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隐逸拒征过程的激烈化及其诠释

罗吉芝

摘 要：康熙十八年（1679），三藩未平之际，清廷举行了博学宏词科举试，网罗众多山林隐逸，舆论称之为清廷一大盛事。文中所谈及的李颙（1627—1705）即是当时清廷的重点网罗对象之一。在其被征召期间，一场稽古右文的盛事竟演变成一场惊心动魄的威逼。通过分析威逼与受威逼者各自的原因可知，双方都在以各自的方式推动这场征召进入一个不可回旋的境地。清廷一方的施暴来源于当时平三藩的大背景影响，长期在隐逸征召中的被动局面，以及在具体执行中采取的粗暴手段。而通过对李颙一方的观察可以发现，李颙的拒荐中其实存在着一种话语模式，而这种话语模式并不孤立存在，它也体现在其他隐逸的拒荐行为中，而这种话语模式的产生实际上是受整个遗民交友圈的影响。

关键词：博学宏词科 李颙 遗民 话语模式 遗民交友圈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9）04-96-106

关于康熙博学宏词科的研究，过去基本集中在此次举试的政治方面，多数观点仍延续孟森先生几十年前的论述。研究者将大部分的注意力放在开设博学宏词科的清廷一方，而对被征召一方的关注却显得不足，尤其是对参与者个人的考察十分少见。1个人层面研究的缺失会使得对此次事件的观察失去一种透彻感，因为仅从官方的文辞中难以接触到事情的真实细节。在这场康熙年间举行的鸿博之试中，李颙本应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官方对于他的描述却只有寥寥几笔——“因病未赴试”。通过检视李颙与友人的来往书信，我们惊讶地发现，这场征召实际上险象环生。官府的行为如“抬验”“刺股”，实际上已经超过了荐举征召的范围。从常理讲，荐举应当具有“稽古右文”的宽仁和“礼贤下士”的谦逊，但在对李颙的征召过程中却只见威逼而不见礼遇，并且展现出了各方的博弈。而梳理其具体的过程，并尝试解释这种现象，即是本文希望达到的目标。

一、李颙的被征经过

審视李颙在康熙十七年（1678）的征召经历时，必须要注意到一个事实：李颙的被荐其实是康熙十二年（1673）荐隐逸之继续。在李颙的回忆中，也将这两次举荐联系在一起1。康熙十二年，清廷大员鄂善主政陕西，有意修复当地历史悠久的关中书院。李颙作为关中地区大儒，鄂善对他的名声早有所闻，并屡次约请李颙主讲关中书院。李颙答应鄂善所请，破戒入城讲学。鄂善素知李颙风骨，但又基于自身职责，于当年七月向朝廷秘密举荐李颙，称其“一代真儒，三秦佳士。学术经济，实旷世之遗才”2。九月初李颙得知此事，随即致信鄂善推辞。十一月，陕西督抚督促李颙就道，李颙以疾辞。次年四月，朝廷有旨再次征召，政令下达责令地方起送3，李颙再次以疾病回绝。知府充耳不闻，甚至严刑拷打为李颙作证的邻居和医者，且“府转详到司，司催促愈急”4。七月，府司执意验视。八月，李颙被抬至书院验视，“抬验”这一羞辱性局面至此造成。府衙以“股痹回司”，有司欲以锥刺其股以验真假，当时幸有参戎张梦椒为之营解，李颙得以避免皮肉之苦5，仍逼迫启程。九月，府衙再次差遣官吏前来催促，李颙长子以归置行李为由假意应允，有司允许归家。归家后，李颙再次以疾笃上呈官府。县令高宗砺惧怕累及官位，竟使人将李颙抬床就道，行至城南兴善寺。李颙脱身无门，只得引刀自刺，方使当局打消了主意，然而“自是每年檄司行县查催”6，待疾愈继续上道。直至康熙十七年，举荐成为一道正式诏令，谕令京内京外官员各举所知。李颙被兵部主政房廷桢以“海内真儒”荐。吏部具题，令督抚起送，而司府又责成富平县府督催。李颙再次以疾辞，长子多次前往府衙求情，均不能奏效。当时“催檄纷至，急若星火”7。府尹甚至手札责备县令郭九芝有意包庇，提职揭参。当局不顾李颙意愿强行抬床就道。八月初一，经过临潼。九月初二日，到达雁塔。九月初六，督抚再次催促启程。府尹率咸阳令、长安令轮番上阵劝说，且委派幕僚率官吏昼夜督催，当时友人李因笃也劝其明哲保身，李颙开始绝食。周有德为李颙在总督前求情，答复却十分冷硬：“自癸丑被征以来，年年代为回覆，兹番朝廷注意，不便再覆”8。并再次逼迫催促，甚至以违旨威胁李颙。李颙已有赴死之志，交代长子后事，并绝食五昼夜，最后才使当局放弃逼迫9。至此，李颙终于躲过此次网罗。观察此事的前后经过常使人不解，一个抡才大典竟会演变成一场充满危机的逼迫，险些让被荐者赔上性命。事情需要综合来看，其实威逼与被威逼的双方似乎都以各自的方式推动这场征召进入一个不可回旋的境地。

二、导致清廷施暴的因素

清廷一方作为施暴者，在整个催征过程中似乎萦绕着一种非常急躁的情绪。吴怀清在《二曲先生年谱》中有这样的解释：当年的陕西官员自总督到知府都是满人10。字里行间似乎暗示：正是满人官员的粗暴执行才使李颙受尽折磨，但事情未必那样简单，在清廷方形成的这种焦躁情绪，还得考虑鸿博征召在当时所处的环境。

（一）平三藩战事的阴云

首先征召与当时清廷平三藩战事有关。康熙十二年冬，吴三桂反，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11，以恢复华夏衣冠为口号。反清斗争此时尚未完全平息，吴三桂以此为旗帜，对于有心之人亦是一种试探。况当时确有遗老参与其中，如屈大均即是一例。翻阅那时遗老们的诗句，似乎也在隐约表达某种期待。有学者认为，在三藩之乱时期，顾炎武就有些别样的想法：“秦政灭六国，自谓过帝皇。岂知渔阳卒，狐鸣丛祠旁”，似有以秦比清，以吴三桂比陈涉之意;“甲兵岂不多，人人欲从乱”，似乎在暗示吴三桂叛清之火可以燎原1。而在吴三桂反清期间王夫之的行为也颇令人寻味。相关研究表明，当时他与吴三桂的属下可能有来往2。如此一来，清廷不仅要应对前线胶着的战事，也要警惕着背后的不稳定因素，清廷第一次征召之急躁似乎可以解释。康熙十七年也是重要的一年，此年吴三桂身死，战事进入一个转折阶段，在此时进行博学宏词征召，其意义深远。孟森先生认为此举意在消弭士人隐世之心为清廷所用。从当时鸿博举试的相关录取数据来看，此次安抚的重点在江南地区3。即便是在整个平叛战争中，清廷也对江南格外重视，其经济之富庶历来是国家赋税的重要来源地。更何况，江南反清斗争一向激烈和持久。这也就是清廷在战争进入尾声时举行荐举，以及鸿博荐举地域上重点偏向江南的原因。由此可知，无论是康熙十二年的荐隐逸，还是康熙十八年的博学宏词科举试，两次举荐都笼罩在平三藩的阴云中。平三藩的的行动从战略上看是整体的，但在执行中却又是具体的。每项谕令的颁布与执行都服务于“平定”这一目标。

（二）清初荐举制度的影响

更深层地思考要投入到对制度的观察中。清兴以来，出于对人才的需求，清廷一直推行荐举政策。先是清太祖时期，谕令群臣广为搜寻“勇能攻战者”“才优经济者”“博通典故者”4。太宗天聪九年（1635）令满汉各员荐举人才，不论已仕或未仕。清兵入关前的荐举，总体偏向对人才的实际需求，有渐放开满汉限制的趋势。入主中原后，荐举制度逐渐强调对山林隐逸的争取。虽然清廷早已开始开科取士，但所录取者多是自愿仕清之人。而对于那些因年岁增长不适合参与科举，但又怀抱出仕之心的人来说，荐举不失为一捷径。对清廷欲网罗的山林隐逸不合作者，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举措。此外，这也是新朝敷演历代故事，表彰遗逸，展现其统治的崇文重道。另一方面，这也是异族入主中原调和民族矛盾的安抚手段。不过，荐举的实际现状并不理想。自顺治初年宋权献“治平三策”以来，保举众多，但多限于明季革职废员，亦或是些沽名钓誉之辈，“岂真抱匡济之才，不过为梯荣之藉耳”5，许多被保举人在入仕不久即因犯事而革去。保举之泛滥使得“赀郎杂流、市佣村叟及革黜青衿、投闲武弁”之流“妄充隐逸”窜入其中6，这样的现状也导致真正山林隐逸鲜见。由此出发，严格保举与追求隐逸成为清廷荐举制度调整的主要趋势。山东巡抚李之奇即因“保荐滥及赀郎”而被“诏旨切责”7。群臣纷纷要求严保举，对于所荐之人细加采访，详查履历，皇帝亲试。保举人将负有连带责任，保举不当要实行连坐，在当时的《大清律例》中即有“贡举非其人”一条，对“不以实取”有详细的处罚条例8。但若惧怕连坐，缄默不举则同样会被治以“蔽贤罪”9。再者对山林隐逸亦加大争取力度，一是在保举人资格上不设限，无论已仕未仕，无论满汉蒙古，无论京内京外;二是对于被保举人，要礼贤下士，破格对待，广泛搜寻。朝廷甚至将地方主政大员在任期内需举荐的人数也作了一番规定。清廷如此费尽心思，但清初荐隐逸的结果却并不理想10。此一僵局的打破是在康熙十七年，薦章遍及海内，成为最具规模性的大典。

（三）执行官员的粗暴手段

具体执行过程也必须纳入考察范围。上文已提及，举荐关乎官员政绩，清廷规定地方官任内举荐应达到一定人数。而李颙被荐时正值三藩之乱刚起，川陕是当时的重要防区，诸事杂乱，地方官员事务繁忙之际还要处理举荐事宜，执行过程极有可能简单粗暴。康熙十七年前也曾多次诏举隐逸，却并未对地方官形成压力。但康熙十七年的这次征召对地方官的执行不力要题职揭参。显然，此次荐举不同于以往。清廷对此事的重视程度从当时丰富的史料中可窥见一二，这被誉为当时一大盛事。朝廷形成的这种郑重气氛也因此传染至地方，一旦名列荐章，督催之令随之而来。朝廷的政令像叠罗汉一样层层施加，承受最大压力的是底层的府县官员。富平县令郭九芝即因维护李颙向朝廷求情而被题职揭参。参与过这场征召的孙枝蔚曾提及李颙的遭遇：“布衣如李颙，荷恩实弘慈。颙但以疾告，哀怜尚至斯。岂肯同霸主，竟焚介之推。奉行在敦迫，咎当归有司”1。地方官员的举动与晋文公焚介之推的故事无异，孙枝蔚明确将罪责归咎于具体执行的“有司”。傅山在此次荐举中有《与某令君》一诗，谈及傅山体谅“仁人”的不自由，因而拖着病躯勉力就程2。学者考证，诗中“某令君”极有可能就是当时负责傅山被征一事的阳曲令戴梦熊。傅山意识到此次征召势在必行，并不愿因自己的缘故连累他人。可见，在整个征召过程中，中央对地方，上级对下级，层层施压，最后落到被荐者的身上，使被荐人遭受无妄之灾。

从宏观到具体的实际现状使得清廷当局在处理此事时充满了急躁，事情一步步滑入凶恶境地。但仅仅从清廷一方来解释现状，就不免将问题过于简单化了。

三、从李颙一方看征召

由过往研究可知，网罗山林隐逸以消弭其对新朝的仇恨敌对之心，是清廷实行此次荐举的根本原因，而其中也的确存在着一些非人的行为。清廷的举措是导致李颙征召局面难堪的主要原因，但李颙一方也在以某种方式来刺激和促成此次逼迫。

李颙在康熙十二年得知被荐就立即致信当事辞绝，其间几度往复。起初，他以病为拒，在拒辞的同时，李颙又希望当局能使自己保全“石隐之盛德”，以此激励廉耻3。当这些都无法打动当局时，他的“病”就加重起来：先是足疾，又加上痰火，全身疼痛，耳晕目眩，患病一日甚过一日，百般治疗不见起效。并进而宣称，如果强行就道就会“委骸骨于旅次”，此事必会招来不良影响——天下人嘲笑李颙为隐不终，为博取富贵而命丧途中;再者贻天下口实，认为正是朝廷逼死李颙4。从辞征到就道，从言辞缓和到以死相逼，当道与李颙之间尚有一个相互周旋的过程。李颙自己有所体会：“前番特征隐逸一事，两奉温纶，仆以病废不能应诏，初未尝令地方逼致”5。李颙能够几番致信，可见催促并不算苛刻。相比之下，康熙十七年的征召则更为残酷，李颙并无足够时间去应付，荐章既上，吏部具题，立即督促起程，清廷并未给李颙任何反馈的时间，使得李颙的辞荐根本没有招架之力，他唯一的应对就是不断称疾，疾笃，到最后绝食。

但李颙是否真如其自述的那样病入膏肓至无法启程？从李颙当年荐举前后的足迹来看并非如此。在被荐督催的康熙十二年十一月，李颙却到华阴拜访王宏撰，相互讨论为学与出处。范鄗鼎在《二曲集》的序言中也提到“戊午之役，先生方壮年”1（范鄗鼎也是当时的与试者之一）。实际情况并没有辞荐信中所描述的那样夸张，称病、疾笃不过是一个借口。这样一来，李颙其他的说辞也存在令人怀疑的不实之处。当我们把眼光放得更远，去观察被征召的其他人时，便会发现：李颙的这些说辞和以命相抗与其他拒荐者之间存在惊人的相似。

（一）模式化拒荐方式：称病、母老、坚守隐逸

称病是拒荐者最先采取的最简便的办法，病情随着督催加重。如魏禧面对官府的征召和督促称疾笃，被强行抬至南昌勘验，便用被子蒙头，装作无力回天2。应谦、傅山等被荐时也使用了称病这一招3。后来参与鸿博之试的毛奇龄，也曾以疾病为由推辞4。纵观这些鸿博征士，他们第一反应都是称病，当时记载的称病人数大概有二十多个5。称病是拒荐的第一种选择，但这种拒荐方式其实并不具有说服力。当称病者达到一定数量，那就明显只是一种借口，官方当然不会相信，仍会“相应咨催赴京”6。“以疾辞”看上去更像一种此类人物的规定动作，先将姿态摆出，至于行为的真实性就要看征士们后续的表现。

另有一种以母亲为借口的拒荐。“（潘）耒有至性，初被征，辞以母老”7。李因笃也多次以“母老”为由拒荐，拒荐失败而应试授官后又再次以此为由请求回乡。以母老为由拒荐者不在少数，放宽来讲，李颙也以母老作过借口。当他与清廷官员解释不出仕的缘由时，总会反复提及因早年生活困苦而不能使母亲颐养天年的愧疚与伤痛，他因此立誓自甘困顿。黄宗羲在与陈锡嘏的斡旋中，也以父母年迈身为长子不远游为辞。可是黄宗羲又在书信的末尾透露出另一种意味：“不愿断送老头皮”8。实际上，“母老”仍只是一种推辞。李因笃几番陈词固然是哀怜至极，连当道也将其陈词比之为《陈情表》。但是这里面未必全是实情，检视李因笃与顾炎武的来往书信可以发现，顾炎武曾为他几次出谋划策，也多次向当时主试官之一的叶方蔼求情，向其叙说李因笃的家庭情况。以母老为由的哀诉，只是事实的一部分，是实情却也是故意夸大。书信中曾提到：

鸿都待制，似不能辞，然陈情一表，迫切号呼，必不可已;即其不申，亦足以明夙心而谢浮议，老夫所惓惓者此也。9

顾炎武已经认识到朝廷此次对隐逸诸人势在必得，而以李因笃的声名，极有可能成为当道的重点网罗对象，不能保全志向。李因笃所上陈情一表，为达到拒荐效果就必须“迫切号呼”，动之以情。而李颙的陈述，以他早年的行为来看，也站不住脚。李颙早年父亲殉国，家庭困苦无以为生，乡人劝其“给事县庭，充门役”，但他却“谢而拒之”1，坚持不动，清苦读书。不谒公门并非自母亲去世始，这与他早年的行为是一贯的。以母亲为由拒荐，又是一种说辞。

在具体行文中，他们也会使用某种相似的辞令。李颙曾多次搬出前贤故事，在《与当道论出处》中，他点明隐逸对于风俗教化的作用“以无用为有用”，是激励廉耻的一大关键。而朝廷的放手更能达到一种成人之美的效果，使那些山林隐逸得以全其志愿，最终成为一种彰显新朝的盛世羽仪。同样的请求也能在严绳孙处见到：“窃谓尧舜在上而欲全草泽之身，以没余齿，讵有不得，惟幸加保护2。”严绳孙和李颙一样，试图与当道商谈“出处去就”的意义，并希望朝廷能全其草泽之身，给足了当道台阶。李颙与严绳孙，都在为他们的不赴召寻找一个高尚的借口——鼓励风气，以隐逸为高3。

不管是称疾、母老亦或是以隐逸为高，当这些理由被反复提及就显得格外机械而虚假，当局并不会为这些一般性陈述所打动，反而会进一步相逼，使那些被征者各自现出原形。这些陈述更象是一种模式化的语言。王明珂认为，文化让人产生模式化行为，模式化行为巩固社会现实……各种事物与人的言行表相下，皆有深藏不露的社会本相4。在这些相似的表相——模式化的语句中是否就存在某种本相？这些模式化的拒荐何以会形成？我认为关键是需要看这些人在私下里如何看待这些征召。

（二）话语模式背后：遗民情结与矛盾的遗民生活

有一个总体情况需要考虑到，此次鸿博之试所面向的对象大多是声望极高的山林隐逸。全祖望认为李颙被荐得源于其关中大儒身份：“时词科荐章遍海内，而先生独以昌明绝学之目，中朝必欲致之”5。毛奇龄以手肿为由拒试时，友人却规劝他，荐举网罗天下名士，若连毛奇龄也弃考，就会有损此次舉试的光彩形象6，——语道出此次考试重在笼络“名士”的目的。由此便不难理解：严绳孙只写了半首诗却被授予官职;傅山七十四岁高龄抬至京城，坚不赴试却仍被授以中书舍人。但对于有名望的隐逸之士，当时的物议又十分严厉。顺治三年（1646年）会试期间，汉族士人对清廷的科举取士由观望转而参与，便有时人出语讥讽：“一队夷齐下首阳，几年观望好凄凉。早知薇蕨终难饱，悔杀无端谏武王。”7先出仕的钱谦益和吴伟业在民间的议论里也并不光鲜。康熙年间的鸿博举试也因这些遗逸的参与而舆论纷然，既有嘲讽话语指向这些参与者，“北阙已成输粟尉，西山犹贡采薇人”8，因平三藩而实行的卖官政策，与另一边热火朝天的征召形成一组鲜明对比，讽刺那些曾自诩遗民如今却与试的人。又树立典范表彰那些坚辞不就之人。顾炎武被视为其中楷模：“到底不曾书鹤版，江南唯有顾圭年”9。

遗民在应对此事时似乎也有一种遗民情结在左右他们的行为。赵园认为，“遗民不但是一种政治态度，而且是价值立场，生活方式、情感状态，甚至是时空知觉，是其人参与设置的一整套的涉及各个方面的关系形式：与故国，与新朝，与官府，以至与城市等等”10。遗民这一身份本身附带了很多东西，影响着他们在面对现实情境时作出的应对。自然，遗民情结也被包括在其中。它是遗民身份本身所携带的关于如何处理当下与过去，新朝与旧朝的一种情感倾向，它不仅停留于心理层面，同样见诸于实践之中。如顾炎武与友人谈及这场征召时想的是养母王氏教导的“不事二姓”。这正是作为遗民最后的底线，与黄宗羲的“不愿断送老头皮”殊途同归。顾炎武不愿违背誓愿，而黄宗羲也不愿自己晚节不保。再如陈维崧，也表现出对此次应荐有些“愤惋”的情绪。1陈维崧所愤惋的是“迫于试檄”而“逐队随行”，似乎满心的不愿。傅山在当年的诗句中也表达了自己要“誓以此愿力，而不坏此身”2。众人皆表现出一副坚定守节的样子。

在这样一种气氛里，李颙私下又如何认识这场征召？他与友人的信件中提及举荐时，认为官府所作所为实在是“千古所未有”，不仅是对他个人的逼迫更是对天下士人的羞辱。前贤圣明帝王，对待士人即便有“十征五聘不出者，并未强之使出”3。李颙虽一边认为当今康熙帝是宽仁之君，但另一边又摆出自己所受之苦，两相比较，“宽仁之君”的称赞更似讽刺。当他去分析这场征召时，他又将罪责最终归咎于自己，认为全在自己“洗心不密”，不幸坠入名网，招来此次祸难。可见，从头至尾他似乎是没有透露过任何的胜朝之思。

李颙虽未明显表露过遗民心迹，但是却又有一二事可证明。顺治二年（1645）中，李颙正醉心于《周钟制义》一书，对于其中忠孝节义、慷慨悲壮的内容十分向往，“遂流连玩摩，每一篇成，见者惊叹”。当得知周钟失节不终时，李颙勃然大怒，“亟裂毁付火”4。一方面他认为文人不足信，文名不足重;而另一方面，他内心里未尝不是抱着一腔守节之心，认可对遗民之志的坚守。其二，陕西总督鄂善相邀讲学关中书院之时，盩厔令钟朗因李颙衣服“宽博不时，预制小袖时袍驰送”，但李颙只是“笑而藏之”，仍然着装如故，使当时官员“见之愕然”。王汎森分析，小袖时袍才是清代的冠服，李颙不着此服与他对清廷的不合作、消极应世态度有关5。而李颙在清初的消极行为，如筑土室、不入城均与当时一些遗民存在高度的相似。不入城市实际就是不欲被城市生活沾染，不欲与当局相纠缠。纵观李颙的生平思想，其实经历了一些转变。前半生求实际，苦读兵书、谋术。但是在人生的后半段，他尽弃前作，大量阅读程朱理学著作，并以讲学作为挽救社会的良方。这一转变其实正体现了他对于明亡之因思索的转变，李颙也有一腔遗民情结。

天生丈人来自燕告余，有诽谐嘲李、杜、冯、叶看选举诗赋不当者七言八句，惟“叶公懵懂遭龙吓，冯妇痴騃被虎颠”二句巧毒可笑，天生每为人诵之，或谓天生：“尔亦取中者，何诵此为？”天生曰：“此诗儿实有可诵处也”10。

李因笃不曾明说有何可诵处，孟森先生认为李因笃实际是在借此隐晦地抒发其反清情绪。但李因笃本人并无足够立场去讽刺和不屑，笔者认为，在李因笃的这番话语中恐怕也部分存着一种将自己遠离鸿博与试者的意识。单看旁人所谓“尔亦取中者，何诵此为”即可知，在当时人眼里，李因笃虽辞官归养但究竟也是参与者。而他却偏摆出一副不是此中人的态度，与当时的俗议一同嘲笑鸿博的几位主试官，不得不说是有几分不认账的意思。而傅山听闻有人将“清歌妙舞”与“博学宏词”相提并论，也表示出鄙夷1 。再有孙枝蔚得了“中书舍人”之职后，反而十分不高兴：“吾三十年老处士，今乃作官耶？”2他们的所为其实是为摆脱康熙鸿博之试对他们的捆绑，将自身与那场举试隔离开，这在遗民中间其实是一种自觉的行为。又如顾景星应试后以病恳请归家，“颜其堂曰‘白茅，取《易》‘无咎之义也”3。有学者就认为，“此辈这种仪式性的行为包涵着自我救赎的动机”，因为不论如何，他们终是未必能如坚辞不就者一意相抗，而是有所妥协，“事后均有一番自我辩白的需要”4。他们为什么会需要这种辩白，要做出一副既羞且愧的样子？显然，他们意识到作为遗民本身，或者是遗民的后代参与此事，是违背自己的遗民身份的，在共同的交友圈中会受到鄙视，尽管因此而获得了前途，但是这事是令人不齿的。这也就是为何面对黄宗羲时，朱彝尊与陈维崧都不约而同发出类似愧疚之语。朱彝尊认为“余之出，有愧于先生”5。而陈维崧则自责“崧不肖，不能守父遗教，遂婴世网，其为先生所屏弃也固宜”6。使他们感到愧疚的不仅是身份的转变，更重要的是对交友圈的背叛，尤其是当他们事后再面对老一辈，这种行事和品格的高下差异更是压迫得他们无法自处。

如此便能解释这种模式化语言的存在来自何处，这其实是一种表态。首先拒荐是作为一个遗民的规定性动作，他们以这种方式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寻求一种交友圈内的认同，即便最后参与了，也要给外界一种不情不愿的印象。他们在交友圈中的遗民身份要求他们必须这样表态，他们自觉与试是可耻的，尽管最后存在不同选择。表态的背后其实在承受着一种比遗民情结、遗民身份更为具体的压力，那是来自于他们共同营造维持交往的一个好友圈。这种来自群体认同的压力，虽不具有强制力，但是因其中重量级人物的倡导，以及好友间的相互评议，使得众多遗民在做出应对时，不得不有所顾虑。其实余英时先生在讨论方以智时，就认为遗民自有一套话语系统。放之此处，也能看到遗民们其实仍是在用以一种似是而非的话语模式来掩盖其真实的理由，其背后在起作用的是交友圈文化的压力。

四、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回答在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一场本应被视为稽古右文的盛事到了李颙那里居然会演变成一场威逼？这中间其实是两大力量的博弈。在清廷的一方，源于征召政策在平三藩整体战略中的地位，源于荐举制度从松散到严格过程中对隐逸征召的被动局面，源于官员在执行过程中因政绩而带来的严苛。这一系列的因素，环环相扣，导致当局无视拒荐，不断地催促逼迫李颙就范，这样的力量不仅仅施加在李颙一人身上，其他遗民也遭受了这样的威压。而在李颙一方，过去在讨论遗民坚辞不往拒绝征召的举动时，总以遗民情结作为原因来分析，但实际上并非只受制于“遗民”这一个原因。更具体更现实的因素是，被征召的李颙所代表的群体，在他们面对清廷的网罗、逼迫时，也受制于交友圈的文化压力。他们要面对交友圈中的舆论、指责，甚至是自责。由此，他们各自表态、相互呼应，以一种模式化的语言去解决当道提出的难题。这样一来，被征一方又刺激着当道采用更加急迫的措施。一方越是逼迫，而另一方越是反抗激烈。荐举不再是正常地礼贤下士，而是一种势在必得的网罗。拒荐也不仅仅是拒荐本身，更是一种基于文化圈压力下的相互示意和相互表演。而这种博弈的背后，其实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清廷已占据绝对的优势，遗民却无力回天——只能勉强维持一种思想上的团结。但是现实与之相反，大批的遗民随着时间变换，相继投入新朝的怀抱。就如这次征召的结果，尽管有各种各样的表态、坚持、忸怩。但是许多遗民如毛奇龄、潘耒等最终还是赴试，入仕新朝，颂歌新朝。

责任编辑：林建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