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阁文库藏孙应鳌《教秦总录》孤本考辨

赵广升

摘 要：孙应鳌撰《教秦总录》，国内约在清中叶亡佚，日本内阁文库藏二卷本为存世孤本。明人所撰孙应鳌传记中将《教秦总录》与《教秦绪言》并举，又误出《教秦语录》一名;清儒郑珍、莫友芝以为《教秦绪言》即《谕陕西官师诸生檄》。笔者考诸书目，比对序文，梳理《教秦总录》一书的刊刻与流布，认为《教秦总录》与《教秦绪言》同书异名，《教秦语录》可能为《教秦总录》之误，《教秦绪言》非《谕陕西官师诸生檄》。《教秦总录》对研究孙应鳌思想发展、阳明心学在关中的传播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孙应鳌 教秦总录 教秦绪言 教秦语录

中图分类号：K8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9）04-114-123

一、内阁文库藏《教秦总录》孤本

孙应鳌（1527—1584），字山甫，号淮海山人，贵州清平卫（今凯里炉山镇）人。嘉靖三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历户科给事中、江西按察司佥事、陕西提学副使、四川按察使、湖广右布政使、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郧阳、大理寺卿、礼部右侍郎管国子监祭酒事，终南京工部尚书。卒赠太子太保，谥文恭。孙应鳌是嘉靖、隆庆、万历朝著名理学家、教育家和文学家，万斯同《明史》称其“奋起荒徼，以学行知名，为黔中人士之冠”。1

嘉靖四十年闰五月孙应鳌升陕西按察司提学副使，四十二年秋迁四川右参政，这一时期是孙应鳌思想最活跃、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成为一名年轻的理学家、教育家和文学家，开始在思想学术界崭露头角。这期间他完成了四部著作：《谕陕西官师诸生檄》《左粹题评》《孙山甫督学集》和《教秦总录》。前两种国内有藏，《孙山甫督学集》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秦总录》藏于日本内阁文库。2018年夏，蒙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杜泽逊先生的热心帮助，从内阁文库国立公文书馆复制回《教秦总录》（请求番号299-0110），现就《教秦总录》考辨如下：

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载：

《教秦总录》二卷，（明）孙应鳌撰，张学诗等编。明隆庆二年（1568）序刊本，共一册。内阁文库藏本，原丰后佐伯藩主毛利高标旧藏。[按]此本系日本仁孝天皇文政年间（1818—1829）由出云守毛利高翰献赠于幕府，明治初年经太政官文库而归内阁文库。2

封面（图1）左上签题“教秦总录”，下有小字“一二、全”;右上钤“昌平坂学问所”。护页后有《〈教秦总录〉后序》，首页（图2）钤三印，由下而上依次为：“佐伯侯毛利高标字培松藏书画之印”“浅草文库”“日本政府图书”。可知该书原为丰后佐伯第八代藩主毛利高标（1755—1801）藏书，文政十一年（1828）第十代藩主毛利高翰（1812—1832）献于江户幕府，入昌平坂学问所。明治三年昌平坂学问所撤销，藏书入东京的国立浅草文库，后入内阁文库，“日本政府图书”即入内阁文库所钤。框高十九点二厘米，宽二十五点八厘米。四周单边，版心题“教秦总录”。正文半页十行，行二十字。共二卷，卷一第一页至第三页缺，卷二署“明陕西督学使如皋孙应鳌述，门人张学诗、宋昂等缉录”，无缺页。正文为问答语录体，存七十四条。

从颜鲸《〈教秦总录〉后序》可以约略知道该书的刊刻情况：

贵竹淮海先生自幼颖悟绝伦，尝踵见道林，悟宗旨而归，发愤刊落，功收一原，任重诣极，洞見道体。曩岁以督学使讲道关中，诸生云集问业，随所诘难，响答如流……鲸虚生五十二年，昨至云溪馆中，夜半悟格物之旨，自幸沉疑三十载，一旦廓然，喜而欲狂。至永州城中，复得先生《教秦总录》而读之，益觉印证痛切，探讨分明……尤念根力浅薄，不能仰窥先生之学之精，近以职事备员司属，犹得依仿准绳，勉焉求进，不自知其力之微、岁之晚也。把玩昌言，三复寤叹，谨述数言于末简以请教云耳，先生其有以复我否耶？隆庆戊辰五月十九日，视楚学使慈溪颜鲸顿首书1。

隆庆戊辰即隆庆二年（1568），故内阁文库标为“隆庆二年序刊本”。颜鲸（1514—1589），字应雷，号冲宇，浙江慈溪人，中嘉靖三十五年进士。颜鲸学于王畿，王畿《与孙淮海》有言：“我公信道力学，为道林、波石二兄入室宗盟，楚侗兄亦时时传诵高谊，无由聚首一谈，徒有耿耿。”2王畿与徐樾、蒋信俱为阳明高等弟子，则颜鲸与孙应鳌俱为王门第二代弟子，颜鲸虽年长孙应鳌十三岁，但登进士却比孙应鳌晚三年。嘉靖四十五年闰十月，孙应鳌任湖广右布政使，隆庆元年十月升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抚治郧阳，时年四十一岁。颜鲸于隆庆元年任湖广提学副使，年五十四岁，为孙应鳌下属，作《赠淮海先生拜大中丞节制三藩序》，内有“诸司于先生之行也，属颜子为之言”，末署“隆庆元年，岁在丁卯，一阳月之吉，钦差提督学校湖广等处提刑按察司副使、前山西道监察御史、奉敕提督北畿学，慈谿颜鲸顿首书”。3隆庆二年五月，颜鲸巡校诸生，至永州，得先生《教秦总录》读之，故为作《〈教秦总录〉后序》。

胡直《与孙淮海书》亦言及《教秦总录》：

今得来封《教秦录》读之，其中言言与鄙心协甚。即如所驳“博施济众”及“康斋第一着”之说，见丈于仁体盖初有得而后或凌迟矣。1

“康斋第一着”见《教秦总录》卷一第八页：“问：章枫山言‘吾辈出处，吴康斋第一着，陈白沙是第二着，到罗一峰与我辈已是第三四着了何如？”可证信中所言“《教秦录》”即《教秦总录》。信中又言：“闻楚侗已就告，弟明春约赴庐岳，遂约过衡，或可至太和，至是犹望丈作主人耳。吏归，迫岁暮，有言不既，《录》序容后成之。”知孙应鳌将《教秦总录》寄与胡直，请他作序，值岁暮，仓促不能竟篇，胡直请求宽限以完成序文。这样看来，《教秦总录》应该有胡直序，内阁文库藏本只见颜鲸序，前面诸序应该被抽去。胡直此信作于何年？按：耿定向（字在伦，号楚侗）隆庆二年二月升大理寺左寺丞，三月上疏请告，九月命下予告。胡直信中“闻楚侗已就告”即指此。信中“明春”之游，应是隆庆三年春，时孙应鳌以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郧阳，治所郧阳地近太和山（武当），故拟共登游。胡直序当在隆庆二年岁末或者三年年初，晚于颜鲸序。

孙应鳌提学关中时高等弟子温纯有《〈教秦总录〉序》：

嘉靖中，吾师淮海先生以臬大夫督秦中学，既以经义课诸弟子正学书院中，日与讲鲁邹之业，冀他日为县官用。兹录盖诸弟子各汇辑先生口授者云……先生去秦且一纪，诸弟子见用者，未见用者，不知视先生教若何？顾纯不佞，往谬为先生期许，今且无能裨益县官，安能不面赤汗浃背哉。虽然，召伯故以利泽导齐民耳，其所遗甘棠，民且不忍伐，况以弟子而学鲁邹于先生。目是录而不惟先生言是听，徒若纯面赤汗浃背何益？纯故刻此，将与诸故从先生游者共服膺焉，则先生之甘棠且世世在。2

据“先生去秦且一纪”之语，可推知作序时间。嘉靖四十二年（1563）秋孙应鳌由陕西提学副使升四川右参政，历四川按察使、湖广右布政使、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郧阳，万历二年（1574）九月升大理寺卿。温纯（1539—1607），字景文，号一斋，陕西三原人，孙应鳌目为国士，嘉靖四十三年陕西乡试第一名，四十四年进士，隆庆六年（1572）七月起补河南右参政，分守南阳，万历二年九月调任太仆少卿。南阳府属郧阳巡抚所辖，又为孙应鳌僚属。万历二年距嘉靖四十二年正好一纪，故温纯序作于是年，且在是年九月之前。温纯另有《归来漫兴序》：

会先生拜上命，再抚郧中，纯当以职事奉约束……论督关中学，一时关中博士弟子事先生如山斗，乃阐明道妙，揭示默识本旨，即世世可师承矣。日先生不以纯不佞，目为国士……乃付程郎逊梓布之。3

序中“再抚郧中”，即万历元年（1573）六月孙应鳌再抚郧阳，其时温纯任河南右参政，分守南阳，遂将《归来漫兴》交由南阳令程逊刻印。程逊，字惟谦，直隶长垣人，隆庆五年辛未科进士，万历元年任南阳知县。《内阁藏书目录》载：“南阳府《南阳县志》二册，万历乙亥邑令程逊修。”4方九功《南阳县旧志序》：“长垣程侯令宛之三年，政成多暇，乃徵文学士修焉，而授简博士宋君昂，率三五诸生共加编辑。至于润藻裁定，侯自总之。”5万历乙亥年即万历三年，可知程逊于万历元年至三年任南阳县令，《归来漫兴》即在任内刊印。

《教秦总录》卷二题“门人张学诗、宋昂等缉录”。《乾隆盩厔县志》载：“张学诗，嘉靖甲子科举人，[张]幾子，博综群籍。”1《咸宁县志》载：“宋昂，字仲□，以乡试授南阳学教谕，订修《郧阳志》，寻升广平令，宽简廉明，尤加意黉校。历官顺德府通判，解州知州。”2宋昂中陕西嘉靖四十三年乡试第三名，张学诗第八名，二人和温纯都是孙应鳌高等弟子。温纯任河南右参政，分守南阳，宋昂任南阳学教谕，因此刻《教秦总录》于南阳。黄嘉善《古今书刻》：“南阳府：《督学集》《淮海易谈》《教秦总录》。”3

查《千顷堂书目》载有“《教秦总录》四卷”，4《传是楼书目》载“《教秦总录》四卷，孙应鳌撰，二册”。5内阁文库藏《教秦总录》二卷，一册，只有颜鲸序，未见胡直、温纯二序，卷一首页至第三页缺，显见内阁文库藏本已经抽毁，并非全本。清中叶以后，国内公私藏书机构鲜见记载此书，内阁文库藏《教秦总录》二卷本是目前所知的存世孤本。

二、《教秦总录》与《教秦绪言》《谕陕西官师诸生檄》《教秦语录》

“嘉靖八才子”之一的任瀚《题〈教秦绪言〉小引》曰：

淮海孙山甫，在先帝时提学关西，日与秦中诸生讲论心学，随所疑问，应辩如响。诸生中高等第子札记其语，编次成书，题曰《教秦绪言》。山甫去秦日，官师刻置学宫，为六经羽翼。蜀太守伍君见之，语诸生曰：“且独不可以教蜀耶？”会创建正学书院成，将遂刻置书院，以禆正学，谓余当序诸首，亦山甫意也……《绪言》凡七十九条，其说理，如珠走盘，随方旋转，圆融不定，而卒归于一。余尝语山甫，此学如种树然，大抵皆从诚意慎独上定根，范围曲成上结实。定其根，则华实自相副矣。合家国天下以成其身，合内圣外王以成其学，盖致知格物之旨于是始尽。尽此学，可以弥纶八极，贯穿百王，幽赞鬼神，明通万象。得此理者，六经皆剩语耳。其孰为绪言？其孰不为绪言？6

序中说“山甫去秦日，官师刻置学宫”，孙应鳌去秦在嘉靖四十二年秋，那么《教秦绪言》最早当于是年刻于陕西。孙应鳌离陕任四川右参政，分守川北，驻节果州，顺庆府知府伍典（祁阳人，嘉靖三十五年进士，官至山东提学副使）见《教秦绪言》，遂刻置正学书院，时间约在嘉靖四十三年。《教秦绪言》与《教秦总录》是何关系呢？将任瀚、颜鲸、温纯三序做一比较：

从内容看，都是孙应鳌提学关中时弟子辑录其讲论心学之语，大要为“一贯”“仁体”“慎独”之学。从条目数量看，《绪言》七十九条，《教秦总录》内阁文库藏本存七十四条，如果加上卷一所缺一至三页数条，当正合七十九条之数。由《教秦绪言》与《教秦总录》二书内容和条目数一致，可推知二书为同书异名。

据此，《教秦总录》刊刻经过大致如下：嘉靖四十二年（1563）秋，孙应鳌關中弟子辑录《教秦绪言》，刻于西安正学书院;嘉靖四十三年（1564），四川顺庆知府伍典刻于果州正学书院。这也与颜鲸《〈教秦总录〉后序》中所言五十二岁（1565）至永州城中得《教秦总录》而读之一事相符。隆庆二年（1568），颜鲸和胡直又先后作序并刻印;万历二年（1574），温纯又为序，付程逊刻于南阳。后世学者未睹《教秦绪言》，仅凭臆度，将孙应鳌《谕陕西官师诸生檄》误作《教秦绪言》或者《教秦语录》。清末郑珍曰：“前八九年访得明清平孙文恭公《教秦绪言》一卷刻本于其家祠中，今年夏莫郘亭从吉安周小湖作楫观察寓所搜得石本，前题《谕陕西官师诸生檄》，其文即《绪言》也，末多《自书后》一篇。”1莫友芝《孙文恭公小传》言：“《教秦语录》（此种西安有手书石刻，本题作《谕陕西官师诸生檄》，即《理学传》之《教秦绪言》）。”“友芝访求数十年，仅得……《教秦绪言》一卷。”2光绪四年，莫友芝、莫祥芝兄弟辑刻《孙文恭公遗书》，内收《教秦绪言》一卷。按：《谕陕西官师诸生檄》碑刻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第六室，共十通。《檄》文分崇制、订学、论心、立志、破迷、修行、规让、饬礼、励勤、戒速、博理、讲治、进业、惇友、养蒙、严范十六条，九千余字，嘉靖四十年秋孙应鳌赴任陕西提学副使所颁布。碑刻末有《书〈谕官师诸生檄〉文后》，文曰：“余初视陕西学事，既条所以为教者凡十有六，布诸下矣，学官辈复请余书而镌诸石……嘉靖壬戌秋九月十日，淮海山人孙应鳌书。”3则该碑于嘉靖壬戌（1562）年立于正学书院。《教秦绪言》凡七十九条，而《谕陕西官师诸生檄》凡十六条，二者实非一书，莫友芝未能目验，将《谕陕西官师诸生檄》误作《教秦绪言》，又误作《教秦语录》。今人谭佛佑4、龙连荣5、李独清6、刘宗碧7、扈继增8、王路平9、黄文树10、彭毅11、王晓昕12、叶晔13等论著中所引《教秦绪言》或《教秦语录》，乃《谕陕西官师诸生檄》，俱为莫友芝所误也。

丘禾实《孙文恭先生传》：“至片语单词竞相传诵，曰《绪言》，曰《语录》。”1郭子章《工部尚书孙应鳌》2《南工部尚书孙文恭公祠记》3，过廷训《孙应鳌传》4、田雯《孙文恭公祠碑记》5也载有《教秦语录》。孙应鳌真的著有《教秦语录》一书吗？刘伯燮（1532—1584）在《孙先生格言序》中谈及搜集孙应鳌论学著作：“继入秦，从藩臬中搜方策，得先生《教秦总录》……丁丑秋，余小子释秦兵，远督滇学，式先生庐，得《雍谕》一帙、《琐言》一楮，即今合并而为《格言》者。”6刘伯燮万历三年（1575）升陕西兵备道副使，分守固原，是年得到《教秦总录》;万历五年（1577）秋升云南提学副使，路经清平，访孙应鳌，得到《雍谕》《琐言》，交昆明尹张志皋刻行，名《孙先生格言》。万历《贵州通志》载：“《淮海易谈》一部，四册;《四书近语》一部，四册;《学孔精舍论学汇编》一部，四册;《学孔精舍汇稿》一部，八册;《淮海遗稿》一部，三册。”7《千顷堂书目》和《传是楼书目》载《教秦总录》，无《教秦语录》。综上所述，《教秦语录》一名未见载于刘伯燮序和万历《贵州通志》及黄虞稷、徐传学二目，可能是丘禾实将《教秦总录》误记为《语录》，又将《绪言》和《语录》二书并称，郭子章、过廷训、田雯、郑珍、莫友芝等踵谬承讹，遂至后人莫辨矣。

三、《教秦总录》的思想内容

《教秦总录》存七十四条，誊录如下：

《教秦总录》解答诸生研读儒家经典四书五经所遇到的疑难，尤以《论语》《易经》为多;也解答了诸生研读“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程门”的谢良佐、杨时、游酢，杨时门人罗从彦、李侗、胡宏、张栻，朱熹及门人真德秀、薛瑄，吴与弼及门人陈献章、胡居仁、蒋信，以及陆九渊、陈亮、章懋、王阳明等宋明理学家的思想观点所产生的疑难。在该书中，孙应鳌首次对儒家经典提出了富有创见性的新解，如《论语》“五十以学《易》”章，其后在《淮海易谈》《四书近语》中又有所发展，比较如下：

自《教秦总录》而《四书近语》而《淮海易谈》，“五十以学《易》”之新解前后相承，演化轨迹可见。孙应鳌提学陕西时与耿定向相知，有《答楚侗公书》，以心学释“温故知新，可以为师”为“成己成物，师道也”，引为得意之解，后来在其《四书近语》一书中又加以发挥。以上表明孙应鳌一些重要的思想观点在这时已经形成。温纯《〈教秦总录〉序》撮其主旨“大要以天地万物一体为仁”，颜鲸《〈教秦总录〉后序》点出其“一贯即仁体”，任瀚《教秦绪言》指出其“一贯”之学臻于“圆融”，标志着孙应鳌心学思想已成体系，趋于圆融。其后，隆庆二年完成名著《淮海易谈》;隆庆三年辞官，在家乡清平建学孔书院，期间完成另一部代表作《四书近语》，标志着孙应鳌心学思想体系趋于博大精熟。这个时候，孙应鳌已经成为与耿定向、赵贞吉、罗汝芳齐名，有“孙子名满天下”美誉的著名思想家了。因此，孙应鳌的第一部理学著作《教秦总录》，与《淮海易谈》《四书近语》二书前后相承，《教秦总录》孤本的发现，对研究孙应鳌学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意义。

四、孙应鳌对关中学风转变的影响

北宋张载创立关学，关中人才鼎盛，学术活跃。至明代，阳明学崛起东南，西北则未闻也。渭南南大吉任绍兴知府，始从阳明受良知之学。罢官回乡之时，王阳明《答南元善》曰：“关中自古多豪杰……然自横渠之后，此学不讲，或亦与四方无异矣。自此关中之士有所振发兴起，进其文艺于道德之归，变其气节为圣贤之学，将必自吾元善昆季始也。”4南大吉、南逢吉兄弟在家乡筑湭西草堂，传播阳明良知之学，关中讲学始由程朱之学转向阳明心学。高陵吕柟从学于湛若水，切琢于王门弟子邹守益，嘉靖十七年致仕归里，讲学于北泉精舍。南氏伯仲与吕柟的讲学首开明代关中学术转变的先声。

除了本地硕儒传播王学以外，来此任提学副使的学者官员的倡导和传授对关中学风转变的影响更大。弘治九年任陕西提学副使的杨一清，创建正学书院，督教诸生先德行而后文艺，弟子连魁天下为状元者二人，以学行功业著闻者甚多，著名门人有李梦阳、康海、吕柟。正德十三年至十六年，何景明任陕西提学副使，整顿学政，倡导经术世务，士风好转。正德十六年，唐龙继任陕西提学副使，与王阳明探讨行知之学，阳明有《与唐虞佐侍御》一书。三原馬理在唐龙主持下，创建嵯峨精舍，讲学以主敬穷理为主，唐龙称其“得关洛真传，为当今硕儒”。嘉靖四十年（1561）五月，孙应鳌任陕西提学副使，好友王宗沐（号敬所）作《赠淮海孙公序》曰：

嘉靖辛酉，予僚淮海孙公受命督学关中。公挺生南服，明悟绝人。其所为词赋，直追古作者，而经术博诣，尤有师承，至于禔身秉道，绳墨崭然，真足以为诸生之师者。夫关中之士之才得人倡之，固已能自见于兼长，而况其遗韵流溯非一朝夕。然则公之所倡将有进于经术者，士不通于性命，则经术口耳而词赋几俳矣。余之不肖，两滥兹役，尝自恨其不能有所建立以进士。予于道而今以望于公，自后关中士有驾枚马匡刘而出者，必孙先生弟子，则余言其几有藉乎！是为序。1

王宗沐师事江右王门欧阳德，学宗陆王心学。第二年，南直隶提学副使耿定向寄书孙应鳌“问及学政可并心为者”。2孙应鳌莅任后，颁布《谕陕西官师诸生檄》十六条，其中《订学》《论心》《立志》《破迷》四章阐明性命之学。《订学》曰：

本道素暗理术，然希志圣贤，实所孳孳，故愿与诸生共期勉。所谓妙于慎独，极诸默识，达于悦乐，合诸内外之旨，心之精微，口不能言，言之微眇，书不能文，自非面相订证，决难以尽厥归趣。会乎此，则挈矩强恕，靡有二贯，异日建造，自尔非常。关西，古圣贤域也，诸生图之！3

一年后，又刻石立于正学书院。孙应鳌在正学书院讲阳明心学，弟子录其言为《教秦总录》。孙应鳌还拜访南逢吉、乔世宁等大儒，刻印了南宋理学家吕东莱《日程》、恩师蒋信《道林先生诸集》等，不遗余力地传播阳明心学，关中学术风气因之大变。

责任编辑：黄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