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重返联合国的征程

凌胜利 侯聪睿

1971年10月25日，在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与不懈努力后，中国终于重新登上了联合国舞台。那一刻，中国人足足等了22年。自此，中国不断发挥大国作用，积极参与联合国各项事务，逐渐成为联合国的中流砥柱。

排徊在聯合国外

1945年10月24日，随着（（联合国宪章》的生效，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正式成立。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的创建，并成了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为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也理应属于中央人民政府。然而，由于败退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不甘失败以及美国的再三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竟迟迟不能得到解决。

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就重返联合国展开了积极行动。在中国重返联合国的进程中，面临的最大困难便是美国的不断阻挠。联合国成立之初，美国借助自身的强大实力和国际动员能力，对联合国进行操控。1950年，在美国的主导下，第5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396号决议，规定有关会员国代表权的问题“应由大会，如值大会休会则由驻会委员会审议之”。如此，有关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斗争场所便从安理会转移到了联合国大会，使得这一问题更加多边化和复杂化。由此可见，美国通过议题设置，使得中国重返联合国变得更为困难。为维护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席位，美国在联合国大会上多次提出议案，要求延期审议或不审议关于排除“中华民国政府”的代表或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取得席位的提议。由于当时美国在联合国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很多联合国成员国都是唯美国马首是澹，这些提案非常容易就获得了通过，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问题也就难以被提上联合国议事日程。

在1961年召开的第16届联大上，美国更是得寸进尺，提出任何改变中国代表权的建议都是一个“重要问题”。而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大会对于重要问题之决议应以到会及投票之会员国三分之二多数决定之”。这样，在美国的操纵下，中国政府恢复在联合国的代表权所需要的赞成票由简单多数变成了三分之二多数，这就意味着中国为了恢复联合国席位需要争取更多国家的支持。这无疑是美国再次给中国重返联合国设置了重大障碍。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越来越多。美国在意识到越来越难以用“重要问题”阻挡中国重返联合国后，又于第26届联大召开前提出了“双重代表权”案，即美国不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但是力图保留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席位。这一提案实质上是想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的局面，理所当然地被中国政府否决。

美国在联合国内对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所作所为，与其台湾政策紧密相关。在国共内战时期，美国便采取了“扶蒋反共”的政策。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关系再度恶化，为了在亚太地区对抗共产主义，美国不仅与台湾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还支持台湾维持在联合国内的席位，以削弱共产主义在联合国内的影响力。此时，基于国家安全、意识形态等因素的考虑，中国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与苏联结成盟友，中美关系也进入了相互敌视阶段。基于美国在联合国的优势地位，中国想要重返联合国非常困难。

此外，中国未能顺利重返联合国，朝鲜战争也是一个重要因素。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950年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84号决议，决定成立“联合国军”，由美国统一指挥，人朝作战。为了反对美国对中国周边地区的干涉，并维护自身的安全利益，应朝鲜政府请求，中国政府最终作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的决定，但这一决定也让中国与联合国发生了冲突。1951年1月30日，在美国的操控下，联大通过了第498号决议，谴责中国为侵略者。至此，许多不明真相的联合国成员国都对中国政府产生了负面看法，认为中国走向了联合国的对立面。更为重要的是，这场战争使得中美关系更加恶化，美国对中国采取了极为严厉的遏制战略，在政治上孤立中国是其中重要“一环”，阻止中国重返联合国便是其对中国进行政治孤立的重要举措。

中国政府的不懈努力

面对不利的国际环境，中国政府并未气馁，而是采取了多种应对策略，为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而不懈努力。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周恩来便以中国外长的身份多次向联合国秘书长赖伊致电，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才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并要求立刻取消“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团”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随后，在苏联的建议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以张闻天为首席代表的中国代表团，并于1950年1月19日照会联合国，要求答复“何时将国民党集团的非法代表开除出联合国及安理会”“以张闻天为首席代表的合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团何时可以出席联合国及其安全理事会的会议并参加工作”这两个问题。在当时，这些努力虽然难以取得实质性成果，但表明了中国政府争取重返联合国的坚定决心。这一时期，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都预料到了中国重返联合国的斗争的长期性，因而决定对联合国采取静心等待的态度，并将目光投向了联合国外，开始采取迂回斗争的方式，通过参与国际事务来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

在意识到联合国内代表权问题与自身的外交政策密不可分后，中国开始加快发展和改善与其他国家的关系。1954年4月至7月，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了日内瓦会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参加大型国际会议。会议期间，中国为推动印度支那和朝鲜半岛的和平作出了重要努力，中国的国际地位随之提升。

与此同时，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有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初是被用来处理中国和部分周边国家关系的，后来中国政府倡导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运用到更广泛的国际关系当中。1955年4月，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详细阐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表达了中国愿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意愿。1963年12月14日，周恩来开启了访问阿尔巴尼亚等亚非欧14国的行程，展示出了中国和平友好的姿态。此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越来越多的亚非国家所认可和接受，在国际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并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新准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增强。

在与周边国家和非洲国家的外交取得突破性进展后，中国与英、法两国的关系也有了较大发展，开启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新阶段。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中英两国达成代办级半建交方式的外交关系;1964年1月27日中法建交。与西方大国关系的改善，使得中国的外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也推动了中国外交圈的日益扩大。

另一方面，中国也不断发展与阿拉伯国家的联系。中国认为自身与阿拉伯国家有着共同的历史经验，同属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坚定地支持阿拉伯国家的反帝反殖民运动，并在多次中东战争中都站在阿拉伯国家一方，从而推动了中阿关系的发展。而在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上，中国也取得了一些成就。1960年9月，中国与古巴建交，从而开启了中国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建交历程。

总之，通过扩大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中国的外交发展态势良好，赢得了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与支持。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也引来了更多国家的关注，为该问题的最终解决创造了有利条件。

发展中国家的贡献

中国最终能重返联合国，与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密不可分。其中，非洲国家更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非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许多国家获得独立。仅在1960年，就有喀麦隆、马里、尼日利亚等17个国家获得独立，这一年也被称为“非洲独立年”。这些国家获得独立后，纷纷以主权国家的身份加入了联合国。整个20世纪60年代，联合国会员国的数量從82个增长到了126个，这大大增加了联合国内第三世界国家的力量，削弱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于联合国的影响，也推动联合国成为一个更具代表性的国际组织。

为增强与亚非国家的关系，推动世界范围内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国为亚非国家提供了必要的援助。1964年1月，周恩来在访问加纳期间，正式提出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并加大了对亚非国家的援助。以八项原则为指导，中国为安哥拉民族解放组织和坦桑尼亚等国提供了大量无偿军事援助，为马里等国提供了经济援助，还向非洲国家派出了援外医疗队。其中，中国帮助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修建的坦赞铁路更成了中非友谊的象征。通过这一系列举措，中国在非洲国家中树立起了“真诚友善”的形象。

中国与这些国家间关系的升温，客观上增强了联合国内支持中国的力量，为中国重返联合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些国家多次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解决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提案，以此声援中国。正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不懈努力，中国最终才得以重返联合国。1971年10月25日的第26届联大上，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议案，这一议案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和17票弃权获得通过。赞成票绝大多数来自发展中国家，这也成为中国成功重返联合国的主要力量来源。

中国重返联合国背后的大国博弈

中国重返联合国虽然获得了成功，但其进程一波三折，背后隐藏着冷战时代大国间的复杂博弈。

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需要放在冷战的大背景下去理解。随着二战后美苏两极对峙格局的形成，东西两大阵营在亚洲和欧洲都发生了激烈的对抗。在亚洲，美国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向台湾海峡派出第七舰队，干预中国的统一进程，并在联合国内大力扶持台湾当局。在美国与中国进行对抗时，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帮助。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多次在大会上提出议案，要求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1950年1月13日，苏联因为其提出的恢复中国代表权的提案遭到反对，从而宣布在台湾当局代表被开除出安理会之前，苏联代表将不参加安理会的工作，以此声援中国政府。

在中国的代表权问题上，美苏的严重对峙对各自阵营内的国家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与美国关系紧密的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对中国的代表权问题持坚决的否定态度，而社会主义阵营的南斯拉夫等国则坚定地支持中国的合法诉求。由此可见，在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的问题上，两大阵营的对峙态度十分明显。

但两大阵营内部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也并非铁板一块，这在英美两国身上体现得尤为显著。英美的分歧，则是两国出于对各自国家利益考量的结果。1950年1月6日，英国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由于英国在1950年1月13日安理会上关于由中共取代国民党集团代表中国的提案中投了弃权票，中英两国的建交被搁置下来。随后，中国修改补充了建交原则，提出与中国建交的国家需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为了与中国尽早建交，英国在有关恢复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内代表权的提案中多次投了支持票，与美国产生了分歧。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美两国处于敌对状态，中国为寻求恢复在联合国内的代表权问题而做出的努力，频频遭遇美国阻碍。但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与美国战略的调整，中美关系出现了缓和，这一国际局势的变化成为中国最终于1971年重返联合国的重要契机。通过巴基斯坦的“秘密通道”，1971年7月9日至7月11日，基辛格秘密访华，紧接着中美两国便共同发表了尼克松将于1972年5月前访华的消息。中美关系的缓和在国际上引起了轰动，也使得一大批国家开始调整对华关系，筹备与华建交。为了与中国建交，许多国家改变了对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的态度，而中美关系缓和的国际背景也为这些国家提供了政策调整的空间，使它们敢于对中国重返联合国投出赞成票，最终促成了中国重返联合国。

中国重返联合国后的表现

阿尔巴尼亚等23国提出的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的提案获得通过后，1971年10月26日，联合国秘书长吴丹致电中国：经联合国大会表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已恢复。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毛泽东立即作出指示，向联合国派出了以乔冠华为首的代表团。自此，中国作为联合国的一员肩负起了自己的国际责任。

中国重返联合国之初，主要是与第三世界的国家一道，在联合国内开展了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为受压迫的国家和人民争取权益，为塑造更加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而努力。不过，20世纪70年代中国对联合国的认知比较有限，主要是把其当成一个对抗美苏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平台，对联合国各项事务的整体参与程度较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不断提高在国际事务中的参与度，对联合国也有了越来越全面、客观的认知，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不断提升，影响力日益增强。

现如今，中国重返联合国已经有近半个世纪。这期间.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目前，中国已经成为联合国会费的第二大贡献国，也是联合国维和费用的第二大贡献国和提供联合国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中国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为促进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等地区安全问题的解决不断奔波。在促进世界可持续发展方面，中国不断推动联合国2030年发展议程的落实，在世界减贫事业中贡献明显。

随着当前全球性问题的日益增多，联合国也面临着更加复杂的挑战。中国始终倡导要尊重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核心地位，要坚定地维护联合国及其相关组织的权威性，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反腐、应对气候变化等诸多重要议题上，中国也是不断呼吁世界各国加强团结，共同推动联合国在应对各种新老复杂挑战方面大显身手。

展望未来，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也更有能力在联合国中发挥积极作用，成为联合国的中流砥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