于历史上东亚各国曾受过日本的侵略之苦，这就使得他们在面对日本的强大军事压力时，必须考虑防止日本的再次侵略问题，由此不得不加强和发展军事力量以保卫自己的国家安全，进而刺激地区的军备竞赛，这将对东亚地区安全和稳定产生负面影响。此外因为使得中国的国家安全面临挑战，日美联手对华遏制政策在军事上的表现对中国的影响尤为重大；第三，将会阻碍亚太经济的发展与合作，日本为确保其经济大国地位和国际政治影响力的不断增强和早日实现“政治大国”战略目标，而采取的一些实用主义做法给亚太经济的发展与合作带来了某种程度的影响。作为亚洲的一员，日本远未能与亚洲各国共享亚洲发展的前景，交流也不充分，同时也未成为适应全球化要求、充分开放的社会。此外，日本扩充军备可能会使日本业已陷入困境的经济雪上加霜。众所周知，东亚各国及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关系日益密切，日本经济的动荡必将波及周边地区，产生一连串效应；最后，日本的一系列发展战略会影响中日关系的发展，日本认为中国的崛起，既可为其发展提供机会，又有可能成为其实现“政治大国”战略的障碍，日本既需要中国的市场和支持，又要防止中国成为它主导亚太地区的竞争对手，所以对华政策既合作又防范加遏制，在促进日中关系的同时又增添了许多摩擦和障碍。日本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把中国作为重点防御对象，这不仅使中国在和平与安全方面受到严重威胁，破坏了中国的国际形象，而且埋下了中日之间产生战略摩擦的隐患。经济援助政治化引发中日政治摩擦，对华日元贷款和无偿贷款上附加政治条件，与中国核试验挂钩，直接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近年来，逐步减少对华援助。这种做法不但对两国经济合作有害，而且引发新的摩擦，给双边关系的深入发展投下阴影。加强对华制衡影响双边关系的发展。日本加强日美军事同盟来制衡中国，违反了《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使中日间相互信任的基础变得更加脆弱，不利于双边关系的深入发展。近年来，日美多次举行的以“台海战争”为背景的军事演习表明，干预台湾问题、介入台海局势，已成为日本军事战略调整的新动向。在潜在的台海冲突问题上，日本已对美国承诺，在中美发生战争时，日本为美国提供军事支持。日美共同研发 TMD，把中国当作假想敌，把台湾海峡及附近岛屿置于“周边事态”的范围内，破坏了中美、中日关系。同时日本借发展与俄罗斯、东盟关系来增加制衡中国的外部力量，必将给中日关系的发展增添新的麻烦，《21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建议：“为了平衡正在崛起的中国，日本应在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东盟国家和印度扩大影响。”

三、结论

政治大国战略仍将是21世纪的日本所要推行的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基于对国际环境的新认识，日本认为在政治、经济、安全领域的新变化有益于其实现政治大国，并据此对其21世纪的外交战略进行了调整，具体的外交路线也必将围绕成为政治大国这一战略目标展开。日本政府将会通过多种资源的综合利用加快实现政治大国的进程。日本实践政治大国战略将以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继续发挥经济大国的作用作为杠杆；以日美同盟为外交基轴并使日美同盟不断走向深化为基轴；将以向常任理事国发起新的攻势，加大联合国外交力度为中心；以继续开展以东盟为中心的亚洲外交为重点；以加大开展文化外交的力度为内在动力。日本虽然已经具备了成为政治大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但是日本要成为真正的世界政治大国也存在着一系列的制约因素，如提不出对其他国家具有文化感染力的文化价值体系；美国的约束和制约成为了日本实现政治大国的最终障碍；不能确的对待历史，奉行错误的历史观使其严重的缺乏国际信任；在向军事大国迈进的过程中，安全战略的严重错位导致周边国家的恐惧与疑虑等这些因素决定了日本要成为真的世界政治大国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必将经历很多的挫折和坎坷。

作为日本的近邻，日本的一举一动都将对我国产生重大的影响，特别是我国曾遭受日本的侵略，对日本的这一向政治、军事大国迈进的动向应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进入21世纪，中日首次迎来了历史上的“强强型”关系的新阶段。对于中国的发展日本国内存在着两种矛盾的观点，对中国经济和军事发展的担忧的“中国威胁论”和希望从中国经济发展中受益的“中国机遇论”。对中国认知上的矛盾性决定了日本对华政策保持着两面性，强调意识形态对立的“价值观外交”和重视与中国合作的“战略互惠关系”。日本对华的哪一种政策会占据主流要取决于日本国内政局和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日本向政治大国迈进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我们并不能阻止或遏制其进程，但是我们可以向日本成为政治大国的进程注入更多的注入“中国因素”，最大限度的引导日本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要促使日本从战略高度全局把握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使日本在实践政治大国战略中把可能对中日关系造成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另外我国要根据日本国家战略发展的走向制定符合我国国家利益的对日政策。发展健康稳定的中关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共同的利益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