肾亏的生成:多重建构中的疾病

2020-01-05 11:56刘中一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北京100081
空军军医大学学报 2020年2期
关键词:性功能建构疾病

刘中一(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081)

肾虚是我国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颇高的一个“病名”,民间有“十男九亏”的说法。肾亏的形成机制十分复杂。本文主要从文化学的视角出发,关注的重点不是在医学及生理意义上讨论肾亏的形成机制和医治方案,而是肾亏如何被社会文化以及日常生活伦理呈现以及配置。

1 医学脉络中的肾亏

中医理论认为:肾为先天之本,肾主藏精,肾精通过肾阳(元阳、真阳)蒸化肾阴(元阴、真阴)产生肾气,而肾气则直接关系到人体的生长、发育、生殖和衰老。《素问·六节脏象论》说:“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素问·金匮真言论》说:“夫精者,生之本也。”具体地说,精和从精所提炼出来的气是与生命关系最密切的物质,精和气是生长发育与生殖的物质基础。人体生命力的强弱,生命的寿夭,都在于精气的盛衰存亡。进一步而言,肾中精气的充盛是人具备生殖能力的基本条件,生殖与性过程是肾中精气溢泻的正常活动,生殖功能的健全与维持以及男女性器官正常发育与性功能的维持都有赖于肾气的充盛与调控[1]。

受中医肾藏精观点的影响,中医临床将性与生殖健康方面的病变归之于肾。肾亏在中医诊疗体系中何时成为男性性功能障碍的代名词,确切时间虽不可考,但我国古代医学书籍中确实很早就有了用肾亏指涉男性性功能障碍的记载。如《素问·金匮真言论》就认为:“北方色黑,入通于肾、开窍于二阴,藏精于肾。”《素问·灵兰秘典论》则认为:“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这两句话的意思主要是肾主前阴精窍,总司性事之职。中医临床上经常习惯于把男性性功能障碍等病因归于肾亏或肾虚。如将房事过度产生的临床表现称之为“肾劳”。如《医方考·卷五》记载:“肾者,藏精之脏也,若人强力入房,以竭其精,久之则成肾劳。”甚至认为阳痿乃肾虚不能荣于阴器,故萎弱也。遗精是今肾虚涌制精,因梦感动而泄也。滑精系劳伤肾虚不能藏于精,故因小便而精液出也[2]。在临床之外,中医理论更是进一步认为:肾气不固,封藏无力则阴茎举而不坚、挺而不久、性高潮质量下降、性交难以成功或满意[3]。如果从病史上区分,中医将肾亏分为原发性及续发性两种。原发性肾亏是指患者从有性经验开始就有阳痿早泄的问题,而续发性肾亏是指患者之前曾有过成功的性经验。中医认为,续发性肾亏是肾亏的主流。

与中医不同,近代西医对于与肾亏相关的男性性功能障碍问题则提供了另外一套认知体系。性功能障碍反映男性的性唤起能力不足以引发性高潮或者顺利完成性交。在西医看来,导致男性性功能障碍的因素可能是下丘脑促性腺激素分泌异常,以致血中黄体素上升,睾丸激素低下或无法产生,造成性欲低下或性功能减退。此外,副甲状腺机能亢进易有神经病变,以致供应阴茎血流的血管可能发生阻塞,导致阳萎。总之,在西医诊疗体系中,男性性功能障碍是一种男科临床上的常见病症。从发病机制来看,前列腺炎、糖尿病、高血压、心脑血管等疾病以及外伤等都可能造成男性性功能障碍。因此,男性性功能障碍往往是身体中多种疾病的外显表现,而不是单纯因为肾脏功能受损造成的。换言之,肾只是人体一个普通的脏器,即便一个人肾功能再好,如果得了上述疾病也会或多或少影响男性性能力[4]。

由此可见,中医体系的“肾”与西医体系中的“肾”实际上不属于同一个概念。中医体系中,“肾”是人体生命力的源泉,是人体中几种生理功能的组合,是隐而不见的。西医医疗话语体系中“肾”的概念是源于解剖学的,是人体的一个器官,是可见的。专门负责调节人体内的水分、电解质的平衡,还有代谢废物毒素。进一步讲,中医体系内的“肾”包括很多不属于西医体系所说的“肾”的机能和功能。中医所说的肾是指性功能体系(或单位),并非专指分泌尿液的肾。许多人肾泌尿功能正常,却有性功能障碍,而性功能障碍的人又没有肾脏功能衰退。

2 社会文化结构中的肾亏

某种程度上,疾病的意义是依附在各种医学理论对于疾病的实证研究结果之上,透过对于疾病的各种检查与解释,逐步地建构出一套属于它们的疾病论述。不过,日常生活中的肾亏概念之所以得以出现,不仅是因为得到被视为权威、专业的医学知识的背景的专家支持,而是交织了权力、价值、道德等多种复杂的关系网络所形成的社会文化论述。正如桑塔格认为的那样,“疾病并不只是科学可以测量的生理病变,同时也是患者的体验、科学话语、社会制度和文化观念等共同参与的文化建构[5]。”

第一,肾亏是主流男性气概意识形态建构的结果。主流男性气概意识形态中,男性性功能的强弱往往成为面对性伴侣,甚至面对工作、生活时能否保持自信、自尊的一个重要参考。在传统封建社会,强大的性功能以及个人占有女性资源的广泛甚至是社会建构“成功男性”身份的重要途径。由于直接涉及到繁衍能力的强弱和子孙后代的多寡,男性性能力往往决定了他在各种社会权力格局中的地位、角色和资本占有几率,成为影响他所属的群体能否进入主流社会秩序的重要因素。因此,具有强大的性能力一向被视作男性自信的根本和男性气概的重要表征[6]。也就是说,男性的性能力除了作为生理状况的指标外,更具有政治和文化上的意义。在现代社会中,虽然主流男性气概意识形态不仅崇尚男性需具备包括高大威猛、冒险精神、体格结实等身体形象,但是仍强调男性应该具有性能力强、性欲旺盛等生理特征。一旦男性被异性认定为性无能、性功能障碍,或是性能力衰退,那么他就会被人们界定为缺乏男性气质。由于肾亏者一向被认为是个体生命力脆弱、性欲匮乏和性能力低下的形象,所以肾亏就成了主流男性气概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男性身体的规迫。与此同时,补肾壮阳与“完美性生活”之间的关联性不断地被强化,如果要维护家庭幸福,似乎也绝不能肾亏。

第二,肾亏是人们对“养生”“保健”的健康议题过分关注的结果。民众的健康概念和态度大部分是从大众传媒所再现的健康议题中学习而来。大众传媒具有框架议题、议题设定能力,藉此建构民众心中的健康问题,并引导民众将注意力集中于某些特定的健康议题上[7]。在大众媒体对肾亏的有选择性的报道中,报道的时间数量、版面、体裁、态度等构成了议题的基本框架,媒体关注的热点事件、权威的信息来源、叙事框架形成了肾亏社会形象的重要根基。目前,肾亏与家庭幸福的关联则成为大众传媒对肾亏议题建构的主要关注点,尤其是电视广告中补肾壮阳商品对此话题的连续信息轰炸,增进大众对于肾亏是一种疾病的自觉。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传媒所制造出的理想健康身体形象已经化约为一系列的数据、图表或符号,并强调从个人行为改变出发,鼓励个人通过改变自己的日常生活习惯以获得健康人生,这也是补肾药品和食品在我国常年畅销不衰的主要社会文化基础。另外,从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西方的“荷尔蒙”疗法与药品开始大量传入我国,配合新的“神经”“腺体”与“内分泌”等西医的身体语汇,建构出一个新的药品防病网络[8]。在“科学”养生保健等推动下,传统“补肾”的概念不仅没有消失,反而通过与现代科技合谋,将传统观念和新的身体论述结合在一起,披着科学的外衣(例如荷尔蒙疗法)重新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第三,肾亏是一种自我认同的结果。临床上肾亏更多表现为一种由个体自诉病史来诊断的疾病。肾亏的诊断准则内容并未出现明确的症状或边界,而是依照男性对性活动的主观感受与期待,以及对性刺激的敏感度等因素来判断是否有肾亏。在实际生活中,肾亏更多时候来自于个人的主观感受,对症状的感觉也会依自身的经验而有所不同。心理暗示度较高的人则容易受到不良暗示的影响出现病理性勃起功能障碍。也就是说,不同的肾亏者关于如何认识和理解肾亏与性功能障碍的关联,也都有不同于医学论述的说法,有一套专属于自己的体验和说词。日常生活中,绝大多数男性终其一生都会受到肾亏的影响。多数的男性有着深怕雄风不振的畏惧,处于自我信心不足的匮乏感中。另外,男性之间的交流也会促进形成一种“群体共识”,且这种共识会对男性形成单向的权力关系,直接地影响着男性对肾亏的理解与应对。究其原因,对大部分自我诊断为“肾亏”的人而言,主要的困扰与心理压力来源不仅仅是觉察自己患病的“事实”,也是来自担心被他人所知觉与谈论自己“不幸”罹患肾亏的传言。在这个意义上,肾亏与其说是一种被医学指征所诊断出来的疾病,不如说是一种自我制造出来的疾病。

3 日常生活伦理中的肾亏

日常生活中,普遍大众对于肾亏的恐惧,并不是单单来自于这种疾病自身,更多来自于对病因的解释。在人们的认知中,肾亏常与自慰、性交频繁和无节制导致精液(精)过度流失等有关。由于在中国人的世俗观念中往往将疾病与患者的善恶行为和品性相联系,把疾病视为一种具有强烈的社会、宗教和道德意义的过程和现象[9]。所以,肾亏在日常生活中很容易地被赋予了一定的价值判断和道德意象,将肾亏看作是道德过错和社会惩罚,加上人们对于“异形”身体的刻板印象,使肾亏在社会空间里很容易被附着上越来越多的道德意义。换言之,当社会逐渐将肾亏归责于个人之后,肾亏很容易被简单视为纵欲的结果,所谓道德上的不检点可引起身体上的肾亏。

第一,肾亏成为一种伦理表述。在找寻某种疾病的原因的过程中,患者习惯于把自己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重新连接起来,从而把肾亏的病因和自己的经历联系起来。崇尚生殖和重视子嗣的儒家社会文化对肾亏以及可能导致肾亏的性生活过度等行为都是极度仇视和排斥的。日常生活中,纵欲是引起肾亏或者说性功能障碍的主要原因,“若房事过度,屡泄而不藏,则性欲难得胞精之助,终成无源之火”[10]。由此,肾亏对于绝大多数男性而言,最深的恐惧来源可能是来自于肾亏背后的符号指称和道德意涵。人们不仅担心纵欲对道德观念和机制造成冲击,也担心性生活的无度会导致子嗣传继方面的中断。不仅由于人们往往习惯于把生殖能力和性功能互为混淆,而且男性不育经常被认为是肾亏所致。所以,对肾亏的道德批判和伦理抵制从来没有停止过。很多男性肾亏者面临肾亏的生理变化时,最初就医的动机可能并非来自于自身身体的健康考虑,而是害怕面对来自社会带有道德判断的评价所形成的焦虑。对于肾亏者而言,普遍存在道德歧视的问题,容易将外界对疾病的负面认知和刻板印象内在化,从而导致其病耻感程度加重。在此意义上,肾亏承载着特殊的文化内涵与道德伦理。

第二,肾亏是一种具有特定意义的文化疾病。当我们谈论任何一种疾病时,我们都不是从实验室的角度来谈论致病原因和机体应答,而是在各种社会结构、文化内涵和价值观念的浸润下建构疾病[11]。肾亏是东方文化特有的疾病概念,因此,也只有放在东方文化系统中才能得到理解。肾亏只在中国及印度等奉行东方文化的国家和地区出现,而奉行西方现代医疗体系的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并没有肾亏这么一种病。在东方文化中,人们对待肾亏的态度其实是一种社会文化的投射,肾亏隐喻背后其实隐藏着诸如“因果报应”的隐蔽公式。在这种观念下,肾亏被表述为一种偏离正常社会角色的状态,成为“贪图享受”或“自我纵欲”的代名词。与此同时,现代社会消费主义或医学发展又让我们期待一种理想化的身体观,也就是身体需要停留在最美好的状态而不会改变。这种健全概念排斥了有瑕疵的身体,人们生活在这种社会中,学习了如何放大自己的优势,同时忧伤、恐惧并憎恨自己的弱点,因此带有缺陷的肾亏者只会不断的自我贬低和边缘化。若患者对肾亏者的角色接受度低,导致出现焦虑、忧郁、害怕的情绪,会使性趣更为低落,进而严重影响到性活动的反应与性角色的表达,结果令病患的性生活无法达到满足,甚而影响到婚姻中的亲密关系。反过来,这种状况又会强化肾亏的存在。

第三,肾亏成为一种社会价值系统隐喻。当个体感受身体的异状与不适时,除了关系到健康与否,更大的恐惧可能是来自于疾病背后庞大的符号系统。当肾亏者的身体被贴上“不正常”的标签,个人的身体可能被转化成带有伦理意涵的象征符号,而这些符号甚至可能与特定的社会价值系统作链接。例如, 在网络和媒体中,肾亏被描述为惊恐和焦虑的习惯用语。部分文章直接在标题中将肾亏视作符号,诸如“精神分裂症的‘肾亏心亢’病机探析”“男人肾虚早泄症状的表现及应对方法”等文章标题均有一个共同点:肾亏是一个令人恐慌的敌人,必须立即改变。这种建构的基本模式是通过将社会问题“疾病化”,从而把儒家生活伦理巧妙地转化为“对症良药”。比如,“文化伟哥”难医“政绩肾亏”,透过“肾亏”看“心虚”等说法,均在文字上使用了意象营造,把对失败的恐惧移置到肾亏上,肾亏变成了隐喻,成为表达男性能力不足、失败和力不从心的惯常用语。

4 结语

通过对肾亏形成机制的再现与分析,使我们认识到,肾亏作为一种疾病,在形成过程中受到中医医学知识、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伦理的多重建构。这样的建构使得肾亏在现实生活中的指称已经远远超出了疾病的范畴,而成为一种文化和社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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