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认同与地方性知识书写：贵州余氏土司家族文学双母题

李黎

摘 要：经过明清两代的改土归流，清代土司制度逐渐走向衰落，土司家族向科举道路上发展，逐渐走向文学化，土司家族的独特性决定其文学独特的价值。但土司文学研究被土司制度研究所遮蔽，少有人关注。以清代贵州扯勒余氏家族为例，其家族文学呈现出以下两个明显的特征：其一，国家认同成为土司文学的主旋律;其二，土司文学出现了书写地方性知识的新气象。

关键词：国家认同 地方性知识 土司文学 扯勒余氏

中图分类号：I2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9）04-107-113

土司家族经过明清两代的改土歸流，在清代呈现式微之势。但土司制度并没有消失，土司后裔也没有灭绝。正如杨庭硕所述：“改土归流并不意味着相关土司家族政治生命的终结，只是任职方式的改变。不再承袭土司，却可以续任土官，而且这种任职资格具‘准世袭性，因而与流官任职迥别。”“不少土司后裔不仅可以当土官，还可以通过科举当流官。”1清政府规定土司子弟必须入学习礼。顺治十五年贵州巡抚赵廷臣上疏：“请自后应袭土官年十三以上者，令入学习礼，由儒学起送承袭。其族属子弟愿入学读书者，亦许其仕进。”2《清朝文献通考》卷六十九《学校考》载：康熙四十四年，“令贵州各府州县设立义学，土司承袭子弟送学肄业，以俟袭替。其族属子弟并苗民子弟愿入学者，亦令送学”3。在这种形势下，土司家族不得不发生改变与转型，一些有识之士引领家族突围，由政治、军事世家逐步向文学世家转化，清代尤是如此。

土司家族由于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经济条件也为他们进一步接受教育提供了资本，因此很多土司后人通过科举转型的人有很多，可惜文献资料多不注明其土司家世，文献梳理较为困难。而贵州水西余氏家族则一直袭封到民国时期，且有多位文化名人出现，可以作为一个土司家族文学研究的典型代表。

扯勒余氏是黔西北古代彝族“六祖”分支中恒部后裔。恒，彝语为扯勒。该家族被封为四川永宁宣抚使，明天启年间，四川永宁宣抚使奢崇明与贵州宣慰同知安邦彦因征辽事而起兵叛明。兵败后，其子孙改姓余以避难，奢崇明的幼子奢震化改名余化龙，隐居水潦大洞，即今赤水、叙永一带，清初被封为水潦长官司长官。余氏家族家学具有上百年的历史，《西南彝志·扯勒珍藏》赞曰：“德额奋之世，兴家以立国。又超度祖先，后裔也发展。偃武而修文，强盛极一时。”1德额奋又译德赫辉，是扯勒余氏家族的始祖。余达父曰：“家学逾百年，幽光久沉酿”2（《将归书示桐儿》）。《光绪续修叙永永宁厅县合志》称：“水脑（即水潦）虽居深山崇箐间，而余氏一门恒殚心典籍，博雅好古，一洗山川之陋。”3清代余氏家族有文学作品集流传的有余家驹及其子余珍、侄余昭、子媳安履贞（余昭妻）、孙余一仪、曾孙余达父等，代表作品分别是《时园诗草》《四余诗草》《大山诗草》《园灵阁遗草》《百尺楼吟草》《雅堂诗集》。

土司阶层，作为土司制度下朝廷与地方的纽带，是一个独特的存在阶层。在改土归流的浪潮中，他们的身份经历了由一方酋长到朝廷官员的变化。中央王朝与地方是他们在具体生活与思想观念中都不得不思考与平衡的一对关系。这一关系体现在余氏土司家族文学作品中表现出两个重要的创作母题，即国家认同和地方性知识书写。

一、 国家认同：土司文学的主旋律

在先秦时期，特别是西周分封制实行以后，“国家”一词就具有“国”与“家”双重意义，一般说来诸侯统治区域为“国”，卿大夫统治区域为“家”，随着秦汉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国家”泛指天下、邦国。近现代“国家”的含义由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型。在清代，国家认同是指对于中央王朝的认同，正如彭福荣所云：“作为中国特殊的政治、历史事象，土司……在大一统历史框架内和地方行省管理模式下，对中央政府的权威体制、法律制度及意识形态等产生一致的归属性情感和表现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领域的实践性行为，逻辑起点是王朝国家的客观存在，历代土司处于特殊的区位。”4

国家认同在余氏家族的诗文中主要表现为三点：第一，对中央王朝和疆域的直接认同;第二，对改土归流过程土司抉择的具体评判;第三，对主流文化的深度接受。

（一）对中央王朝和疆域的直接认同

地图严格规定国家的界限，是一个国家疆域的直观表述，国家地图的观感反映出诗人对国家的认同。余氏家族诗人中有三个不同年代的人都在其诗集中写到了面对地图的感慨，节录如下：

皇朝华夷悉版籍，一统之盛古无俦。国家肇基鄂多里，万姓归自三姓始。宁古塔城据神皋，王业正与豳岐似。天生圣人定寰中，丕基先创逢海东。黄钺一下群氛息，九州万国尽朝宗。漠南漠北列藩服，西极昆仑皆内属。波臣水国海洋洋，航梯争来会辇毂。观图应识我帝功，食土须尽草莽忠。厚泽深仁二百载，长沐膏雨扇和风。

——余家驹《天下图》 5

生长夜郎天，自觉夜郎隘。每笑夜郎王，汉孰与我大。……见我皇舆图，溯我皇所隶。幅员古所稀，辽阔高百世。西极东瀛通，漠南漠北至。帝德弥地天，覆载皆内治。我乡在图中，弹丸如黑痣。

——余昭《大清一统图》6

嗟呼，自昔地利无常险，坐谈纸上犹空言。安得大手一一区画而整饬，巩固疆域奠乾坤。

——余达父《题杨惺吾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7

余家驹于清嘉庆辛酉年（1801）出生，卒于道光庚戌年（1850）。幼年丧父，由母亲抚养成人。选为贡生后即归隐林泉，侍奉母亲。他在《天下图》诗中表达自己对朝廷的感恩和忠诚。余家驹另有诗题为《相传云南边外有地曰西梁，烟瘴亘古不开，谣云“要得西梁开，除非道光来”。今上登极，烟瘴全消，地极肥饶，民贪其利，多弃本土迁之》，诗歌没有批判无可稽考的谶语，但批判一些人“何事贪心弃故乡”的行为，说明他对于故乡的看重。宫词本是一种抒写宫怨的诗歌体裁，他甚至改变宫词的文体风格专以称颂盛世，曰：“宫词，王建、花蕊夫人、宋徽宗各善其长，世之作者辄为宫怨，予以盛世内无怨女，别为颂扬体。”（《宫词》）他的诗歌赞颂圣主与盛世，表达忠心与感恩，似乎担心他人见疑而急急忙忙标明自己的位置与心态，多多少少令读者感到流于表面的形式。

余昭，虽为余家驹的侄子，却自幼随伯父读书，被余家驹视为家学衣钵传人，给予无限期望。余昭性情豪放，科举落第后以筹饷得到翰林院待诏之职，曾自嘲曰：“读书未遂词林愿，筹饷微伸草莽忠”（《以筹饷例得捐翰林院待诏，自嘲二首》）。他又曾平定苗民起义，得州同知（别称司马）之职。余昭面对《大清一统图》感到夜郎渺小，为清政府幅员辽阔而惊叹，他进而由衷生出属意苍生幸福的壮志：“图中多苍生，苍生属我意。他日展经纶，按图舒壮志。” （《大清一统图》）。

余若瑔，字达父，以字行。生于同治九年（1870），卒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于光绪丙午（1906）年率子侄一起留学日本。余达父留日期间，与平刚结交，平刚后来成为贵州辛亥革命领导人之一。《题杨惺吾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收入《雅堂诗集》卷五，该卷收录丙申（1896）冬至戊戌（1898）年间作品。时甲午战争失败，余达父曰“强权政略四维侵，反动生民爱国忱”（卷七《和慎斋先生秋感韵八首用杜秋兴韵避云韵》）1，面对地图，他想到险要的地势并不能成为国家的倚恃，期望有力者可以巩固疆域。此时，他完全就是天下百姓的一分子，并且是一个充满忧虑的小小分子。

余氏诗人在不同时代对于国家认同的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个人抱负、人生选择与社会期待也有所区别，但同样都基于国家认同的前提。

（二）对改土归流过程土司抉择的具体评判

明清两代的改土归流，对于土司家族来说是一种利益攸关的考验、命运攸关的抉择。在这场波澜壮阔的历史变革中，不同的土司家族有不同的选择与遭遇。作为土司家族的诗人，如何评判這些选择体现出诗人的立场。

陇应祥，镇雄土知府陇来凤的妻子，在丈夫死后掌权。在明代改土归流的运动中，她矢志效忠于中央朝廷，被授予正议大夫，晋资治尹。官府赐予“世笃忠贞”称号，建坊旌之。余昭盛赞其“男官妇职抚群酋，凤藻龙章表壮猷”（《前明正议大夫资治尹署镇雄土府陇母应祥》）。余家驹《禄安人》一诗赞美了禄安人改土归流中的抉择。禄安人，乌蒙土司禄天伦的第二个女儿，清代云南镇雄土司陇联嵩的第二任妻。陇联嵩死后，其子陇庆侯（禄安人的妹妹所生）承袭其职。雍正五年（1727）总督鄂尔泰奏请诸土司改土归流。镇雄土司因藏匿之罪名而被停袭，众人欲联合反对改土归流。禄安人劝诫陇庆侯母子继承忠于朝廷的家族传统，顺应时代变化。于是在诸土司受到讨伐的时候，镇雄土司安然度过这个历史变革，也保全了此地一方百姓的性命。雍正八年（1730）乌蒙土司禄万福联络各地土司、头人，以反汉人为旗帜，惑众叛乱。禄安人亲至旧所部各寨，申喻利害，至以自杀相逼，所部感泣，答应不归附叛党。又招故部土目，协助围捕叛乱之人。事卒以闻，朝廷封其为安人，为之建坊表彰，曰“济美”，意与其祖母陇应祥并美。并下诏褒之，曰：“力排狐党，导穷寇以知归。志靖狼烟，戢天戈而不试。”余家驹高度赞美其为了百姓安危，放弃世代祖业的大义行为，曰：“拚将世业沧桑改，忽使遗民玉石焚。大义片言销贼党，奇谋一举靖妖氛。”（《禄安人》）

明末黎州宣抚使司马金，汉马岱后代，承袭黎州宣抚使司后，遇张献忠招降，不从。余家驹称赞马金保障西南之功——“保障西陲天一边，烽火无惊三百年”，赞美马金“一心不作二臣子，愿学信陵君乐死”（《黎州行》），马金于明亡后以美色醇酒自戕，如同信陵君被秦离间后死于酒色之中。秦良玉是明朝末年著名女将，丈夫马千乘是汉伏波将军马援后人，世袭石砫宣慰使，马千乘被害后，因其子年幼，秦良玉于是代领夫职。在当时“诸司皆受献忠伪印”的情况下，秦良玉特立独行，不接受张献忠的封号。余家驹赞其“绝徼孀帏一妇人，死守残疆誓报国”（《秦良玉遗剑》），余昭诗歌赞其“孀帏义愤起边隅，忠殉君王节殉夫”（《石砫女土司秦将军良玉》）。余氏诗人对农民起义的认识固然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在家天下的时代，国家被当作一姓之国家，忠君与维护中央王朝、国家的统一被看作是一致的。

（三）对主流文化的深度接受

文化认同深植于历史与文明的根基之中，是国家认同最深厚的基础。许纪霖说：“在古代中国，对于‘中国的国家认同，是通过文明的认同和王朝的认同实现的。”1儒家思想自汉以后成为社会主导思想，孔子是中国儒家思想的代表，边陲镇雄少数民族首领陇氏为孔子塑像，余昭赞曰“尼山道貌尊师范，边徼蛮荒作步趋”（《谒镇雄圣像》）。修文德以化远人，是中国儒家一贯的主张。少数民族领袖亦有提倡教化以维护统一的。据《明实录·宣宗实录》记载，宣德九年（1434），永宁宣抚司宣抚奢苏曾经上奏说宣抚司儒学生员俱土獠夷人，朝廷所授教官语言不通，难以训诲，建议熟悉夷语的人担任训导官。奢苏还广设义学，使明代赤水地区人文兴盛起来。余家驹赞奢苏曰：“欲以德化顽，修文而偃武……钲鼓化弦歌，漏天人文起。至今溯渊源，肇自夫人始。”（《奢夫人》）

国家统一，民族和平，非一味使用武力来达到，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方式更值得推崇。那些为国家和平、百姓幸福、文化交流做出巨大贡献的历史人物也是中央王朝与土司诗人共同认可的。诸葛武侯七擒七纵孟获的故事深入时人心中，他维护统一，恰当处理民族事件的行为，在西南少数民族人民心目中是一个典范。余昭赞曰：“德原能远服，功不在多擒。”（《七星关》）。

余家驹《听读夷书》写自己遇到一位教导夷童的老者，于是让老人把夷书读给自己听，得出“其义皆与经籍同”的结论，因为“此书亦惟言仁义，与子言孝臣言忠”。并深入分析道：“忆昔未曾入版图，圣教何由至荒区。始信人生性本善，华夷虽异理无殊。”指出少数民族的文化与汉民族文化具有一致性，因为不管什么民族，人性是相通的。

天下一统是中国人心中固有的观念，统一带来秩序与和平，分裂意味着战争与杀戮。而有时中央王朝对于一些边远少数民族缺乏有效的管理，因此采用了土官自治的土司制度，土官治理的方式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礼记·王制》），土司制度的前提是国家认同，在当时是对中央王朝的认同。关于这一点，彭福荣有过详细的论述：

根据土司制度规约，各少数民族首领出于寻求和保有利益的工具性目的，认同元明清等朝代表的国家大统，成为职衔品级不等的大小土司，成为王朝国家时代统治领隶的各族土民，在政治统治、朝贡纳赋、保境安民、护国固疆、社会管控和文化变革等中，借王权来确认和提升自身地方统治权力的合法性，巩固土司政治，博取更多物质资源和拓展生存空间，谋求更多统治利益。在王朝国家与历代土司的博弈中，谋求利益最大化的共同目标促进国家权威下渗延伸，推进经济开发而变革土司政治基础，朝贡纳赋体现向化忠君，征调土兵以保境安民、护国固疆，崇儒兴学而认同共享中原文化、儒家道德伦常。2

彭福荣的论述主要强调土司从政治经济利益出发寻求国家认同。余氏家族诗人主要出现在清代晚期，从这些文学作品中，读者可以看到认同中央政权、抨击分裂、接受儒家忠孝文化、心系苍生百姓成为余氏土司家族文学的主旋律，这说明走向文学转型的土司家族逐渐由利益驱动下的国家认同走向精神与文化归属下的国家认同。

二、地方性知识：土司文学的新气象

一般认为，地方性知识这一概念是人类学家吉尔兹首先提出的，他的一本书《local knowledge》，译为《地方性知识》。“地方”实为“当地”或“在地”的意思。明清时期的贵州文坛主要有三类人群，其一是由为官、流寓、贸易而来的客籍文士，其二是戍边、农耕而定居下来而后文学转型的汉族文士。其三就是唐宋以来逐渐在这片土地取得统治地位的土司阶层。土司阶层是中原文化与地方文化融合与冲突的焦点和缓冲带。土司作为地方与中央王朝的纽带，一方面需接受中央王朝的管理，一方面是土地百姓的管理者;一方面接受中原儒家文化的濡染，一方面受生于斯長于斯的地方文化自然熏陶。书写地方文化不仅是土司诗人的情感所系，而且是土司诗人主动的自觉的意识。土司文学犹如一部地方文化的播映带，是一场关于地方性知识的具有情感与温度的文学展览。地方山水、地方风物、地方民俗、地方历史是土司诗歌中地方性知识介绍的几个主要板块。

（一）山水与风物

平夷之处，因人常到，风景易为人熟悉而变得普通;险远之处，人迹罕至，固常有非常之观。贵州地处天末，偏僻险远，连一生爱入名山游的李白也说 “我愁远谪夜郎去”（《流夜郎赠辛判官》）1，望之而胆寒。清代来到贵州的官员、文人虽然被贵州的山水风情所打动，但亦往往局限于对路途之风景、过往之驿站、独特之景点的描摹，未能深入挖掘。土司诗人熟知且热爱这里的山山水水，亦具文学表达的能力，曰“如此奇特境，荒落无人评。若非今我到，能不亦虚生”（余昭《法硌古》），他们把推介这些不为人知的奇丽之景作为自己的责任。

贵州是高原山地，喀斯特地貌。余家驹《时园诗草》诗集中山、河、瀑布、洞、崖梯等独特的地理美景令人眼花缭乱。例如：

滇蜀山皆峻，黔山更轶伦。（余家驹《青浓山》）

潭水犹凝上古冰，中有瘦蛟寒可罾。（余家驹《灵湫洞》）

或为披麻或解索，或为米点或云头。细者藻荇巨松桧，怒者虎豹黠狝猴。如豆如尊如鼎爼，如圭如璧如戈矛。王会图与明堂考，奇形古制尽兼收。（余家驹《探乳硐》）

山下云气化为水，白浪茫茫铺万里。一粟身如浮大海，伟哉造化殊奇矣。（余家驹《登高望云海》）

一山一水竞奇怪，逞强比胜不少懈。（余家驹《水脑河》）

山水之外，地方风物亦具浓郁风情。这里的竹，“隆比鹤膝规青铁，瘦比蜂腰削碧琳”（余家驹《罗汉竹》），《镇雄志》称罗汉竹即筇竹，余家驹据《竹谱》考证罗汉竹与筇竹的区别：“筇竹实心，今罗汉竹不实心，特孔小耳。”火锅是贵州人喜欢的一种饮食方式，至今盛行。余家驹《火锅》别具趣味：“绝妙销寒器，居然燮理同。登型余古制，水火济元功。冷避几筵外，温生笑语中。夜阑更进酒，客座满春风。”介绍火锅的同时，兼具哲理与诗意。

（二）神话与民俗

余家驹《时园诗草》和余昭《大山诗草》中还有许多地方神话传说引人入胜。余家驹《落太赫山》记载夷族仙女奢茂的传说。余昭《蚂蚁洞》曰“有蚁大如豕”，且“（蚂蚁）与人交易，人欺之，遂自封垒”。火马峡也很奇怪，“峡有龙潭，相传河鱼赴此值日，来时甚肥，去时颇瘦。按月轮班，历历不爽”（余家驹《火马峡》）。法硌古，彝语，即石鼻崖，取其崖象肖其形。这里有“即为天上人”的彝族天神“模果数”，“其人长丈许，耳大垂及身”，又有“聚族地下存”的彝族地神“堵鳖德”，“其人不盈寸，蠕动如蚁群”（余昭《法硌古》）。彝语的运用也拉近了诗人与本土读者的距离，余昭曰：“山灵隐荒陬，有无识汉音。投之以韵语，未必解披吟。试为操土风，乡谈认乡亲。”（《法硌古》）

余家驹还十分留意该地独特的民俗生活。《取奇石于以齐法窝而述》写该地的居民悬崖架屋、长竿咂酒的生活方式：“咄哉此佬人，构屋悬崖侧。食与猴鼠争，居与鬼魅逼。见我颇有情，汲泉灌咂酒。长竿象鼻弯，痛吸狂搔首。”《硝匠》一诗则专门描写特殊的一个生活群体——以采炼芒硝为生的工匠的生活：“空际舞秋千，人如一纸鸢。腾身超碧嶂，飞步走青天。踪迹疑山鬼，行藏类洞仙。忘形生死外，仗得是神全。”余家驹另有两诗均题曰《小河口》，其一写小河口的交易市场，诗曰“鸟道迢迢通贩商，贫民负戴赶鸡场”。注曰：“瓢儿井以酉日为市，曰赶鸡场。”其二写小河口独特的地势与因地制宜的建筑：“山尽童如赭，人家凿石栖。割天分半壁，划地纳双溪。四凸藏风燠，中凹聚水低。”这里还是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之地，曰“黔蜀音相异，汉夷俗不齐”。即使是生活的一个小细节，在余家驹笔下也颇具地方风情：“夷人采生木叶，贴唇吹之，音极清越。”（《听吹木叶》）

（三）地方历史

中国是重视历史的民族，以诗为史，一直是中国诗歌推崇的价值。余氏土司家族的诗歌保存了大量的历史线索，可以与历史互相印证并补充。

贵州地处边隅，语言不通。很多地方事件并不能及时上达官听，正史对于该地历史、人物也语焉不详。并且大的政治变革，往往带动泥沙俱下的洪流，真相往往被扭曲，个体有时被淹没。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曰：“文集者，一人之史也。家史、国史与一代之史，亦将取以证焉。”1土司诗人，作为当时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用诗歌记载了当时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

余家驹有一诗，其长题已自交代事件的经过，兹摘录如下：“诏公翁言少时曾见乌蒙乱时被掠为人奴者二人，年皆八十余，每牧牛相遇，相向痛哭，诅威宁大化里土弁七促。讯之，云：‘莫莫等虽不愿归流，然不敢反。七促欲其反以为利，乃嗾之反，且使其甥黑夸助之。黑夸名阿格，广化里土目，万人勇也。贼以为可恃，遂反。七促既投官兵，为向导。鄂文端易其名，曰安疆，授以官职，予以叛产。七促富贵，乌蒙遗民玉石俱焚焉。”该诗通过具体的历史细节反映了改土归流过程中个体的遭遇，余家驹自言作该诗目的在于“聊将翁语付新诗，寄与后人入野史”。

余昭《伤戚里》是为安阶平家族而作的长篇叙事诗。安氏先世为乌撒盐仓土府后裔，属于“勺钟家”（汉语音译为“奢渣家”）。余昭娶了安阶平的妹妹安履贞为妻，与安氏为姻亲，与安氏交往频繁。余一仪（余昭之子）称“家严此诗道舅家事甚详”，可作“世家列传”2。该诗是考证土司历史不可多得的翔实资料。

明清文士对地方性知识的介绍与关注者不乏其人。但有的是以猎奇的心态打量，竹枝词的创作属于此类，严奇岩在《〈竹枝词中的清代贵州民族社会〉结语》中总结说：“清代贵州竹枝词作者多抱猎奇的心理，因而对汉族诗人来说，与汉族迥然不同的异文化现象才会引起了他们的关注。”3有的是带着征服的目的考察，一些入黔官员的地方笔记类作品属于此类，如郭子章《黔记》、田雯《黔书》、李宗昉《黔记》、张澍《续黔书》之类。徐嘉炎序田雯《黔书》直言：“先生之书，盖专为治黔者法也。”4张澍在《续黔书自叙》中称：“田禾叔亦云：‘边方之官，非有为不足戡乱，非有守不足服人，非久任不能谙土俗。是诚治夷之宝鉴也。予不敏，眊眊孟晋之矣。”5黄景濂论李宗昉《黔记》之价值曰：“则此书也，策治安，防祸患，非只记轺车之鸿雪，而实为梼杌之嚆矢。”6这些书籍客观上起到了传播黔南地方知识的作用，但主观上是为了便于在了解的基础上更好地治理。治理的过程往往伴随着对地方文化的改造，地方性知识得到传播的同时地方文化也逐渐灭亡。张澍曰：“洎入圣朝，易椎髻而冠裳之，刊枿艿而郡县之，劖卭笼而守圉之，百余年来，盖浸浸乎济美华风矣。”1可谓明证矣。

吉尔兹《地方性知识》的写作契机是后现代殖民主义引发的地方性与全球性的冲突。《地方性知识》倡导“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2。明清的改土归流亦是地方性文化与占主流地位的中原文化的冲突。土司是这场文化冲突中最具“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的文学创作群体。人类学家所谓的地方性知识，是以文化相对主义为前提，美国文化人类学家赫斯科维奇说：“文化相对主义的核心是尊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的一种社会训练。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去评判甚至摧毁那些不与自己原有文化相吻合的东西。”3土司文士身份的双重性，文化的多元化决定了他们能以“和而不同”式的相对平等的态度看待自身的文化。

土司制度是一项创造性的社会制度，是在大一统中央集权下协调解决中央与边疆民族地区的职官与行政关系的制度。土司制度及其影响下的社会变迁，一直是土司问题研究的重点。而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土司文学已经隐然成为土司问题新的研究点。4而国家与地方正是土司诗人所面对的根本问题，国家认同与地方性知识书写也成为理解土司文学作品的两个关键点，亦可以成为土司文学研究的切入点。例如，从文学上，地方性知识的书写形成一种文学陌生化，形成土司诗歌的独特气象，正如余昭所说“荒唐事近古，聱牙句易新”（《法硌古》）。土司階层是历史发展中特殊的群体，在土司文学研究中，这一特殊群体对于特殊时代的独特认识和体悟，应该成为文学研究者不可忽视的内容。而且文学作品从文学的角度反映当时的政治与历史，也是土司制度研究者必须重视的研究素材。

责任编辑：黄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