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为何写颂词走“霉运”?

2019-12-27 05:51陈歆耕
文学自由谈 2019年6期
关键词:霉运仁宗柳永

□陈歆耕

在中国,但凡是个文人,或识得几个字,恐怕没有不知道柳永的,这不仅仅因为他是中国词史上婉约派的标志性词家。

可以说,每个男人的梦中都盘桓着一个抛却俗世浮尘、醉酣石榴裙下的“柳永”,每个女人的寝榻都希望有一个风情万种、怜香惜玉的“柳永”。

一读书便成“冬烘先生”的男人,女人不喜欢,因为无趣;一入仕便满脑壳揣摩“圣意”的男人,女人也不喜欢,大概也非男人本性。

很想在当代的文人或明星级别的艺人中,找一位与柳永差可比拟人物,拈须苦思多日,终不得其果。才情一流,颜值一流,还得有一流的“撩妹”功夫,这样的人,真的打灯笼满世界去找,也难找出第二个。即便如《红楼梦》中的宝二爷,虽有一副好皮囊,也只是成天在裙衩间钻来钻去,一读书便两眼发直的纨绔子弟,更别说才情横溢了。

愚夫虽然早就没了那份“风流”性情,面对一堆史料,居然也被柳永、柳三变、柳七爷迷住了,有了写几笔的冲动。怎奈写他的人实在太多了,网上一搜便有一堆写他的书,且一写他,原本文笔枯涩的,也忽地流光溢彩了。但将多种版本找来一翻,便发现疑云重重,以讹传讹、捕风捉影、真假混杂的所谓“趣闻轶事”太多,一个真实的柳永仍在云山雾海中。

如此说,莫非我打算著文还原一个真实的柳永?非也。我可不想吃这份苦,花太多的精力钩沉考校,为柳永驱除迷雾;此“勾当”,还是留给对柳永有兴趣的老学究或专吃“柳永饭”的研究机构去完成吧。我只想写写我眼中的柳永。

有一个影响柳永命运的谜团始终纠缠着我,那就是如题所示:柳永为何写颂词却走“霉运”?写颂词走红运,才是一个预想中的因果关系,偏偏这个“因”和“果”超出了正常的推断,成了柳永一生中一个重要的拐点。本文试图将这个“?”拉直。至于最终拉直了没有?不知道。或许仍是一团雾,那就让它随风飘散。反正历史的山道上,塞满了这样的迷雾,有时化作雨水淋湿行人衣背,有时蒸腾为云在阳光下折射迷离之光……

面对它们,除了无奈,还是无奈。

柳永仕途本就不顺。历经科考五次落榜,才于北宋景祐元年(1034)四十八岁时,考中进士第三甲,授睦州团练推官,命运有了转机。

需要提请留意的是,柳永中进士是仁宗亲政后的第一次开科,而柳永因写颂词触“霉头”,也是因为仁宗。

柳永在“脱褐”步入仕途前,名气就已经很大。但这个“名气” 对柳永入仕是起正向推动作用,还是反向掣肘作用,真不好说。他的名气显然不似王安石那样因一份万言书而震动朝野,而是因为“少有俊才,尤精乐章”(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全宋笔记》第二编之四,第90页,大象出版社,2017年1月版)。不仅如此,柳永词名可谓唱响在京城内外的歌坊青楼,乃至一个籍籍无名的美妓,只要柳永为她写一首词,在词中植入她的芳名,她即会随着歌词传唱而迅疾走红,原本门庭冷落的歌坊,也会变得门庭若市。通常,求得柳永词的歌妓也会奉上不菲的润格。当然,有时在一宿“鸳鸯绣被翻红浪”之后,柳永也会丢下那包银子珠宝,潇洒地一挥手,迎着“杨柳岸”的“晓风残月”而去……

也有歌妓因柳永一首词而成为他终身红颜知己的。如一位名叫虫虫的歌妓,成了柳永的妾。无论他得意还是落难,这位有情有义的虫虫,一直伴随他至老迈归天。

在吾辈看来,柳永的这种“名气”,在正统文人和高居庙堂的官员眼中乃雕虫小技,上不得台面的,甚至会招来“诟病”;而柳永的词才,到了写科举策论时,也就成了短板。科举文需要的是引经据典、阐述“政见”,而“梨花一枝春带雨”这类词人的艺术感觉,显然派不上用场。因此,柳七爷的五次落榜,也不能说考官有意跟他过不去。古代士人只有入仕一条道。将柳永逼入所谓的“正道”,经受身心双重煎熬,是历史局限造成的。如在当今,柳永可以成为受人仰慕的著名专业词家,没准儿还能拿一个诺贝尔文学奖之类。这么说也并非胡思乱想——2016年的诺奖就颁给了美国歌手鲍勃·迪伦,引起世界哗然。迪氏主要靠歌喉出道,而柳永真正是文学天才。论文学才华,柳七爷肯定要甩迪氏N条街,获诺奖也定然不会有争议。因此,柳永靠歌词创作就可以过他的风流倜傥日子,不必奔什么官道的。

史实证明,柳永压根儿也非“官场中人”。

一只本可自由飞翔的鸟儿,偏要扑棱翅膀为自己找一只笼子。

绕了一圈儿,该回到让柳永走“霉运”的那首颂词了。

柳永先任睦州团练推官,再移任余杭令,在宝元元年他五十二岁时,受到仁宗赏识,超擢为著作郎,授西京陵台令,也仅仅是一个从六品的官阶,专管皇家陵墓安全及祭祀之类小事务。这差事听起来不怎么响亮。成天与那些阴气沉沉的亡灵为伴,偶尔搞点祭祀活动,与柳永性情太不相符了。不过,好歹这也是京官,而且品级比原先高了几个级别。任期满后,改官太常博士,在太常寺任职,仍然是做些与祭祀有关的小事。

就在五十六岁这一年(1042),柳永激情满怀地写了一首著名的颂词《醉蓬莱·渐亭皋叶下》进呈圣上:

渐亭皋叶下,陇首云飞,素秋新霁。华阙中天,锁匆匆佳气。嫩菊黄深,拒霜红浅,近宝阶香砌。玉宇无尘,金茎有露,碧天如水。 正值升平,万几多暇,夜色澄鲜,漏声迢递。南极星中,有老人呈瑞。此际宸游,凤辇何处,度管弦清脆。太液波翻,披香帘卷,月明风细。

关于这首词的写作背景,以及如何得罪了仁宗皇帝,宋人笔记中有一段较为详细的记载:

柳三变,景祐末登进士第。……后以疾,更名永,字耆卿。皇祐中,久困选调,入内都知史某,爱其才而怜其潦倒。会教坊进新曲《醉蓬莱》,时司天台奏老人星现,史乘仁宗之悦,以耆卿应制。耆卿方冀进用,欣然走笔,甚自得意,词名《醉蓬莱慢》。比进呈,上见首有“渐”字,色若不悦。读至“宸游凤辇何处”,乃与御制真宗挽词暗合,上惨然。又读至“太液波翻”,曰“何不言‘波澄’?”乃掷之于地。永自此不复进用。(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八,《全宋笔记》第二编之四,第90-91页)

这段记载的前数句,是说“入内都史官员史某”,同情柳永有才却久沉下僚,趁老人星出现(皇家视为吉兆),邀柳永应制写颂词,试图借此讨得仁宗欢悦,也许柳永的命运就彻底翻转。仁宗在政务之余,是喜欢听听小曲的,而且也听过很多柳永的曲子。有此契机,柳永尽心尽力,挥洒才情,一曲“甚自得意”的《醉蓬莱》稿成。谁料想,史某有意帮忙做好事,反成“帮倒忙”——柳永的“甚自得意”,却惹得仁宗勃然大怒,将其稿甩掷于地,吓得内史小官伏地捣蒜般磕头,额头都要磕出血来。“上见首有‘渐’字,色若不悦。” 这个“渐”字犯了什么忌?“笔记”作者未说。当代柳学专家简雪庵先生的解读是“皇帝病笃曰‘大渐’”(简雪庵《柳永传》第340页,作家出版社,2016年10月版)。这还得了?这个“渐”字让皇上联想到身体的严重疾患,难怪要产生微妙的“不悦”。“读至‘宸游凤辇何处’,乃与御制真宗挽词暗合,上惨然。”真宗的挽词中有“俨时巡之仙仗,护川逝之宸仪。呜呼哀哉!攀鼎龙兮莫皇,瞻幄凤兮何有”句,这个柳七爷也忒大意了,能怪圣上面色“惨然”么?写活人连接到亡人,挨到谁也会“惨然”的。再看下文:“又读至‘太液波翻’,曰‘何不言波“澄”?’乃掷之于地。永自此不复进用。” 有了前面的“不悦”“惨然”,又再来一个“翻”字,直冲皇家大忌,无怪乎仁宗的心情坏到极点了。

常言道:拍马屁拍到马腿上。而柳永这一“拍”,岂止是“拍到马腿上”?“拍到马腿”只是“拍”的位置不对,未拍到那个兴奋点上;而在仁宗感觉中,柳永这是用榔头敲打甚或是用剑戳啊!柳永的官运不复有翻转之日,也就可以理解了。

简雪庵先生对柳永写颂词触犯仁宗,还有另一种解析。他认为,“柳永入京后写的歌功颂德之词多不胜举……却没有想到仁宗会不会听得腻味了,也没有想到物极必反”(简雪庵《柳永传》第210页)。

简先生所言不无道理。入仕前,柳永写了大量颂扬歌妓的词。颂扬歌妓,写得再多,她们也不会腻。因为她们处于社会最底层,被大多数人视作玩物,得不到人格平等意义上的尊重。有这么一位词坛才子,曲尽她们的丽质娇美,只会让她们身价提升,所以她们自然是开心感激。入仕后,柳永调转笔墨,大量创作颂扬皇上的词曲,完全没有意识到颂扬的对象与过去相比有云泥之别,一不小心就会“颂”出麻烦来,甚至“颂”掉脑袋。“颂”得太多,就成刻意阿谀奉承,容易被上司怀疑居心不良。皇上的耳畔本就颂音缭绕,如何把握时机、拿捏分寸、恰到妙处,这是一门比音律、词章更为复杂高超的艺术。而柳永欠缺的,恰恰是音律、词章外的庙堂心机、狡诈、手腕、权谋。

有词评家称:“仁宗谓不云‘波澄’,无论‘澄’字,前已用过。而‘太’为徵音,‘液’为宫音,‘波’为羽音,若用‘澄’字商音,则不能协,故仍用羽音之‘翻’字。两羽相属,盖宫下于徵,羽承于商,而徵下于羽。‘太液’二字,由出而入,‘波’字由入而出,再用‘澄’ 字而入,则一出一入,又一出一入,无复节奏矣。且由‘波’字接‘澄’字,不能相生。此定用‘翻’字。‘波翻’二字,同是羽音,而一轩一轾,以为俯仰。此柳氏深于音调也。”(焦循《雕菰楼词话》,《柳永词集》第5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8月版)

这又是一个书呆子。论音调,柳永自然是专家,用不着他在此卖弄一番。症结在于,这不是音调协和不协和,而是一个涉及皇上龙体之安康、生死,和大宋江山稳定的问题。政治错了,音调自然是无所谓对错。

应该说,柳永主观上绝无要冒犯皇上的意图,也绝对不会想到某些词句会惹“翻”皇上。他失误的深层次因素在于,对当朝官家的经历、心理、个性、处事风格,缺少足够的揣摩和研究。为皇上写颂词,岂可不深自考量便率尔操觚?

仁宗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呢?先举一例。

景祐二年(1035),仁宗询问参知政事盛度:“王曾、吕夷简都力求退,何也?”时王、吕皆任相。盛度对曰:“二人腹心之事,臣不得而知,陛下询二人以孰可代者,则其情可察矣!”仁宗分别询问王曾、吕夷简,王曾推荐了蔡齐,吕夷简推荐了宋绶。仁宗索性就将这四人统统罢免了,而独留盛度。你看,就连宰相级别的官员,也琢磨不透仁宗心思。尤其在官员的调整、任用事宜上,仁宗表现得尤为敏感多疑。这个盛度,就比王、吕精明多了。(《宋史》卷二百九十二,简雪庵《柳永传》第212页)

仁宗赵祯在位四十二年,前十三年由刘太后垂帘听政,实际执政近三十年,是两宋执政时间最长,也是以“仁”著称、颇获史家好评的皇帝。元祐七年(1092),大臣范祖禹在《上哲宗乞法仁宗五事》中说:“臣掌国史,伏睹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丰功盛德固不可得而名言,所可见者,其事有五:畏天、爱民、奉宗庙、好学、纳谏。仁宗能行此五者于天下,所以为仁也。”(陈胜利《弱宋》第18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8月版)仅就“纳谏”这一点,仁宗算得上是很有雅量的皇帝了。包拯任监察御史和谏官,在面陈谏议时,常常因挨得太近,唾沫星子喷到了仁宗脸上。仁宗用衣袖擦去口水,还会继续听他的高论。

但仁宗因童年的特殊经历,对宫廷内外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欺上瞒下,又表现得特别的警醒,乃至过度猜疑、敏感、揣度,在用人问题上一贯不按常理出牌,让他的贴身大臣也会发懵。仁宗直到亲政时才获悉,他的生母不是刘太后,而是刘太后身边侍女李氏,而李氏已先刘太后死去。原因在真宗专宠妃子刘娥,要纳她为皇后,但刘娥肚子不争气,生不出孩子,就上演了借侍女李氏肚子生儿(仁宗)的鬼把戏,谎称己出,成功坐上皇后宝座;又垂帘听政十多年,过足了女皇瘾。这谎言居然被隐瞒了二十多年,就连仁宗生母李氏在刘太后身前死去,也成历史疑案。十有八九,刘太后动了手脚。李氏生病,刘太后派亲信“张怀德押医官”入侍医治,李氏“遽薨,年四十六”(陈振《宋史》17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8月版)。仁宗从未见到过生母,可以想象,听闻此事会让身心遭受多么沉重的打击!

面对这位既有“雅量”,又敏感多疑的皇帝,柳永采取一味颂扬的单向思维方式,摔跟头岂不是迟早的事?至于在颂词中“惟务钩摘好语,却不参考出处”,更属低级错误了。仁宗在怒掷柳词后说:“有欲为之地耳!”怀疑柳永进呈颂词动机不纯,有个人小九九。还真被他疑中了。在此案上,显然不该为柳永“鸣冤”,而仁宗对柳永“自此不复进用”的处罚并不为过。

如果某人因为精通音律、词曲,因为堆砌佳词丽句一味“歌功颂德”,还能混个“尚书”“知制诰”之类,绝非用贤任能的正道之举,仁宗在历史上的形象也要大打折扣了!

就在因《醉蓬莱》触犯仁宗那年岁末,柳永五十六岁时,被移任苏州通判,离开京都,家眷则仍暂留京城。在后来的岁月中,柳永如同一枚被任意摆弄的“棋子”,几乎不停息地在旅途中颠簸,先后在苏州、成都、潭州、华州、杭州任地方小官。常常是到一地数月,席不暇暖,又颠踬于漫长的新的旅途,恐怕屁股都要颠出老茧,一身老骨头也要被颠得散架了。

从这一时期柳永词中频繁出现的字句,可一窥其心境:

衰杨古柳,几经攀折,憔悴梦宫腰。(《少年游》)

长安古道马迟迟,高柳乱蝉栖。(《少年游》)

一望关河萧索,千里清秋。……岂知聚散难期,翻成雨恨云愁。(《曲玉管》)

江枫渐老,汀蕙半凋,满目败红衰翠。(《卜算子慢》)

游宦成羁旅。……刚断肠、若得离情苦。(《安公子》)

……

真个是满目“败红衰翠”“雨恨云愁”啊!

幸好在舟车劳顿中,有苦中还能逗乐的虫虫伴随,让他在身心疲惫不堪时,还能获得精神和心灵的几许慰藉。

到了六十四岁,在杭州任上时,柳永一次饭后偶然想起前辈诗人孙冕致仕前写的一首诗,对人生有了顿悟,终于想提前了断这个折腾了他半辈子的“仕途”,不再在官场的“名缰利锁”里虚度时光。孙冕诗写道:“人生七十鬼为邻,已觉风光属别人。莫待朝廷差致仕,早谋泉石养闲身。去年河北曾逢李,今日西河又见陈。寄语苏州孙太守,也须抖擞老精神。”(简雪庵《柳永传》第300页)吟罢孙冕诗,柳永随即写《求致仕表》;半年不见动静,又呈《再求致仕表》;隔一年,第三次上《求致仕表》……三次上表求致仕,均不见下文。至和二年(1055)四月,太守孙沔兴冲冲地告知:“圣上明鉴,诏耆卿兄回京。”柳永不信,孙沔又加重语气:“邸报已到府,哪能有误?只是尚不知任何差遣?”(同上,第306页)此时的柳永,五脏内翻滚着的不知是酸,是甜,是苦,还是辣?夜半醒来,免不了要老泪纵横吧!

柳永六十九岁回京,未被差遣新的职位,第二年便“致仕”了。如果揣测一下,也许仁宗见柳郎中三次上表求退,心生恻隐之心,只是将他调回汴京安家罢了。没有直接批复他的《求致仕表》,也算是给他一个面子,可见于此细微处,仁宗心机之深。

嘉祐五年(1060)五月,一代词人柳永在京城遭逢大疫时,与世长辞,享年七十四岁。临终前特别嘱咐,不要向亲友和当朝宰相发讣告。

有些野史笔记称柳永穷困潦倒死于僧庙,由歌妓凑钱安葬,是不符合史实的。实际情况是,柳永由家人先寄葬于京郊,出殡时,送葬的行列中自动加入了数不清的着缟衣素服的歌妓。她们个个泪湿衣袖,哭声震天。相信她们的泪水中都浸透了真诚。大概王公贵胄也未必能享受到这份真诚吧!比之才华,柳永最为可爱处是他真心喜欢、尊重女性——当然是俏丽佳人——不问身世地位,而见其“蕙质兰心”。

他的至爱虫虫居然也于同一天随他而去。柳永一生有虫虫,不枉人世走一遭啊!

约二十余年后,柳永子将其父迁葬于镇江。

长江无语东逝水,流淌着一代才人不朽的词魂。

柳永在走“霉运”时,又凸显其词人本色。新词佳曲如山泉喷涌,笔墨尤见洒脱、跳荡,气骨更显雄逸、硬朗。歌峰峦叠嶂,叹沧海桑田,颂美姬佳人,抒羁旅愁肠,咏患难挚情……才随墨舞,情缘笔跃,任性飞扬,不复有少年之轻薄俗艳、入仕初颂圣媚态。连东坡先生也有点不自信地问玉堂幕士:“我词何如柳七?”东坡对柳词还有一段高评:“世言柳耆卿词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云:‘风霜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柳永词集》第93页)

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记载:“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

有此,柳永足矣!

后人有谁会介意柳郎中算几品官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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