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李贺为何不能考进士

张崇琛

唐代著名诗人李贺号称“诗鬼”，与“诗仙”李白、“诗圣”杜甫以及“诗佛”王维齐名。其著名诗篇，如《雁门太守行》《李凭箜篌引》等流传千古，至今脍炙人口。但就是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在科举制盛行的唐代，却终生不能考进士，这是为什么呢？事情还得从古代的避讳制度说起。

所谓避讳，就是不直接称君主或尊长的名字，凡遇到与君主、尊长名字相同的字，便采用一定的办法进行避讳。历代避讳的方法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是改字。古代人凡遇到与君主或尊长名字相同的字，即改用同义字或近义字。这种方法的使用最为普遍。如汉高祖名邦，即改“邦”为“国”;汉文帝名恒，改“恒”为“常”;汉景帝名启，改“启”为“开”;汉武帝名彻，改“彻”为“通”;唐太宗名世民，改“世”为“系”、改“民”为“人”;唐高宗名治，改“治”为“理”;清圣祖名玄烨，改“玄”为“元”、改“烨”为“煜”等。这是避君讳。除避君讳外，古人还要避家讳。如淮南王刘安之父名长，刘安便改“长”为“修”;苏轼祖父名序，苏洵改“序”为“引”，苏轼又改“序”为“叙”等。

也有不取同义词或近义词而直接改为“同”者。如《史记·赵世家》记：“（赵）襄子惧，乃夜使相张孟同私于韩、魏。”《史记索隐》注：“按《战国策》作张孟谈。谈者，迁父之名，迁例改为‘同。”这就是说，司马迁凡遇到与自己父亲司马谈名字相同的字，即一律改为“同”。

二是改音。这种方法用得较少。如秦始皇姓嬴名政，人们为防与“政”同音，便读“正”为平声，音zhēng，于是夏历的正月便读为zhēng月。又如孔子姓孔名丘，古代的读书人在读到孔子名字的时候，也往往要回避“丘”字的读音，而读“姓孔名某”。

三是缺筆。即遇到该避讳的字少写一笔。如将孔丘的“丘”字写成“”，李世民的“世”字写成“”，宋真宗赵恒的“恒”字写成“”，玄烨（康熙）的“玄”字写成“”，弘历（乾隆）的“弘”字写成“”，“历”写成“”等。

四是空字。如唐代避李世民讳，便将徐世勣改为徐勣，将王世充改为王充等。

上古不讳嫌名，对于音同或音近而形不相同的字可以不避。三国以后，嫌名也要避了。隋文帝杨坚父名忠，便改“侍中”之官为“内史”。甚至自己的官职名称也不能与祖讳相犯。如父、祖名“中”便不能做“中书令”，父、祖名“尚”便不能在尚书省任职，父、祖名“扬”的便不能做扬州太守，父、祖名“华”便不能任华阴县令等。如有隐瞒，一经查出，就要受处分。而李贺的父亲名晋肃，因进士的“进”与“晋”同音，依当时的避讳制度，当然也就不能考进士了。所以在唐宪宗元和五年（公元810年），21岁的李贺参加完河南府试并以优异成绩准备赴京参加进士考试时，排挤他的人便以“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为由，使他无法应试，从而堵塞了他的仕进之路。虽然大文豪韩愈为之辩解，也无济于事，可见唐代避讳制度之严。此后，李贺便只能做一些卑微的小官，心情抑郁，27岁便英年早逝，成为中国避讳制度的牺牲者。

而避讳制度的危害尚不止于此。避讳还造成了语言上的混乱，从而为后人阅读古籍带来了不少麻烦。后人在阅读某个时代的文章之前，必须先了解当时的避讳制度，然后才能知道某些词语本来用的字是什么。如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之“理乱不知”实即“治乱不知”，柳宗元《捕蛇者说》之“观人风者”实即“观民风者”，等等。更为严重的是，某些朝代所刻古书，为了避当世之讳，竟连古代的一些人名、书名乃至词语也都改了，令人啼笑皆非。如汉代人的书中将禹的儿子启改成开，将微子启改成微子开，将田恒改成田常，将蒯彻改成蒯通，庄助改成严助（避汉明帝刘庄讳）。汉乐府中有《昭君怨》等诗，晋代郭茂倩编写《乐府诗集》时，为避司马昭讳，便将昭君改成明君（又称明妃），直到北宋王安石作《明妃曲》时仍沿用。唐人的书中将先秦时期的著作《世本》改为《系本》，将《史通》的作者刘知几改成刘子玄（避李隆基讳而改称字）。宋代，甚至连人们常吃的蒸饼，也因避宋仁宗赵祯讳而改称炊饼，《水浒传》中武大郎所卖的炊饼实即蒸饼，亦即馒头。到了清代，则不但将王士祯改成王士正（避雍正帝讳），将刘子玄改成刘子元，而且凡古书中常见的“玄鸟”“玄武”“玄黄”中的“玄”字，也一律改为“元”字。

这些被改过的字，经过改朝换代之后，有些又被改了回来，有些则未改。到底哪些是改过的，哪些是没有改过的，这又成了校勘学上的一大难题。如《离骚》“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其句中的“民”字原本作“人”，有人便以为“人”字是避李世民讳而改，于是又将它恢复成“民”字。殊不知此字唐人并未改过。《离骚》中像这类“人”改为“民”、“民”改为“人”的事例很多，有些连专门的校勘学者也难以判定。

古代因为避讳也闹过一些笑话。如宋代的田登便是一例。据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载，田登做郡守时，“自讳其名，触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于是举州皆谓‘灯为‘火”。他手下的吏人为了报复他，便借上元节放灯之际，写出一则“本州依例放火三日”的告示，同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这也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俗语的由来。很多人可能以为这是陆游虚构的一则故事，实则田登确有其人，他为官的地方就在宋州，在北宋时名南京，即今天的河南商丘，时当宋徽宗政和年间（1111——1118）。据宋庄季裕的《鸡肋编》说，告示出后，田登即遭言官检举而被罢官。

至于有人试图从避讳的角度去索解古诗创作中的一些现象，如谓屈原之不咏梅与杜甫之不咏海棠，均与其母亲的小字有关，则有点儿近乎戏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