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文化对外译介和传播研究
——以沂蒙文化走出去为例

苏 鑫

一方水土一方人，一方水土一方文化，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曾指出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1]乡土性强调了中国社会建立在农业耕作模式之上，具有不流动性和熟人社会的特征，使得中国地方文化富有地方性特征，聚村而居，终老是乡。而今，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乡土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地方文化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对地方和地理的重新重视再一次成为城市规划、人类学、社会学和文学、文化研究领域关注的热点。在流动性和全球化背景下，固守地方壁垒，脱离全球化轨道，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而如何能够在全球化过程中发出地方性的声音才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地方文化所具有的内在独特性，往往需要谙熟地方性知识的主体才能真正理解。在跨文化的译介和传播中，语言的沟通和桥梁作用突显，其中翻译起着不可代替的作用。本文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之下，以沂蒙地方文化对外译介为例，探讨建立在地方性基础上的地方文化对外译介模式和翻译实践，以期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

一、沂蒙地方文化的丰富内涵

地方文化具有自身产生的地理文化渊源，有自身发展的传统和逻辑。临沂位于山东省的东南部，面积约1.72万平方千米，是山东省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地级市。因为境内有沂山、沂河和蒙山，因此临沂连同其周边部分地区习惯上被称为沂蒙地区，其文化也被称为沂蒙文化。相对于文化断层说而言，沂蒙文化是一个完整的文化链。沂蒙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底蕴，沂蒙地区自古就有人类活动的踪迹，产生了灿烂的东夷文化，与北部齐文化和西部鲁文化共同构成山东文化的三大源头。众多的考古发现可以证明，临沂城区银雀山汉墓竹简，包括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另外，还有汉代彩绘帛画及汉画像石刻。沂蒙地区人杰地灵，名贤辈出，典型代表有算圣刘洪、智圣诸葛亮、书圣王羲之等，他们都在不同领域推动了古代文明的发展。在近现代历史上，沂蒙人民的革命奋斗精神更是铸就了红色的热土，战士在战场英勇杀敌，妇女儿童在后方积极支援，沂蒙红嫂成为革命妇女的统称。这种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早已经与这片热土融为一体，在改革开放的经济大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沂蒙人民艰苦奋斗，率先脱贫致富，以前的偏僻山沟成为金山银山，经济迅速崛起，成为革命老区经济现代化的先行者和开路先锋，积累了新鲜的经验。在优秀的文化传统、鲜明的革命斗争精神和开拓性的经济发展等重要的历史文化形态中，沂蒙人民都以其艰苦卓绝的劳动和无私无畏的奉献，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文化成果，形成了沂蒙精神。可见，沂蒙文化既体现着民族文化传统，又是革命传统和以改革开放为特点的现代意识的凝聚和熔铸。

地方文化有鲜明而独特的地方性个体特征，形成了丰富多元的内涵，提供了人类学意义上的地方性知识。沂蒙文化的传统历史文化和革命历史文化相互交融，蕴藏着独特的、深厚的文化内涵，反映着一个地区的历史底蕴、文化水准和审美情趣。从地理空间上看，沂蒙地区具有多样的山川河流等地理景观，如蒙山、沂山、龟山等天蒙、云蒙山区，沂河、沭河、水库、温泉等水景；在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沂蒙地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民风民俗。沂蒙地区的民风向来淳朴，古有二十四孝中的至孝王祥卧冰求鲤，革命年代里军民鱼水情红嫂救援受伤革命战士，改革开放年代以九间棚为代表遗址代表了当地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此外，沂蒙地区在饮食、服饰、地方戏曲、民间玩具、喜庆节日活动等多方面具有较强的独特个性和文化价值。沂蒙地方文化传承于东夷、琅琊文化，具有孝文化、算圣文化、书法文化、戏曲文化、饮食文化和红色文化等多维度的文化内涵和丰富的表达方式，地方文化内部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并且还有很多的丰富文化资源走了出去。

地方在全球化经济贸易往来之中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对外交往的需求，成为地方文化对外译介的动力。临沂地处新欧亚大陆桥东桥头堡的重要位置，区位优越,交通便捷，资源丰富，产业鲜明，商贸繁荣，物流发达。临沂市博物馆收藏的汉画像以及石像的造型中就有胡人的石像[2]，可见古代沂蒙地区就有对外交往的历史。在抗战时期，沂蒙山区还迎来了来自奥地利的革命记者汉斯·希伯(Hans.Shippe)[注]汉斯·希伯(1897—1941.11.29)，记者、国际主义战士，1925年来到中国，1941年11约29日晚在临沂沂南、费县交界处与敌人遭遇，牺牲时年仅44岁。2014年，民政部公布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汉斯·希伯名列其中。血洒沂蒙大地，军医雅各布·罗生特(Jacob Rosenfeld)[注]雅各布·罗生特(1903—1952)，犹太裔奥地利人，医学博士，1939年来到中国，曾在临沂地区从事医疗卫生工作。1992年，山东莒南县建立了罗生特汉白玉全身塑像，莒南县医院被命名为罗生特医院。先生曾经在莒南县救死扶伤。改革开放之后，沂蒙山区自力更生，振兴经济，以九间棚为原型拍摄了《沂蒙山》并在全国播映，成为艰苦创业的代表。临沂立足自身小商品和物流的优势，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尤其是打造临沂商城国际化以及临沂城市国际化工程。目前，临沂已经与欧美建立了稳定的商贸联系，并与日韩长期合作，如今又在“一带一路”倡议之下，开拓东盟、非洲、俄罗斯、印度、拉美等新兴市场。伴随经济贸易的往来，很多外国友人也来到临沂长期或者短期居住和交流，分布在科研、教育、商贸和工业等领域，所持语言有英语、俄语、韩语、日语、阿拉伯语、法语等，临沂市政府每年都会举办外国友人联谊会、座谈会，加强与外国友人的沟通和交流。

二、地方文化的对外译介和传播

随着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愈益显现，中国正从跟随者向引领者转变，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自信。如何树立中国形象，如何言说中国故事，语言的交流沟通是基础。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德国和法国时曾说 ：“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背景下，人与人沟通很重要，国与国合作很必要。沟通交流的重要工具就是语言。一个国家文化的魅力、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主要通过语言表达和传递。掌握一种语言就是掌握了通往一国文化的钥匙。”[3]但语言的学习和运用需要专门的教育才能实现，能够掌握并熟练运用一门外语直接进行交流很难，有学者指出 ：“从我国大部分地方和领域来看，直接用外语来写作和表达在很长的时间内都难以实现。”[4]因此，对外译介作为一种特殊的翻译类型和传播中介成为我国现阶段地方文化走出去的主要实现途径。在这种“内驱外需”的大背景下，对外译介效果的好坏直接关系地方文化对外交流的效果，因此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对外译介，顾名思义就是对外的翻译和介绍，从本质上来说是一场与文化他者的对话与交流，绝大多数情况下需要跨越语言障碍，传递文化信息，是一个语言翻译的过程，更是一个异质文化传播的实践。在我国比较文学领域界，谢天振教授开创了中国的译介学研究，他认为“译介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而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伸等问题，是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5]。在传播学研究中，强调对传播过程要素的整体把握，美国学者哈罗德·拉斯韦尔在《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中论述了传播学的“5W”传播模式 ：“传播者(Who)、内容(Say What)、方式(in Which Channel)、受众(to Whom)、效用(with What Effect)。传播者负责信息的收集、加工、传递；内容是指传播的内容；方式是信息传递的报纸、书刊、广播、电视等媒介手段和途径；受众指传播行为的接受者和目的地；效用指传播受众对传播内容的接受情况，是检验传播活动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尺。”[6]综合译介学和传播学的理论和实践，针对具有地方性特征的、较为特殊的地方文化的建构对外译介和传播的模式，可将传播的五大要素合并归纳，分三个主要因素，即译介主体、译介途径、译介效果，希望能够在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有机整体基础上系统考虑，更好地将地方文化的优秀部分介绍出去。

第一，地方文化对外译介的主体。译介主体简单说就是翻译者和传播者，在对沂蒙文化的翻译过程中，译者首先是浸润在沂蒙精神文化氛围中的山东译者或者临沂本地的译者，对沂蒙文化的生成、发展历程及特征有较为清晰的认识和把握，保证译本对原著的尊重和忠实度；以本地译者为主体，中外译者合作译介是最佳状态，可以保证译本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中国外文局黄友义认为，中译外决不能一个人译，一定要有中外合作[7]。因此，在对沂蒙文化的对外翻译主体上，也应该注重本地视角和他者视角的有效结合，寻找翻译目标语为母语的翻译者，并对沂蒙地方文化具有一定的了解，这样在译介效果上能助力沂蒙地方文化走出去。根据临沂市外专局的不完全统计，在临沂地区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外国专家约有400余人，语种包含英语、俄语、韩语、日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和法语等，其中不乏高学历的专业语言人才，都是非常好的合作翻译者。另外，随着临沂地区国际城市形象建设工程的推进，在临沂定居生活和工作的外国人越来越多，有一些国外译者主动承担起了译介当地文化的任务，尤其是对临沂地方具体生活条件、基本人文风貌等的介绍。

第二，地方文化对外译介的多维路径。在国际化视野下，更应该增强对外传播的主动意识，拓宽传播的途径和渠道，增强地方文化的特色传播效果。多种传播形态的融合，既要有政府为核心的共同传播活动，也要有民间的、个体的交流和沟通，两者相互兼容、相互补充，才能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旅游业是传统和现代相结合的重要传播手段。2018年，临沂市承办了中俄文化旅游年活动，这是主动推介沂蒙文化的大好时机。同时，要注意提升地方文化精神自身的丰富性，推出既能够代表沂蒙文化又具有多元化传播路径的标志物。例如 ：论述沂蒙文化的经典著作，反映沂蒙文化的诗歌、小说、电影、电视、绘画、雕塑和音乐等不同介质的文化产品，这些都可以成为沂蒙文化对外译介的多维途径。尤其是电影电视作品在传播上具有良好的效果，能够对外译介，不仅有跨文化交流的功效，而且能够带来具体的经济效益。临沂本地企业的对外贸易能够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丰富外贸产品的文化内涵，设计具有沂蒙文化特色的对外标志物，实现文化创意产业的经济创收。同时，积极通过山东省在外建设的孔子学院等，传播具有齐鲁文化、沂蒙地方文化特色的文化知识。借助日益多元化的自媒体、融媒体等立体式传播方式，进一步增强传播力度。

第三，地方文化对外译介的效用。地方文化对外传播的最终目的和重点就是要使得地方文化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发挥实际效用，真正起到文化感染人、感化人的作用。考虑到跨文化交际的注意事项，让受众参与检验译介效果之中，及时回馈信息，可以利用在山东的外教、外国人描述他们眼中的沂蒙地方文化，可以出版双语读本，透过外国人的角度可以更直观地调研外国客商对沂蒙地方文化的直观印象，能够达到更好的译介效果。这种复调传播的多元格局、多元视角有利于提升地方文化对外传播的信度和效度，更具有人性化地讲好中国故事、地方故事。

三、地方文化对外译介的翻译实践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事业中，中国文化的参与和推动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地方文化的对外译介和传播是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具体体现，在构建译介模式的基础上，应该开展更加广泛的翻译实践，真正将地方文化与国际化接轨，从而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尤其是针对当今地方文化对外译介实践较少、翻译还处于较底层次的现状，更应该注重翻译实践的具体开展。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要在综合考虑和优先适用的原则下进行，在语言、文化和交际的多向度考量中进行翻译，才能最大程度地实现地方文化走出去的目的。

(一)语言向度的选择转换

目前，沂蒙地方文化的对外翻译还处于自发阶段，一些最为基础的沂蒙文化的关键术语和标志性的历史事件还没有规范化的翻译，基本上都是临时性的口语翻译，没有形成规范的翻译材料。对一些具有强烈地方文化色彩的术语，还没有约定俗成的翻译，这些应该确立标准，为日后大规模的翻译确定翻译的标本。例如 ：沂蒙精神译为Yimeng Spirit，沂蒙红色文化译为Yimeng red revolutionary culture，华东革命烈士陵园译为East China revolutionary martyrs' cemetery，沂蒙山是中国革命的“两战圣地”译为Holy land of anti-Japanese war and war of liberation。

(二)文化向度的选择转换

以往的翻译中，翻译者担心外国人不能理解，特别强调对西方文化的贴合度；但如今，翻译应该更具有文化自信，翻译心理上也应该趋于理性和心平气和，尤其是专有名词在翻译过程中的音译，更要突显中国文化的自信，使外国受众深深感受到异国情调和深邃的沂蒙文化的内涵，从而产生强烈的文化期待和认同。采用尊重文化习俗、文化对等、增补等翻译方法，如沂蒙红嫂的翻译，如果按照字面直译，则为red sisters或者red sisters-in-law，但是这种翻译直接泯灭了其在中文语境中含义，不符合文化对等原则，应该充分突显文化自信，可直接音译为Hongsao，之后给予一定的增补解释，即the revolutionary heroines of Yimen。

(三)交际向度的选择转换

翻译的最终目的是达到有效的沟通与交流的目的，实现交际意图，激发异质文化接收者的文化认同。沂蒙地方文化包含有众多音乐、艺术等多方面的优秀成果，广为流传的《沂蒙山小调》最能体现沂蒙红色文化内涵和地域特色，以高昂激情的节奏、充满山东地域特色的韵律，传唱大江南北，成为沂蒙山的代名词。按照语言与文化含义，《沂蒙山小调》可以翻译为ACanzonetofYimengMountains，但这一翻译无法传达更多的传统和地域特色，因此可翻译为FolkSongoftheYimengMountains，这样更能达到理想的交际效果。

四、结语

沂蒙地方文化的对外译介和传播才刚刚起步，地方文化的内涵和具体表现形式众多、沂蒙地方文化介绍和研究的文章、专著等都对译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伴随着沂蒙精神上升为山东精神的代表，对沂蒙地方文化的对外译介和传播更应该提高重视度，树立标准，增加翻译素材，建立沂蒙地方文化译介的语料库，规范化管理，在语言、文化以及交际等向度上实现最佳契合，真正达到译介和传播的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