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

木子

自记事起，姥姥便与我们在一起。她常戴着块褐色的头巾，穿着带大襟的黑衣裳，裤子至脚处扎着腿带，下边一双尖尖的小脚。印象至深的是她那清癯的脸上总挂着慈祥的微笑。

那时爸妈工作太忙，难得有空照看我和哥哥。常与我们相伴的，便只有姥姥。春风吹起，她带我们去看满树绽开的桃花;三九严寒，她陪我们在屋子里玩用竹铩子射箭的游戏;多少个酷暑的夜晚，在那个二七路旁小巷深处的院里，我们席地而坐，依偎着姥姥，接受满天星光的洗礼;而当肃杀的秋意写满遍地的黄叶，我们和姥姥相互扶携着去二七纪念塔旁，在小贩抑扬顿挫的叫卖声和电石灯摇曳的光影中徜徉。她用深厚纯朴的爱编织起了我们童年的欢乐。

稍大些，我们渐渐知道了姥姥的身世，她原是我们儿时的保姆。但从感情上我们认定了只有她才是我们的亲姥姥，爸妈亦事之如母，全家人相亲相敬，十分融洽。后来，我们搬往新居，姥姥说什么也不肯来，说是老院住久了，人熟。于是，星期天去看姥姥便成了一项不变的内容。见我们来了，姥姥总是先从那个破旧的小柜子里摸出些糖果来给我和哥吃。那多半是爸妈买了送她的，姥姥不肯吃，总要给我们留下。到中午，一家人便热热闹闹地围坐在一张矮小的方桌旁吃饭。姥姥最爱看着我们吃，还不时把爸妈夹给她的菜放进我和哥的碗里，以为乐趣。见我们吃得那样香甜，姥姥高兴得仿佛脸上的每一道皱纹里都溢着笑。

没多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其时，哥14岁，我才11岁。爸妈都下放去了农村，家中只剩下我们俩。姥姥那时在一个印刷厂上班，离家颇远，还得参加运动，已经够劳累的了。可她总挂念着我们，每星期总要来看我们几次。几年之中，一直如此。

那个朔风狂号的夜晚，姥姥来了。一进门，顾不上拍去身上的尘灰，她便将迎上前去的我们哥儿俩搂在怀里，笑着从提兜里掏出一个纸包：“猜猜，姥姥给你们带的什么？”打开了，原来是饼干，在吃的粮食当中有百分之七十是杂粮的当时，这便是美食了。我和哥狼吞虎咽，风卷残云，转眼将饼干扫荡一空。姥姥这时烧好热水端了过来，把我们按在小板凳上，边数落着边将我们的黑脚按进盆里。姥姥铺好床，给我们擦干了脚，笑着看我们脱下衣服，钻进被窝，这才转过身去把脏水倒掉，火封好，又慢慢走到床前边掖被子边轻拍着我们：“睡吧，睡吧。”我眯起眼偷偷地看着姥姥。她坐在床边，戴上老花镜，找出针线缝补起我们破了的衣服。

不知过了多久，我睁开惺忪的睡眼。身边空空的，姥姥那床薄被盖在了我和哥身上。我急忙套上棉衣，蹬上不知何时已被烤干了的鞋，推开屋门，走廊的煤火上砂锅里飘溢出缕缕小米的香气。我跑下楼梯，冲出大门：天刚亮，楼前那条路上静静的，哪里有半个人影。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姥姥总是五点钟就起床，给我们做好早饭便赶着上班去。天不好时，从家到车站就要半个小时;有时赶不上车，便只好走到工厂。那一段路有四五里之遥，这对姥姥那近六十岁的高龄和一双小脚来说，该是何等的艰难。

后来，我下乡、当兵，一去便是八年。当我又走进那条小巷回到熟悉的小院里时，姥姥已是脊背微驼、满头白发了。没有变的，只有那神韵和笑容。可还没容我在姥姥膝下多尽一点孝意，她却病重卧床了。弥留之際，姥姥曾睁开双眼，看看妈妈，又看看我，嘴唇翕动着想说什么，但终于没能说出来。她去得很安详，脸上泛着光，一丝微笑凝滞在嘴角，仿佛熟睡着一般。

多少次我梦见姥姥，音容笑貌一如生前，不由向她诉说，倾诉那不绝的思念。及至醒来，方知是身在梦中。一时间，往昔欢乐，旧时情景，一齐涌来，不觉潸然泪下。

姥姥其实是一个极普通的女性：祖籍开封，曾结过婚，不久丧夫，无儿无女，一直守寡。做过保姆、工人。一生清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