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我党早期金融事业

2019-12-24 08:55谭明
金融经济 2019年12期
关键词:农民协会浏阳毛泽东

谭明

毛泽东不仅为我党培育了一批金融先驱工作者,并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期间,有力地推动了我党早期金融事业的开拓,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关注、指导金融事业的领袖。

毛泽东早年在湖南开展革命活动,给这片土地播下革命种子,培育了众多优秀的革命者。1926年北伐战争期间,这些青年共产党人发动和组织湖南农民运动,涌现出一批金融先驱,他们借助国共合作局面,依靠农民协会组织,用聪明才智、头颅热血,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的金融事业。

山花红烂漫

人民的银行,这第一朵小山花开放在柴山洲,植根于湘江怀抱。1925年底,毛泽东一手培养的韶山青年、共产党员贺尔康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结业回湘,由中共湖南区委派遣到刘岳峙(毛泽东当时称他为“湖南右派领袖”)的老家柴山洲一带开展农民运动。1926年初,贺尔康入住柴山洲夏拜公祠学堂,与韶山老乡、学堂工友邹满相伴以掩护革命活动。贺尔康开办农民夜校,发动农民群众,培养共产党员,建立党的支部,筹备农民协会;他在广州农讲所学习的教材《学习手册》中收录了开启国共合作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农民运动之宣言及政纲》,提出“国家为之筹设调剂机关,如农民银行等”,啟发贺尔康带领柴山洲人民赶早筹备农民银行。

7月6日,北伐军进驻衡山县城,之后,柴山洲特别区农民协会正式成立。农民银行筹备处继续开展金融、货币业务,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在正式成立前就已发行货币,他们取乡下流行的白竹布为币材,手工制作、毛笔书写,做成白布币,当时的农民叫“布票子”,在柴山洲地区流通使用。12月,柴山洲特别区农民协会委员长文海南为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的开办,给衡山县农民协会的“呈文”(下称《呈文》)即报告中记载:“遂于十二月号(原文在这里空了一个格,用‘号字,表明使用公历,因此,应是1926年12月某日)召集乡民会议,当经决议暂行章程十二条,投票选举夏兆梅、文海南二同志为正副经理......并定名为‘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事经公决,毫无异议。”会议公决银行“章程”,选举银行主要负责人,确立银行名称,这个会议当然标志着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正式成立的最早时间记录。

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第一家银行,它所发行的白竹布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制造、发行的第一张银行兑换券,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金融事业的诞生。

随后,浏东平民银行、柴山洲特别区第二农民银行、沅江工农银行、醴陵地方银行相继筹备、建立,发行货币;成立的浏阳文市生产合作社、浏阳金刚公有财产保管处也开展了金融工作,发行了货币;另外还有宜章信用银行。1926年秋冬至1927年春,湖南境内各地农民协会建立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计8家,发行货币在12种以上。据湖南农民运动史料记载,1926年12月,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召开,向大会递交了农民银行提案的有衡阳、资兴、祁阳、攸县、酃县、湘潭6县,后来发现已建立银行、发行货币的衡山、浏阳、醴陵当时却没有提案在列,所以这6县有可能也建立了农民银行。1927年3月,湖南省农民协会亦开始筹备省农民银行。这正如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记载的“地主‘卡借,农民因借钱而企图组织‘信贷所的,亦所在多有”。此处所称 “信贷所”,即指农民银行之类的金融机构;“亦所在多有”,非常真实地记载了当时湖南共产党人筹备、建立农民银行的盛况。同期,湖北黄冈县信用合作社发行了“一串文流通券”。其时,共产党人的银行和货币主要集中在湖南。

这些情况表明,我党的金融先驱工作者,一旦组建农民协会,便立即创建金融事业,他们金融意识高度敏锐,实践活动迅雷果敢,人才储备深藏民众,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金融货币之花绽放在乡村,烂漫于三湘。

初心与使命

人民金融事业的诞生是一批优秀的共产党人怀着全心全意为了人民的始志初心开创的伟业。

关于第一农民银行成立的《呈文》中记载,柴山洲特别区“三面滨河,地势低洼,迩来旱涝成灾”,“民生凋敝已达极点,故民众要求甚为迫切”,“是以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经济绝交,促使一般贫乏之农夫、劳苦之工人生计愈促,莫可如何。属部有见及此,特筹设农民银行,以图补救。”可见,柴山洲的共产党人筹建农民银行的初心就是为了补救贫乏之农夫、劳苦之工人,他们急不可待地“得于最短期内”筹集银行基金,按本行暂行章程 “贷款人资格”所指对象,低利贷款给“雇农、佃农、小商人、手工业者”。用于买种子、买仔猪、买肥料等,如买姜种,春夏之交买种子,秋收后卖姜还款;买菜枯灌到姜洞眼里,灌到柴山洲有名的土货特产黄辣椒苗洞底下,黄辣椒收获后卖出再归还款子。真正做到了把款贷到田间地头,也就贷到了人民的心头,支持农民发展生产,解救困境。柴山洲第二农民银行的宗旨是“救济贫困”。据《湖南民报》1927年3月8日报导,浏阳东部6区,由于“平民生活困难已极,该区同志,异常着急”,方建立浏东平民银行。浏阳南乡金刚镇盛产鞭炮,当时正如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记述的状况,“土豪劣绅在农民运动比较发达的县份,几乎都跑光了”,该镇专营炮竹的老板都携款跑了,收购、运销鞭炮的行当闭门停业,当地农民失去了传统的家庭副业收入,生活困难,区农民协会“外感现金之缺乏,内负民众之要求”,决定成立“金刚公有财产保管处”开展金融业务工作。《湖南民报》1927年4月11日报导,“吾醴(醴陵)农工,因感经济困难,生活艰苦,利息高昂,无从借贷”,因而决定建立农工银行。新中国成立后,偶然从醴陵农民协会会长孙小山家的墙缝里发现他的日记,记载了1926年12月25日寒冬深夜1时半,醴陵中共县委书记罗学瓒、农民协会委员长孙小山等还在召开会议,为了将醴陵农工从生活窘迫中解救出来,他们认真研究“解决一切大的问题,如……地方银行”。这些“农民银行”“平民银行”“地方银行”真切地为劳苦大众服务,人民也爱戴自己的银行,有人在醴陵粟山坝第八乡地方银行的门楣上张贴对联:“八口无饥矣,乡人皆好之”。

这些土生土藏的史实,最原始地展示了这些共产党人开创金融事业的初心,他们把自己眼前的事情作使命,把自己脚踏实地的方式作平台,为之奋斗,他们认为,解救劳苦大众,创立党的全新金融事业,既是自己的初心,也是自己的使命,他们为此忘我工作,为此舍身赴难。

原省财政厅职员彭克南因休病返乡,见家乡柴山洲农民生活没有着落,生产资金匮乏,需要人民自己的金融业予以纾困,他受共产党员贺尔康的影响,挺身支持,“力疾提倡”为第一农民银行筹措基金,“增加二千余元”,他因从事财政工作,对第一农民银行规章制度的设立发挥了指导作用。1927年5月长沙“马日”事变后,一天清晨,他深感事态异常,首先赶紧通知贺尔康转移,然后回到家里,他被通知赴会,当行进在乡间小路上,通知人即便衣从背后将他射杀在稻田旁。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副经理、共产党员夏兆梅明知国民党清乡队在夏拜公祠召集大会,他自知“没落半个子”,没犯半点错,因此他不怕,要向清乡队说清,可一进祠堂,就被五花大绑、入狱,后被枪杀在湘江岸边。为柴山洲特别区第一、第二农民银行的筹备、建立忙碌奔波的贺尔康,一直被国民党清乡队秘密搜索,四处抓捕。最终贺尔康在长沙小吴门被国民党清乡队抓捕入狱。后在长沙识字岭被杀害。这些平凡的共产党人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热切地奉献初心,舍身践行了使命。

领袖的影响

浏东平民银行发行的货币在钱币界曾有专家持不同看法,认为这不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货币,因为浏东平民银行是1926年冬由浏阳东部6区国民党区党部发起筹办。实际上,毛泽东早期在湖南造就了一批革命者,形成了共产党在湖南的势力和影响,湖南的国民党县、区党部不少都是共产党人帮助建立的,其中不少成员就是共产党员。《毛泽东选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注释第【18】说:湖南当时“各地国民党县党部,很多是属于执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组织,是共产党人、左派国民党员和其他革命分子的革命联盟”,浏阳县党部正属于这种情况。1924年国共合作后,中共湖南党组织派共产党员罗章龙回家乡浏阳在县城建立国民党第一个区党部;此后派共产党员何叔衡到浏阳区党部加强联系;1925年,共产党员田波扬、潘心源建立浏阳北盛区国民党区分部,该区分部就属浏东6区。同期,潘心源又为该区中共支部书记;1926年1月,共产党员田波扬、于汉霞建立国民党浏阳第三个基层组织;4月,第二、第三个基层组织并为区党部,亦属浏东6区,潘心源任常务委员;此后,潘心源任中共浏阳县委书记;1927年春,女共产党员邵振维担任国民党浏阳县县长。其中罗章龙、何叔衡、潘心源等都是受毛泽东早期的直接影响,所以浏东平民银行和货币是共产党人领导下人民革命政权的金融载体。

在考察湖南农运时,毛泽东与各地农运干部多次座谈、交流、指导。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记载了这些情况,因地主“卡借”,农民借钱需要建立金融机构,“大问题就是详细的正规的组织法没有,因此做农民工作的同志,总是殷勤地问‘章程”。“章程”即指银行组织法。这“总是”“殷勤”,不仅表达了农运工作者迫切需要组建农民银行的规章,也表明他们很多次向毛泽东询问“组织法”。其中柴山洲的农运干部完全有可能询问了,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经理文海南的《呈文》记载“但查暂行章程,恐与银行条例不符,一俟中央颁发农民银行条例后即行废止”,可见他们在迫切地等待正式条例。毛泽东考察农运正到了衡山,1927年1月24日上午,由贺尔康陪同,毛泽东从衡山出发,乘船返回长沙途中,在栗子港停船上岸小憩。第一农民银行所在的夏拜公祠属栗子港,该祠位于湘江岸边,距江边直线距离50多米,这里是柴山洲特别区农民协会会址,也是第一农民银行行址,还是毛泽东的两位老乡贺尔康、共产党员邹满的住地,现正从屋子跟前经过,有前来考察的可能,即使没来,贺尔康完全有可能指給毛泽东看,聊这些事。农民银行就摆在这里,他又急于需要农民银行正式章程,询问毛泽东,这个可能性很大,甚至有可能在衡山去长沙的沿途不止一次发问,使毛泽东印象深刻:“总是殷勤地问‘章程”。

毛泽东回到长沙后,紧接着又到醴陵考察,因为直接受他影响的同学罗学赞在醴陵开展农民运动,组建地方银行,毛泽东向农运干部和农民代表讲话指出,醴陵要成立筹产委员会,成立地方银行,没收地主的金银财宝,存入地方银行。

毛泽东不仅为我党培育了一批金融先驱工作者,并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期间,有力地推动了我党早期金融事业的开拓,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关注、指导金融事业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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