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遇抑或灾难
——大学学术商品化的审思

黄正夫

(绵阳师范学院，四川绵阳 621000)

商品，是指具有一定价值和使用价值，在市场中通过等价交换满足他人需要的劳动产品。学术商品化是指与过去相比，学术的交换价值趋于增强，具有更多的商品属性，学者的学术活动或学术成果通过类似商业性质的活动获得利益回报的现象或行为。学界论及学术商品化的问题，出现了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有学者主张，作为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特征，商品化可能成为学术研究前所未有的机遇，对于彰显学术价值、促进学术成果的转化、提升学术组织和学术平台的造血功能、激发学者的学术热情、提升学者的人才绩效等方面有着重要价值[1]。而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学术乃天下公器，具有明显的公益性，学术商品化可能导致学术沦为“只为稻粱谋”的资本和工具，会对学术公益性形成侵蚀和伤害，对学术健康发展是一种灾难[2]。机遇抑或灾难成为当前学人对待学术商品化的两种矛盾心理，清思似乎已经成为学人面对学术商品化刻不容缓的难题。

一、机遇？学术适度商品化已成为知识经济重要特征

学术研究是大学实现其价值理想的主要功能之一，学术产品是学者通过创造性实践和研究所获得的理论与实践成果。几乎所有的大学学人都知道，真知和良知是大学学术活动的基本价值准则。然而，当人类社会迈入商品经济时代，一切都可以成为商品，学术研究能独善其身吗？当知识的生产和应用作为人类社会进步的主要驱动要素时，大学已然不再遗世独立，孤芳自赏，大学逐渐从不食人间烟火的象牙塔中走出来，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体制和资源配置方式，对我国大学有着深刻的影响。正如金耀基指出的那样：“由于知识爆炸及社会各业发展对知识之依赖与需要，大学已成为‘知识工业’之重地。学术与市场已经结合，大学已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社会的‘服务站’。”[3]7在出于学者个人纯粹的兴趣爱好，以闲逸的好奇心所进行的基础研究以外，为追求真理而进行学术研究的境况逐渐发生着改变。学术研究融入现实的目的，学术活动除了坚持真理的标准以外，还附加了社会的需要与外在的利益诉求，为社会经济生产服务的应用研究正在成为学术活动的主要表征与类型。为了激活学者的工作积极性和学术创造力，不少大学鼓励教师通过知识和智慧为社会服务，倡导基于问题、面向产业的应用研究。学者Henkel通过对世界各国的科技政策进行深入研究后认为：“公众对科研的支持是以大学能生产为社会所用的知识为条件的。”[4]

在知识经济的旗帜之下，学术成为资本似乎已经是知识经济的象征。要学者出于纯粹的学术兴趣和好奇心，使学术研究远离功利目的，坚守宁静致远、虚静守一的学术境界似乎有点勉为其难。越来越多的高校与学术机构不仅认同而且大力提倡将学术转化为资本，不断强化学术活动与商务活动的直接“联姻”，将学术成果转化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作为衡量学术研究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使应用学术研究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市场化的道路。正如美国学者Kezar所言，很多的大学都会鼓励学者将学术成果作为“可以交换利益的商品……因而缓解大学支付教师工资的压力”[5]。当注重市场机制、强调学术竞争效益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成为西方大学主流思想的时候，学术商品化似乎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学术适度商业化有利于将知识、智慧、技术、创新作为合理分配要素，让学者将凝结自己心血和智慧的学术成果“出售”给社会，并获得相应的利益回报。美国学者斯劳德等把这一市场化行为称为“学术资本主义”，即“(学术)机构和专业人员以获取外部资金为目的的市场化或类似市场化的行为”[6]。

在“科学技术就是第一生产力”论断的影响下，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学者的智力支持。学者们需要将自己的学术研究与国家战略相结合，让自己的学术成果回报社会，为社会创造价值，增益人类社会生活，让学术成果在社会生产生活转化和应用的过程中体现自身价值。学者也需要在对接国家与区域发展需求的基础上实现学术研究的价值，那些尘封书柜、束之高阁的“学说”只会招致社会的讥讽和嘲笑，研究走出书斋，让学术活动跨越高墙自闭症成为时代需求。学术成果是否转化为生产力成为衡量当前学术研究价值最主要的标准，如果学者为了纯粹的学术而放弃服务社会的职能，那无异于因噎废食。伴随着学者不断涌入“凯旋门”，不少高校与学术机构鼓励科研人员运用自己的知识与智慧获得社会额外的收入，通过技术研发以及发明专利获得经济回报，利用较多空余时间参与社会兼职，强化学术研究与政产学的深度融合，具有良好社会、生态、经济效益，能带来超额价值的学术成果因此源源不断地进入流通领域，学术研究同其他资本一样具有增值性、商品性、动态性，学术研究正在不断走向商品化。

2016年以来，中央和各省分别出台了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7]，将科技成果转化性收入作为科研工作者合法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首次明确将产权和股权与科研收入联系起来，肯定学者的收入可以包括由学术资本和学术转化等带来的多方面智力收入，肯定了学术活动和学术成果具有特殊商品的性质特征。体现知识价值的多元收入分配制度的建立和健全旨在尊重学术研究的创造性价值。通过知识经济和市场机制释放知识红利，拓宽科研工作者收入的合法性，提升学术研究的水平。因此，“学术商品是道德中性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通过市场配置资源，进而形成竞争，促进着学术成果的不断转化，推动着学术研究繁荣与进步[8]。在一定程度上说，学术适度的商品化反映了高校科研绩效管理方面的进步和灵活性，应该给予客观审视，不能对学术商品化一概而论，简单的否定。学术的适度商品化打破了学术田野牧歌式的人文主义风光，有利于加速知识的更新与转化，激发学者的创新热情，孵化更多的创新学术成果；有利于鼓励学者利用自己的智力资源和艰辛付出多劳多得，鼓励人才通过自己创新性的学术成果脱颖而出；有利于公众深化对知识、科研工作和科研成果价值的认识。

二、灾难？警惕学术的过度商品化

然而，随着商品经济和知识经济的不断推进，大学或主动适应或被迫参与到商业洪流之中，学术商品化的浪潮似乎过快、过猛，大学产业化、学术资本化、学者商人化、校园商场化似乎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由于市场经济活动对学术活动的渗透，商业原则与学术伦理发生着激烈碰撞，“君子不言利”观念已成昨日黄花。任何学术活动都有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学术研究不可能置身事外成为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社会上的各种观念、欲望总会以不同方式对学者的学术活动产生各种影响。市场经济中假冒伪劣、诚信缺失还在较大范围内存在，投机取巧、一切向钱看的思想深刻地影响着学术研究过程与行为。在对接社会与市场需求过程中，与美善为邻的大学企业化的倾向日趋明显。由于各种利益的驱动，大学精神正经受着商业利益的猛烈碰撞，大学似乎正在沦为市场的应声虫，服务经济发展似乎成了目前大学教育的最迫切任务。高等教育市场的无序竞争、招生的潜规则、专业设置的随波逐流、校园周边的灯红酒绿等过度蔓延的商业气息无不彰显着大学的异化，甚至学位文凭、学术头衔也成了交易的商品。大学不断通过市场行为或类似市场的活动、对接市场的专业和学科、吸人眼球的课程与教学活动寻求创收盈利的机会。在学术商品化的影响下，当大学整个场域的神圣光环在商品经济价值规律下逐渐褪色，追名逐利成了部分学者的根本目标的时候，学术就会出现过度商品化问题。

所谓学术过度的商品化，是指在学术活动和学术研究过程中，学者忽视学术研究的公益性，放弃对真知和德行的坚守，把学术成果当做冰冷的商品向社会兜售，把学术活动视作牟利工具的现象或行为。学术过度的商业化不仅贻害学生成才，戕害学术自身的公信力，还会严重影响科学事业的发展，败坏社会风气。当学术被当做商品摆上货架，那些青灯黄卷、皓首穷经的学者反被视作迂腐而成为被讥讽的对象，大学本有的学术精神和核心价值在不断沦丧。大学教师从经师与人师向商人转化过程中，大学学子同样发生着从学子向顾客身份的转变。原本德高望重、满腹经纶的教授，面对的不是接受教化的弟子而是用金钱消费的顾客。学术产品消费者自然有权对商品质量进行品评，公众与学生购买学术商品的同时对学术的神圣与敬畏也就荡然无存。当纯洁的学术沦为大众消费的商品，缺少社会关怀的学术活动失去它的灵光的时候，大学老师还能承担起道德教化的神圣职责吗？当大学校园弥漫着铜臭味的时候，人们还能指望大学熏陶出博雅之士，培养出能独立研究、独立思考、具有独创精神的栋梁之材吗？虽然不排除个别学术精英为了维护学术的尊严，在自由探索、追求真知的学术道路上蹒跚前行，还在与商品经济进行堂吉诃德式的抗争，但作为群体为民请命的公共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历史。

学术过度商品化使不少学者的治学目的和学术价值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本充满灵动之美、思维火花的学术活动对理想精神的追求变得越来越缺乏，逐渐沦为大学及学者个人吸金的主要手段。以科研作为市场化和盈利的途径已经成为大学通行的规则，使得学术资本积累和攫取的欲望被空前放大。“当学术不仅仅转变为智力上的努力，而且还是经济上的奋斗时，很多大学一直以来所坚持的科学与企业之间的分离状态被打破了，因为大学自己也变成了企业家。”[9]12那些在学术领域里没有德行、习惯安逸无为的大学学人在高额利润和巨额回报面前很难静气凝神，逐渐弃守学术伦理,沦为学术知识生产线的学术工人，人们眼中儒雅博学的学者变成了唯利是图的商人。学术过度商品化可能使学术研究中伦理道德底线彻底崩溃，让学术研究失去价值垂范的意义。学术的公共性、原创性、独立性以及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就会逐渐削弱，逐渐沦为“稻梁之谋”“名利之选”[10]。

生活在商品社会的知识分子同样会受到利益的驱动和引诱。大多数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似乎功利化，职称晋升、获得名利、应付考核、结题毕业等外在的功利目的似乎成为大学学人从事学术研究的主要动力，使得学术投机者有机可乘，比如论文的奖金与版面费的差值是利润，职称评定后的收入与拜访专家评委花费的差值也是利润，学术成果售卖的价钱与自己智力成本之间的差值同样是利润。于是学术买卖、“枪手”经济应运而生，甚至各类大大小小的课题论证、结题、评奖无不充满利益交易。有学者做过调查：“假如有人付你3 000元报酬，您是否愿意为他写一篇学术论文？”回答愿意的占到13．2%。倘若考虑到个人声誉问题的人为掩饰性，其实际的情况要比调查结果还要多[11]。

三、学术自觉与制度供给：防止学术过度商品化的路径选择

必须指出的是，学术过度商品化很多时候并非学者本意，国家政策导向在其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术资本内在运作的逻辑。恰如布尔迪厄所言：“正统经济学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实践除了有其机械性的起因和有意识的意图，以便保证最大可能地发挥效用以外，除了服从‘利益最大化’这一内在的经济逻辑以外，实践还有其他原因，还要遵循其他原则。”[12]113当前学者从事学术研究，无论是接受国家资本的纵向经费，还是来自社会资本的横向课题，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家通过制订规划、设计课题、提供资助的方式将学术牢牢控制的情形。

与此同时，制度的缺失也是学术商品化的直接推手。任务摊派与量化成为当前大学科研管理的方式，学术计量化的直接恶果就是学术过度商品化。实质上，学术过度商品化已经成为学术发展的灾难。从大学或科研院所的角度，科研项目的级别与数量、到账科研经费的多少、学术论文的篇数，是对其进行排名、升级、评估，对外宣传，赢得社会声誉，吸引公众眼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几乎绝大多数大学科研管理体制都是以量化为指标，科研管理者基本将课题经费的多少、不同级别期刊发表论文的数量、各级奖项作为衡量学者学术水平的高低和能力的依据，甚至还根据职称、学衔实行“定任务、定指标、定奖惩”三定制度，将科研资源分配方式和科研评价与个人的评聘、晋升等直接挂钩，加之大学之中无论项目的申报、结题，还是学位的授予、职称的晋升、聘期的考核都有学术成果数量的基本要求。大学运用考评的杠杆，包括一些奖励措施和聘任措施，使学术必须接受摆布，在“科学量化”制度下，已经没有人在这个制度前说不，因为学者或教授们必须首先保护自己生存的饭碗，在这里没有谈判的余地。当计量考核成为当前中国大学通行制度的时候，身在同一场域中的学者们就没有了选择的余地。

市场逻辑学术活动既具有正向功能，也具有负向功能，因此简单地将学术商品化定性为机遇或灾难都是不客观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商品化是否适度，而判断是否适度的标准在于学术活动与商业活动的“联姻”是否遵循学术发展的规律，是否尊重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不同特质，是否充分考虑到自然科学研究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均衡科学发展，是否能激活所有大学学人的学术激情和学术创造力，是否能唤醒所有大学学人的学术良知，维护学术的尊严。学术活动在边界清晰、公平交易的商业法则前面至少还应该保持基本的学术良心和学术底线。学术是无价的，在名利和真理两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学者的良知决定学者的选择。让学者保持对学术的敬畏是必要的，确保学术在阳光下健康运行的内在前提是学者自觉。学术研究的基本价值前提在于确保学者学术伦理的坚守、学术愿景的构建、学术生命的绽放、学术潜能的唤醒，促进全体学术人构建共有学术信念，克服唯利是图的人性弱点，坚守严谨治学的态度。

正如生命的健康存在需要洁净的空气、阳光和雨露一样，任何学术共同体要维护自身的尊严和获得社会的认可，必然遵守共同的学术规则。科学的制度设计和完善的制度是防止学术过度商品化的外在要义。学术的健康发展需要符合学术发展内在规律的制度规约，合理的制度供给对于提高学术失范成本，维护自由公平的学术环境有重要价值。在学术商业化的过程中，既要保持学术制度的张力，使全体大学学人建立基本的规则意识和契约精神，更要将外在的制度要求内化为学人的自我需要，倡导学术现实关怀基础上学者的义脉精魂与责任担当。在学术资本背景下，大学学人需承担较之传统社会更多的学术责任，充分考虑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基本特点，谨慎对待每一项学术活动的价值意涵和可能的影响。在追求真知的道路上，学者需要潜心研究，不断探索，对学问永怀敬畏之心，对真理持有一份谦虚、谨慎的精神，永远保持对教育事业的无限热爱与孜孜不倦的追求，以及对前辈学者辛勤劳动和学术贡献之发自内心的尊重。学术共同体要通过基本的规约和合理的制度供给，避免学者将学术研究因任何诱惑而“作伪”或者滥用，防止将学术场域异化为获取各种功名利禄的竞技场。正如美国著名学者布鲁贝克指出的那样：“基于学者是高深学问的看护人这一事实，人们可以逻辑地推出他们也是自己的伦理道德准则的监护人。那么谁是这些监护人的监护人呢？没有。只有他们的正直和诚实才能对他们自己的意识负责。学者们是他们自己的道德惟一评判者。”[1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