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的闹剧

阮炜

在自我表达的道路上，奥斯卡·王尔德并非一帆风顺。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存在多种可能性。做个学者呢？这并非不可能。还在都柏林三一学院读书时，他已是一个总拿奖学金的古典学学霸了。后来在牛津抹大拉学院时，即使整天读诗、写诗、玩唯美主义，要借此对抗铺天盖地的拜金主义，他也同样是个古典学学霸。因常在假期赴意大利、希腊古代遗址发掘现场观摩，开学时总因迟到被重重罚款，后罚款又总因成绩优异而被退还。但学术太过高冷，大众难以消受，王尔德的心又如此骚动不安，即令潜力极大，也注定不会成为学者。何不像华兹华斯、拜伦等人那样成为诗人？可他的血里没有诗。现在看来，他的诗的确乏善可陈。要不学拜伦、迪斯雷里，身着奇装异服招摇过市，引起注意？这兴许是个好办法。于是唯美主义帅哥上披猩红色天鹅绒短外衣，下着短裤，腿上套着黑色长筒丝袜，脚蹬一双高跟鞋，再配一条鲜艳的领带，衣领上别一朵百合花，嘴里叼个烟斗，披一头齐肩长发，满脸忧郁，炫酷于街头巷尾。这不男不女亦男亦女的装束立马引起轰动，为他赢得了或毁或誉的声名，却仍没能解决生活奢侈手头拮据的问题。做个唯美主义传教士？不妨一试。于是王尔德身着怪装，跨洋赴美（人关时向海关人员宣告：“我没有什么可以申报，除了才华。”）巡讲一年，给暴富起来的野蛮人带来美的福音。演讲影响颇大，收入可观，可他依然没能火起来。写评论呢？若非囊中羞涩，他决不会屈尊写这种无聊文字。看来，一切都不能使他成为明星。

然而年近不惑之时，王尔德几被埋没的天才终获承认。还在写文学评论时，他就已在尝试叙事作品了。渐渐地，王尔德散文的魔力开始显现，童话《快乐王子》销量可观，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在大众和评论者中都炙手可热，《温夫人的扇子》和《理想丈夫》等戏剧在各大剧院长演不衰，一则又一则名言金句开始家喻户晓。此时的王尔德如日中天，因多家剧院同时上演其多部作品所获稿酬之丰厚，远非从前身着怪装的演讲、不温不火的诗歌和枯燥乏味的评论能比，甚至其最火爆的小说也甘拜下风。一八九五年二月十四日，王尔德最重要也是最后一部剧作《认真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在伦敦圣詹姆斯剧院首演。之后，戏剧家萧伯纳如是说：“《认真的重要性》让我乐了。可喜剧除非既让我快乐，也触动我的心灵，否则就是浪费时间。我去剧院观剧，会因受触动而笑，而非被挠得发笑，被催促发笑。一部闹剧虽然会使我跟其他人一样发笑，但第二幕还没结束我就失去了兴致，第三幕还没结束我甚至冒火了。”尽管萧伯纳跟王尔德非常友好，一路帮助他提携他，甚至在他身陷囹圄被众人唾弃时也竭力替他辩护，但以上的话并非表扬。不过事实上这部剧并非失败，反而相当成功，这从萧伯纳承认观众不断发出哄笑不难看出，从刚刚出道的小说家H.G.威尔士的评论也可见一斑：“昨晚大家都说‘听胡言乱语比讲胡言乱语要难得多，可这胡言乱语若很精彩，则另当别论。事实上，王尔德这部新剧的胡言乱语棒极了，对观众的忽悠（fooling）妙极了。”

一个世纪后，《认真的重要性》已成为英语文学史上一部无法绕过的经典。若要探究一下究竟是何原因使这部喜剧经久不衰，声誉卓著，我们一定会注意到其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诙谐可笑的人物形象和辛辣的社会讽刺。但可能引起更多注意的，还是王尔德的“胡言乱语”。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连篇累牍的“胡说八道”，或者说离奇的故事情节、荒诞的人物形象，以及贯穿全剧的悖论反话，使威尔士称此剧是“一部新新喜剧”。这里暂不论它究竟在何意义上“胡言乱语”，剧中人究竟讲了何种“胡言乱语”，也暂不论它纯粹只是胡说八道，抑或也蕴含某种严肃诚恳的社会批评，单单“认真”这个怪词出现于剧名，便着实让人好奇。王尔德为何这么做，他的“认真”究竟何指？他究竟认真不？

“认真”原文为Ernest，是人名，但因与形容词Earnest（有“认真”“严肃”“真诚”“恳切”等义）完全同音，也可以作形容词“认真”解。王尔德利用这一巧合，串用两个词，借此表达他对维多利亚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讽刺和批评。问题是，这部剧真的像卫道士们所期待的那样，在伦理道德问题上严肃认真？未必。剧中两个假冒认真的男士真的认真吗？就玩双重身份而言，他们明明是在作假，根本就不认真;但就竭力要赢得所爱慕的女子（即便用了欺骗手段）而言，他们似乎又是认真的。两位信誓旦旦、非名叫“认真”的男子不嫁的姑娘是否认真？应该是认真的。婚姻乃终身大事，不可儿戏。可她们毫无理由只心仪一个名叫“认真”的男子，又散发着浓烈的闹剧意味，很难说严肃认真。或许王尔德既非认真，又非不认真。他似乎要用搞笑的剧情、夸张的人物形象和看似胡说八道的悖论反话传达某种严肃认真的信息。这就解释了在绝大多数场合，关键词虽是常规拼写的Ernest，但在剧名和剧终，作者却一语双关、画龙点睛地使用了与人名完全谐音的形容词Earnest。事实上Earnest一词统领全剧，既是始点又是终点，故事完全围绕Earnest/Ernest而展开，被一步步推向高潮直至终点。这使得我们完全有理由把Ernest译为“认真”。考虑到汉语中确有“张认真”“王努力”“李真诚”一类人名，这个译法是可以接受的。

为进一步展开讨论，不妨看看这部剧的情节。家境优裕的青年绅士杰克·沃辛与受他监护的未成年女子西西莉·卡都及其家庭教师普里森小姐同住在乡下大宅中。作为西西莉的监护人，杰克责任重大。但监护人的生活实在太乏味，于是他变着法子去伦敦寻欢作乐。问题是，在人伦道德严峻苛刻的维多利亚时代，这种行为与其作为未成年者监护人的身份明显不符。所以，为了既方便自己找乐子，又能在亲戚朋友邻居中维持一个道德楷模的形象，他杜撰了一个名叫“认真”的弟弟，弟弟隔三岔五就会出点儿事，需要哥哥前去伦敦救急解困。既然该弟弟纯属子虚乌有，伦敦也无人知晓其监护人身份，杰克干脆假冒起认真来。同样，他的朋友奥吉能·蒙克里夫总是以绅士自居，或者说为了满足各方人士——尤其是贵族姨妈布莱克内尔夫人——的期待，千辛萬苦地扮演自己的绅士角色。但这对奥吉能渴求快乐的本能是一种严重的压抑，于是杜撰了一个久病不愈、名叫“邦伯里”的乡问朋友，常常需要他这个仁爱的绅士前去护理。这就给了他总是去乡下偷偷找乐子以理由。

第一幕开始后，杰克来到奥吉能的豪华公寓，用“认真”的假身份要向他所爱慕的后者的表妹关德琳求婚。她已深深爱上了认真，声称他是她命中注定要嫁的那个男人，但并非因为他家境殷实、品行端正，而是因为他叫“认真”，是认真这个人。在第二幕，风流倜傥的奥吉能造访杰克的宅子，为了赢得美貌女子西西莉的芳心而假装杰克的弟弟认真。西西莉也有其难解的心结：她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一个素未谋面却叫“认真”的人，不仅发誓非其不嫁，甚至哀叹普天之下所有不叫“认真”的男人都太过不幸。随着剧情的展开，奥吉能和杰克都发现了彼此的双重身份，他们都在假冒认真，都在玩“邦伯里”，做两面人。但两个男主对意中人都志在必得，非其不娶。当两个女主意识到他们均非认真其人，态度也很难说严肃认真后，露馅的男士为了赢得佳人，又立即做了一个貌似义无反顾但非常搞笑的决定：当天下午就举行洗礼，双双改名“认真”。

正当此刻，关德琳之母、奥吉能的姨妈贵族太太布莱克内尔闪亮登场，对杰克做了居高临下、极苛刻的资格审查，发现其财产和收入水平大致符合条件，但出身不清不楚，甚至不能證明其生身父母中哪怕一人为谁——杰克只知自己是个弃婴，襁褓中被善良富商卡都先生发现于火车站寄存间的一个手提箱里。卡都先生收养了他，离世前把亲生女儿西西莉委托给他监护。杰克出身上的污点看似正要把一出喜剧浇灭成悲剧，替杰克和奥吉能行洗礼的查索布尔教士恰逢其时地赶到，他提及普里森小姐。一听到“普里森”的名字，布莱克内尔夫人两眼放光，激动万分，要求立即见人。结果发现，她正是二十八年前把布莱克内尔夫人姐姐的孩子错放在手提箱里的那个粗心保姆。杰克·沃辛的真名是“蒙认真”（也可译为“欧内斯特·蒙克里夫”），是奥吉能的亲哥哥，不仅出身清白，甚至是根红苗正的贵族！最后的障碍既已清除，结局自然是皆大欢喜。杰克感叹，有生以来第一次领悟到“认真的至关重要”！

从故事梗概不难看出，王尔德这部剧不仅是一部构思精巧的喜剧，更是一部闹剧。“闹”在何处？首先“闹”在那贯穿全剧的对称上。要对称，就得成双成对，所以男主角不是一个，而是一对;女主角也不是一个，而是一双。但对于传达故事主题更为重要的对称，并非一对对有情人终成眷属，而在于两个姑娘不约而同爱上了一个素未谋面却名叫“认真”的男子，也在于两位男士为了找乐子玩双重身份;为了赢得心仪的姑娘，都不约而同假装认真。《认真的重要性》作为闹剧之“闹”，也表现在上述对称的不合情理和荒谬可笑上。例如两位姑娘对一个素昧平生只因名叫“认真”的男子心生爱恋之情，甚至非其不嫁，就纯属扯淡，没有任何现实生活的依据可言。尽管如此，按故事的逻辑，爱恋就是爱恋，无须解释。

假如我们能暂时忘记故事的内在逻辑，而从作者与观众交流的层面看问题，会发现“认真”这个关键词所传达的反讽意味十分显明。这从奥吉能这两句话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一个人若想在生活中找乐子，就得对某件事认真。我恰好对玩邦伯里（Bunburying）认真。”需特别注意的是，这部喜剧除了“认真的重要性”之剧名外，还有一个副标题：“写给严肃认真之人的一则平凡的喜剧”。迄今为止我国学界对副标题关注不够，但这里王尔德用反话来点题的用意却不容忽视。它提请并非敏锐的卫道士们注意，这部剧的基调并非如主标题中“认真”一词所暗示的那样，而可能刚刚相反。实际上，从情节设计和人物塑造、场景安排直至剧中人的每一句话都在传达这一信息：这一切都是搞笑。当然，这是一种借“胡言乱语”传达严肃社会批评的搞笑。尽管威尔士很担心观众能否真正领会王尔德的用意，但从含“认真”一词的剧名到“认真”这个人名，再到剧情来看，该剧从头到尾都不严肃认真，分明是王尔德用“胡言乱语”拿“严肃认真”的卫道士开涮，调侃他们，取笑他们，讽刺他们，借以传达对维多利亚时代血统第一、金钱至上婚姻观的批判。严守道德的清教徒或有他们的道理，但这其中何尝没有虚伪、褊狭的一面？

作为高举唯美主义大纛的剧作家、小说家、童话作家和诗人，王尔德深受马修·阿诺德等人所代表的智识潮流的影响。在写《认真的重要性》等作品时，王尔德正好可以把思想家们的思考和理念付诸实施。据阿诺德观察，因了强大的清教传统，伦理道德对于英国人来说“占生活的八分之六”;艺术与科学虽然极重要，能大大提升人们的精神面貌，却只“占生活的八分之二”。他主张，在现代条件下，英国人应继续发扬光大其“道德心”，但决不可以做思维僵化、眼界狭隘的道德至上论者。他提请“道德心”过于执拗、陷入偏执的同胞们注意，时代主旋律已非道德至上，艺术同样重要;即便讲伦理道德，也不应道貌岸然、冷酷无情，而应伴以温馨与激情。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在剧中，王尔德会不停地敲打维多利亚时代上流社会的虚伪，不断地讥讽道貌岸然的“严肃认真”的背后，隐匿着多少两面人的欺骗、双重人格的忽悠。这也解释了查索布尔教士为何漫不经心地抖出这么一句话：“原始基督教会的实践和戒律都明确反对婚姻。”事实上，《认真的重要性》尖刻地嘲笑了维多利亚时代婚姻——尤其是上流社会的婚姻——所具有的赤裸裸的现金交易属性。在嬉笑怒骂、吵吵闹闹的第三幕，布莱克内尔夫人对准女婿杰克进行财产资格审查。审查之严厉苛刻，不啻是审问罪犯，而审查方法的数字化精确，更使之完全可以视为一桩商业谈判。

但应看到，王尔德对维多利亚时代婚姻观的讽刺是温和的，或者说，只是一种善意的取笑。仅从政治倾向来看，他并非其所自称的一个社会主义者，更不是激进派。为了使作品能成功上演，广受欢迎，王尔德对主流价值观做一些妥协，是可以理解的。但若能暂时抛开政治不谈，纯粹从维多利亚时代道德至上论者的立场看问题，他却并非那么温和，甚至可以说是个激进分子。不妨看看王尔德通过杰克所做的表白：“一个人如果身处监护人的地位，在所有的问题上他都必须道貌岸然。这么做是他的责任。可道貌岸然并非有利于健康，更不能增进幸福。”这里，杰克显然被王尔德用作他自己的传声筒了。作者在伦理道德问题上的激进立场由此可见。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对卫道士们否认人性中有追求快乐的一面深恶痛绝，王尔德才写了《认真的重要性》一剧。在伦理道德上保持过高的调门既然对生命原欲、身心健康构成了严重压抑，上流社会的婚姻家庭观既然内含人人皆知，却不明言的交易性和虚伪性，便不可能不引起反弹，也是两位男主不约而同地“邦伯里”的根本原因。杰克和奥吉能之所以明里冠冕堂皇，暗中歪门邪道，当面是人，背后是“鬼”，正是为了在不辜负社会期待，做个尽职守责的好监护人或行为端正的好绅士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满足其追求快乐的本性。问题是：王尔德是否认为，双重自我或“邦伯里主义”本身即深植于人性中？从两个男主不由自主地“邦伯里”来看，从两个女主一方面对认真其人乃至诚恳认真的品格无比痴迷，另一方面又对风度翩翩，却很可能并非认真而是在忽悠的男士们一见钟情来看，从满脸自我压抑的查索布尔教士和永远一本正经的普里森小姐最后都毫不犹豫地摈弃禁欲的旧我，拥抱快乐的新我来看，王尔德对双重人格说是认同的。或许，正由于自我的两面性或人格的双重性，王尔德才通过奥吉能之口宣布：“真相极少纯净，永非简单。现代生活只要是二者之一，便必然枯燥乏味，现代文学更决非可能！”换句话说，人们被他人看到或者认知的那个自我，只是一个他刻意呈现出来让他人知道的自我。该自我是社会的产物，是无处不在的交互主体性或多个主体相互比对、监督和制约的产物，并非那唯一、本真的我;隐藏在深处的，一定还有一个更真实的我，一个更纯粹、率性、不要受约束的我。这就是为何双重人格、“邦伯里主义”不仅贯穿于整部作品，在现实生活中也在在可见。

我们若能对王尔德的生平稍有了解，便不难发现，就玩“邦伯里”而言，他几乎就是剧中人杰克和奥吉能的翻版。这不正应了他不遗余力宣扬的生活模仿艺术？抑或艺术模仿生活也未可知。王尔德一生文名卓著，警句妙言迭出，但生活奢侈，放浪不羁，常有惊世骇俗之举，但最令人瞩目之处，恐怕还是其同性恋经历。在道貌岸然的维多利亚时代，同性恋是禁忌，可判罪。就在《认真的重要性》首演之日，王尔德表面看还是个大明星，功成名就，家庭美满，风度翩翩，万人景仰，实则跟两个男主一样在“邦伯里”做两面人，私下过着一种人所不齿的生活。他不仅有固定的恋人阿尔弗莱德·道格拉斯和罗伯特·罗斯，还常常狎男妓。《认真的重要性》首演一个月后，他与道格拉斯的地下恋情东窗事发，被后者的贵族父亲起诉，后来以“严重猥亵罪”判刑，在莱丁监狱服苦役两年。一时间舆论哗然，万众惊愕，本来大受欢迎的《认真的重要性》，转瞬间遭到英国人义愤填膺的抵制，被迫停演。王尔德众叛亲离，身败名裂。两年苦刑更使其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一八九七年五月十九日出狱当天便移居法国，白此再也没有踏上英国的土地。三年后贫病交加，客死于巴黎市郊一家无名客栈，年仅四十六岁。一颗新星刚开始闪耀，便匆匆陨落。这一结局跟杰克、奥吉能相比，反差实在太大，以至于时至今日，研究者对英国人竟不能稍稍宽容一点仍耿耿于怀，把王尔德的悲剧归咎于他们的褊狭和对艺术的“仇恨”。但在道德“占生活的八分之六”，艺术只“占生活的八分之二”的英国人中，除了这种结果，还能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