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万魔声学创始人谢冠宏：“不做低附加值产品、不做便宜货、不做山寨”

南方周末记者　周小铃发自深圳

谢冠宏

2019年8月，深圳获得国家支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相关意见提出，到本世纪中叶，深圳将成为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

改革开放四十年，深圳已完成从“深圳制造”到“深圳创造”的精彩一跃。这一过程是如何发生的？或许可以从一家普通的深圳企业身上找到答案。

他想不到还能在哪找到一个像中国内地这样具有如此规模和消费能力的市场。

谢冠宏称自己从未考虑要把企业和工厂搬到海外，“以前在美国、印度、欧洲都开过工厂，其他地区员工的工作效率都比不过中国员工”。

2019年12月的一个下午，57岁的谢冠宏抱着手，站在一位研发人员的工位前沟通耳机设计问题。他穿着一身浅色衬衣和淡蓝色牛仔裤，与周围的人没什么两样。

6年前，谢冠宏在深圳创立了万魔声学科技公司（下称万魔声学），专做耳机。万魔声学的办公地点位于深圳南山区学苑大道田寮大厦，正对着深圳大学。在此之前，他曾在深圳富士康的管理岗位上工作了十年。

万魔身上依然能看到富士康高效的印记。谢冠宏的工作时间被安排得满满当当，所有会面都需要预先“排号”。如果想要“插队”沟通工作，就只能抓住谢冠宏从工位走回办公室的间隙。

谢冠宏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万魔是一家拥有三百余人的智能声学科技公司，专注于科技研发与设计。他对自己和团队提出的要求是“不做低附加值产品、不做便宜货、不做山寨”，他认为这是深圳企业未来的方向。

从纯代工到设计制造

2003年，台湾人谢冠宏入职台湾鸿海精密（富士康），几个月后，便被调往深圳工作。他也没有别的选择，早在1988年，鸿海精密就带着设备、厂房、管理人员“举家”迁往深圳。谢冠宏指着脚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所有的资源都在这里”。

当时正逢第三次产业迁移浪潮。世界发达经济体面临劳工成本、土地成本高企的压力，而以深圳为代表的中国大陆却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政府招商政策也十分优惠，成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入的最优选择。

深圳出现了一座座工业园，大小城中村挤满了人，深圳也由此变成一座“移民城市”。2000年，深圳GDP总量突破200亿美元，并在此后十年稳居全国前五。

富士康的OEM模式（代工）极大推动了深圳制造业的生产效率。“上午（甲方）给规格，下午（乙方）就去送样品。”在当时的谢冠宏看来，这样的深圳速度确实是无可比拟的。

富士康的员工就像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保持着整齐一致的步伐，在深圳开疆扩土。谢冠宏站起身做出踏步的动作，“所有人都在等待命令”。

不过，谢冠宏希望在富士康做些不一样的事情。“我从头到尾都不是很接受（纯代工）。”谢冠宏表示，他做的其实是ODM（设计制造）。设计制造与代工的区别在于，许多品牌只是提出一款产品的构想，而将构想变为实际的产品，仍需一个设计、制造过程。

为了拿下苹果iPod的订单，谢冠宏曾带着团队设计了一款半张名片大小的iPod样机前往美国，连续两周在苹果的自助餐厅里与iPod负责人“偶遇”，终于等来与对方沟通的机会。此后，谢冠宏亦为富士康顺利拿下了iP-od、iPhone、iPad等产品订单。

在做iPad时，谢冠宏认为这款产品并不利于保护孩童视力，为此萌发了做电子书的想法。正巧，亚马逊的两位高管带着Kindle的设想草案找到了谢冠宏，谢冠宏又放下苹果生产线，顶着骂声扎进当时并非主流的电子书项目里，2007年11月，初代Kindle面世。

在谢冠宏印象中，富士康最辉煌的时候，诺基亚、摩托罗拉、苹果、亚马逊等各大品牌都在这里生产制造。中国内地的富士康员工人数最多时达到100万人，仅深圳就有40万。

40万工人居住在富士康构筑起来的围墙中，过着三点一线的生活，重复简单的劳作，即使是管理人员也被要求统一住在平房里，因为“方便集合”。回想在富士康的十年，谢冠宏深有感触，“我们是711（工作制），没有自己的时间”。

在处理工作危机时，最触动谢冠宏的是，外来务工人群心中的无望和苦闷。他们成天扑在流水线上，但却连自己做的产品也买不起。2010年，富士康“十三连跳”事件引发社会关注。在事件发生期间，富士康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从900元提高至1200，增幅超过33%。

同年，河南省政府邀请郭台铭到郑州考察，并开出减免税收、提供贷款及补贴等优惠政策。8月，富士康郑州iPhone组装线开始运营。彼时，富士康副总裁程天纵公开表示，深圳富士康要减少人数，开始转型，学习华为，把先进的技术留在深圳。

此后，富士康开始大举进入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内陆城市。截至2019年1月，富士康深圳工厂仅剩20万人。

“现在讲自己是纯代工，人家会笑你”

2012年年底，命运跟谢冠宏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已是天命之年的他不得不离开富士康，但谢冠宏没有选择回到台湾，而是想继续留在深圳寻找机会。

首要的原因是，他想不到还能在哪找到一个像中国内地这样具有如此规模和消费能力的市场。

出于职业伦理，刚从富士康离开的谢冠宏不打算跟老东家做相同的业务，但在富士康工作的十年，让他清楚地看到这些年世界级科技巨头的兴衰更替：智能手机将是未来十年最大的浪潮。

谢冠宏打算围绕智能手机做生态圈产品。调研后，他发现，卖100只手机所搭售的配件中，耳机、移动电源、手机壳膜、配件玩具均为强关联产品。

对比这几款强关联产品后，谢冠宏认为耳机的利润率有可提升空间，因为耳机有技术门槛，可以进行科技创新。一般而言，手机配件的毛利可以达到40%—50%，而手机和电脑的毛利仅有10%左右。

谢冠宏还注意到那些令国际叫好的耳机品牌中，竟没有一家来自中国，这意味着，市场还有很大空间。他认为，正是长期低附加值的代工业务让大部分厂商都忽视了自主研发设计，但自主研发是可以实现的，就像许多人并不知道富士康也有自己的研发团队。

万魔的4位创始团队都曾是富士康产品线的资深员工。谢冠宏曾对媒体表示，万魔的特色是将高级音响中才使用的铍振膜，还有石墨烯等材料加入到耳机产品当中，虽然成本昂贵且工艺难度高，但以前富士康积累的经验让这个团队控制了生产制造。

2013年6月，小米推出一款活塞耳机大受欢迎，市场最低售价为99元，负责设计、生产这款耳机的正是谢冠宏的团队。

除了小米外，亚马逊、阿里、京东、OPPO、努比亚（中兴）、酷我（腾讯）等企业也相继成为谢冠宏的客户，此外，万魔也间接承接华为的订单。

发展至今，万魔声学已是一家同时经营ODM（设计制造）与OBM（自主品牌）业务的声学科技公司。谢冠宏说，如今的深圳早已不是只靠山寨和简单加工的时代了，华为、小米、VI-VO、OPPO，都在比拼品牌，“现在讲自己是照抄、纯代工，人家会笑你”。

2018年7月，万魔声学被深圳市政府评定为“准独角兽”企业。

深圳效率

值得注意的是，万魔声学是一家轻资产公司，只拥有几家工厂的股份，生产制造环节完全交由代工厂。而这些代工厂并不在深圳，大多分布在湖南株洲、山东潍坊等内陆城市。

虽然随着深圳制造成本升高，代工厂逐渐迁到深圳以外，但谢冠宏还是坚持要把公司总部放在深圳，因为他看中的是“深圳效率”。

万魔早期的快速起步离不开资本的支持。创立之初，万魔就获得了小米科技、顺为基金的A轮投资。此后，GIC淡马锡、GGV纪源资本、IDG资本以及盈科资本等知名投资机构相继入局，中金置瀚、国投创合、国投创益、鸿泰基金等政府背景的资本也闻讯而至。

其中，鸿泰基金的出资方就包括深圳市引导基金。深圳市引导基金背后是深圳“创业投资产业链”，这一产业链臻于成熟已历经近二十年：不仅有最成功的政府创投引导基金，最具活力的创投群体以及最具影响力的风险投资论坛，而且还衍生出了为各类“创新要素”和产权交易提供全方位服务的“创新中介服务”产业链。

插上了“资本之翼”的深圳高新产业体系，由此实现制造升级。据《深圳特区报》报道，2018年上半年，深圳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超万亿，已发展成为深圳经济的第一增长点和第一大支柱产业。

回想初到深圳出差时的场景，谢冠宏说，自己一度由于害怕被抢劫而不敢久留，晚上还要住到香港。如今，深圳已成为各类资本聚集、活跃的地方了。

在谢冠宏眼中，最能体现“深圳效率”的其实是员工。万魔有三百余位员工，全部都在深圳，其中研发人员占比52.8%。

这些科技人才的积累也得益于深圳上一个阶段的积累，富士康等制造业巨头培养出一批优秀的工程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一大群电子产业供应链服务商。

而人才之所以愿意留在深圳，没有随着制造业的转移而离开，也与深圳的人才支持政策有关。

据万魔高管介绍，2016年2月，深圳市通过《关于促进科技创新的若干措施》《关于支持企业提升竞争力的若干措施》和《关于促进人才优先发展的若干措施》三项政策。深圳市对高科技企业的补贴以及人才补贴都给予极大支持。

此外，对于这部分高科技人才，深圳市政府推出“凤凰计划”“孔雀计划”，对高阶管理人员则有一系列“节税”政策。

谢冠宏看向办公室的落地窗外，大学城的风光尽收眼底。这是他创业的第六年，谢冠宏称自己从未考虑要把企业和工厂搬到海外，“以前在美国、印度、欧洲都开过工厂，其他地区员工的工作效率都比不过中国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