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扶贫初见成效后的创新跟进研究

摘 要：在我国扶贫攻坚的收关阶段，有关部门及时地提出“生态扶贫”新概念，有力地助推了我国扶贫目标的实现。到2020年，全国整体脱贫后，如何巩固扶贫成效，如何推动贫困区的进一步创新式发展，势必成了今后需要认真对待的新问题。综合考虑我国国情的特殊性，一方面生态结构与民族文化构成的多样性并存，一方面各地各民族的历史过程又各不相同。为此，实现基本脱贫后的创新跟进，艰巨性方面不逊色于扶贫行动本身，而且还更具挑战性。当务之急，如何做到未雨绸缪，及时启动相关的探讨，自然显得正当其时，正得其用。

关键词：生态扶贫;创新跟进;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C9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9）06-0019-06

引言

在我国扶贫攻坚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及时提出了“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的科学理念，党中央的有关决策也将生态文明建设确立为基本国策，从而使得扶贫攻坚成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机构成部分。为了响应了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号召，有关部门还出台了“生态扶贫”工作方案，在全国的扶贫行动中逐步推行后收到良好的扶贫成效，并对2020年的彻底脱贫做出有力的贡献。然而，有鉴于问题的复杂性，全国基本脱贫仅是一个好的起点，其后的创新跟进必然任重而道远。为此，笔者认为很有必要进行及时跟进，对基本脱贫后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略加说明，以此引发学界同仁的关注和有关部门的思考。

一、精准贯彻因地制宜

时值当下，不乏有人将“因地制宜”误解为是一句“空话”，但我国的国情恰好并非如此。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的自然与生态系统异质性大，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并存的民族文化类型千差万别，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的文化变迁过程又各有不同。这三方面的差异，都足以制约和影响着相关各族人民的脱贫致富进度与程度，以及脱贫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然而，在此前的扶贫工作中，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大规模派遣的扶贫干部，总是很难做到对贫穷地区的特殊性情况进行精准的把握，所套用和推行的扶贫对策，总是难以做到与所处的生态环境、民族文化的妥善兼容。因而，即使实现了基本脱贫，扶贫成效的巩固却成为极大挑战。据此，郑重重提“精准贯彻，因地制宜”的原则依然大有必要，而且需要比之于此前做得更好、更精准才行。具体的操作，仅以中国各族乡民对“水”的利用为例展开。

水资源和水环境，是实现人类自身的延续和发展基础，也是一切产业必不可少的资源要素和环境要素[1]。因而，不管实施什么样的生态扶贫，都必然直接或间接地关系到当地的水资源和水环境。然而，水资源的构成要素极其复杂，不仅包括至关重要的水量、水质要素，甚至水温也是不可小觑的内容。具体到不同的扶贫区域，水资源的储养、再生、净化，会影响到相关产业的正常运行，以及人民生活的安定，最终都会干扰到扶贫成效的可持续性。然而，要将这一切做到“精准贯彻，因地制宜”，绝非一件小事。这需要科研工作者投入大量的精力后才能实现的基本实情。只有做好这样的基础研究工作，并辅以相应的技术配套，脱贫后的人群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哈尼族的元阳梯田，已经被列入“世界农业文化遗产”，也备受国内外人士的好评和赞扬。当地的哈尼族和彝族老乡也众口一词地认为“山有多高，水有多高”，从而不会为水资源发愁。但自然规律却不容忽视，哈尼梯田的水稻种植，最高点已经超过了2000米，而梯田下方的红河河谷，海拔则不到100米。根据地理学家的研究，海拔高度每上升100米，气温就会下降06℃。简单地换算就可以知道，如果海拔上升到2000米，气温就会下降12℃。而水稻这种喜温植物，如果水温低于25℃就无法自然生产。如果在这样的高海拔地区种植水稻，就会面临着投工大、产量低，收成也很难稳定的局面。当地的乡民们采用“稀植”“浅灌”，追加有机肥的方法以提高稻田水温，实现水稻的稳产。这样的背景下，要巩固扶贫生效，就得对水资源的补给做到精准把握，并将“因地制宜”落实到水温上。否则的话，盲目推行其他地区的水稻丰产经验，必然会影响到当地的可持续发展。但与此同时，创新跟进的空间也很大。除了采用乡民的方法外，动用现代技术提高高海拔地区的水温，同样是一件值得探讨和推行的巩固扶贫成效的策略。相比之下，银川平原的水稻种植又是另一番景象。

在银川平原地区，水稻生长季的水温远远高于25℃，而且当地可以不用插秧，直接撒种就可以获得高产。但问题在于，当地河水中的芒硝（硫酸钠）含量偏高，以至于乡民为了稳产，就不得不采用“引黄洗盐”的方式，也就是引用黄河水去冲淡稻田中的硫酸钠。其中存在的生态隐患在于当地的降雨量远低于蒸发量，种植水稻会加剧当地水资源的蒸发量，但黄河水的总水量却基本保持着衡量。因而，如果银川平原占有了较大的黄河水，必然也就加剧了黄河下游水资源的匮乏程度。尤其是，大水量的反复洗盐，对水资源的浪费更不容小觑。若黄河水利委员会一旦规定严格控制这一地区的用水量，那么此前所取得的成效肯定会大受影响。

我国洞庭湖周边的“围湖造田”区，虽然地处炎热的平原地带，但依然存着水温偏低的资源结构缺陷，这也会影响到扶贫的成效。因为在洞庭湖的圩田区，由于湖盆底部较深，围湖造田后，圩田与底部的水面差距超过7-10米。这就使圩田区的底部形成了所谓的“冷浸田”。那些低洼地稻田使用的水资源是从湖底浸出来的低温水，达不到的水稻的生长需要。因而，乡民们即使投入了大量的劳力改造稻田，但水稻的产量依然偏低。就某一种意义上说，这里面对的环境问题，其实与哈尼梯田的高海拔梯田，恰好存在着极大的相似性。创新的潜力，也同样存在。那就是，当湖面和稻田水面超过2米时，理应放弃圩田，改用架田的方式种植水稻，就可以达到省时、省力、省劳的功效。同样的原理，为了降低水资源的无效浪费，银川平原的稻田也可以使用“架田法”，不仅可以免除洗盐之劳，还能抑制水资源的無效蒸发，可以大幅度地节约用水。

在我国的内蒙古草原，也面临着蒸发量数倍于降雨量的不利水环境。此前的扶贫工作，通常都习惯于放弃游牧，将牲畜集中起来圈养，并采用抽取地下水的方式实现水资源的供给。这样扶贫对策，在短期内确实可以收到成效，但距离因地制宜却相差甚远。地下水的提取并非一个可持续之计，闲置草场对草原的生态恢复则更其不利。在这里，创新空间依然在于，如何有效地控制水资源的无效蒸发。方法之一，当然是草原不能放弃，应当启用当地蒙古族牧民实施的传统放牧经验[2]。其中，“快进浅牧”仅是值得推广利用的传统技术之一。然而这样的技术，此前却被某些农学家所诟病，他们认为这种做法不仅浪费了牧草，还不能提高牲畜的出栏数量。这样的意见，恰好与因地制宜向左。

所谓“快进浅牧”，是只让牲畜取食牧草的鲜嫩的部分，秸秆部分则尽可能不让食用。在蒸发量较大的蒙古草原上，如果让牲畜吃掉粗的秸秆，甚至连根也吃掉的话，那么土壤就会暴露在阳光下，就会造成更大水资源的蒸发量。水分大量蒸发后的草原，春天就不能抵御强劲的风蚀作用，夏天又不能支持牧草正常生长，等到雨季来临之时，牧草生长季已经过了大半，于是也就造成产草量的急剧下滑。但是如果按照蒙古族乡民的传统放牧办法，那么草原就在枯草的庇护下，抗击风蚀的能力就有所提升，降低大气PM2.5的效用就会增加，水资源的蒸发也可得到抑制。

事实证明，因地制宜绝不是一句套话。具体到中国大地而言，需要作出的精准应对办法，几乎可以说得上是千姿百态，花样翻新。如果做不到精准的认知和研究，那么因地制宜也许真的就会变成一句空话，可持续发展也将面临更大的生态挑战。但与此同时，创新跟进的空间也无限广阔。我们要做的仅是，将研究视野尽量展开，避免采用着眼短期利益的做法，更多地考虑到长远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和生态问题，这才是值得深思的重大问题。

二、精准调控生活方式

从表面上看，生活方式似乎是个人选择的问题，理应得到全社会的尊重和理解。但问题在于，人类社会与生态系统之间，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与生态系统打交道，而是在不同民族文化的规约下，以群体的方式与相关的生态系统打交道。以至于人与生态系统的关系，必然表现为具有与动物不同的群体性和规模性，因而任何意义上的生活方式偏好，都可能造成对相关生态系统的冲击和损害。然而，很多生活习惯又是长期历史积淀的产物，其间是否存在不合理的逆生态行为，此前并未引起世人的关注，甚至相关的学者也往往有意无意地加以搁置。但随着全国性整体脱贫目标即将实现，在此前的扶贫工作中因此而遗留下来的问题，很自然地到了需要做全局性清理的关键时刻了。

要知道，我国各族居民至今依然延续着以水稻、小麦、玉米为主粮的食品消费格局。这将意味着，凭借千差万别的生态系统，确保14亿人整体实现粮食安全，并追求质量上乘的粮食消费，就必然要面临一个无法排解的尖锐矛盾。即我们就不得不在并不适合水稻、小麦、玉米的生态背景下，强行种植这几种作物，甚至向国外购买粮食时，也重点关注的是这几种“主粮”。但我们却忘记了，任何一个农作物都有其最佳的适宜种植带，而不是所有生态系统所栽皆适，强行在不合适这些作物种植的地区种植，无意中就会造成对相关生态系统的损害。就这一意义而言，看似吃饭穿衣的小事，本身就不是小事，这关系到扶贫攻坚的持续发展，关系到扶贫成效的持续性和再创新潜力。

我国的农业部门前些年推出了推动马铃薯主粮化的倡议和举动，正是看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而提出的合理主张。但这还远远不够。因为在中华大地上，能够供做主粮的植物，几乎多得不胜枚举。单凭历代方志的记载，曾经充作主粮消费过的粮种就不下于150种。但在今天的扶贫工作中，这些曾经的主粮作物，都在不知不觉中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表面上看，这似乎无关大局，但若深究之后，却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因为人类多种植、多利用一种植物，在这种植物的背后，会牵连出一个漫长的食物链，进而形成一个食物网络，就能在不经意中支撑众多生物物种的生存和繁衍，可以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做出积极的贡献[3]。当然，对家养动物也是如此。据此，如果在中国大地上，仅推广几种有限的粮食作物，并以此满足全国人民生活的需要，那么对生物多样性的维护，对扶贫成效的巩固，都显然是有害无益的行为。而全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消费名特优产品，恰好又是小康社会的目标。两相结合，焦点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人民时下的日常生活方式，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

第一，我国现行主粮结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但绝不是金科玉律不容改变。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我国的历代王朝的主粮作物，先是选定小米，其后是粟类和麦类，再其后又加入稻类，玉米传入后也在我国广大的贫困地区被确认为主粮。这样的决策，当然有其道理和依据。关键原因在于，这几种粮食作物便于运输、储存、分享和征收[4]。在交通不便的社会大背景下，历代王朝选用这些作物为主粮，乃是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国家简化管理的需要，也可以说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德政”[5]。然而，到了当代，时下流行的这些主粮显然都不能称为十全十美。当下我国需要更多样化的食品，更优越的生态环境，只要相关政策加以宣传、倡导，其实并不需要巨额的投资，也不需要更多的技术和人力投入，基本脱贫的人群凭借所掌握的技术和良好的环境，就可以实现粮食的多样化和肉食的多样化，消费尚好的多样化。这样一来，完全可以做到一举多得，即维护了生态环境，又支持了可持续脱贫，还丰富了全国人民的生活。最终使得，贫困地区千姿百态的粮食作物，种植和入市都可以获得丰厚的报偿，因为粮种过分单一而导致的贫困问题，就可以得到最终的化解。

第二，历史上我国贫困地区人群所消费的某些主粮，在一段时间以来被人们贬称为“杂粮”，甚至是“救荒植物”。这种偏见性的看法认为，消费那样的食物是“落后”“愚昧”和生活水平低下的表现等。但无论是从营养价值，口味、口感而言，还是消费感受，这些食物都不比我们消费的“主粮”食品低下。重要的是，那些被贬低的作物，既与所处生态系统相互兼容，又与国家倡导也相互吻合。如壳斗科乔木植物青冈树（Cyclobalanopsis glauca（Thunb.） Oerst.）果子，以往也曾一度视为救荒食物。现代经过深加工后的该种食物，却意外地在韩国获得了巨大的市场，还为相关的贫困人口提供广阔的营利空间。与此同时，壳斗科植物还是柞蚕的饲料来源，不仅能够提供优质的纺织纤维，产出的蚕蛹还是优质的高档食品。时下，在河南省就有专门的加工产地，在营利颇丰的同时，也拖动了相关地区柞蚕业的复兴。此外，壳斗科植物还有更广阔的利用空间，不仅是良好的建材原料，还能够用于培育优质的食用蘑菇。以此为例，只要辅以相应的科学技术实现加工技术的提升，加上政策条件的健全和完善，那么要创新利用这样的“农作物”，并使之形成创新产业，对今后扶贫人群的可持续脱貧，实现生活水准的稳步提升，同样大有裨益。

第三，要推动食品构成的多样化、名特优化、绿色化。这样的目标对于巩固扶贫成效也大有裨益。做出这样的创新，于国于民都大有好处，对巩固扶贫成效的潜在价值更是不容低估。

总之，生活方式当然应当允许个人自由选择，但千万不要忘记选择背后其实是文化在发挥终极作用。一方面，历史延续的习惯性偏见蒙蔽了我们理智;另一方面，科学研究取向的短视也窒息了部分有潜力新兴产业的复兴。这才使得，时至今日，我们还盯着历史留下来的主粮不放，而且还将这样的习惯贯彻到扶贫实践之中。正当全国性的脱贫即将成为现实的大环境下，重新审视我们的生活方式，并作出理性的调控、宣传和倡导。那么，国家其实无需投入大量资金或者人力、技术，相关脱贫人群只要获得一定的信息资源，要实现可持续脱贫和可持续发展的创新的空间，同样是海阔天空。而创新的契机，就在于观念形态的理性化，需要摆脱历史积淀造成的误判和误导。

三、精准落实生态报偿机制

有关生态报偿机制的研究，在学术界由来已久，但时至今日，尚未得到系统的落实。大多数情况下，是采用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提供极为有限的生态报偿。但我们却在无意中忽视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靠不同文化维系起来的人类社会，与不同文化所面对的自然生态系统，其间的结构特点与运行机制，本身就互有区别，不可能自然达成和谐兼容。人类社会的运行机制，乃是靠文化建构起来的人为信息系统，去凝聚社会合力，并对所处的自然与生态环境，作出有针对性、有目的性和可持续性的累计式加工和改造[6]。其间的物质能量运行，都是靠文化去加以节制。而这样的节制机制，仅属于人类社会。生态系统，则是靠遗传赋予的生命信息，去节制其间的物质与能量的运行。这样的运行系统与人类社会截然不同。生态系统的机制信息，只能被人类社会所认知和利用，但却不可能简单地融入文化信息之中。当然，也不足以干扰人类社会的运行。两者之间的和谐共融是重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行动目标所在。

这将意味着，人类社会当然拥有加工、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和权利，但与此同时，由于不管什么样的加工、利用和改造，都会在无意中对所处的生态系统构成冲击和损害。因而在拥有权利的同时，人类社会还必须为自己承担起相应的义务，全方位地为生态系统的受损和退变承担责任。具体的做法，当时是通过文化形成的社会合力，对所处的生态系统加以认知，并健全相应的技术和技能体系，去支撑和帮助受损生态系统的自我恢复。在这一过程中，人类除了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投入财力、物力和劳力外，还得为生态系统的恢复付出代价。人类如果能在从事生态建设的过程中，做到让相关的生态系统自动恢复到可持续利用的状态，那么也就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产品价值。生态系统的恢复，同样是价值与使用价值的有机结合。这一点，与马克思《资本论》所倡导的政治经济学原则完全吻合[7]。因而，凡是享受到生态公益的人，按照马克思的原则，都得支付消费报偿。据此，从理论上讲，实施生态报偿完全与马克思主义相符，仅仅是在实际操作中受到工业文明核心价值的干扰而存在着诸多困难而已。而今的问题在于，人类社会要追求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接受相应的责任，操作上的困难也需要人类自身克服。

正因为客观上存在着结算体制上的重重障碍，以至于时下学人对生态报偿的研究，大多聚焦于比较易于操作的有限项目之内，如碳汇的交易、水资源利用的付费、生态景观的感受服务等等，全面而系统地考量生态报偿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操作尚未提到议事日程。而今的问题恰好在于，随着扶贫初见成效之后，我们不得不思考这一问题的全局性。我们大力扶植的贫困地区大多是生态环境相对完好的地区，有的地区还是特定生态维护项目的生态屏障体系，而我国的发达地区恰好是高污染地区，水资源匮乏区和大气质量极度恶化区。我国政府虽然及时推出了“蓝天保卫战”“水资源保卫战”等，但距离我们要达到的生态建设目标依然相距甚远。其间的原因在于，生态报偿机制没有办法做到精准落实。那些在贫困地区为全国人民的投工、投劳，大力增加碳汇积累的贫困人群，无法获得来自高污染区和生态高消费区的富裕人群的财力和物力支持。甚至还蒙受来自发达地区的贬词和诋毁，误以为这些人群拖累了国家的发展，是“落后”“愚昧”的人群。这样的关键问题，如果得不到合理的解决，那么发达地区的环境治理，同样会徘徊不前。全国范围内的生态文明建设，也就万难推进。水资源的节流、储养、净化和再生，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我国发达地区的水资源主要是靠中上游，特别是贫困山区提供。而这些山区的贫困人群，在从事生产的同时，其实是在为下游水资源的保障做出了默默的奉献。并且，只需在科学的指导下，有限地调整资源利用的方式，水资源奉献的质和量还可以得到加倍的提升。

比如，中上游贫困山区的梯田建设，本身就具有节流、储养、净化和再生水资源的禀赋，对拉平中下游水资源的水位波幅，可以发挥极其明显的直接作用[8]。因而，中上游梯田开辟得越多，储水的深度越深，这种平衡效益就会更其明显。中下游城市，为防洪排涝、抵御季节性干旱，大规模修筑水库、堤防的投入，都可以大幅度缩减。如果中上游的稻田，都普遍推行稻鱼鸭共生的耕作体制，那么水质的标准还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提升[9]。如果能够做到将城市生活污水逐步替代化肥，并实现管道输送和机械操作，发达地区的水污染问题也可以得到明显的缓解。在那样的情况下，将中下游的江河水直接用于生活用水，也将成为可能。真正成问题的反倒在于，由于受到工业文明核心价值的干扰，发到地区的人群从来就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在不支付费用的情况下，享用了别人的劳动成果。因而，如果拒绝为生态建设承担费用，这才是需要教育和引导的“洗脑”问题。

我国西北干旱地区的生态公益服务收费问题，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此前的研究，因为畜牧业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仅占有微乎其微的比重，从而有意无意地贬低畜牧业的存在价值。但却没有注意到，畜牧业对生态恢复而言，恰好是人类应对生态退变的关键手段之一。上文已经提及，在草原中保留枯草有助于抑制水自然的蒸发，抵御风蚀作用的肆虐。而这一点与“蓝天保卫战”的成效恰好直接关联，但却被相关研究者忽略不计。更有甚者，误以为在营建的“三北防护林”生态屏障，将树种植得越密，抵御风蚀的效果就越强。這样的认识偏颇，结果恰好是帮了倒忙。

其間的科学原理其实很简单，在干旱地区长出来的树，无论再密、再高，与肆虐的强劲西北风相比，防风的效果都表现得不甚明显。反到是，种植成活的乔木，通过人工的修剪，或牲畜啃食，尽可能降低树干的高度，增加贴近地表的面积，抵御风蚀的效果反而更好。但是，需要反思之处正好在此，我们其实没有必要将强劲的西北风挡住，而且也不需要。因为，如果真正完全挡住了西北风，那么我国南方地区对流雨形成的几率反而会降低，南方反而也因此而受害。与此相反，如果在草原上保留尽可能多的枯草残株，保留乔木，通过人为的修建和动物的啃食，让树形长成“半球形”，那么虽然树冠顶部风速没有降低，但贴近地面风速的却可以降低，还会在树的背风面形成“旋涡”。在这样的植物隐蔽下，贴近地表的位置就会形成人造的“静风带”，土壤中的PM2.5也就很少进入大气了。植株的存在，对水资源的消耗也可以得到明显的降低。对干旱草原和南方湿润地区都大有好处。在“蓝天保卫战”中忽视这样的问题，实属不该发生的误判。加之，如果将那些为清理农田而不得不焚烧的农作物秸秆压缩打包后，提供给干旱地区的畜牧业作越冬饲草，那么通过牲畜粪便的排放，还可以增加风化壳的厚度。这样的操作，既能增加产量，又能解决禁止焚烧秸秆的难题，从而可以一举几得。不言而喻的事实恰好在于，要支持脱贫人群的可持续脱贫，并赢得可持续发展，就需要调整生态扶贫思路、全社会人群的思想，贯彻上述生态建设思路。虽然这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体力和智力，但这是为全国人民谋福祉，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的任何人都不能置身事外，都需要协同努力，并承担其责任来。相关费用，显然也不能完全由政府以转移支付的方式解决。而应当由受益者付费，让投劳者获得合理的报偿，这才公平合理。具体到巩固扶贫成效而言，更是开辟了可持续运行的财源，脱贫人群何愁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步入小康社会？

由此看来，只要生态报偿得到精准落实，那么畜牧业实体产品在国民经济中所产的比重虽然不大，但生态公益服务的价值却大得惊人，既然我们要走绿色发展、科学发展的道路，就不能抱残守缺，仅仅关注实体产品的收入，还需要更多地关注生态建设所产生的公益收入[10]。有了这样的营利空间，贫困游牧人群何愁不能可持续脱贫？中国草原生态系统的全面恢复，甚至是优化也将指日可待。

总之，生态扶贫初见生效后的创新跟进，不是简单的政策问题，而是观念形态转型的大问题，只要走好了这一步，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将走上一个新的台阶。一切意义上的创新，应聚焦于观念的创新，价值取向的创新，科学研究取向的创新。只有观念性的创新，才能得到实体性的创新、政策的创新，实现扶贫模式的生态文明化。

四、结论

距离国家预定的全国基本脱贫的目标愈来愈近，实现这样的宏伟目标大致而言已经不足为虑了，但下一步的创新跟进却成了当务之急。凭借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实现这样的创新几乎可以说得上是海阔天空，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但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恰好是人类要向自己开刀，明辨人类必须承担的生态责任，并通过思想方式的转型创新，去带动这一目标的实现。要知道，扶贫攻坚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问题，它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机构成部分，更是为全国人民谋福祉的基石所在。面对这样的难题，与其孜孜以求地去化解那些细微末节的个人贫困问题，倒不如将全国作为一个整体，通过宏观的教化和引导具体的生产生活方式改制，所能收到的生态扶贫成效，也将更为明显，更为持久，也更具创新潜力。为此，今后的创新跟进，关键是要将我们国家的各项大政方针，与扶贫后的创新跟进作为一个整体去对待。这才更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有助于筑牢中华各民族的相互依存感、生产生活上的互补性实惠。

参考文献：

[1] 罗康隆，刘旭，麻春霞.水土资源维护的失范与文化矫正研究[J].云南社会科学，2015（3）： 96-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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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杨庭硕，耿中耀.主粮结构的优化：当代生态建设的又一关键环节[J].文山学院学报，2017（4）：1-7.

[4] 杨庭硕，杨秋萍.葛类作物的古代种植利用和现代价值[J].云南社会科学，2018（2）：148-154.

[5] 耿中耀.主粮政策调整与环境变迁研究[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9（2）：107-114.

[6] 杨庭硕.生态人类学导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1-3.

[7] 卡尔·马克思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7-54.

[8] 田红，伍磊.本土生态知识在水资源储养与维护中的价值[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1（3）：7-12.

[9] 罗康智，杨小苹，林泽夫.论侗族传统生计对水环境优化的价值——来自黔东南侗族社区的个案分析[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1（4）：8-12.

[10]杨卫书.论实施农地生态报偿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以马克思的农地肥力观为中心[J].云南社会科学，2017（1）：108-113.

[责任编辑：罗康智]

A Follow-up Study of Innovation after the Initial Achievements

of Ecological Poverty Alleviation

MA Chun xia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Hunan， 416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critical stag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put forward the new concept of “ecological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ime， which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realiz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goal in China. By 2020， how to enhance the frui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promote development in poor areas will become a priority. Considering Chinas different eco-structures and ethnic cultures as well as distinct ethnic development process， how to intensify the fruit of poverty relief program is more challenging than the program itself. It is seasonable and urgent to undergo such innovative intensification studies.

Key words： ecological poverty alleviation;innovation follow-up;sustainable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