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传播视野中的“中国模式”与“中国故事”

白文刚

自2004年美国学者雷默发表《北京共识》一文以来，“中国模式”迅速成为国外讨论中国问题的一个热门概念。毫不夸张地说，十多年来，这个概念已经成为当代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观察和表述中国迅速崛起的核心新话语之一，在众多学者的研究和各类媒体的报道中频频出现，直接影响着中国在海外的国家形象建构。与国外对这一概念的广泛使用不同，虽然中国已经有学者对“中国模式”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认为这个概念可以成立。(1)政治学者郑永年前几年曾批评说：“(在中国)除了媒体对中国模式概念的传播，还没有严肃的学术研究。”(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挑战》，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前言”第XXVI页)但事实上这几年已经出现了一些学术研究成果，除了郑著，代表性的学术专著还有成龙的《国外中国模式研究评析》(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潘世伟等的《中国模式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等，论文也日渐增多。著名政治学者如俞可平等人也对相关问题做过探讨。但不少学者却明确提出在对外传播中使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会有负面作用，要慎用或不用。[1]在我国的对外传播实践中，对这一概念的使用也非常罕见。

笔者认为，在中国改革开放已经成功走过40年历程，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成立70周年纪念，而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历史时刻，特别是在中国正面临美国通过贸易战、技术战等手段全面打压的国际背景下，我们可以，而且也有必要在对外传播中运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改善中国的国家形象。问题的关键是要在全面了解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模式”主要观点的基础上，牢牢把握“中国模式”的话语权也即解释权，以高度的文明自信阐明中国模式的历史必然性，并以文明对话的新世界史观回应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大国的焦虑。

深刻理解运用这一概念的必要性，并运用好这一概念开展对外传播，需要从文明传播的视野来考察和思考相关问题。所谓文明传播，这里指的是基于人类区分最大的社会单位——文明——来考察相关传播和交流活动，也即把文明作为传播的主客体来考察相关现象。(2)参见拙文：《文明传播中的受众动机与传播效果》(《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12期)。把文明作为主客体来讨论相关传播现象，是笔者在此文中最先提出的。简单来说，所谓文明传播，指的是文明之间的信息交互流动。这是一个国内外传播学者尚少关注却非常重要的传播现象。事实上，文明传播既对从传播视角理解人类历史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也对拓展传播研究的领域，提升传播研究处理重大历史问题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非常值得学界关注。需要说明的是，早在2005年，学者毛峰等曾出版了《文明传播的秩序——中国人的智慧》(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这是笔者所见国内学者最早使用“文明传播”这一术语的著作。但书中的“文明”指的是人类发展的进步程度或者也可以视为是文化的代名词，与笔者把文明视为最大的社会单位与传播主客体不同，换言之，彼“文明传播”非此“文明传播”。从这样的层级考察传播活动，不仅是因为正如亨廷顿所言，“人类的历史是文明的历史，不可能用其他任何思路来思考人类的发展”，[2]更是因为今天中国的对外传播，尤其是对西方的传播，必须置于文明传播的视野才可能真正享有平等的话语权，从而讲好真实的中国故事，让世界更准确地理解中国。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人类最大社会单位之间的传播，文明传播由于其主客体的超宏大性、内容的超丰富性和过程的超复杂性，使我们很难在一项具体研究中全面完整地剖析其方方面面的要素和特点，因而必须选择合适的分析视角。考虑到不论何种传播，都是始于传播主体的编码，终于传播客体的解码，而编码和解码会受到多种因素，包括心理因素的影响。(3)相关经典研究可参看卡尔·霍夫兰等著《传播与劝服：关于态度转变的心理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特别是考虑到不同文明文化结构差异的复杂性，从心理因素——主要是心态——出发考察文明传播应该是一条相对比较简捷和可操作的路径。有鉴于此，本文着重从中西文明在近代传播过程中的心态变化来讨论其对中西文明传播实践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文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主要基于文明自负、文明自卑、文明自信、文明自慎四种文明传播的心态来展开分析。从人类文明传播史来看，前三种心态在文明传播实践中是普遍存在的，而且极大地影响了不同文明的传播活动，而第四种心态，则是作者认为防止一种文明在文明传播中从文明自信滑向文明自负的关键心态。下文对“中国模式”的讨论，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认识展开的。

一、西方国家关于中国模式的主要观点及文明传播视角的原因分析

“中国模式”这个概念首先是由西方学者提出，并迅速流行起来的。因此讨论是否要使用这一概念开展对外传播，讲述中国故事，首先要准确把握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关于中国模式的评价及其深层原因。

(一)西方国家关于中国模式的基本观点

从现有研究来看，西方国家对中国模式的评价整体而言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是对中国模式持积极肯定的态度：不仅承认其存在，而且对其前景和意义持积极肯定的态度。前文已经指出，就成为描述中国的热门话语而言,“中国模式”这个概念最早就来源于美国学者雷默的“北京共识”，从现有研究和相关资料来看，自2004年以来，确实有相当一部分美国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国问题专家，或者研究涉及中国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认为已经出现了中国模式，并对其持积极评价态度。除雷默外，代表性学者还有：前世界银行驻中国经济学家A.盖保得(Albert Keidel)、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R.L.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D.兰普顿(David Lampton)、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3]以及中国人非常熟悉的著名日裔美国政治学家福山等。此外瑞典、意大利、法国、日本等国，也不乏对中国模式持肯定态度的学者。

值得指出的是，相比于西方发达国家，俄罗斯以及不少亚洲、非洲乃至拉丁美洲的国家更是对中国模式持积极的态度，这种肯定不再局限于部分学者的研究之中，而是扩展到政府和媒体层面。比如俄罗斯从政府、学者到媒体都对中国模式有相当积极的评价。而前巴基斯坦总理曾公开赞扬：“中国模式是发展中国家的希望”。[4]英国学者里奥·霍恩(Leo Horn)则发现，发展中国家领导人正将目光转向中国，寻找他们自身发展困境的解决之道。从委内瑞拉到越南，均被中国模式所吸引，伊朗、叙利亚和其他中东国家也邀请中国官员和学者来授课。[5]

第二种是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但对其持否定态度。这种态度又可以细分为三类。一是认为中国模式难以为继，必将走向崩溃。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内有不稳定的结构性因素，外有美国的制约，只要中国国内不稳定性加剧，或者美国加强对中国的打压，甚至回到贸易保护主义，中国的经济就会崩溃，因而也就不再能维持所谓的中国模式。二是认为中国模式对世界的影响力很有限。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独特的国情，决定了中国模式难以复制与输出；中国经济发展的不足和缺陷，则限制了中国模式输出的可能性，其他国家最多可以学习中国的经验，但还到不了模式复制的程度。[3]三是认为中国模式威胁到了西方模式，并持激烈批判态度。这大概是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中国模式的主要观点。他们炮制了“中国模式威胁论”，宣称中国模式的兴起将损害西方国家的经济利益，会挑战西方在全球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甚至引起东西文化之争。[3]

第三种是根本否定中国模式的存在。持这种观点的人当然包括部分态度谨慎的学者，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出于西方的傲慢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的成就及其影响力的刻意打压，正如郑永年所言，这些人“是在意识形态上敌视中国，他们希望中国解体和崩溃。在这些人看来，中国根本不配产生一个模式”。[6]持这种观点的人或者主要集中于对中国存在问题的发现，或者认为中国的道路不过是东亚模式的变种，并不具有独特性，声称用中国模式来概括中国发展的道路与制度，不过是一种时髦术语。[5]

(二)不同观点背后的深刻原因——文明传播视野的分析

对一个概念存在争议本来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仔细研读学者们关于“中国模式”的观点，不难发现这些不同的观点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学术判断，而是意识形态和文明立场的折射。因此要深刻理解或者说把握产生这些争议的深刻原因，必须从文明传播的视角着眼。

按照学界一般的说法，“中国模式”概念的兴起源于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而“北京共识”是针对“华盛顿共识”提出来的。从狭义来看，不论是“北京共识”还是“华盛顿共识”，关注的都是经济发展的道路问题，似乎只是经济发展模式问题。但是，由于这种讨论不可避免地与政治和文化纠合在一起，因此很自然地就上升到对道路与制度的讨论，并最终上升到文明竞争的高度。因此“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的对弈，也很自然地被视为“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的比拼。

如上所述，对是否存在“中国模式”以及“中国模式”影响好坏的不同观点，固然有不少是出自单纯的学术判断。但且不论任何人文社会科学的所谓客观的学术判断其实都不可避免地建立在某种文明和价值观的知识体系之上，而且很多观点本身就鲜明地展现着意识形态和文明的立场。具体而言，对中国模式持肯定态度的学者和政治家的相关言论，背后其实也不乏文明因素的影响，而持否定态度的观点，则更直率、鲜明地展现了特定的意识形态和文明立场。更进一步说，对21世纪的欧美学者、媒体和政治家来说，这种观点不仅是出于意识形态和国家竞争的自然反映，更是基于其独特的文明立场和文明观念的必然产物，同时体现了西方国家的文明优越感和文明衰落焦虑。

所谓西方的文明优越感，是指欧美国家对所属西方文明的高度认同和荣耀感，在与其他文明的比较中有高人一等，乃至把自身文明视为文明本身的心理状态。在这种心理状态支配下，他们把自己的制度模式视为普世的真理和“历史的终结”，并因而根本否认有可以与西方模式并立的其他模式。在他们看来，如果西方之外还有模式，那也只能是日韩等国的所谓“东亚模式”，也即实质上还是走向西方的模式。毫无疑问，这样的心态已经超越文明自信，走到文明自负的地步了。

文明衰落的焦虑，是指西方某些人对中国崛起造成的中国与西方，尤其是中国与美国国家实力对比的结构性变化产生的忧虑。从历史来看，衰落焦虑是西方文明特有的一种忧患意识，这种情绪至少从18世纪以来就深深根植于西方文明之中，而当代以西方文明捍卫者自居的美国也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产生了严重的衰落焦虑，[7]21世纪最近10年以来，中国尤其成为其衰落焦虑的首要乃至唯一对象。[8]当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斯金纳代表美国国务院说出“这是我们第一次面临一个非白人的强大竞争对手”[9]时，我们不宜把这句话仅仅看作是她个人的胡言乱语，而应该将其视为西方文明衰落焦虑的一种官方表达。正是基于这种衰落焦虑，不少美国学者和政治家才对中国模式持非常敌意的态度，把中国模式视为西方模式的威胁。[6]

那么，西方国家因何会产生文明优越感和文明衰落焦虑呢？回答这一问题，需要从文明传播的角度思考。优越感是比较而来的，没有比较，就没有优越感。从文明传播的历史来看，西方文明的优越感是自1500年以来，伴随着西方文明日渐强大和全球扩张的过程形成的，而这一时期，中国文明、伊斯兰文明恰恰处于衰落之际。首先表现为在器物层面落后于西方文明，然后延伸到被认为在制度、精神等层面都全面落后于西方。简言之，是西方文明把人类带进了“现代”，而在近500年的世界历史发展中，伴随着西方文明对人类世界前所未有的改变，西方文明对自身的自信达到了极点，把西方文明看作现代文明本身，而其他文明则被认为是传统、愚昧、落后和前现代的，它们的唯一前途或者宿命就是向西方转型。这是西方文明优越感的深刻历史原因。

文明衰落焦虑与文明优越感其实是西方文明高度自信的一体两面。西方文明的衰落焦虑传统历史悠久，今天与之前有所不同的是，如果说20世纪初斯宾格勒写《西方的衰落》时，焦虑的还是西方文明由于内在原因的衰落，20世纪90年代亨廷顿推出“文明冲突论”之后，西方文明的衰落焦虑开始正式从文明力量对比的外在原因开始着眼，而21世纪以来，中国成为西方文明衰落的首要乃至唯一假想敌。

极度的自信，就难免产生自负的心态。人是这样，文明也是这样。美国等西方国家某些人对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的批判和否定，从文明传播的深层原因来看正是文明自负作祟，可惜他们自己缺乏反思，而国内学界也缺乏自觉地从文明传播角度考虑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问世。

二、从文明传播的视角理解运用“中国模式”讲述“中国故事”的必要性

既然如上文剖析的那样，西方对中国模式的立场和态度需要从文明传播的视角才能发现其深层次的原因，那么，运用“中国模式”讲好“中国故事”的必要性论证，同样需要从文明传播的视角展开。具体而言，从文明传播的视角来看，在对外传播中运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既是回应国际话语，争夺话语解释主动权的需要；更是讲清楚中国发展方向，展示中国文明自信的需要。

(一)回应国际话语，争夺话语解释主动权需要“中国模式”

依据传播学的象征互动理论，传受双方必须拥有共同的意义空间，传播才能成立，而扩大双方共同的意义空间则有益于双方的深入理解。[10]概念作为一种语言符号，是构成意义空间的重要中介，因此如果双方共享的概念越多，显然越有利于传播效果的提升。

具体到本文的讨论，之所以主张我国在对外传播中，有必要运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来讲述中国故事，最直接的原因是近十几年来，这个概念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讨论中国问题的核心话语之一。或者说相比于我们在对外传播中经常使用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这个语言符号在西方更流行，也更符合西方语言习惯。正如学者指出：“‘模式’这个词国际上更通用，一讲人家就明白，‘道路’这个词国际上不怎么用，国际沟通中的难度也更大。”[11]

更重要的是，当中国避免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事实上也就放弃了对国际社会正在广泛使用的这个概念的解释权，因而也就自觉地放弃了相关的话语主导权。这对讲好中国故事，建构良好的中国形象是非常不利的。上文已经梳理了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对中国模式的三种态度。在本文看来，缺失了中国自主的阐释，不论是哪种态度与立场，对中国向世界讲清楚中国故事，建构良好的国家形象都是不利的。

譬如，有不少国际人士，包括部分西方学者不但认为现在已经出现了中国模式，而且认为这个模式可以超越或取代西方模式。这类观点一般都很受国人的欢迎，被认为是对中国友好的态度，是对中国发展成就的积极肯定，相关的著作和言论也往往会在中国得到迅速的翻译。比如马丁·雅克的著作《当中国统治世界》就曾经在中国国内受到热捧，很多著名学者为其做了热情的推荐。但是，中国的今天及未来真的合适用马丁·雅克的一些观念和话语描绘吗？比如把新的世纪称为“中国的世纪”一定对中国有利吗？我们真的有野心让北京做“未来的世界之都”吗？中国真的追求回复朝贡体制，乃至建立“全球朝贡体系”[12]吗？这些看似赞誉中国的话语，对中国的国家形象建构到底是有利呢？还是有害呢？这些并不符合中国价值和中国事实的话语在中国受到热捧，会如何影响中国的国家形象呢？

如果以肯定的语调来谈论“中国模式”对中国的国家形象建构也有害的话，那么以敌视的口吻来批判“中国模式”或者否定“中国模式”的存在，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就更为不利了。前文已经指出，批判是西方对“中国模式”的主要态度，这些批判或者渲染“中国模式”对西方文明的威胁，或者批评“中国模式”缺乏自由，或者干脆宣称“中国模式”不能持久或者说中国根本就不配拥有模式，所谓“中国模式”，不过是“东亚模式”的变种。不论这些批判是如何相互抵牾和矛盾，它们围绕“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做出的论断都给中国建构良好国际形象的努力造成了极其负面的不利影响。

综上，由于“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已经成为近10多年来国际社会，特别是欧美国家讨论中国问题的一个核心话语，但是由于中国在对外传播中刻意避免使用这个概念，因而事实上把对“中国模式”的定义权、解释权拱手让给了西方。在传播活动中，概念的定义权和解释权是话语权的基础，因此现在这种在对外传播中对“中国模式”这个概念避而不用的做法无疑严重影响了中国在对外传播中的话语主导权，影响了中国真实故事的对外讲述和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给“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论调提供了市场，甚至被某些人用来讨论其所谓“文明冲突”的观点。因此在未来的对外传播中非常有必要主动运用“中国模式”这个已经广泛流行且符合国际表达习惯的概念，以便能回应国际话语，掌握“中国模式”的解释权，驳斥西方特别是美国某些人运用这一概念对中国的污蔑和抹黑。

(二)讲清楚中国故事，展示中国的文明自信更需要“中国模式”

相比于回应国际话语，争夺“中国模式”概念的解释权，讲好中国故事，展示中国的文明自信是中国在对外传播中应该使用这一术语的深层原因。理解这一原因，也需要从文明传播的视角切入。

传播的本质是一种信息交流。文明传播虽然由于其主客体的宏大和过程的巨大复杂性而呈现出诸多不同于一般传播的特点，但无非也是一种信息交流，具有传播的共性。作为信息交流，最理想的状态无非是主体能够准确地编码信息，而客体能够准确地解码信息。但我们都知道，由于各种原因，事实上传播效果的理想实现非常困难。其中困难之一就是双方的话语体系或者说概念体系不一致。正因为如此，对传播主体来说，选择什么样的概念和话语来准确表达自己，并能获得传播对象较为准确的解码就成为传播活动中至关重要基础。从这个意义出发，所谓“讲好中国故事”，首要和根本的是“讲清楚中国故事”。而要“讲清楚中国故事”，首先需要把握“中国故事”的实质，其次需要选择好讲述“中国故事”的话语。

那么什么是“中国故事”的实质呢？从长时段或者文明传播的大视野来看，所谓“中国故事”，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传统中国在近代遭受西方文明侵略和冲击之后，由传统走向现代，由衰落走向复兴的故事。“讲好”或者说“讲清楚”中国故事，就是准确阐释“现代中国”在这一转折和复兴历程中的发展逻辑和未来方向。

从对外传播的角度来看，“中国模式”这个概念，不仅更容易被国际社会理解，而且能够更全面、清楚地涵盖中国发展的道路和方向，展示中国文明发展和复兴的内在逻辑，因此是讲清楚中国故事应该运用的合适概念。

为了阐释清楚这一观点，我们有必要比较一下“中国模式”和我国在对外传播中常常使用的“中国道路”的内涵。就二者的内涵广狭关系而言，学界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是并列的，中国道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国模式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模式和发展模式。[13]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几乎是同义语，“在广义上，‘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是相通的，两者表述了大致同样的东西，只是侧重点不同。”[14]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国道路”是“中国模式”中改革模式层面的内容。例如著名政治学者，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郑永年教授在《中国模式：经验与挑战》一书中，就把中国的改革模式视为中国模式第二个层次的内容，指出人们所说的中国道路可以归为这个层次。[6]当然，还有其他关于“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关系的讨论。不过整体而言，我们可以看出学界主流的观点是认为“中国模式”或者包含“中国道路”，或者等同于“中国道路”，即使认为“中国道路”比“中国模式”范围更广泛，也认为后者是前者制度化的或者说模式化的表达。

值得指出的是，除了内涵更广泛，可以囊括“中国道路”之外，“中国模式”还有更明确的一层意涵，即基于文明的特性，中国的现代化模式——包括其发展道路和最终形态——注定有不同于西方的特征。相比较而言，“中国道路”其实有一种中外可能都未意识到的隐喻，而这种隐喻的实质体现了西方对现代化主导性的话语权。但“中国模式”则内涵有中国文明对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与方向的规定性影响，从文明传播的特点来看，中国的现代化当然会有诸多源自西方的现代因素，但一定不是西方的翻版，而是传统中国文明在经受了西方强烈冲击之后自主的现代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模式”比“中国道路”更能讲清楚“中国故事”。

当然，相比于讲清楚“中国故事”，运用“中国模式”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功能是展示中国的“文明自信”。

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呼吁亚洲要“增强文明自信，在先辈铸就的光辉成就的基础上，坚持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努力续写亚洲文明新辉煌”。[15]这句话其实包括了两个重要的判断：其一是亚洲文明包括中国文明的“文明自信”尚显薄弱；其二是缺乏自信的文明很难真正在文明传播中做到平等地交流和互鉴。

先来说第一点。单就中国而言，如果说传统中国文明不免有天朝上国的自大和自负，那么近代以来在屡次遭受西方文明的冲击之后，无疑逐渐产生了文明自卑的心态，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达到极点。20世纪初“全盘西化论”、废除汉字等奇谈怪论的出现，就是这种“文明自卑”心态的极端呈现。中国也在这种心态的主导下成为西方各种理论和意识形态的试验场。西方则成为真理和标准的唯一制定者。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物质力量的迅速增长，中国文明的自信心逐渐增强，但文明的自卑心理并未完全祛除。最重要的表现，不少人依然不能以平和的心态看待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把差异都理解为中国对于西方的差距，对西方理论和概念依然有迷信的一面。具体到“中国模式”这个概念，有学者认为：“羞于提‘中国模式’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政治不自信……一些只认同西方模式的人甚至认为中国不朝西方模式演变，只能是死路一条。”[14]必须指出，这样的观点有偏颇之嫌，但不能不承认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某种客观现实。

就第二点而言。从近代中西文明传播实践来看，当一个文明在文明传播中抱有文明自卑心态时，虽然学习或者接受其他强势文明的积极性可能会很高，但也不可避免地会形成对强势文明的误读，并最终影响到自身文明发展的价值追求。近代中国在富强中心观主导下对西方文明的“选择性认同”和“特色式解码”充分证明了这一点，[16]而这显然不是一种理想的文明传播效果。与之相反，只有在文明自信的基础上，文明之间才能真正做到平等的交流和有益的互鉴与融合。中国古代本土的儒家文明与来自印度的佛教文明之间的交流和互鉴算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典型案例。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致力于在推进物质文明迅速发展的同时，不断提升中国的文明自信心。继十八大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三大自信之后，十九大又特别强调了“文化自信”。如果说前“三个自信”表达了我党的“政治自信”[17]的话，那么十九大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文化自信”这个提法，事实上就是向世界明确表达了中国的“文明自信”。因为文明作为以文化划分的社会单位，文化不仅是其最鲜明的标识，也是其最深厚的基础所在。所以当在“三个自信”的基础上增加了“文化自信”时，其实也就表达了经过40年改革开放，今天的中国已经具备了文明自信的心态。

自信的心态需要合适的话语来表达。“中国模式”这个概念，不仅能够涵盖中国的道路、理论、制度自信，而且还可以涵盖基于更深层的文化因素的中国发展内在逻辑和方向的必然性，内在地包含了中国文明在经历了近代的衰败、冲击和艰难探索之后，今天已经发现并有信心坚持自己找到的发展之路的内涵，一扫近代的文明自卑心态，展示了高度的文明自信。因此，以“中国模式”来讲述“中国故事”不仅恰如其分，而且恰逢其时。

三、运用“中国模式”讲述“中国故事”须建立在文明对话的新世界史观基础上

如果主张使用“中国模式”是为了用国际通用概念更好地讲清楚中国故事，展示中国文明自信的话，那么在与西方共享“中国模式”这一语词的能指的同时，必须自主定义这一语词的所指，或者说必须调整围绕这一概念展开的历史叙事框架。其中最根本的就是要突破近代以来西方主导的大国竞争和文明冲突的世界史观，从文明对话的新世界史观出发确立“中国模式”的所指和历史叙事框架。为了论证这一观点，我们需要了解历史观对历史认知的影响及两种历史观各自的特点及其对“中国模式”话语的影响。

(一)历史观的重要性

学界普遍认识到了历史认知对人们价值判断和立场选择的重要性，相信就国内而言，特定的历史认知深刻影响人们的政治认同；就国际而言，特定的历史认知则会影响人们对国家的敌友判断及世界未来前景的预估。正如“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的提出者艾利森引用美国历史学家霍华德所言：“我们对现在的所有信念都取决于我们对过去的看法。”[18]但必须指出，从根本上来说，是特定的历史观而不是历史事实影响着人们对历史的认知。

从理论看，历史是过去的事实，求真是历史学最宝贵的精神。但不得不承认，我们能看到或者讲述的一切历史都不过是特定视角，也即特定历史观主导下的历史镜像，用经典的历史学理论表述，即“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19]这还不包括政治权力对历史叙述和记忆直接粗暴的干涉。就算是以求真为己任、坚守所谓“价值中立”原则的历史学家，事实上也无法脱离其时代精神或者国家、文明立场来叙述历史。他们必须在一定的历史观指导下，或者说在一定的范式或者说框架下才能思考和叙述历史。只是囿于时代的主题和某种话语的强大，把某种角度的历史叙述当成了历史本身。这个事实一方面提醒我们历史观是如此重要，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历史观不过也是一种研究范式或者说叙事框架。换言之，特定的历史观及其主导下的历史叙事只不过从一个特定角度揭示了部分的历史真相，没有哪种历史观能揭示历史的全部真相。因此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历史事实的发掘，当一种历史观越来越难以解释新的历史研究发现的问题，或者越来越难以适应时代的新需要时，必然会有新的历史观出现，而历史叙事也会因此有了新的范式、新的话语、新的发现。

(二)大国竞争世界史观叙事框架下“中国模式”的话语困境

本文反对在大国竞争的世界史观下运用“中国模式”这一概念讲述中国故事，首先是因为这个基于西方文明特点和500年短时段历史形成的历史观并不能完整准确地表述世界历史，揭示文明传播的本质，而且由于其特定的倾向和叙事框架，会给“中国模式”的叙事带来负面的影响。

西方文明在1500年以来依靠前所未有的强大实力，前所未有地改变了世界，也主导了世界历史叙述的话语权。迄今为止，人类对世界历史的理解和叙事，主要还是在西方主导的历史观之下。但基于近代西方文明好战的特点，[20]这套历史观是以敌我、竞争、霸权等概念来建构历史的叙事框架的。正如学者赵汀阳所言：“如果找不到异己或者敌人，西方政治就好像失去了风向标，甚至失去了激情和动力。”[21]从西方具体的历史研究来看，几乎都是依据这种历史观、围绕这套话语体系展开的。我们熟知的在现代世界影响重大的著作如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7]、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2]、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世界战争与西方文明的衰落》[22]、安东尼·帕戈登(Anthony Pagden)的《两个世界的战争：2500年来东方与西方的竞逐》[23]等，都是这种历史观主导下的产物。很显然，这个名单可以无限延展下去。这是由西方独特的文明追求和历史观决定的。必须承认，这样的历史观把人类文明不断冲突，或者说在冲突和战争中苦涩进步的一面揭示得非常充分。但是，依然不过是揭示了人类文明传播史的一个面向而已，并没有能全面叙述人类文明的发展史。

更重要的是，历史认知具有自我预期功能。如果认为世界历史的主线是竞争和冲突，人类就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竞争和冲突，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比比皆是。修昔底德所撰写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深刻地揭示了这一规律，而西方国家之所以从威胁论的角度讨论“中国模式”，并由此得出中美未来很可能发生冲突的历史判断，也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观。不论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艾利森的“修昔底德陷阱”理论，还是前述美国官员关于西方首次面临非高加索人种和文明的挑战的胡言乱语，其历史观都是一样的。显然，当西方国家在这样的历史叙事框架中理解和讲述“中国模式”时，中国的国家形象很难不是负面的。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不少学者虽然强烈反对西方国家对“中国模式”的恶意中伤，力图为“中国模式”辩护，但由于其本质上共享与西方国家的世界史观，因而其关于“中国模式”的话语充满了超越、第一、取代等词汇。这样的叙述不但不能消减国际社会对“中国模式”的忧虑，而且还为西方的忧虑和批评提供了口实。比如前段时间有研究报告很自豪地宣布“中国已经全面超越了美国”，引起了全国的热议。又比如有的著作以《中国超越》为标题，充满了“中国第一”的自豪，宣称中国的崛起“不仅在物质财富上，而且在制度安排上、文化理念上一定是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并一定会深刻地影响世界未来的格局和秩序”。[11]坊间和网络的相关话语更是处处可见，展现出一派重回汉唐盛世，天下万国来朝的自负。这些研究和论著的问题不在于其结论是否准确，中国是否超越了美国，而在于其在显示文明自信的同时流露出令人担忧的文明自负心态，对一个尚在复兴过程中的文明，这恐怕不是一件好事。

(三)从文明对话世界史观讲述中国模式的必要性及话语要义

本文提出要从文明对话的世界史观讲述中国模式，首先是因为文明对话的世界史观能更深刻地揭示文明传播与世界进步的内在关系所在。从长时段的文明传播史来看，冲突和战争确实促进了文明之间形式上的交流，但人类文明的真正进步依靠的是文明之间的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和融合创新，而不仅仅是形式上的传播。并且每一种文明都对人类历史的进步和其他文明的发展有过积极的作用，某种文明始终优越于其他文明的神话不过是因为缺乏历史眼光而产生的文明自负。

从文明传播的长时段历史视野来看，西方文明对近代世界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世界是在西方文明的引领和推动下步入现代的。但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中，文明的传播从来不是单向的。中国文明不论在技术层面，还是文化层面都曾对西方文明产生过深刻影响，而位于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之间的伊斯兰文明不仅对人类文明发展有自己特有的贡献，在漫长的时期，还是中西文明交流的桥梁。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包括中国文明之所以不断发展，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在各种形式的文明交往和传播中吸收、借鉴和内化了其他文明的许多有益因素，使之成为推动本文明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元素。正因为如此，单单从竞争和冲突的视野描述世界历史的主线是片面的，遮盖了文明发展进步最根本的原因所在。如果我们承认文明的互鉴和融合才能真正促进人类历史的进步，那么，文明对话的世界史观就有了其事实基础，而不再是一种空洞的口号。除此之外，核武器等现代毁灭性武器技术的发展，也使文明对话的世界史观有了现实的必要性。

文明对话的世界史观内在地要求自信平等，这是文明传播最理想的心态。因为自信的文明才能更自主地开放，也才能更平等地学习、交流。但从人类历史来看，由于缺乏自觉的文明对话世界史观指导历史认知，文明传播很难始终真正在文明对话的平等状态下展开，强大的文明往往容易自负，而弱小的文明常常显示自卑。对于正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首先要彻底摆脱近代以来的文明自卑心态，树立真正的文明自信，其次要做到文明自慎，防止滑入文明自负的老路。

具体而言，从文明对话的世界史观讨论“中国模式”，讲述中国故事，关键是要把握“现代中国”的文明内涵，讲清楚“现代中国”的历史方位和价值追求。为此，需要明确讲清楚如下两个关键问题。

第一，“现代中国”首先是“中国的现代”。这表明她建基于中国五千年文明的基础上，有其内在的发展理路，因此必然不会照搬西方模式，成为西方亦步亦趋的忠实学徒，一定会有自己明显区别于西方的道路、制度、理论、文化特征。这是文明自信的表现，也是“现代中国”的传统基因。

从长时段的文明传播史来看，这几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很难想象在西方文明冲击之前已经屹立于世界东方五千年，有自己独特、且从未中断的文明特征和传统的庞大中国，会因为西方文明的冲击而尽弃中国文明的传统，通过全盘接受完全异己的理论、概念和价值观而走向现代。但是，近代以来由于严重的文明自卑情结，这样的思路几乎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主流思路，中国传统被无限矮化、污名化，曾经创造出辉煌灿烂的文明成果的中国古代文明被用“封建”“专制”“野蛮”等来自西方的一套话语描绘成一团漆黑。在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方案和历程的描述中，也尽量避免与传统中国文明发生关联，而是在西方主导的现代话语体系中艰难寻求中国的表达，即使偶尔提及并赞誉中国传统，也只是在非常枝节的层次上展开。对五千年文明自豪感的宣扬事实上仅限于将其视为博物馆的辉煌陈迹——甚至于在内心或者公开抱怨她为什么会在开始即走上一条不同于西方的道路。

究其原因，这些言论都是震怖于近代西方的强大，在西方话语体系的统摄下，以一种文明自卑的心态来对待西方文明，在实际效果上，不但未能客观、准确地评价中国传统文明，其实也未能真正理解和认识西方文明，从而在实践上给中国的现代化带来了不良的影响。

人的认识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时空影响，如果说近代中国的艰险处境使当时的思想者充满文明的自卑和焦虑，未能以平和的心态理性看待文明传播的特征，从而深刻发掘传统中国对于现代中国的规定性影响，认识到“现代中国”从根本上来说是“中国的现代”。那么在经过70年艰苦奋斗，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迅速发展的今天，中国的经济、科技实力已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和影响力也有了迅速提高，正在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之时，我们可以也必须在“中国模式”的叙事中把这个特征明确讲清楚了，那就是“现代中国”首先是“中国的现代”，是中国文明的现代复兴，中国传统的相关制度、理念、价值观会通过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深度介入“现代中国”。

第二，“现代中国”也必然是“现代的中国”。这是表明她的历史方位不同于传统中国，是在经受了起源于西方的现代文明的全面洗礼之后形成的新中国。就国家发展而言，这样的新中国必然具有现代文明的普遍特征，不论是其基本的价值观，还是生活方式，都要具备现代的基本基因。相对于传统历史的悠久，中国的现代历史还比较短暂，因此不论取得如何伟大的成就，一定会以开放的胸怀、谦虚的心态自主地学习人类现代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中国模式”其实是“现代中国”的发展模式，内在地包含汲取现代一切有益因素，体现现代基本特征的含义，显然这样的模式一定还远未完善，还在学习和调整之中。

强调这样一个基本观念，是谨防中国随着实力的增强，重蹈西方文明由自信走向自负的覆辙。从人类历史来看，文明产生了自负的心态，同样难以以真正平等、开放的心态与其他文明交流、对话，汲取其有益的成分。古代中国和现代西方都是明显的例证。在以“中国模式”表达的“现代中国”的发展模式中，把中国视为现代世界的新兵和后来者，认真理解现代世界的本质，遵循现代的规则和观念，充分汲取现代各文明的优秀因素以建设自己为“新中国”，然后再参与现代世界的治理、贡献中国的智慧和力量应该是题中极要之义。

就国际秩序而言，这样的新中国虽然脱胎于传统中国，但绝不可能再简单沿用传统中国的“天下观念”或中央王国的眼光来看待与他国的关系，一定会在现代文明的基础上，从文明平等对话的立场推动国际新秩序的构建和维系。这种秩序不同于大国争霸的旧秩序，当然也更不可能是恢复所谓的朝贡体制，“将中国视为宇宙的中心”[18]。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系统提出了中国关于文明对话的四个主张，即“坚持互相尊重，平等相待”“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15]从文明传播的视角来看，这无疑体现了中国坚持文明对话的诚意，也充分展示了中国的文明自信与文明自慎。这样的心态，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运用“中国模式”讲好“中国故事”最应有的文明心态。

四、结语

2500多年前，孔子的学生子路问他，如果卫国君主用他来治理国家，他会先做哪件事呢？孔子回答说：“必也正名乎！”[24]在此之后，“正名”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家讨论政治问题的一个核心概念。从传播的角度来看，“正名”与话语理论的“能指”与“所指”颇有相似之处。“名”是能指，为传播所需的共同的意义空间带来了可能，而“正”就是要纠正“名”的不准确的所指，准确表达“名”本来的所指。将这个概念运用到“中国模式”也是一样，不能因为西方国家在运用“中国模式”概念时没有准确表达中国模式本来应该的内涵就放弃使用，而是要给“中国模式”正名，讲清楚其准确的内涵。所不同的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正名”依据的是当时的礼法制度，目的是讲清楚应然的统治秩序，追求儒家理想的政治善治；而今天给“中国模式”正名依据的则是基于我们对文明传播规律及现代中国历史方位与价值追求的定位，目的是祛除近代以来的文明自卑，以自信的心态面对西方世界，讲清楚基于“中国传统文明”和世界现代历史双重基因的“现代中国”的故事，谨防落入大国竞争和文明冲突的陷阱，并最终在全世界塑造良好的中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