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比较与抗逆力建设的内部差异性研究
——以渝东M镇105户易地扶贫搬迁移民为例

(常州大学瞿秋白政府管理学院，江苏常州，213164；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一、文献回顾

作为根治生态脆弱地区贫困问题的政策实践，易地扶贫搬迁包括减贫与生态保护双重目标。关于易地扶贫搬迁的研究，学者们分别从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展开。在宏观层面，研究者重点探讨易地扶贫搬迁的原因、机制及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社会适应问题，主要的分析视角有空间贫困理论[1]、“推—拉”理论[2]、多源流理论[3]与社会文化转型论[4]。在微观层面，学者们通过运用可持续生计视角[5]、多维贫困视角[6]与社区营造视角[7]，分析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生计问题。通过分析搬迁前后贫困人口生计资本的变化情况[8]，研究者认为，易地扶贫搬迁主要从两方面影响移民的生计。首先，易地扶贫搬迁益于提升移民的生计资本，而人力资本对移民生计资本的提升作用最为显著[9]。其次，移民在生计发展上会遭遇差异化需求无法满足、发展能力不足、帮扶责任不够等困境[7]。为应对这些生计困境，学者们认为政府应通过生态补偿[10]、优化资源配置与生产技能知识培训[11]、加大教育投入[12]、产业帮扶[13]、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14]等措施增加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生计资本拥有量，为易地扶贫搬迁移民重新创造一个可持续的生计空间[15]。

综上所述，学术界虽对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生计问题展开了详细论述，但“客体化”“静态化”现象严重。在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发展中，内生能力与外在资源赋予的能力均是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计可持续的关键。现有研究相对忽视了易地扶贫搬迁移民本身的能动性、动态性和关系性，无法充分反映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应对贫困的全貌。以往研究者多关注易地扶贫搬迁移民脱贫过程中的被动性，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他们建设自身抗逆力的能动性。以上研究的未尽之处正是本研究所要努力的方向：将生计能力与抗逆力研究相结合，通过解析生计能力概念的内在结构，以生计能力为研究视角，以渝东M镇105 户易地扶贫搬迁移民为研究对象①，探讨这部分建档立卡搬迁户如何应对困境、建设抗逆力。通过对105户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深度访谈了解到，基于这部分建档立卡搬迁户之间的个体差异性，他们采取了不同的生计策略应对生计困境，即短距离摆动、长距离摆动、混合式摆动[16]。虽然易地扶贫搬迁移民依靠不同的生计策略建设了抗逆力，但发现他们最终建设的抗逆力存在一定差异。那么，这种差异性是如何出现的？本文试图从类型比较出发揭示易地扶贫搬迁移民抗逆力建设的内部差异性。

二、生计能力：抗逆力建设的一种能力结构

生计能力的系统化分析源于脆弱性与可持续生计研究中关于适应能力的探讨。在脆弱性研究中，沃格尔(Vogel)认为适应能力是降低脆弱性的应对能力，是一种长期性、持续性的调整能力[17]。在可持续生计研究中，斯米特(Smit)指出适应能力是系统应对、管理或调整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生计能力[18]。以上两种观点并没有明确区分适应能力与生计能力，而是将适应能力看作生计能力的一种，甚至将其等同于生计能力，认为适应能力是伴随外在环境与制度变迁而进行的被动调适[19]，忽视了行动者重新构建发展路径的主动性。罗伯特·钱伯斯(Robert Chambers)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不同见解，他指出适应能力具有一定的被动性，且指涉范围较窄，并不适合与生计能力混用。由此，罗伯特·钱伯斯(Robert Chambers)明确提出生计能力概念，他认为生计能力是行动者面对脆弱性环境时，积极主动处理、应对冲击并不断利用、创造机会的能力[20]，其不仅指涉行动者的被动调适，更强调他们的主动反抗，是一种单一的内生能力或外在赋予的能力。不过，罗伯特·钱伯斯(Robert Chambers)虽提出了生计能力概念，却没有对生计能力的内在结构进行解析，而是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概念进行研究。这引起后来学者在研究生计能力时或将其等同于行为主体的行动结果[21]，或将其简单化为生计资本[22]，或通过一系列实证研究[23]，以衡量生计能力是否得到提升及如何得到提升。

概括而言，已有的生计能力研究呈现以下特征。首先，生计能力概念的多样化。在微观层面的家庭自主发展方面[24]，研究者认为生计能力是家庭利用已有知识技能获取资源以满足自身发展的能力[25]。在宏观层面的政策赋予方面，学者指出生计能力是政府给予的在土地或住房安置、就业安置及社会保险安置方面的能力[26]。也有学者完全跟随国外研究，将生计能力看作应对脆弱性环境、实现生计可持续的能力[19]。其次，生计能力操作中的简单化与片面化。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研究者将生计能力看成生计资本[27]，通过定量分析以生计资本的变化[28]衡量生计能力的变化[23]。也有学者将生计能力与可行能力结合，某种程度上将生计能力等同于可行能力，并将其视为资本获取能力、就业能力及社会风险应对能力[21]。还有学者指出，生计能力处于一个动态变化过程中，应从整合观、生计资本观及管理观三个层面进行生计能力的动态分析，并将生计能力具体化为资源整合能力、风险控制能力、环境适应能力以及生计创新能力[29]。最后，生计能力提升方面的外助性与被动性。在宏观策略方面，学者们认为应该通过外部力量(制度、政策)创造“授能环境”[30]、改变生态环境[31]、重塑社会空间[15]、提升社会保障支撑能力[27]以提高生计能力。在具体实践中，研究者指出应该通过生态补偿[32]、推进教育改革[33]、提供功能完备的基础设施、职业技术培训[34]、搭建有利关系网[25]等不断提升生计能力。

为完整把握生计能力，在吸收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图重新界定生计能力概念，认为生计能力是一种包含多个组成部分的能力结构。这一能力结构既是行动者自身脑力与体力的结合，也是各种社会关系网的承载。相较于传统意义上的生计能力，此处的生计能力包含两方面的拓展：首先，将生计能力由单一的能力概念转向能力与过程的结合体。其次，不再将通过生计能力应对逆境的行动视为纯粹的经济行为，而是将其放入社会行动范畴中。行动者的生计行动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他们的行动嵌入于宏观的社会结构中，且“不再按照以纯粹自我利益为基础所描述的方式进行，而是受混合性动机的驱动”[35]，同时也受社会关系网中诸多因素的影响。在提出生计能力是一种能力结构后，如何进行生计能力的操作化对于抗逆力的建设至关重要。结合研究目的，本文认为，行动者应对逆境的实质可以视为，在嵌入各种微观、宏观环境的过程中，行动者依靠什么或者能否通过与各种系统之间的交换成功规避风险。正如阿马蒂亚·森在《贫困与饥荒》中对“饥饿”所做的解释一样，他认为“饥饿”的产生实际由交换权利下降导致，即无法通过充分“交换”获取“可供选择的商品组合”，“交换权利不仅仅依赖于自然交换与市场交换，还依赖于国家所提供的社会保障”[36]。通过对阿马蒂亚·森“交换”分析方法的探讨可知，“交换”的顺利展开是实现生计可持续的关键，这要求行动者在自然交换、市场交换及社会交换中拥有较高的交换能力。具体到抗逆力建设，生计能力除包含三种交换能力外，还指涉自主适应与能动转换过程。

自然交换能力是行动者通过向自然界投入资本，以获取自然界物质回报的能力。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在与自然系统互动的过程中，农业生产的规模化与专业化程度成为制约其自然交换能力发展的关键因素。市场交换能力指行动者通过市场机制，在市场交换中直接或间接使用各种资产产权进行交易的能力[37]。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资产产权即他们所拥有的自然资本、经济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产品商品化程度与市场参与程度会制约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市场交换能力的发挥，影响抗逆力的建设。社会交换能力即主体通过利用社会关系网中的各种资本存量与人际信任获取资源的能力，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及其结构对社会交换能力的影响显著。社会关系网络规模的大小可以反映出易地扶贫搬迁移民通过关系网获取社会支持的强弱以及其调动资源能力的大小，社会关系网络结构的合理与否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效用[38]。自主适应与能动转换强调生产性要素的复制与转化过程。自主适应指的是行动者沿着原先的轨迹发展，通过生产性要素的复制与转化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并在当前相对稳定的环境中继续发展。能动转换重在进入新的发展轨迹，即行动者在复制、转化生产性要素的基础上，通过创建新系统，将已有经验和新知识重新组合，从一种稳定状态进入另一种稳定状态。

对于易地扶贫搬迁移民而言，他们首先通过向自然界投入资本，获取物质回馈，以改变自然交换能力。与自然交换的成功意味着他们有足够的能力进入市场，与自然交换的失利表明他们市场支配力的下降，这使得他们无法通过市场购买弥补资源获取过程中的不足。市场交换能力的提升需要持续不断的自然资源供给，自然资源的数量与质量极大影响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市场掌控能力。当市场交换能力不足，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在促进农牧产品商品化的过程中同样会因遭遇风险而影响自身的抗逆力建设。其次，外界力量给予的高效帮扶能够极大提高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市场交换能力，市场交换能力的不断增长又会反向增量他们的资本存量，促使其积极投入社会交换，通过提升社会交换能力获取多样化社会资源。再次，通过与社会系统中其他行动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社会交换能力逐渐增强。在社会交换能力增强的情况下，他们有足够的资本投向自然界，其自然交换能力随之得到提高。最后，自然交换能力、市场交换能力、社会交换能力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三者共同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抗逆力建设。当这三者之间如出现不良耦合，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将面临生计困境，反之，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则会建设高水平的抗逆力。此外，抗逆力建设强调主动适应基础上的积极转换，是一个应对风险的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凭借适应机制应对风险环境，并在自主适应的基础上，通过能动转换建设高层次的抗逆力。所以，自主适应与能动转换之间紧密相关，前者为后者提供基础，自主适应过程中适应结果的良好与否对是否能够更新生活状态进入能动转换阶段产生重要影响[16]。

三、抗逆力建设的类型比较

“抗逆力不是青年人的专利，它是与生命进程相伴终生的生命动力，是各个生命阶段、各种社会人群都有待挖掘的抗力”[39]。这种抗力着重探究主体遭遇逆境时如何抵御风险，如何在适应的基础上进入新的发展状态。由此，现行的抗逆力不同于传统工程学意义上的抗逆力。传统工程学意义上的抗逆力强调压力与回弹，现行的抗逆力则强调多种社会因素共同作用下的转换。在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发展中，建档立卡搬迁户是具有能动性、能不断改变和形塑自身生计策略的社会行动者。即便他们属于“贫中之贫”，但在建设自身抗逆力的过程中他们也是积极的决策者。在关注易地扶贫搬迁移民能动性的同时，也要充分重视这一群体内部的异质性及其生计策略的差异性。因生计能力结构的不同，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分化为三种类型的搬迁户，呈现出迥异的抗逆行动特征，由此建设了三种不同类型的抗逆力。在短距离摆动中，以农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建设了生存型抗逆力；在长距离摆动中，纯务工型搬迁户建设了发展型抗逆力；混合式摆动中，农工共存型搬迁户建设了健康型抗逆力。

(一)以农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②建设了生存型抗逆力

生存型抗逆力指的是，短距离摆动过程中，以农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主要依靠农业生产维持家庭发展。这种类型的搬迁户往往由于家庭劳动力的数量与质量不佳，难以通过“纯外出务工”提升交换能力，也难以通过“半工半耕”在代与代之间形成家庭合力，促使家庭实现长远发展。以农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拥有一定的土地资源，以家庭经营为主，他们通过自主经营与集体经济最大限度提高土地产值，并从事少量非农生产活动。囿于生计能力限制，这部分搬迁户会采取风险规避行为，这制约了他们参与高风险、高收益的经济活动。这种类型的建档立卡搬迁户具有较强的动态性特征，存在转化的可能性。在实际交换过程中，以农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以自然交换与社会交换中的制度性交换为主，辅之以市场交换与社会交换中的关系性交换。对于这部分搬迁户而言，自然交换能力、市场交换能力、社会交换能力以及自主适应与能动转换均较弱，这使得家庭处于较弱的资源配置状态，进而导致以农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处于一种维持型的发展状态。因此，这部分搬迁户的抗逆力建设基于满足基本生存，属于生存型抗逆力。

1.以“小而全”的生产方式增强自然交换能力

在M 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以农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有25 户，这部分搬迁户的家庭劳动力数主要是1～2 人，户主年龄集中在51～65 岁之间，文化水平均为小学及以下。他们青壮年时期曾外出务工，经常从事高强度体力劳动，现多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矽肺病及其他各种慢性病，已不再依靠务工谋生。以农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现平均拥有3～8 亩的土地，在从事农业生产时，他们多依靠自身，很少借助外界力量，交换能力较低。在家庭消费压力不断增大的情况下，为获得更多的增收机会，以农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通过农业的精细化、专业化生产提升自身的自然交换能力。但受限于土地资源、人力资本及外出务工经历，这部分搬迁户在自主适应与能动转换阶段只能以“小而全”的生产方式增强自然交换能力。

在自主适应阶段的农业精细化生产中，以农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冲破“资源依赖”困境，以提升人力资本与种植市场导向的农产品来降低因自然风险产生的消极连锁反应。如他们会参加技能培训活动，种植脆李、中药材等经济作物。除种植业外，3 户以农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还以种养殖业的均衡发展，实现农业生产的半自给自足。精细化农业生产虽短时期内满足了这部分搬迁户的发展需求，但因受限于家庭结构、资源禀赋，其农业生产的精细化程度较低。在与自然界进行互动时，自然交换能力的优势地位不太显现，更易于遭受自然风险冲击。为进一步提升自然交换能力，改变生存状态，以农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由自主适应走向能动转换，积极开展农业的专业化生产。在农业劳动力人口不断向非农行业转移的情况下，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农业生产的专业化与家庭内劳动力务农数量密切相关。家庭内务农人数越多，对农业的依赖程度越高，这不一定有利于促进农业的专业化。以农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中的劳动力均从事农业生产，他们对农业收入的依赖性极强，承受自然风险的能力较弱。这使得这部分搬迁户无法选择高度专业化的生产方式，而是代之以一种“小而全”的低度专业化生产方式，如他们大多会同时种植生产成本低、技术含量低的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专业化生产虽有效地避免了因生产不确定性而带来的自然风险，明显地提升了以农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的自然交换能力，但提升幅度有限。

2.较低的市场参与程度影响市场交换能力提升

在传统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日益降低的背景下，以农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通过改变传统种植方式、加大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以自主经营的方式与市场进行交换，其自然交换能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但对于这部分搬迁户而言，农业收入仍是家庭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他们虽加大了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却仍采取小规模的销售模式。囿于家庭劳动力数量与质量，以农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承受市场交易风险的能力较弱，因此，他们更倾向于选择成本较低的经济作物，如贝母、脆李等。在能动转换阶段，为改变市场交换中的弱势地位，以农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选择加入合作社。合作社介入下的生产模式通过对农产品进行加工以延长产品的保质期，能够快速开辟新的销售渠道或扩大销售规模，增强以农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的市场谈判能力，提高他们农产品的售卖单价，这能够最大程度降低其单独交换的产业风险③。但在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异质性突出的情况下，他们从合作社提供的销售服务中获得的收益是不同的。作为耕地面积小、劳动力数量与质量都不佳的以农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他们虽也以农业生产性投资提升市场交换能力，但受限于家庭结构、生计资本拥有状况、土地经营规模等，其种养殖规模普遍较小，农产品进入市场的程度较低，统一销售获得的收入相对有限，一年的现金收入保持在10 000～20 000 元之间。除出售农产品外，以农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还以劳动力商品化形式提升其市场交换能力，但依家庭劳动力务工时间的长短来看，他们并没有完全进入市场。农闲时，这部分搬迁户会进入短工市场，通过从事“体力活”换取少量现金收入。据这部分搬迁户表示，他们一年从事非农劳动的时间为3～4 个月，每天只能赚取100～180 元的现金收入。

3.以无形人情互动增长社会交换能力

抗逆力是镶嵌在系统—文化之网的动态关系过程[39]，社会交换能力的提升显著地作用于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抗逆力建设。对于以农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而言，他们在社会交往方面更倾向于采取一种依赖自我与不信任他人的自我保护策略。在自主适应阶段，以血缘关系为主的情感性差序格局关系网中，无论是物质交换还是服务交换，25 户家庭都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保持较为密切的互动。在能动转换阶段，以利益渗入下为主的工具性差序格局关系网中，21 户家庭囿于自身资产的有限以及家庭特性，很少与其他行动者产生“金钱”纠葛。这部分搬迁户几乎退出了农村社会中与金钱有关的“借钱”“饮食社交”“送人情”等社交活动，他们表示“我们一般不会找别个借钱，本身有点穷，你就找他帮忙，他们也有点怕。”“请人吃饭，一张桌子就是七八百，一唱歌就是一千块。我们没得钱，就懒得搞，自己靠自己就好了”。“这边的人情送的很大，我们送不起，送的少，对不起人。多的话，我们又没得”。不过，以农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仍会与其他行动者维持积极的无形资源交换，如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等。在情感与利益共同渗入的拟血缘化的差序格局关系网中，5 户以农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通过与安置点村民、迁入地村民“结姐妹”“拜把子”等方式获取了情感支持与就业信息。拟血缘关系的存在不仅改变了以农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的关系结构，还调整了他们的资源配置方式，这对于他们的抗逆力建设而言是一种改变，即他们能够以一种新的方式获取并利用各种资源。

对于以农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而言，首先，他们以“小而全”的农业生产提升自然交换能力，这样的农业生产方式使得他们只能以小规模农产品参与市场交换。在市场交换过程中，农产品的小规模销售与不充分就业无法保证以农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获得足够的现金收入，他们只能以有限的农业生产性投资增强自身的自然交换能力。其次，市场交换中获取的少量收入虽增加了以农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的资本存量，但他们仍缺少最大限度扩展关系网的资本，这促使他们采用无形资源交换的方式增长社会交换能力。社会交换能力的增长能够帮助以农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降低成本、规避市场交换中的风险以及为他们带来少量收入。最后，虽然以农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的自然交换能力提升幅度有限，但仍为他们增长社会交换能力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社会交换能力的有限增长也为他们提供了规避自然风险所需的社会支持。在自主适应与能动转换过程中，以农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的自然交换能力、市场交换能力、社会交换能力均得到提升。囿于提升幅度有限，三种交换能力相互之间的作用力度受限，这种较弱的联结作用最终促使以农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采取自我保护策略，他们更愿意通过依赖自我与不信任他人的方式应对逆境，呈现出一种保守的、产品多样化的且主动性不足、依附性显著的抗逆行动特征，最终提高了生存型抗逆力。

(二)纯务工型搬迁户建设了发展型抗逆力

发展型抗逆力指的是，纯务工型搬迁户通过自主就业维持家庭的正常运行与再生产，但短时期内难以实现健康型抗逆力的建设目标。在发展型抗逆力中，纯务工型搬迁户的自然交换能力较弱，家庭内部没有出现代际整合力。换言之，这部分搬迁户虽拥有少量自然资源，但他们并没有以此为生，而是在第二或第三产业中从事需要一定技术含量的工种。他们通过就业活动不断提升自身的资本转换能力，最大程度促进家庭健康发展。在自主适应与能动转换过程中，较高的市场交换能力与社会交换能力共同作用于纯务工型搬迁户的贫困应对过程，促使他们提高了发展型抗逆力。

1.以自主就业提升市场交换能力

在105 户易地扶贫搬迁移民中，有49 户家庭采取长距离摆动。这部分搬迁户认为摆脱贫困的推力主要来源于非农活动，正如他们所言“种田是发不了财滴”。因此，在家庭劳动力质量一定的情况下，劳动力数量较少的纯务工型搬迁户更倾向于从事非农活动。纯务工型搬迁户多为3人户、4 人户的核心家庭，户主年龄介于25～45岁之间，受教育水平多为初中及以上。这部分搬迁户每年的务工时间为10 个月左右，家中的男性劳动力主要选择在制造、建筑、采掘、交通运输等行业就业，每月的现金收入为7 000～10 000元；女性劳动力则选择在餐饮行业就业，每月的收入为2 000～3 000 元。当在务工地出现“暂时性失业”时，部分纯务工型搬迁户也会摆回迁入地，以从事技术含量稍高的“活路”换取每天200～300 元的现金收入。纯务工型搬迁户的市场交换能力显著高于以农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他们不断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充分利用市场机会，提升自身的市场交换能力。

2.以有限的人情互动增长社会交换能力

纯务工型搬迁户通过灵活维持与拓展各种非正式关系网，提升社会交换能力，获取多样化资源。自主适应阶段，在以血缘关系为主的情感性差序格局关系网中，这部分搬迁户在物质交换与服务交换方面与有血缘关系的人保持较为频繁的互动。与以农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农工共存型搬迁户不同的是，56%的纯务工型搬迁户还会以“人情租赁”的形式将自己拥有的土地资源流转给有血缘关系的人，以维持彼此之间的关系。能动转换阶段，在利益渗入下的工具性差序格局关系网中，纯务工型搬迁户没有很好地经营迁出地的地缘关系网，与迁入地之间的“新”地缘关系还处于探索阶段。因此，他们从地缘关系中获取的“金钱”帮助较为有限。为提升社会交换能力，纯务工型搬迁户在“饮食活动”与“送人情”方面与迁入地、务工地的行动者积极互动，以获取就业信息、换取情感慰藉。在情感与利益共同渗入的拟血缘化的差序格局关系网中，纯务工型搬迁户通过与迁入地、务工地的其他行动者建立“拟血缘”关系，获取多样化资源，提升社会交换能力。在走访中了解到，纯务工型搬迁户LYP 的丈夫2015年因病去世，随后她随同子女外出务工。闲暇时，她也会返回安置点生活一段时间。2017年，在返回安置点居住期间，她认识了同样失去丈夫的纯务工型搬迁户YXL。“前年她老公死的时候在下边整酒了，我就经历过那些嘛，蛮惨的，后来我们就认识了，现在就是蛮好的姐妹。”之后，只要她们回到安置点就会结伴而行。LYP 与YXL 之间的“姐妹”关系说明社会交换倾向于发生在占有相似或临近社会位置的行动者之间，这种关系的存在为她们带来了情感慰藉。对于LYP 与YXL 而言，以“姐妹”称呼建立的关系，不仅将她们置于一种家人关系序列，更使得她们以“姐妹”的名义实现了资源上的互利互惠。

不同于以农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纯务工型搬迁户的生计能力结构中缺少自然交换能力。这部分搬迁户通过自主就业活动提升市场交换能力，市场交换中能动性的就业活动极大地增加了他们的资本存量，使他们有足够的资本维持、扩展迁出地、迁入地、务工地之间的关系网，提升社会交换能力。较为完整的关系网同样为纯务工型搬迁户市场交换能力的增长提供了众多支持，如降低市场成本、规避市场风险、增加收入、加大市场经营性投资等。市场交换能力与社会交换能力之间的良性互动，大大促进了纯务工型搬迁户的发展。他们采取选择性依赖他人策略，呈现出自主性突出的抗逆行动特征。但由于自然交换能力的“缺场”，纯务工型搬迁户最终建设了发展型抗逆力。

(三)农工共存型搬迁户建设了健康型抗逆力

健康型抗逆力指的是农工共存型搬迁户不仅依靠自身顺利实现家庭发展，还积极拓展外部有利资源，提升家庭的发展能力。在健康型抗逆力中，农工共存型搬迁户的自然交换能力、市场交换能力、社会交换能力以及自主适应与能动转换都处于最佳状态。首先，这是因为“农工共存”为混合式摆动的搬迁户带来很强的物质资产与金融资产。其次，基于理性考虑，混合式摆动的农工共存型搬迁户通过家庭内部劳动力的明确分工，提升了家庭内部的代际整合力，实现了短距离摆动与长距离摆动的优势互补。这部分搬迁户既依靠自然资源进行农业生产活动，又积极投入到市场交换与社会交换中。通过利用多样化策略与支持，农工共存型搬迁户实现了家庭由自主适应到能动转换的快速转化，促进了家庭的最优发展。在实际交换中，自然交换、市场交换、社会交换同步进行，自然交换能力、市场交换能力、社会交换能力以及自主适应与能动转换之间相互激荡，共同促成健康型抗逆力建设。

1.以“大而专”的生产方式增强自然交换能力

105 户易地扶贫搬迁移民中，31 户家庭采取混合式摆动。他们多以5 人户、6 人户为主的家庭，甚至还有9 人户的联合家庭，家庭劳动力数量为3～7 人。这部分搬迁户的户主年龄虽与以农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无异，但家中仍有年龄介于25～45 岁之间的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其文化水平多为初中、高中及以上。农工共存型搬迁户每户平均拥有的土地面积为10～40 亩，在从事农业生产或非农业生产时除依靠自身，还会积极寻求外界支持。相较于以农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农工共存型搬迁户在家庭要素禀赋、交易能力方面的优势地位显著，他们通过“大而专”的生产方式增强自身的自然交换能力。

在自主适应阶段，农工共存型搬迁户依靠自身最大限度冲破“资源依赖”困境，以增加人力资源存量与种植大面积市场导向的经济作物降低因自然风险产生的消极连锁反应。如这部分搬迁户中的中老年劳动力与青壮年劳动力都会参加技能培训活动，并种植烤烟、中药材等经济收益较高的作物。除种植业外，有12 户农工共存型搬迁户还以发展养殖业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与以农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不同，农工共存型搬迁户在家庭结构、资源禀赋方面有优势，其农业生产的精细化程度较高，规避自然风险的能力也优于以农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精细化生产虽能够提升农工共存型搬迁户的自然交换能力，但“大”而“不专”的生产方式仍无法最大限度促进他们自然交换能力的增长。农工共存型搬迁户通过流转同村人的土地扩大农业经营规模，由自主适应走向能动转换，展开农业的专业化生产。不过，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专业化生产虽一方面给农工共存型搬迁户带来可观收益，另一方面却也存在自担风险的困境。为规避农业生产风险，农工共存型搬迁户主动加入合作社组织，合作社提供的生产性服务与技术推广服务极大提升了他们的专业化水平，为他们谋求了更长远的发展。农工共存型搬迁户在劳动力数量与质量、资金来源、种养殖规模等方面都高于以农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无论自主经营还是合作经营，都属于一种高度的专业化生产方式，其自然交换能力的提升速度远高于以农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

2.以较高的商品化程度提升市场交换能力

在农产品商品化方面，无论是传统农产品交换还是现代经济作物交换，农工共存型搬迁户都选择以较大规模交换活动换取现金收入。这是因为相较于以农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农工共存型搬迁户不仅拥有较高的劳动力素质，还能够获取较高的非农收入，这满足了他们扩大农业生产的需求。但较大规模的农业生产使得这部分搬迁户更易于遭受市场风险的冲击，为规避风险，急需合作社组织的介入。合作社的介入很好地改善了农工共存型搬迁户在复杂市场体系下既无精力、也无能力关注销售活动，只能听任收购方的现状。作为农工共存型搬迁户的代理人，合作社代表农工共存型搬迁户与收购方进行市场谈判，为他们争取被其他市场主体占据的利润，并节省交易成本，这极大地增加了农工共存型搬迁户的农业收入，提升了他们的市场交换能力。与小户经营的以农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不同，农工共存型搬迁户的生产规模较大，统一销售带来的收入更为可观，一般为每年40 000～90 000 元。此外，农工共存型搬迁户还通过不断加大土地租赁投资、生产资料投资、生产技术投资、劳动力投资等农业生产性投资力度，最大限度提升市场交换能力。

劳动力商品化方面，农闲时，农工共存型搬迁户中的中老年劳动力也会进入城镇的“短工”市场，以赚取较少的现金收入，他们的务工时间与以农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基本一致。这部分搬迁户中的青壮年劳动力则选择外出务工，务工时间为10 个月左右，其工资性收入多为每月7 000～12 000 元。外出务工显著地改变了农工共存型搬迁户的家庭经济结构，使得他们有了新的收入来源。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后，同样改变了家庭的农业生产安排，即农工共存型搬迁户的农业生产劳动逐渐减少，单位劳动报酬却不断增长。这是因为青壮年外出务工收入的不断增加，提升了农工共存型搬迁户资本要素的购买力(如除草剂、除草机、技术产品)，正如研究者所言，“外出务工农民将务工收入投入农业经营活动中，借以获得更高的劳动报酬，这体现了节约劳动的技术变迁逻辑，即农户的动机在于节约农业生产中的人工投入，以便将更多劳动投入劳动力市场中”[40]。

3.以完整的人情互动增长社会交换能力

与其他两种搬迁户不同的是，农工共存型搬迁户拥有较为完整的社会关系网，他们通过拓展各种关系网，提升社会交换能力。在以血缘关系为主的情感性差序格局关系网中，一方面，在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农工共存型搬迁户中，中老年劳动力为外出务工的青壮年劳动力提供了稳定的后盾，使他们能够全身心投入到实现家庭收入的最大化的奋斗中。另一方面，青壮年劳动力也能够为中老年劳动力提供资金支持，为保证他们在农村的稳定生活不断输送各种资源。这部分搬迁户还与血缘关系网中的其他行动者在物质交换与服务交换上保持密切联系。在利益渗入下的工具性差序格局关系网中，农工共存型搬迁户完整地维持着原有的关系网，他们在“借钱”“饮食活动”“送人情”以及其他类似的活动中与迁出地、迁入地、务工地的其他行动者保持积极互动，主动参与各种仪式性活动，以换取现金收入、降低生活成本、获取就业信息、得到情感慰藉等。在情感与利益共同渗入的拟血缘化的差序格局关系网中，农工共存型搬迁户以“姐妹”或“兄弟”等称呼将正式关系或非正式关系转化为一种非正式的“拟血缘”关系，扩展社会关系网的辐射范围，提升社会交换能力。如农工共存型搬迁户ZSG 在进入安置点后就积极参与迁入地的各项事务，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其成功“打入”迁入地的一个“小组织”。据ZSG 所言，他们建立了一个名为“Y 村乱劈柴”的微信群。闲暇时，他们会通过微信群发布一些吃饭、喝酒、打麻将的信息。饮食活动产生的费用通常采取“分摊”方式，他们也会委托一位“会计”定期收取一定的“活动经费”。ZSG 也在该群体内，他总是积极跟随其他成员的步伐，主动参与这个小群体的所有活动。通过与群内其他成员的积极互动，他们之间建立了“兄弟”情谊，ZSG 也在迁入地获得了一些资源，如少量的土地资源、Y 村电厂的不充分就业机会等。

对于农工共存型搬迁户而言，首先，他们“大而专”的生产方式提升了其自然交换能力，这使得这部分搬迁户拥有大量的农产品进入市场进行交换。农产品的大规模销售与此过程带来的就业活动使农工共存型搬迁户获得足够的现金收入，这为其加大农业的生产性投资，增强自然交换能力提供了可能。其次，市场交换中获取的现金收入极大地增加了农工共存型搬迁户的资本存量，使得他们有足够的能力维持与扩展迁出地、迁入地、务工地的关系网，提升了社会交换能力。与迁出地、迁入地、务工地之间完整的关系网能够帮助农工共存型搬迁户降低市场交易成本、规避市场交换风险、增加收入、加大生产性投资的力度。最后，不断提升的自然交换能力为农工共存型搬迁户维持、拓展关系网并提升社会交换能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社会交换能力的极大增长也为他们提供了规避自然风险所需的多样化社会支持。自然交换能力、市场交换能力、社会交换能力之间的良性互动，使得农工共存型搬迁户处于最佳发展状态，其生计能力结构与抗逆力建设之间呈现良性耦合。这部分搬迁户采取更加灵活的、社交性最健康的策略，呈现出组织化、合作化、交换策略多样化、协作主体多元化的抗逆行动特征，建设了健康型抗逆力。

四、结语

从既有的扶贫实践中可以看出，易地扶贫搬迁发挥了重要作用，“搬迁”于移民而言利大于弊。搬迁为移民提供了“摆动”的契机，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迁出地、务工地与迁入地三个中心，通过摆动，他们的交换能力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其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同的移民在摆动过程中找到了适合自身的生存方式，其生产生活范围得到了极大拓展。事实证明，摆动状态更利于移民抗逆力建设，而不同的摆动方式又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其中混合式摆动更能够帮助移民建设高水平抗逆力。为早日实现乡村振兴，应继续致力于家庭抗逆力、社区抗逆力建设。其一，基于易地扶贫搬迁移民所面临的问题与能够承担责任的差异化，政府应对他们进行分类，实施家庭政策时有一定的针对性，这样才能真正激活他们的发展潜力。应鼓励易地扶贫搬迁移民选择最有利的摆动策略，通过多样化生计方式促进家庭形成稳定的风险应对模式，建设高水平的家庭抗逆力，为乡村振兴的实现贡献力量。其二，政府不仅应加大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供给力度，还应充分考虑公共品供给与移民需求之间的契合度，充分挖掘社区的资源蓄积力，加强社区内移民的自治力与合作力，建设高水平的社区抗逆力，如加大移民的技能培训力度、引进扶贫车间、开发特色产业、支持合作社发展等。家庭抗逆力与社区抗逆力的完美呈现能够最大限度激发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创造力，助推乡村振兴早日实现。

注释：

① M 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位于距离M镇1.2 公里远的Y村，起建时间为2014年10月，土地均为流转而来，建房方式为联合统建。在质量把关方面，由Y 村村委会与M 镇政府合力进行。现一期已建房屋12 栋，建房面积25 000 平方米，每套房屋面积106 平方米。结合W县扶贫攻坚的总体要求，M 镇的贫困户搬迁对象必须是W 县常住农村人口且在搬迁方案实施前未享受过任何搬迁政策性补助的建卡贫困户、低保户和居住在高寒边远地区的窎远户等“特类人群”。具体的搬迁条件为：具备高山生态扶贫搬迁的基本条件且自愿搬迁的建卡贫困户以及贫困程度特别深、自身无能力实施搬迁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深度贫困户：(1)家庭成员经专业医疗机构鉴定的重病户或由县以上残联行文认定为重度残疾；(2)现居住偏远窎散，交通、饮水、通信等十分不便，离村级主干道3 公里以上或野生动物危害严重导致农作物损失50%以上；(3)农村无房户和窝棚户或经有关机构鉴定的D 级危房户、遭受重大自然灾害且必须搬迁避让的地灾户。搬迁程序为：M 镇按照“农户申请、村级初提、驻村工作队调查核实、乡镇复查审核、县级复核”“五步走”程序，严把搬迁户的调查登记关、对象审查关、公示公告关，确保对象识别精准、应搬尽搬。在具体搬迁过程中，因为安置点离M 镇比较近，方便宜居，所以政府工作人员只是向符合条件的搬迁户介绍了政府易地扶贫搬迁的相关政策，基本没有向他们做动员工作。经过政策宣传后，符合条件的搬迁户积极申请在安置点购买房屋，房子很快售空。安置点内现已入住移民215 户，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105 户。安置点二期工程于2018年起建，预计2019年完工。2018年6月—9月，前往渝东M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展开实地调研。在相关负责人的帮助下，笔者对安置点中215户搬迁家庭情况进行了初步了解。因本文致力于分析建档立卡搬迁户的抗逆力建设，所以没有访谈非建档立卡搬迁户。本文采取深度访谈的方式展开实地调研，并对105 户建档立卡搬迁户进行了二次回访。

② 王春光在对中国农民进行社会分层研究时，将其划分为8 个阶层，即无业者(没有职业的人)、纯务农者(全部时间用于从事农业活动的人)、以农为主兼业者(一年中务农时间多于非农时间的人)、以非农为主兼业者(一年中务农时间少于非农时间的人)、打工者(被他人雇用了去从事有偿劳动的人)、农村个体户(自己当老板，可能有少量雇工的人)、农村企业主(雇工8 人以上的投资经营者)、农村干部(乡镇和村干部)以及居住在村庄里的其他农村干部。本文关于搬迁户的社会分层借鉴了王春光的社会分层方式，将建档立卡搬迁户分为以农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纯务工型搬迁户、农工共存型搬迁户，以农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拥有一定的自然资源(即土地)，以家庭经营为主，还会从事少量的体力劳动。纯务工型搬迁户虽拥有少量自然资源，但并不以此为生，多在二、三产业中从事需要一定技术含量的工种，如泥瓦匠、司机及厨师等。农工共存型搬迁户既依靠自然资源进行农业生产活动，又拥有某项技术获取其他收入。

③ 产业风险指由于政策变动、环境变化和市场波动等原因，部分经济主体遭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具有客观性、隐蔽性、传递性和可控性4 个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