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士人眼中的广南西路
——以周去非《岭外代答》为中心的考察

邵晨宁

《岭外代答》①《岭外代答》原书在明代时已失传，现在看到的永乐大典本是清朝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抄出整理的，共十卷，分为二十门，计二百九十四条。(以下简称《代答》)成书于南宋淳熙五年(1178)，是一本带有笔记性质的古代地理著作。作者周去非“试尉桂林，分教宁越”，前后共在广南西路仕宦六年，回乡之后“廼亲故相劳苦，问以绝域事”，故将关于广南西路的笔记内容整理补充，集结成书。因含“倦于应酬，书此示之”之意，故名《代答》[1]。除此之外，周去非作为文化精英也有写书立言的追求，《代答》更意在“异时训方氏其将有考于斯”。《代答》凡二百九十四条，记载綦详，条分缕析，全面反映南宋初期广南西路的面貌，本文将其视为南宋时期比较详实的广南西路地方“民族志”来分析，站在族群边界的角度考察一位身处广南西路长达六年之久的汉族文化精英于南宋这样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是如何认识广南西路的。

一、岭南意象的改变

南宋时期统治阶级偏安江南，政治经济中心逐渐移向南方。为了满足朝廷对南来战马、茶盐等资源的需求，也为了确保西南边境的安全，广南西路得到朝廷的重视。平定侬智高起兵后，仁宗为保边境安定在桂州置帅府，加大对广南西路的控制力度，同时积极开发，加强了广南西路与中原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为广南西路以后的深入开发打下了基础。

由于岭外在地理上距中原内地较远，地形复杂，环境封闭，因此流放贬谪到此地的中原文人们大多没有接纳这个归宿之地，岭外在他们的书写中“充斥着有毒的植物、蜿蜒的虫蛇、人形的猿猴与猴精、赤色的天空、黑色的森林，以及巫术、神秘和困惑”[2]，充满了北方外来者武断的想象。加之聚居于广南西路的世居民族受中原汉文化影响较少，士人们认为“其人性并轻悍，易兴逆节，椎髻箕踞，乃其旧风”(《隋书·地理志》)。性格、服饰和风俗是一个族群最容易观察到的外在文化特征，长期生活在族群内部的人们会忽略这些特征，然而，当中原文人士大夫来到岭南，身处华夏族群的边界地区，陌生族群的语言、习俗、服饰、制度等文化特征在需要强化“我族”认同时就变得突出醒目。王明珂教授认为 ：“中国史料对四裔民族的记载，透露当时华夏民族主观上诠释‘为什么他们不是我们之一’诸如此类的讯息。”[3]陌生的环境、生产方式、风俗习惯这些“非我族类”的讯息在知识精英们创作的诗词散文等作为承载集体记忆的文本中被反复强调，从而成为一种公式化的集体记忆凝聚在“华夏”群体内部,因此，“岭外”相比地理概念而言更多被当成一种文化概念保存在华夏记忆中。

南宋时期中原知识精英对广南西路自然人文的了解逐渐加深，书写广南西路的作品数量也增加许多，其中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与周去非的《代答》成为后世参考效仿的典范之作。在《代答·地理门》中，周去非对广南西路当地的山水峒岩均有十分精彩的描写，是十分优美的游记。这些游记传回中原受到南宋士人的热烈响应，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文献通考》《齐东野语》等作均引用了《桂海虞衡志》中的笔记。不仅山水，文人学士们对于瘴、槟榔、虫鱼等物产有了比较客观的认识，关于西南“蛮夷”民族观念也逐渐产生变化[注]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序》中言 ：“而岩岫之奇绝，习俗之醇古，府治之雄胜，又有过所闻者。”范成大因亲身体验了桂林地区的生活并访查了当地的地理环境，对广西有了新的认识。同样的经历也发生在周去非身上。他们的书写流传回中原开始转变内地对岭外“蛮夷”的文化想象。。通过文人著作相传，关于广南西路的正向文化想象在知识精英中逐渐传播。

二、《代答》中的地域边界

《代答》十卷二十门详细记载了广南西路地区地理交通、政经、军事、法制、物产和民情风俗等情况，周去非查访听闻到许多域外珍贵讯息均详细记录在《代答》中。卷二《外国门上》、卷三《外国门下》、卷五《财计门》、卷六《器用门》、卷七《香门》等门中均有对域外诸国的记载，南至三佛齐、阇婆，东起女人国，西远至木兰皮的广大地域，详悉记录了二十余国的情况，其中也记下了生活在西南边境藩属和域外海外的民族，正如王明珂教授所说 ：“对于‘他族’的文化特征描写可能更客观，但也反映了记载者的自我意象与对‘非我族类’的意象。”[4]将《代答》中关于广南西路民族和域外民族的记载综合来看，更易看到南宋知识精英对西南族群边界的认识。

(一)蕃部

《岭外代答·外国门下·西南夷》载 ：“西南五姓藩部，曰龙、罗、方、石、张，自昔许上京入贡。……西南夷大率椎髻跣足，或衣斑花布，或披毡而背刀带弩。其髻以白纸缚之，云犹为诸葛武侯制服也。”根据《宋史·蛮夷四》中的记载，“西南夷”主要就是指代黔涪“徼外诸蛮”，五姓藩应是西南夷中的一小部分。《代答》中所说的“藩”是古人根据地理方位划分而长期演变成的对少数民族的泛称，《周礼·秋官司寇》中记载 ：“九州之外，谓之藩国。”周朝将王畿之外的天下分为九服，最外三服夷服、镇服、藩服统称为“藩”，是帝国版图的边缘。九服划分可以看出华夏族群对所处世界空间上的理解，即中原王朝以王都作为天下的中央，这个政权中心将华夏文明向四方呈等级辐射，在地理空间上距离中央越远也就代表在文化地图上离中华文明越远。“藩”所代表的少数民族地区与“九州”距离最远，因而逐渐成为未开化族群的代称，常与“汉人”对举。将南方域外民族称“藩部”在精英书写中很普遍，《边帅门·宜州兼广西路兵马都监》中载 ：“宜之西境……其外有龙、罗、方、石、张五姓，谓之浅蛮。又有西南韦蕃及苏绮、罗坐、夜回、计利、流求，谓之生蛮。其外又有罗殿、毗那大蛮。”龙、罗、方、石、张“号五姓藩，皆常奉职贡，受爵命”，从引文中可知“五姓藩”是被纳入南宋朝贡体制之中的族群，他们在政治上与宋朝保持藩宗关系，虽在域外却受到中原文化的较大影响，因而《代答》也将之称为“浅蛮”。“程氏、韦氏皆比附五姓，故号西南七藩云”，程、韦二藩要比五姓更为落后，所以《代答》将其与和南宋政权更疏远的苏绮、罗坐、夜回、计利、流求等部归为一类称为“生蛮”，比之五姓，这些部落(政权)应是与南宋朝廷的关系较为疏远，受到华夏文明辐射较少。至于罗殿、毗那都是已建国的强势族群，因而称为“大蛮”。

(二)外夷

在西南藩之外是域外国家，《代答》中详细记载了二十余国的情况，这些国家大多向南宋朝贡、与南宋贸易往来，按照其地与广南西路之间的交通路径分为“通道外夷”和“航海外夷” ：通道外夷包括安南国[注]《代答》中记载从广西入安南有自钦西南行、自邕州左江永平寨南行、自太平寨东南行三条路径。参见《岭外代答卷二·外国门上·安南国》。、自杞国、大理国、蒲甘国、罗殿国、特磨道等国；航海外夷包括占城、真腊、三佛齐、闍婆、大食国、故临国等，至于默伽国、勿斯里国等更遥远的国家只留存只言片语，就不在周去非对“外夷”的切实想象中。

《春秋》言 ：“内诸夏而外夷狄。”“蛮夷”在华夏民族眼中作为异族群体，其所要传达的含义是“那些生活在南方(东方)边缘的人们不属于华夏”，这个族群概念在中原人士用来指称异族的同时也在界定着华夏族群的边界，但“蛮夷”这个概念的内涵是变动不居的，《岭外代答·地理门·并边》载 ：“广西西南一方，皆迫化外。”言下之意，出南宋边境的都是化外之地，类似的话范成大也说过 ：“过羁縻，则谓之化外，真蛮矣。”[5]从周去非和范成大等汉族知识精英的书写中可以看出，在南宋广西出现越来越多夷汉杂居的现象，广南西路各世居民族与汉族的往来交流渐深。在这种情况下，再将广南西路当地的世居族群称为“蛮”就不妥当了，这些族群作为南宋子民的一部分被纳入华夏民族之中，而“蛮夷”的概念被华夏向更南的方向推移，距南宋较近，受华夏影响较大的称其为“藩部”，较远的族群称其为“蛮”，更远已建立政权的国家(也表明其群体更不易受到华夏的影响)称之为“外夷”。

三、对广南西路世居民族的书写

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志蛮》中记载 ：“姑即其声闻相接、帅司常有事于其地者数种，曰羁縻州洞，曰猺，曰獠，曰蛮，曰黎，曰蜒，通谓之蛮。”相比《桂海》，《代答》中介绍的族群更多一些，在《外国门》中，周去非向读者介绍了“海外黎蛮”“蜑蛮”“瑶人”的民风民情，并在《□□门·五民》下介绍了钦民五种 ：“土人”“北人”“俚人”“射耕人”和“蜒人”。

(一)瑶人

“静江属县，半抵瑶峒。瑶峒者，五陵蛮之别也”(《地理门·并边》)，“瑶人者，言其执役于中国也。静江府五县与瑶人接境……山谷弥远，瑶人弥多，尽隶于义宁县桑江寨”。瑶族是我国南方具有悠远历史的少数民族，“本五溪槃瓠之后”(《桂海·志蛮二》)其先人是秦汉时期的“五溪蛮”主要居住在武陵山区，瑶族在历史上频繁迁徙，到了宋朝有一部分“五溪蛮”迁到广南西路境内，因“自云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以为名”(《隋书·地理志》)称为“傜人”。有功免徭役的说法也许仅是后世附会，但瑶族多生活在偏山远林中，时常迁移，不供徭役是可能的。在南宋时，部分瑶人仍生活在深山中“而实不供征役”，而在与其他族群杂居或受到峒官统领的瑶人是需要供赋役的，“山徭、峒丁之常租，仍虚掛版籍”。在《代答》中，周去非记载了许多关于瑶人的条目，其穿“椎髻临额，跣足带械，或袒裸，或鹑结，或斑布袍袴，或白布巾”；生产方面“耕山为生，以粟、豆、芋魁充粮。其稻田无几，年丰则安居巢穴，一或饥馑，则四出扰攘”；习俗上瑶人每年于十月旦祭祀都贝大王，在其庙前单身男女“连袂而舞，谓之踏摇……各自配合，不由父母，其无配者，姑俟来年”。

(二)僚人

在《代答》中，周去非将其与俚人归在一起，“此种自蛮峒出居，专事妖怪，若禽兽然，语音尤不可晓”，“僚在右江溪峒之外，俗谓之山僚。依山林而居，无酋长版籍，蛮之荒忽无常者也。以射生食动而活，虫豸能蠕动者，皆取食”。僚源于百越，在历史上也是一个不断迁移演变的南方族群，南北朝引僚入蜀之后僚的一部分族人逐渐扩散到广南西路境内。根据周去非的记载，在南宋初期僚人仍然分散居住在山林中，不供赋役，不事农耕，甚至还有在诸国贸易通道上当路取货者。

(三)蛮

《蛮俗门·蛮俗》中载 ：“蛮夷人物强悍，风俗荒怪，中国姑羁縻之而已。”参看后提到“今黄姓尚多，而侬姓绝少，智高乱后，侬氏善良许从国姓，今多姓赵氏”。《代答》中用特指的“蛮”大致是今壮族的祖先。《桂海》载 ：“今郡县之外，羁縻州洞，虽故皆蛮，地犹近省，民供税役，故不以蛮命之。过羁縻，则谓之化外，真蛮矣。”可见当时“蛮人”实行羁縻政策，供赋役，受汉文化影响较大。而《五民》中周去非所说的“土人，自昔骆越种类也”应是生活在平地村落中的壮族人。壮人居“麻栏”，“冬编鹅毛木棉，夏缉蕉竹、麻紵为衣”，“抟饭掬水以食”，“土产生金、铜、铅、绿、丹砂、翠羽、峒緂、练布、八角茴香、草果、诸药，各逐其利，不困乏”。

(四)蜑

《代答》“蜒蛮”条目将蜒分为三类，其实蜒一名包括两族，一族山居，另一族(就是周去非详细记载的这一族)水居，“以舟为室，浮海而生”，其语“杂以广东、西之音”，“蜒之浮生，似若浩荡莫能驯者，然亦各有统属，各有分界，各有役于官，以是知无逃乎天地之间”，可见广南西路蜒族也在羁縻政策管辖之下。黎族主要分布在海南黎母山，“内为生黎，去州县远，不供赋役；外为熟黎，耕省地，供赋役，而各以所迩隶于四军州”，周去非在《外国门·海外黎蛮》中详细记载了黎族民俗风情，俗多猜性好雠杀，黎装椎髻、跣足、裸袒、腰缠吉贝，执黎弓佩黎刀，等等。然而，虽黎族有如此多族群特征，却“黎人半能汉语，十百为群，变服入州县墟市，人莫能辨焉”。看来，“熟黎”也受汉文化影响较深。

另外，“五民”中，“北人”和“射耕人”是广南西路两大汉人群体，北人是五代祸乱后沿着岭南故道迁徙而来的西北流民，在南宋时期已经在广南西路落户了；而射耕人原本是福建人，来广南西路射田而耕。

上述几个族群在《代答》中比较具有代表性，从周去非的叙述中可知当时广南西路对世居民族施行羁縻政策，当地政府兴办官学修建书院，大力推动社会教化，而在很多非边远地区夷夏族群已经混居。这两点对汉族知识精英“夷夏观”的变化产生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