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期光：春风化雨润征程

刘向东

钟期光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教育家、军事理论家。他17岁入党，先后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他不畏艰险，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为党、国家和人民出生人死，曾获得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等崇高荣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57位开国上将之一。

“绝不任人宰割”的教书先生

1909年1月2日，钟期光出生在湖南省平江县三市镇白湖村一个农民家庭。平江县位于汩罗江中游，在钟期光的眼里，家乡“春天桃红柳绿，夏季荷花争艳，秋来金稻滚滚，冬至满地青翠”，四季风景如画。滚滚不息的汩罗江，以蕴含着屈原昂扬气节和崇高爱国精神的江水，悄悄滋养着平江县人，铸造了他们坚强不屈的性格。作为我国“革命摇篮”的主要组成部分，平江县先后出了52个将军，被称为中国十大将军县之一。这样的人文环境，无疑为钟期光的革命生涯绘上了深沉坚毅的底色。

钟期光的父亲钟开寿是个佃农，母亲徐巽贞是典型的农家妇女。钟期光是家里唯一的男孩，他有5个姐姐和2个妹妹。因伯父钟臧寿没有儿子，因此钟期光被过继了一半给伯父，当地人称“一子承两桃”。4岁时，钟期光便上了私塾。私塾离家有三四公里，钟期光每天上学一来一回要走七八公里的路。12岁时，他考进平江县天岳书院，并在此完成了自己的小学和中学学习。当时的中国，政治风云变幻，革命風潮四起。追求进步的钟期光开始接受现代教育和进步思想，积极参加反帝爱国学生运动。钟期光在晚年回忆天岳书院时说：“天岳书院是我后来从事革命工作的摇篮，在那里，我接受了进步思想，逐渐产生了革命意识。”1924年，钟期光在孙中山三民主义影响下，经老师喻苍林、黄友朋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后担任国民党的区党部常务委员。

中学毕业后，17岁的钟期光经人介绍，来到平江南乡爽源白马庙小学教书。他白天教小学，晚上就办农民夜校，给农民扫盲。在这一时期，钟期光接触到了农民运动，思想不断向中国共产党靠拢。1926年12月，钟期光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上半年，钟期光担任李氏高级小学教务主任、区学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区农民协会委员长、农学筹款委员、教职员联合会领导成员、共青团平江第21支部书记等职。

1927年5月21日马日事变后，钟期光被国民党地方政府悬赏通缉。在中共组织安排下，钟期光及时安全转移。国民党地方政府没有抓到钟期光，就烧掉了他家的房子、杀害了他的妻子和他一个姐夫。6月，义愤填膺的钟期光毅然加入湖南工农义勇军平江第一大队。后来，这支队伍参加秋收起义时，钟期光被留在平江发展游击武装和开展地下革命斗争，担任平江东乡游击队党代表、区委书记、中共平江县委组织部部长等。9月20日，中共平江县委第一次组织农民武装暴动，攻打平江县城。可惜，这次暴动未获成功。随后，县暴动委员会又相继组织了献钟（区）暴动、木瓜暴动、虹桥暴动等，打击了当地反动武装。1928年3月，中共平江县委成立“平江工农暴动总指挥部”，发动震惊省内外的平江暴动，组织30万农军，包围攻打了平江县城（即“二月扑城”）。在这一系列的武装暴动斗争中，钟期光利用自己的多重身份，组织成立了女界联合会、儿童团和各种参战组织，发挥了重要的组织领导作用。每一次武装暴动，都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镇压，革命队伍遭受的损失极大。但钟期光表现出了“绝不任人宰割”的革命精神，他始终积极响应“不能像绵羊那样任人宰割，要以武装暴动回答白色恐怖”的口号，组织游击队和反动派开展了不屈不挠的武装斗争。

1928年7月22日，彭德怀（时任国民党军湖南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团长、中共党员）、滕代远（时任中共湘鄂赣边特委书记）等发动平江起义。起义前，钟期光选派了两名精干的游击队员，护送滕代远进入平江县城，与国民党军湖南独立第五师第一团的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邓萍取得了联系。

“在血泊中奋起”的游击队领导

平江起义后，钟期光又兼任中共平江县委军事部部长。

国民党反动派对平江起义进行了疯狂的镇压，到处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全县被杀害者达数干人！平江武装斗争的领导人、暴动委员会主任罗纳川也被杀害。国民党反动派大搞“清乡”运动。在平江，不管是否参加过革命，也不论男女老少，国民党反动派见人就杀，真正的“杀人不眨眼，血流成河”！钟期光也有亲友被杀害。在这样恐怖的斗争环境下，钟期光内心的革命之火更盛了！“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死者的鲜血染红了革命的红旗，活下来的革命者必须提高自身的战斗力，只有组织得更严密、斗争技术更高超、战斗意志更顽强才有机会取得斗争的胜利。

也许，正是这种“在血泊中奋起”的革命刚性，致使革命工作出现了一些偏差。为了严肃战时纪律，中共平江县委曾经颁布过12条“杀的纪律”，规定“违反纪律者杀”“泄露秘密者杀”“携械投敌者杀”等。这种做法持续了很久，直到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倡“自觉的纪律”以后，才开始得到纠正。在“杀的纪律”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中共平江县委做了一些错误的决策。当时，有一个名叫梁振廷的人，在平江起义后携带20条枪逃到了修水，把枪卖给了修水靖卫团。他的这一行为，被中共平江县委领导人认为是一种“携械投敌行为”。后来形势缓和，梁振廷回到平江，中共平江县委根据“杀的纪律”做出决定，将梁振廷处决了。当时，梁振廷的儿子梁国基正担任湘鄂赣边区团特委书记，也因此受到牵连而被一起捉来杀掉了。为此，中共湖南省委发表了一个《告湘鄂赣边境全体同志书》，并决定由省委巡视员蒋长卿负责具体处理此事。最后，蒋长卿代表省委做出结论：梁振廷死有余辜，但梁国基没有参与，不应株连;要纠正“杀的纪律”。钟期光也因这次事件，受到了留党察看3个月的处分，被调到与平江县毗邻的铜鼓县，任中共铜鼓县委宣传部部长兼县苏维埃政府教育部部长等。

面对处罚，钟期光没有消沉，而是积极改正错误，调整革命手段，继续坚持革命斗争，并不断探索、寻找正确的斗争道路和方法。在铜鼓县任职期间，他在“巩固发展苏区，将苏区连成一片”的口号下，深入细致地开展工作，不仅巩固了原来的三四个区的苏维埃政府，还扩大了一个新苏维埃区政府。

1930年5月，钟期光调回平江，继续担任中共平江县委组织部部长。7月下旬，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回到平江，准备攻打长沙。为配合红三军团这一行动，中共湘鄂赣特委成立了随军工作团。钟期光参加了随军工作团，并担任攻城主力红五军的秘书长。战斗进行得很顺利，红五军一路势如破竹，迅速占领了长沙城。在这一过程中，钟期光和其他中共平江县委的领导同志动员了几万农民组成赤卫队参战。进城后，钟期光到赖汝樵领导的湘鄂赣赤卫军总部工作，负责组织和宣传群众，参与领导肃清反革命残存势力，维护社会秩序，巩固胜利成果，并任中共长沙市委秘书长。

1931年后，钟期光先后担任湘鄂赣省军区政治部宣传科长、省保卫分局侦察部长、省委秘书长、红十六师政治部主任等职。经历了学生时代的思想启蒙，平江起义的革命实践，反“左”斗争的锻炼，钟期光的革命意志越来越坚定，思想越来越成熟。中央红军长征后，他参与领导红十六师开展了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成为使敌人闻风丧胆的湘鄂赣边红军的“五巨头”之一。艰苦的游击斗争生活，磨炼了钟期光的革命韧劲，坚定了他克服困难和挫折的决心，使他进一步成长为革命队伍中的中坚力量。面对生死存亡的考验，他经常讲的是：“要下决心，要执行决心。”艰苦卓绝的斗争，铸就了他非凡的革命胆略，助他在革命的道路上走出湖南，越走越远。

春风化雨的“妈妈主任”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钟期光任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政治处主任，率部开赴皖南抗日前线。1938年4月，根据中央指示，由粟裕任抗日先遣支队司令员，钟期光任政治部主任，率领部队挺进苏南敌后。到达目的地后，钟期光即着手进行战略侦察和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打击敌人。至1939年底，这支部队从最初的6000人发展壮大到2.1万余人，并在与敌人的斗争中进退自如、屡战屡胜，逐步成长为一支重要的抗日武装力量。

抗战期间，钟期光历任新四军第一支队、江南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苏北指挥部、新四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苏中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先后参加指挥车桥战斗、苏中反“清乡”和反“扫荡”战斗、黄桥战役及浙西三次反顽战役，参与创建苏南、苏中抗日根据地，协助陈毅、粟裕主持部队的政治工作。他以积聚人才、争取人心作为抗日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以春风化雨的工作方式，将思想政治工作做细做实。他既依靠骨干来开展工作，又通过努力教导来改进部队作风，克服部队中的游击习气、山头主义和军阀残余思想等非无产阶级思想，调整部队状态，以适应新阶段的战争。同时，钟期光还根据当地情况，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人伍，提高了抗日队伍的整体素质。他还派出大量工作队，宣传发动敌后群众共同抗日。他争取知名爱国人士，努力团结抗日力量，协助陈毅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使抗日队伍不断壮大。他从思想上、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心干部、战士，在部队中赢得了“好主任”“妈妈主任”等美称。

1943年夏的一天，部队正顶着烈日行军。因天气炎热，指战员们汗流浃背，口渴难耐，体力消耗很大。钟期光马上让医务人员找老乡借来一只大水桶，装满凉水后放在大路旁。冒着炎炎烈日，钟期光站在桶边，一面招呼指战员们喝一碗凉水解渴，一面又给困倦的指战员们额上抹上万金油解困。他无微不至的关怀，让指战员们终生难忘。

钟期光认为，战争对革命将士和群众的伤亡是无情的，但为了减少伤亡赢得战争，革命战争的指导者又应是有情与重情的。苏中抗日战争最激烈的时候，女会计陆若勉舌头出血，像是肿瘤，因战地医院无法手术，钟期光便当即批准她去上海就医。陆若勉康复后，重返抗战前线。著名美术家、书法家赖少其和爱人曾菲申请在战地结婚，钟期光不仅批准他们在战地举行婚礼，并以鸡蛋肉丝面为他们贺喜。曾菲后来回忆：“战争年代十分艰苦，女同志更是困难多。当时的男女青年们，都把钟主任当妈妈一样看待，是‘妈妈，而不是‘爸爸，可见感情之深了。”

政治工作是部队的生命线。从江南到苏中，钟期光始终强调要抓好思想教育，不仅要“正面灌输”，而且要“扶弱为强”，还要“见事就教”。

有一次，党组织派一位干部由苏中抗日根据地到浙东抗日根据地去指挥工作。从苏中到浙东，不仅远隔干山万水，路途遥远，而且要穿越敌伪顽的重重封锁线，在当时的政治、交通条件下，这一路上必然辛苦而艰险。临行前，钟期光找那位干部谈话，给他分析形势、交代任务，对他说：“组织信任你，你也有完成任务的信心，但要做好各方面的充分准备。我已向供给部交代过了，除了正常生活与交通费，你去多领几块银圆，作为护身钱，以备不时之需。”钟期光增发“护身钱”，让这位干部终身不忘。

实践出真知。钟期光总结升华自己在政治工作方面的经验教训，先后撰写并发表了《对改进目前连队政治工作的意见》《在整训中力求改善政治工作的领导方式问题》《改造思想和改进我们的工作》《论部队中政治工作建设》《关于战时政治工作的几个问题》《本师的五年》等文章，丰富了军事政治理论宝库。

实在的“娘家”人

“工作很实际，很实在。”这是粟裕对钟期光的评价。

钟期光开朗豁达，思想活跃，待人真诚。他长期主持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是指战员们贴心的“娘家”人。

许多老干部回忆：新四军一师刚组建时，部队构成复杂，有的干部个性强、脾气大，一般人根本不放在眼里，但他们服陈毅和粟裕，服钟期光。不管是政治干部、军事干部，还是后勤干部，大家来总部开会办事时，都乐意住政治部招待所，因为那里有钟期光。钟期光的口袋里时常装着蚕豆之类的小零食。干部们找他谈心，他一把蚕豆、一张笑脸、一席深谈，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如碰上饭点，他还会招待来人一碗炒鸡蛋。干部们就像回了“娘家”一样亲切。

解放战争的头一年，面对国民党军气势汹汹的全面进攻，鼓舞士气、提高战斗力，成为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作为华中野战军政治部主任，钟期光敏锐地意识到，其所属第一师第二团开展的“功劳运动”必定能大大地激发部队士气。于是，他将“功劳运动”作为“政治工作范例”，在全野战军中推广，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被延安《解放日报》称之为“人民自卫战争中的一个创举”。钟期光在推广这一运动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并不断完善，使之成了激励指战员们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有效政治工作形式。

苏北涟水战役后，因伤亡严重，部队中出现了消极思想：认为大家早晚要“报销”（牺牲）。这一消极思想严重影响了部队的士气和战斗力。针对这一情况，钟期光总结推广第一师九团“评定伤亡”的经验，详细分析评定伤亡的可能性，并有针对性地提出要通过提高战术水平来减少每一个可能的伤亡来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在军事宣传方面，他提出不仅要报道“志士成仁”，更要报道“志士成功”，以此来加強部队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坚定必胜的决心。

钟期光“爱兵如子”。行军走山路时，不少同志的脚磨破了，钟期光就让行走困难的同志轮流坐他的骡子，他自己却背着包步行，边走还不忘教导同志们守纪律。

钟期光一生帮助过不少人，为很多人排过忧解过难。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和夫人凌奔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还不顾风险地收留了一批因父母被打倒而无家可归的孩子。叶飞的孩子小楠、小毛、小奇，陈丕显的孩子小琪，江华的孩子小华，谭启龙的孩子小马等，都在他们家避过难。这些孩子当时被视为“黑帮”子女，许多人避犹不及，但钟期光一家却认为，几十年的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幸存者，对共产党“红”透了心，何“黑”之有？其子女更是无辜。他们安慰孩子们：“你们不要怕，大不了我们一起打地铺。”

钟期光就是这样一位好领导、好同志，也是一位干部、战士乃至群众的“娘家”人。他如春风化雨般的教导，有口皆碑，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