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视角的伦理矛盾

王鹏

摘要：作为存在主义之父，克尔凯郭尔开启了现代西方哲学的个体生存论转向。克尔凯郭尔将哲学的重心从普遍性转移到个体性，对个体生存的关注揭露了西方传统理性哲学中个体性的缺失，揭示了体系化哲学的普遍性与严格性要求之中忽略个体生存的事实。克尔凯郭尔终其一生寻找使个体生命真正得到关切的方式。通过挖掘克式代表作品《恐惧与战栗》中所体现出的矛盾冲突，探究克式思想中信仰对于个体生存的意义。

关键词：个体性 信仰 伦理

中图分类号：B5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9）22—0085—02

克尔凯郭尔的作品，在伦理上是哲学的追求在生活实践中的体现。在克尔凯郭尔之前2000余年的西方哲学传统中，伦理学与哲学一样具有体系化与概念化的特点，两者都追求普遍性。因此，对理性传统的反思必然导致对伦理学的反思，对体系哲学的解构必然导致伦理学体系的解构。《恐惧与战栗》作为克尔凯郭尔最重要的作品，对个体生存的关切及对伦理的超越都集中在《圣经》中亚伯拉罕这一形象上。克尔凯郭尔对伦理的态度可以在其众多作品中总结为两种：伦理作为普遍性的伦理学及作为一种非此即彼的生存境界。

荒谬性，即是那在理性维度中的不可能性，是在逻辑和伦理上的双重冲突，是那令人震颤而无法接受的矛盾。而唯有在这超出理智的领域中，在那极端矛盾所产生的巨大张力之中，我们才能瞥见信仰之容。

一、超越伦理维度的信仰

第一重荒谬性在于，亚伯拉罕的信仰缺乏可以解释的中介。对于这则故事，最先引起惊恐的地方莫过于亚伯拉罕试图杀死儿子的行为，这是一句伦理表达，普通人会对这个行为产生种种念头：杀人凶手、忠实的信徒、愚蠢的老父……但事实上，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述，那些批评者、盲目崇拜者，甚至是轻言效仿者，都忽略了最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出于至爱的精神剧痛。人们忽略它的地方在于亲子之爱在伦理情感里只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前提，人们的目光更多集中在了杀人动机上，却偏偏忽略了亚伯拉罕身上这种情感的剧痛，唯有如此，荒谬性才得以显现。不妨注意一下故事中的两个情节：亚伯拉罕受神的指示远离故土来到荒凉的应允之地;他整整一百岁时才得到以撒。相比之下，任何人都无法轻易描述他对以撒那强烈的爱。最表层的荒谬与矛盾就蕴含在伦理冲突之中，超越常人的亲子之爱与毫不犹豫的刺杀行为，无论忽视哪一方面——如克尔凯郭尔所言，那些轻易效仿的行为或在最后一刻的犹豫以及存有的侥幸心理，都会有损这矛盾所形成的张力。人们无法接受或理解这两个方面同时如此强烈，哪怕其中的一面稍有减弱，这一行为也能得到轻松的解读。这种荒谬性在伦理语言中无法得到任何好的解释，甚至任何语言都不可说。克尔凯郭尔借用阿伽门农等“悲剧英雄”的境遇对比出亚伯拉罕那难解的崇高。悲剧英雄虽也历经考验，然而悲剧英雄的牺牲是可言说的，是为了更高伦理目的而作出的舍弃。同样是杀死自己的孩子，阿伽门农显然可以得到大众的理解甚至是赞扬，而亚伯拉罕的行为具有无可辩白的荒谬性。

阿伽门农与亚伯拉罕相似的行为表象背后是完全不同层面的生存选择，即伦理的生活与信仰的生活。事实上，如果忽略掉阿伽门农身上那些悲剧色彩，暂时忘却他献祭女儿时所流淌的鲜血，而只把他的一切作为看作一番伟业，那么他与亚伯拉罕的对比意义将更加直白：一种使生命彻底超脱伦理的价值指向。阿伽门农的壮举是对伦理生活的服从，亚伯拉罕则完全不是，如果有一种思想超越了伦理的范畴，那么它将不可理解，因此亚伯拉罕的行为缺乏理解的条件。

二、“无限弃觉者”与真正信仰者的差异

第二重荒谬存在于亚伯拉罕对上帝即爱的毫不怀疑中。区分“信仰跃迁”与“无限弃绝跃迁”是《恐惧与战栗》“心曲初奏”篇的主线之一。这两个概念的对比极具迷惑性，因为相比于普通人，无限弃绝者似乎十分接近信仰者。无限弃绝者是毫不犹豫地遵从上帝指示的人，他的每一步都和真正的信仰者如出一辙，甚至在挥刀的最后一刻也不会因内心的软弱而停手或把目光瞥向他处来寻找替代以撒的公羊。但他与信仰者最大的区别在于：他内心充满了无可挽回的放弃与绝望。他绝不相信上帝会宽恕以撒，绝不相信儿子会失而复得，与之等同的是对上帝即爱这一信念的放弃。无论普通人还是无限弃绝者，在挥刀的一刻都不会相信面前这个献为燔祭的孩子还能活著回到自己的身边，更难在此时还相信上帝即爱，但巨大的荒谬就掩藏在最后一刻。因为人们无法理解一个已经挥起刀子的人还相信以撒不会被带走，无法理解一个看上去已经被剥夺幸福的老父还坚信此世甚至此时的幸福。就算上帝没有最终收回成命，以撒最终成了祭品，亚伯拉罕也将依然怀有信仰，这种信仰甚至并不指向不可知的未来，而是指向当下。因此当以撒重回身边，无限弃绝者会惊愕得难以平复，而亚伯拉罕则自然而然。

无限弃绝的骑士并不是离开信仰的局外人，却是“这世界的异乡人”，是放弃此岸有限性而奔向彼岸无限性的人。无限弃绝不是信仰，它只是貌似信仰的一种“替代品”，是达到信仰前的那一步。无限弃绝者的信仰方式符合神学一贯秉承的思想，这种思想让信徒们更坚信来自彼岸世界的永恒幸福，因此他们放弃此世而祈求来世的福佑;惟其如此，才成就了无限弃绝者对现世的无限放弃，他们放弃有限性而祈求无限性。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表述的，怀有对来世的信仰更为轻松，只需否弃一切并设法逃离即可。但这种信仰只不过是真正信仰的一种变异，他们似乎瞥见了信仰的真容，实则隔着巨大的鸿沟，这鸿沟中隐藏着可怕的绝望。期盼永恒的是无限弃绝者，期盼不可能的才是信仰者。亚伯拉罕自始至终都对现世饱含着看似不可能的希望，哪怕是在上帝残酷的考验之下，他对现世有限性所作的不是“放弃”，而是奇迹般地重归有限性，通过荒谬之力，通过无限弃绝与信仰的双重跃迁。换言之，无限的弃绝也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不在有限性之中费尽心力，把全部心思系于一事，而最终弃绝一切，那么也不会有信仰的跃迁，信仰者是在弃绝的尽头凭借荒谬之力再迈出一步的人。

三、信仰的个体性

第三重荒谬性在于，上帝不在普遍性之中。因此可以说，上帝不可能显现并要求亚伯拉罕献祭以撒。《恐惧与战栗》存在着一个最不可理解的根本上的矛盾。在克尔凯郭尔的宗教思想中，人与上帝直接沟通简直是不可能的，那只是一种异教徒才会产生的伪信仰，人只有通过脱离教会，把人与上帝的所谓直接沟通的外在关系断裂开，进而引向自身的内在性，才能真正地和上帝建立關系。克尔凯郭尔在《基督徒的激情》中明确论述了人与上帝的不可沟通性。因此在《恐惧与战栗》中，当克尔凯郭尔讲述完三位悲剧英雄的例子后，才会向读者提出这样一种假设疑问：如果没有神明要求阿伽门农献祭女儿但他依旧这么做了;弗耶他没有对上帝作出承诺，却依然献出了女儿;布鲁斯图有一个正直的儿子，但他依然处决了他，谁会理解这样的事情？（这三个人都是为了更高伦理目标而牺牲至亲的悲剧英雄）一旦如此，人们将完全失去对这些故事的理解力，因为他们已超出了普遍性，僭越了伦理。克尔恺郭尔认为，只有孤独个体之中才有上帝，在恐惧与战栗的第二个疑难中，克尔凯郭尔说：“为了自己，也为了上帝——然而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这两者（为自己与为上帝）却不可能一致。比如，当听说有人做了为普遍性所不容的事情时，我们会说：‘他不可能是为了上帝才那么做的，意为，他做那事完全出于一己的欲望。”从克尔凯郭尔的理解去看，如若上帝存在于普遍性之中，上帝就进入了伦理，也进入了一个可理解范畴，因此亚伯拉罕与悲剧英雄并无区别，因为他们都拥有伦理这一用来解释的中介，此时，为了更高伦理目的而牺牲孩子的悲剧英雄，为了遵从上帝命令而牺牲以撒的亚伯拉罕，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那么唯一的理解方式就是上帝在普遍性之外。如果其在普遍性之内，那么信徒对于上帝的责任就有了一种相对性，因为在普遍性之内对上帝的责任不能与伦理相抵触。因而克尔凯郭尔在书中的第二个疑难章节讨论了对上帝是否有绝对责任。《新约·路加福音》的经文“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是一段令诸多神甫及解经者都备受困扰的箴言，他们惊骇于经文言辞之中对于伦理的背离，因此千方百计在向信众解释时加以润色来缓解其带来的恐惧。对于这种恨的说法，克尔凯郭尔解释到，对该教义的理解不会采用人类对于爱与恨的区分，因为这种区分方法具有一种“自我中心原则”，此原则不适合这条教义。所谓“自我中心原则”即表明了伦理学作为一种只存在于人的生活之内的话语体系所具有的相对意义，而非高于一切的绝对意义。这段神圣启示中所要求的，正是无限弃绝骑士所做的，也是亚伯拉罕凭着荒谬之力进行最终的信仰跃迁之前所做的事情。圣经中的神启作为超越了伦理层面的上帝之言，不能按照伦理之中的话语来解释，用克尔凯郭尔的说法，即“对无限性问题进行有限化”回答的“结果论辩证法”。当圣经要求信徒恨自己的父母兄弟时，并不能用“恶”来将其概括为一种可怕的思想，圣经也并不是要求其信徒变成在伦理生活中憎恨父母兄弟的恶人，如果做不到对伦理生活的无限弃绝来履行对上帝的绝对责任就无法通达信仰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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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国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