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问题初探

李红卫

随着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曝光，基因编辑技术再次走入公众的视野，针对基因编辑技术的探索也再一次成为热点，与黄金团队和董春雨团队不同的是，贺建奎团队对基因编辑技术的应用超乎人们可接受的范围，科学和伦理问题接踵而来，大部分科学家指责其实验是不安全和不负责任的行为，并指出贺建奎的行为并非创新，基因改造技术早已发现；伦理学家们则指出贺建奎的行为存在严重的伦理问题，缺乏有效的伦理辩护和伦理审核，并对科学的发展和进步起到了阻碍作用。基因编辑技术实质上是利用生物学、医学技术对人类的基因组进行修复和编辑，从而改变人类现有的DNA序列。在医学上，基因编辑技术可以有效治疗和预防部分重大疾病，对于医学和生物学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但是，基因编辑技术尚未具备成熟的条件，存在较大的科学风险和伦理问题。

一、基因编辑技术的安全性问题

基因编辑技术虽然在理论上在将来可能攻克恶性肿瘤、心血管疾病以及重大性遗传疾病，而目前基因编辑技术在部分体细胞中的应用解决了一些较难治愈的重大疾病，为这些重大疾病的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但就该技术目前的发展来看，基因编辑技术依然存在较大的安全问题，其带来的巨大风险无法预估和应对，风险的不可逆性也值得探究，因此，其安全性是伦理学必须关注的重点。基因编辑技术可能带来的安全问题源于其技术的不稳定和不成熟，虽然基因编辑技术门槛较低、成本不高，但其依然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首先，基因编辑技术的脱靶效应。基因编辑技术一大特点是其具有脱靶效应，它表现为当使用基因剪刀CRISPR/Cas9对某一特定基因进行修饰或编辑时，发生脱靶状况，即该特定基因修饰、编辑未成功且发生在其他基因身上。在当前的动物实验数据中，显示基因编辑的脱靶率高达50%，如此高的脱靶率表明基因编辑技术依然处于不稳定和不成熟的阶段，对其技术的运用应该更加关注其安全问题，在没有达到安全可靠之前技术应该被禁止用于临床试验，而基因编辑婴儿的诞生正是在如此高脱靶率的情况下用于人类的临床试验，因而会面临巨大的风险[1]。基因编辑婴儿自身可能因为手术失败面临风险，即基因编辑并未在制定基因身上成功；也可能在今后的生活中面临风险，即基因编辑发生脱靶并在其他未知基因身上发生效应，如敲除了其他未知基因等。基因编辑的脱靶效应发生率较高，表明其依然存在较大的安全问题，也表明其技术不稳定和不成熟。

其次，基因编辑脱靶所带来的安全风险无法预估。人类有上万个基因，目前被认识的仅有一百多种，而能够了解的只有十几种。一旦发生脱靶效应，在很大程度上无法预估其可能带来的风险，其安全问题将会完全暴露出来，人们无法预估脱靶可能带来的风险及其大小。科学家们表示，当前基因编辑脱靶效应所带来的风险是无法预估的，当前并不能证明脱靶到其他基因会带来何种程度的风险，因为这个风险是需要时间来验证的，即需要人类在不断的生存和发展中发现，这种无法预估的风险是基因编辑技术面临的安全性问题的重要构成之一，也是暂时不考虑更深入临床试验的理由之一[2]。这种风险的表现可能是脱靶效应让基因编辑产生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如治疗阿尔茨海默症的同时也治愈了白内障；也可能是脱靶效应发生严重的后果，既无法治愈地中海式贫血还引发恶性肿瘤。基因编辑的脱靶效应具有巨大的不可预估性，可能会产生人类无法预知、无法解决的、不可逆的安全问题。

二、基因编辑技术的社会公正问题

人类基因组是人类数千年发展所遗留下来的瑰宝，也是人类能够不断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源泉。随着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人类自身的进化，人类发现了一些重大疾病或遗传性疾病是由基因引起的。为治疗和预防重大或遗传性疾病，科学家们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在安全的前提下对相应的基因进行修饰和编辑，这无可厚非，但是，科学技术是把双刃剑，基因编辑技术亦如此，并且基因编辑技术会带来社会公正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可能带来歧视问题，即不同群体之间的歧视与相互歧视；另一方面是资源的分配不公和技术垄断问题。

首先，基因编辑技术可能带来社会歧视问题，即不同群体之间的歧视，表现为接受过基因编辑的群体受到没有基因编辑群体的歧视。从贺建奎事件来看，大多数伦理学家和社会公众担忧露露和娜娜将会受到巨大的社会歧视，如享受教育资源的歧视、公共交通资源的歧视以及人类自身的歧视。基因编辑婴儿可能无法像其他孩子一样正常入学，接受教育，他们的一生可能都会被其他人指指点点；当他们生病需要治疗的时候，可能需要特殊的治疗方案，因为他们的基因与其他人不同。这种来自社会以及人类的歧视对于基因编辑婴儿来说是极其不公正的。而当基因编辑技术足够安全可靠和廉价的时候，没有经过基因编辑的群体可能会受到经过基因编辑群体的歧视。例如，在体育比赛或考试中，经过基因编辑的运动员可能会取得更好的运动成绩，而他们并没有像经过基因编辑的运动员那样付出那么多努力，只需要对自己的基因进行编辑即可；而在考试中，可以通过基因编辑在短时间内获得更好的成绩，那么经过和没有经过基因编辑的人在考试中就会站在两个不公正的地位。

其次，基因编辑技术可能带来的资源分配不公问题。编辑技术并非一个廉价到每个人都能够支付的程度，只有少数人能够担负起昂贵的费用，而这一部分一旦获取基因编辑所带来的益处，以其资本对技术进行垄断，贫穷的人们将不会享受到基因编辑技术带来的收益[3]。例如，富人可能可以轻易治愈疾病，因为他们垄断也许能够治愈癌症的基因编辑技术，而穷人只能够依靠传统的手段进行治疗，最后人财两空。当基因编辑技术掌握在少数富人手里的时候，穷人因为自身条件不足以使用基因编辑技术，从而使得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两个群体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在不久的将来。当富人与穷人的距离逐渐拉大并往不可逆的方向发展的时候，所爆发的道德社会矛盾将会是巨大的、不可预知且难以逆转的。可见，基因编辑技术存在巨大的伦理困境，其可能带来无法预知的社会公正问题。

三、基因编辑技术对人性的挑战

基因编辑技术从本质上对人类基因进行不可逆的修饰和编辑，对人性是巨大的挑战。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类是大自然的产物，具有人类特有的属性，包括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人的自然属性表现为作为自然的产物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上，人的社会属性表现为人是具有尊严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是被尊重的。基因编辑对人性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人的本质的挑战，即人是自然的人的挑战；二是对人的尊严的挑战，即基因编辑技术对人性的不尊重。

首先，基因编辑技术将会破坏人类的自然属性，人类是大自然的产物，这是多年来人类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共识，而一旦基因编辑技术广泛使用，人类的自然属性将会面临挑战。基因编辑技术能够改良人类的基因，使得人类基因的组成脱离自然的创造，从而冠上“人造”的属性，对于基因编辑人是否属于自然的人将会产生巨大的争议[4]。一部分学者认为，经过基因编辑的人并非大自然原本创造的人，失去了其自然属性，因此也不是属于自然的人。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即使是自然创造的人，也在人类历史的发展长河中不断优胜劣汰，自我进行基因的改造和淘汰，基因编辑只不过是加快了这一进程，并非改造人类的自然属性，然而，当人类自然属性遭到破坏，大自然的地位也将会受到威胁，地球和人类社会将可能不再受到大自然的规制，而是由人类统治。人的自然属性问题并非最重要的需要担忧的问题，最需要担忧的是自然与人类的地位和关系问题。当基因编辑不断深入发展，自然的地位将会不断受到挑战，自然与人类的角色将可能在基因编辑技术成熟之际发生质的转换，人类的欲望将会不断滋生，这种不断滋生的统治和改变的欲望将会泯灭人性。

其次，基因编辑技术将会损害人类的尊严，人类的被尊重属性将受到巨大的挑战。被基因编辑的群体是不被受到尊重的，他们的尊严在技术发展之下受到严重的损害。接受基因编辑的群体大多数在是在无法选择的情况下进行基因的改良，如未出生的胚胎，他们无法选择是否接受基因编辑和改良，也无法选择是否承担基因编辑所带来的风险，对于他们来说，一切都是未知的、恐惧的。这些无法选择的基因编辑婴儿的出生，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和公正对待，他们的尊严也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在其生长的过程中将会面临巨大的来自人性的挑战。当人类的尊严受到挑战，人类的社会属性也将会受到挑战，人类的社会地位也会发生改变，尊严的缺失和地位的变更，使得人性的“恶”表现得尤为突出，或许今后的世界全部充斥着人类的“恶”而并非善[5]。基因编辑技术对于人类的不尊重是不可逆的，因为其技术本身是不可逆的，导致对人性的挑战也是无法逆转的。

四、结语

基因编辑技术是人类治疗和预防重大疾病的有效途径之一，也是攻克医学难题的重要手段，是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助推力，但是，当前基因编辑技术的不稳定性和安全隐患，值得科学家和伦理学家共同关注，在基因编辑技术的应用以及伦理辩护上任重道远。当前，基因编辑技术暴露出来的科学性和伦理性问题值得人类社会反思，在不断反思中探索一条适合基因编辑技术发展的道路，这条道路既要能够满足人类社会发展的需求，满足科学进步和创新的需求，也要得到足够的伦理支撑和辩护。只有在严格的伦理管控前提之下对基因编辑技术进行研发，确保其安全问题得到解决，提高其推动社会发展的效率，并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以对基因编辑技术的应用进行规范化和法制化管理，才能推动基因编辑技术有效发展，也才能推动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辩护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