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不同语境下的“文化”简析

吴 颖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文化的重要论断，将文化推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学术界关于文化的论述不计其数，各级政府也将文化工作放到了比以前更加重要的位置，社会上很多活动也以文化之名开展。从形式和气氛来看，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呈现出欣欣向荣、令人鼓舞的可喜局面。然而，当大家随意使用“文化”一词的同时，“文化”在不同语境下的概念区别和实践中的问题，很多人未必能够了解。

一、三种不同语境的“文化”与文化的基本概念

总的来说，文化软实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使用频率较高的三种“文化”。国家高层多次谈到文化软实力，学术界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换比较感兴趣，各级政府部门则紧锣密鼓地进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显然，这三种“文化”的概念存在一定的区别，实践中的问题也不尽相同，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三种“文化”的使用不合理，而是说在保持内涵同一性的同时，由于语境的不同，存在着外延的差异性。

文化的基本概念是一个历史性生成。从西方近现代的学术研究来看，“文化不仅仅包括精神层面的活动，而且包括一个民族或社会的全部生活方式”[1]。中国近现代以来，面对西方国家的强势入侵，中国学者开始对文化进行深刻的反思，其中，梁漱溟先生对“文化”一词的界定影响最大。梁漱溟认为，文化乃是“人类生活的活法”[2]。现在，多数中西方学者放弃了对文化进行精确定义，但在文化基本概念的界定上达成了上述共识，文化变成了一个几乎无所不包的巨型词汇，也为人们随意使用“文化”一词提供了无限的便利。

二、文化软实力的核心意义与当代实践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的重要讲话得到了社会各界尤其是学术界的高度认同，讲话总结和借鉴了当代文化研究的学术成果和实践经验，从国家战略的视角提出 ：“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3]文化软实力的概念是相对于工业制造、军事武器等硬实力而言的，约瑟夫·奈首次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他用了“Soft Power”这个词，其意思大概是美国要维持世界霸权不能只靠经济和军事力量，还应该注意价值观的输出，其实质不过是美国“胡萝卜加大棒”外交政策的书面语言。习近平的论断阐明了文化的核心意义是价值观，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构成了文化软实力的根本，这是在国家意志的层面上提出并要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这个语境下，文化即是在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国当代文化软实力的实践是长期而坚定地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历史进程，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表达。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在这种观点指导下，文化软实力的打造必然和全部的生产生活方式紧紧联系在一起。遗憾的是，当下我国在各个领域不同程度地存在诚信缺失、道德失范的现象。如果人们在现实的生产生活中感知、体验不到核心价值观，那么这种文化软实力必定难以存在和提高。不管从何种意义上来说，文化首先是一种个体的体验和实践，没有个体的体验和实践，就不存在集体的、抽象的文化。李克强总理就说过 ：“现在经济领域有不少大家诟病的问题，像坑蒙拐骗、假冒伪劣、诚信缺失，这些也可以从文化方面去找原因、开药方。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应该是道德经济。”[4]

三、传统文化的认知、焦虑与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文化”，其实也没有一个精确的定义，国内在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候，对于何为优秀、何为传统颇多讨论，但对于这个语境下的“文化”一般都偏重于指称精神文化。精神文化是相对于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而言的，这种分类只是为了研究方便，三者之间的界限并不分明，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如此。农耕经济的经济基础和家国同构的政治体制决定了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之间存在大量的模糊地带。

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文化”，冯友兰先生的观点最有代表性 ：“‘中国文化’只是中国之历史、艺术、哲学等的总和体，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叫做中国文化。”[5]学术界对于这一说法基本认同，讨论的焦点在于传统文化如何进行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以适应当代的发展需要。事实上，传统文化在今天已失去了它的整体性，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不过是没有背景依托的文化碎片。当下的“礼崩乐坏”让不少人唏嘘不已，甚至痛心疾首。然而，除了抱怨以外，我们更需要从自身做起，身体力行，因为我们每个人不仅是文化的传承者，还是文化的创造者。

面对疾病缠身的传统文化，焦虑是当下民众的普遍心态。由于对现实社会指导和阐释的力度不足，因此传统文化小心翼翼而又顽强不屈地尽力维护自己的合法性。从鸦片战争时期的西方炮舰、五四时期的批判否定、“文革”时期的千夫所指，直到现在西方思潮和资本市场的合谋打击，真正的优秀传统文化躲在民众内心的角落里寡言少语，“伪传统文化”反而堂而皇之地招摇过市。不管人们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它总是以各种明显或隐蔽的方式存在着，无时不在、无处不有不是一个夸张的说法。中国正在创造新的历史，正如马克思所说 ：“人们自己创造了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6]这个条件就包括传统文化。幸运的是，相对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文化”实践受市场经济和西方思潮的影响较小，学术研究一直在继续，经济建设中的“中国元素”越来越多，人们有理由相信这种较为狭义的“文化”发展会越来越让人满意。

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文化”指的是政府文化部门的工作任务，也是“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具体指标包括人均公共文化体育面积、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的建成率、居民综合阅读率，等等。从功能上来说，就是发挥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文艺院团的职能作用，保护传承文化遗产、开展艺术普及、组织群众文艺演出、振兴地方戏曲、推进全民阅读等等，这些都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举措。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在于践行价值观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侧重于梳理、审视、选择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精神文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则是在文化政策法规的指导下，加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丰富服务项目与产品供给，为群众提供最基本的公共文化服务等，也是政府服务群众的一项责任和义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与地方政府的人力资源和财政能力紧密相关。一般来说，经济发达地区基础设施较好、专业人才较多、服务项目和产品供给较为丰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就有些支离破碎、乏善可陈了。从现实情况来看，当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群众的文化需求越来越多样化，这就使得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更加重要，近几年来，各地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五、结语

要而言之，三种不同语境下的“文化”的概念和实践中的问题存在较大差异，但都包含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体现中国人的文化记忆。改革开放40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为国家软实力的提升、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文化建设高质量发展，在目光所及的地方，三种“文化”将不可避免地汇集交织在一起，形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