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小说家的眼睛

2019-12-23 07:12:46 文苑·感悟 2019年12期

蒋方舟

在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也就是20多年前,对当时的我来说,现实世界的边界就是我们家属院的金属栏杆,我生活里最接近“全球化”的经验就是考出好成绩时,可以去吃麦当劳。

当时,我已经决定以作家作為一生的事业,但那时候尚且天真的我,以为不需要了解外部世界。我以为作家只需要耕耘自己视野范围内的一小块地,比如,沈从文在湘西耕耘,路遥在陕西黄土地上耕耘,莫言在山东耕耘。

我曾经以为我也是这样的作家,但我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代人,不断目睹“故乡”被拆除,我也是“望子成龙”的独生子女,父母从小的期待就是到更富裕的地方,更遥远的地方。所以,我被迫不断从故乡逃离:离开小城,离开湖北。

主动逃离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发现自己在写作上遇到了很大的困境。我是读西方小说长大的,向往莎士比亚和毛姆身处的伦敦,我的小说语言也来自他们。而当我开始下笔写作时,却发现脑海中的世界和现实世界充满了反差。

类似的痛苦,我曾经看到作家奈保尔提过。奈保尔出生在加勒比地区,祖父从印度移民过来。他在少年时代就读完了很多西方文学经典,而当他离开故土,在牛津开始写作后,他发现小说这一体裁源自西方,那西方文化如何能够完整地表达他的家族、他的迁徙,以及他记忆里神秘而模糊的印度?所以,奈保尔选择不断远行,从远方打量家乡。我相信很多留学生都会有类似的感觉,你们离家万里,可有时候从远处观看中国,反而给了你们更清晰的视野。

小说家在现实生活中有需要纳税的国家,但在精神上,他可以生活在全世界的任何地方。大都市被跨国连锁店联系在一起,全世界的消费者喝同样的星巴克,在苹果店买同样的电脑,亚马逊和网飞领航出版业和电视业,可这种繁荣带来的福利远非平衡。当过得不错的人享受着奢华便利的生活时,那些过得不怎么好的人却失去了机会、未来,甚至他们的文化身份。没有大学学位的成年人越来越被经济和社会发展抛在后边。移民与难民在很多发达国家激起了民粹主义的反弹。

这些现象看似最近才有,其实早在100年前,作家康拉德就有所预见,他的小说《黑暗的心》揭示了一些全球化与现代化中最深层的矛盾。小说中的西方殖民者把自己打扮成文明的使者。故事的主人公科特兹本来拥有理想,要把商业与科技传播到非洲大地。但这个过程让他变得失望,并被自己的权力和野心腐蚀,最终,他成为一个鱼肉当地非洲人的暴君。

我始终认为,一个人可以一辈子没写过一篇小说,但他依然可以有一双“小说家”的眼睛。什么是小说家的眼睛?在我看来,就是用文字重新建构现实的能力。小说家终其一生都在撒谎,建构不存在,揭露别人没发现的世界,预言未来。

小说家的眼睛跨越了空间和时间,站在过去与未来的交界处——那是巨大的时代裂缝,所有人都害怕掉进去,被抛弃,而站在这个裂缝处的小说家却最兴奋。就像乔治·艾略特写的:“我们都记得生命中的那些重大时刻——那时旧的期待落空,新的渴望勃发。”

我认为,今天的我们更需要这种小说家的眼睛。我们要勇于接受创新带来的可能性,同时关注那些被落在后面的人;我们要不断去新的地方,同时对未知保持好奇,保持谦虚。只有像小说家一样永远保持旁观者的视角,才能理解过去,而从不恐惧未来。

摘自《知识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