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二年的转折
——刘宋孝武帝朝初期政治平衡的构建、瓦解与寒人上位

(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一、引言

“寒人掌机要”是南朝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现象，是君主加强皇权的措施，其中涉及政制的演变、寒人的兴起和士族的衰落，对整个南朝历史的演进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沈约认为这一现象的出现始于刘宋孝武帝朝，他在《宋书·恩幸传序》中说：“孝建、泰始，主威独运，官置百司，权不外假，而刑政纠杂，理难遍通，耳目所寄，事归近习。赏罚之要，是谓国权，出内王命，由其掌握，于是方涂结轨，辐凑同奔。人主谓其身卑位薄，以为权不得重”[1](2302)；《南史·恩幸传论》沿袭此说：“自宋中世以来，宰御朝政，万机碎密，不关外司”[2](1943)；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条中，也将宋孝武帝对戴法兴、巢尚之等人委任隆密，作为南朝寒人在政治上兴起的标志[3](172-174)。现代学人也多认同这一说法，如日本学者宫川尚志认为：“寒人对政治权力的欲望与皇帝的意愿，在打压贵族这一点上达成一致，是从宋孝武帝时期开始的”[4](384)；严耀中指出：“中书舍人之职在南朝政权中枢的影响达到高峰，是开始于孝武帝的孝建、大明之世”[5](102)；何德章也说：“文帝后的孝武帝朝，政局大变，寒人成为政治生活中的支配性力量，形成寒人操纵政权的局面。”[6](73)由此可见，古今史家在探讨“南朝寒人掌机要”的现象时，对刘宋孝武帝朝都投入了很大的关注。

诚然，孝武帝在中央利用中书舍人戴法兴、巢尚之等人加强皇权，造成了寒人势力的抬头，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一结果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即位之初，孝武帝也延续了文帝重用士族的政策，并通过人事安排，在中央构架了一个包括甲族、次等士族和皇族的权力结构。但大明二年(458)建平王刘宏、何偃的相继去世以及王僧达被杀，使原有的权力平衡被打破，而以颜竣为代表的次等士族又没能及时抓住机遇，给了孝武帝扶持寒人、重建权力结构的契机。本文将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史料和当时政局，以大明二年为中心，主要考察孝武帝时期寒人在朝中得势的来龙去脉，至于寒人以典签、台使的身份在地方上活跃的现象，则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①。

二、孝武帝朝初期的中央权力结构

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尚德行必重族姓。孝武帝即位之初，并没有马上打压门阀士族，对他们仍然积极笼络，在很大程度上沿用了文帝对待士族阶层的政策。

宋文帝刘义隆是在傅亮、徐羡之、谢晦废杀少帝义符后，被拥立为帝的。元嘉三年(426)，文帝诛杀傅亮三人后真正掌控了朝政。在文帝入奉大统与除傅亮等人的过程中，出自琅琊王氏的王华、王昙首兄弟功绩卓越。文帝曾拊御床感叹道：“此坐非卿兄弟，无复今日”[1](1679)，因此对二人委以重任，史称“时兄弘录尚书事，又为扬州刺史，昙首为上所亲委，任兼两宫”[1](1680)。此后为文帝所重，得参机密的士族代表尚有出自陈郡谢氏的谢弘微、陈郡殷氏的殷景仁和南阳刘氏的刘湛。谢弘微“为黄门侍郎，与王华、王昙首、殷景仁、刘湛等号曰五臣。迁尚书吏部郎，参预机密”[1](1592)；殷景仁“时与侍中右卫将军王华、侍中骁骑将军王昙首、侍中刘湛四人，并时为侍中，俱居门下，皆以风力局干，冠冕一时，同升之美，近代莫及”[1](1681)。据《资治通鉴》记载，当时“宰相无常官，唯人主所与议论政事、委以机密者，皆宰相也，……亦有任侍中而不为宰相者；然尚书令仆、中书监令、侍中、侍郎、给事中，皆当时要官也”[7](3848)。可见这五个出身甲族和次等士族的士人代表，在当时确实为文帝重臣，身居要职，处在政治权力中心。元嘉后期，又有出自庐江何氏的何尚之担任尚书令，“是时复遣军北伐，资给戎旅，悉以委之”[1](1737)。刘劭、刘濬兄弟巫蛊事发之后，文帝有心另立太子，深得文帝信任、有资格参预如此机密事件的大臣也均是士族子弟。徐湛之出自东海徐氏，又是皇室外戚，其母为武帝女会稽长公主，时任尚书仆射，何尚之虽为尚书令，但“朝事悉归湛之”[1](1847)；江湛出自济阳江氏，时任吏部尚书，“与(徐)湛之并居权要，世谓之江、徐焉”[1](1847)；王僧绰更是王昙首之子，“二十六年，徙尚书吏部郎，参掌大选。……二十八年，迁侍中，任以机密。……元嘉末，太祖颇以后事为念，以其年少，方欲大相付托，朝政小大，皆与参焉”[1](1850)。虽然文帝在任用这些士族成员的同时也有过分权的措施②，且自元嘉六年(429)至十七年(440)间，又有彭城王义康在朝中辅政，但这些士族在中央官界担任要职的现象毕竟贯穿了整个元嘉时期，可以看作是文帝重用士族阶层的一个重要表现。除了重用上述与刘宋皇室积极合作的士人之外，对于未能融入新政权的士族，文帝也采取了较宽容的态度。这方面的典型则是谢灵运。谢灵运为东晋名臣谢玄之孙，文帝即位后征其为秘书监。此职为清显官职，东晋以来只授予士族中的精英。但这与谢灵运希望参与朝廷决策的自我期待仍有差距，因此他在任上漠视朝廷制度、肆意妄为。文帝“不欲伤大臣”，对他也只是“讽旨令自解”[1](1772)而已。元嘉十年(433)，谢灵运因在临川内史任上游放无度，又为有司所纠，“廷尉奏灵运率部众反叛，论正斩刑，上爱其才，欲免官而已，彭城王义康坚执谓不宜恕”[1](1777)，文帝最终还是免其死罪，将灵运流放广州。文帝对谢灵运的两次处置可以说十分宽容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其显赫的世家大族身份的重视③。

孝武帝即位后延续了文帝重用士族的政策，但是因为入继大统的过程与文帝不同，故而孝武帝的士族政策也有相应变化。刘义隆原本为荆州刺史，徐羡之、傅亮、谢晦等人杀害了庐陵王刘义真和少帝刘义符之后，统一了朝中意见，选定刘义隆为皇位继承人④，迎其入京，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朝廷与地方藩镇在皇位人选上达成了共识。刘骏的即位过程则相对更复杂。元嘉二十九年(452)七月，太子刘劭和始兴王刘濬巫蛊事发，文帝有心另立太子，被列入候选人的有随王诞、南平王铄和建平王宏。其中，前两人在朝中有强大的政治力量支持。《宋书》记载：“(徐)湛之欲立随王诞，江湛欲立南平王铄，太祖欲立建平王宏，议久不决。诞妃即湛之女，铄妃即湛妹。”[1](1851)而文帝对刘宏又是“宠爱殊常，为立第于鸡笼山，尽山水之美。建平国职，高他国一阶”[1](1858)，“欲立宏，嫌其非次，是以议久不决”[1](1848)。总之，刘骏既没有朝中大臣的支持，又缺少文帝的关爱，原本并没有资格继承皇位。元嘉三十年(453)二月，刘劭弑父自立。这一意外事件为刘骏提供了一个竞争皇位的“机遇”。于是刘骏在江州、雍州势力的拥护下，打着为父报仇的旗号起兵讨逆。虽然在入讨的过程中有不少原来的朝廷官员弃刘劭投奔刘骏，但这更多的是出自对刘劭弑父弑君，有违君臣大义、父子人伦行为的不满。比如，刘劭曾一度想要拉拢的刘诞，在面对刘劭的任命时犹豫不决，其司马顾琛和参军沈正便是以父子君臣之节劝说刘诞与刘骏一同起兵的：“以此雪朝庭冤耻，大明臣子之节，岂可北面凶逆，使殿下受其伪宠。……今正以弑逆冤丑，义不同戴，举兵之日，岂求必全耶。”[1](2446)由建康出奔的江夏王刘义恭在写给刘骏的劝进表中说：“陛下忠孝自天，赫然电发，投袂泣血，四海顺轨。”[1](1646)在这些人看来，刘骏通过讨逆行为彰显出的“孝”和“义”，才是最具号召力和正义性的。换句话说，在决定投靠刘骏一方的官员中，有不少人看重的是刘骏所代表的正义行为，而非刘骏本身。因此，当打败刘劭并登基后，对于原来的朝中大臣而言，特别是在文帝在世时并没有朝中势力支持刘骏的不利情况下，刘骏及其府僚的地方势力色彩以及外来者的身份便显现出来。如果说原来的朝中大臣是“旧人”的话，那么支持刘骏上位的地方势力则可以称作“新人”。也就是说，即位之后，为稳固统治基础，刘骏不仅要延续文帝厚待士族的政策，同时还要处理好新人与旧人之间的关系。

《宋书》说刘骏即位后“臣皆代党”[1](1943)，这里用的是汉文帝刘恒的典故。刘恒本为代王，陈平等人平灭吕氏之后，谋立刘恒为帝。刘恒即位后，立刻封自己的心腹旧臣宋昌为卫将军，领南北军，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护卫京城和皇宫，又封赏了拥立自己为帝的大臣。沈约类比刘骏由武陵王身份即位的过程，将拥立刘骏的旧幕僚称为“代党”⑤。《宋书》又说“世祖旧臣故佐，普皆升显”[1](2465)，这诚然不假。比如孝武帝任故府谘议参军柳元景为领军将军；颜竣为侍中，后又迁吏部尚书；故府司马沈庆之为使持节，都督南兖、豫、徐、兖四州诸军事，镇军将军，南兖州刺史，护卫京畿；故南中郎将典签戴法兴、戴明宝、蔡闲“并为南台侍御史，同兼中书通事舍人。法兴等专管内务，权重当时”[1](2303)。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孝武帝在重用故吏的同时，也考虑到了要平衡士族阶层和旧人势力的利益。这集中体现在孝武帝对谢庄、何偃和王僧达的职位安排上。

谢庄为谢弘微之子，何偃为何尚之中子，均出自名门，且父辈都是文帝重臣，可以看作士族与旧人的代表。孝建年间，颜竣、谢庄、何偃三人轮流担任过掌管文官人事变动的吏部尚书之职。先是孝建元年(454)，颜竣由左卫将军转为吏部尚书，同年又被谢庄代替⑥。十月乙丑，谢庄向江夏王义恭呈上笺文，请求辞职，但并未获批准，直到孝建三年(456)因辞疾次数过多才被免官⑦。随后孝武帝又让颜竣接替谢庄，未拜，适逢颜竣父颜延之去世，颜竣丁忧，遂由何偃接任吏部⑧，直至大明二年何偃去世。

在这三人中，颜竣是孝武帝旧部，元嘉二十一年(444)入刘骏抚军将军府，任主簿⑨，此后又“随府转安北、镇军、北中郎府主簿”[1](1959)。二十九年巫蛊事发后，刘骏虽然未能获得文帝的关注，但颜竣仍然努力为府主造势。《颜竣传》记载：“初，沙门释僧含粗有学义，谓竣曰：‘贫道粗见谶记，当有真人应符，名称次第，属在殿下。’竣在彭城尝向亲人叙之，言遂宣布，闻于太祖。时元凶巫蛊事已发，故上不加推治。”[1](1959-1960)若据这条史料，颜竣向亲人转述谶语似是在他于彭城担任刘骏府佐之时，即元嘉二十五年(448)四月至二十八年(451)三月之间⑩。但在这三年间，文帝并无废立太子之意，颜竣也没有理由冒险散布流言。因此，很可能是二十九年巫蛊事发之后，颜竣揣摩形势，才设法将谶语宣布开来，让文帝得知。事实上，《高僧传·释僧含传》也记载了这件事，但将僧含对颜竣传达谶语的时间系在后者随刘骏转镇寻阳之时，即元嘉二十八年六月之后，从时间上看更符合常理，且僧含还特意嘱咐颜竣不要散布出来⑪。但颜竣显然意识到了这条谶语的政治宣传价值，于是挑选时机为刘骏造势。颜竣的这一举动，显然是利用了文帝崇佛、信奉佛教徒灵异神通的心理。元嘉时期是刘宋乃至南朝佛教的一个兴盛期，汤用彤称：“宋代佛法，元嘉时极有可观”，又说“南朝佛法之隆盛，约有三时。一在元嘉之世”[8](232,231)。这与文帝对佛教的信仰和大力扶持密不可分。据史料记载，文帝曾为太子刘劭、南平王铄和湘东王彧延请高僧为师，让他们从小受佛教熏陶。对法愿、玄畅、净贤尼等僧尼的预言、神通，文帝也十分惊异、叹服⑫。基于这两方面因素，在文帝有意另立太子，而刘骏既无朝中支持又不得文帝宠爱的情况下，倘若有高僧以神谕为名支持刘骏，多少会对文帝的选择产生影响。因此颜竣才另辟蹊径，在摸透文帝心理的基础上通过积极散布谶纬之说为刘骏营造声势，可谓煞费苦心。而文帝“不加推治”，一方面可能是无暇顾及，另一方面则很可能是出于崇佛的心理，对如何处理此事犹豫不决。刘骏入讨时，颜竣更是总管军府内外事务，起草檄文，并于刘骏卧病不能理事之际，出入刘骏卧室，独自处理各项军机大事⑬。正是因为颜竣在军府中深得刘骏信赖，并为刘骏夺取皇位立下汗马功劳，故而在孝武帝即位之初，首先需要倚靠故吏的时候，颜竣才会得到重用，他在掌管吏部期间也得以真正握有实权。《宋书》记载颜竣在吏部尚书任上“留心选举，自强不息，任遇既隆，奏无不可”[1](1960)，其为孝武帝所倚重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相形之下，虽然谢庄也曾在刘骏入讨时为其修改过檄文，并遣使与刘骏通信⑭，何偃之父何尚之也曾保护过在京邑的三镇士庶家口⑮，但是谢庄与刘骏单纯的文字之交，自然比不上刘骏对颜竣的军务倚重，而且谢庄、何偃在元嘉时期与做藩王的刘骏并没有直接交集，他们被选为吏部尚书更多是凭借出身名门和文帝旧臣之后的双重身份。因为与孝武帝缺少必要的故旧之情，他们在吏部尚书任上难以真正行使人事任免权，故而才有谢庄在任时“意多不行”[1](1960)的情况出现。《宋书》又说：“竣容貌严毅，庄风姿甚美，宾客喧诉，常欢笑答之。时人为之语曰：‘颜竣嗔而与人官，谢庄笑而不与人官。’”[1](1960)所谓“不与人官”，恐怕正是权力有限的真实写照。这种情况在何偃身上也有体现：“及偃代竣领选，……竣时势倾朝野，偃不自安，遂发心悸病，意虑乖僻，上表解职，告医不仕。”[1](1608)而在谢庄、何偃担任吏部尚书期间，颜竣的官职是丹阳尹⑯，为京畿地方长官，地位重要，“其职掌以执掌兵权、掌治民政、荐举任用与掌刑政诉讼为主，并参预朝政”[9](41)，东晋以来往往权力极大。温峤曾说：“京尹辇毂喉舌，宜得文武兼能”[10](1787)，晋安帝时“丹阳尹卞范之势倾朝野”[1](1523)，随后又有“丹阳尹刘穆之权重当时”[1](1523)。对比之后便不难发现，孝武帝对颜竣、谢庄、何偃三人的职位安排有着特殊的含义：颜竣为孝武帝旧部，故在新政权中无论是吏部尚书还是丹阳尹任上都手握实权。而为了巩固统治基础，平衡世家大族和文帝旧臣的利益，孝武帝又让谢庄、何偃交替担任吏部尚书，但又不授予实权。换句话说，孝武帝任用谢庄、何偃，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姿态。

王僧达在孝武帝政权中的位置也与谢庄、何偃相似。王僧达不仅拥有琅琊王氏这一侨姓第一大族的高贵身份，更是王弘之子、王僧绰从弟，后二者在元嘉前期和末期都是为文帝信宠、显赫一时的重臣。元嘉三十年五月，刘骏于新亭即位后不久，便封王僧达为尚书右仆射，有心利用其号召力拉拢士族阶层和文帝旧臣。平灭刘劭后，孝武帝转王僧达为南蛮校尉，欲借王僧达分荆州刺史刘义宣之权。义宣拒绝内调，故又转为护军将军⑰。据《宋书·百官志》，护军将军“掌外军，……主武官选”[1](1247)，还有权调动所有地方长官统领的军队[11]，权力极大。王僧达在元嘉时期与刘骏也没有直接交集，虽在刘骏讨逆时有归顺之功⑱，但是以孝武帝的猜忌性格，以及他在即位初期重用故吏的用人策略来看，是不可能将如此重要的职位交给一个之前自己并没有接触过的人的。事实上，在王僧达转护军之前，孝武帝已安排了自己的亲信柳元景为领军将军⑲。领军将军职掌全部中央军，同样掌管武官人事，且地位较护军将军更高，可以通过护军将军调动地方军队[11]。也就是说，孝武帝本意是想通过柳元景掌控天下兵权，王僧达的护军之职不过是虚衔，他所起的作用与名义上同颜竣轮流掌管吏部的谢庄、何偃一样，不过是为了平衡世家大族和文帝旧臣在新政权中的利益而已。也许是出于名门望族对武职的不屑，也许是意识到自己在任上注定没有实权，总之王僧达面对护军将军的任命自觉“不得志”[1](1952)，再三上表请辞。这不仅冒犯了孝武帝的威严，更阻碍了他对朝中各方力量平衡的构架。于是孝武帝一开始并没有同意，对王僧达反复陈词的行为也“甚不说”[1](1954)，但最终还是转王僧达为吴郡太守。孝建元年正月甲辰，孝武帝又试图以何尚之领护军将军，但同年九月丁酉，何尚之也主动辞职。此后孝武帝便索性不再以士族任此职，而是以皇室成员刘彧、刘延孙等人出任，加强了军队系统中的皇室力量。

在新政权中，除了孝武帝的故吏与文帝旧臣力量外，皇族宗亲也必然占据一席之地，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江夏王刘义恭、竟陵王刘诞和建平王刘宏⑳。如果说贵为刘骏叔父的义恭是宗室长辈代表的话，那后两者则是刘骏同辈兄弟的代表。关于义恭和刘诞之于孝武帝政权的功绩和地位，笔者另有专文探讨，此处着重分析刘宏其人。今《初学记》卷十四载有刘骏作《建平王宏冠表》，刘骏入讨时，“先尝以一手板与宏，宏遣左右亲信周法道赍手板诣世祖”[1](1859)。从这两个细节可以想见兄弟二人平素应当交往不浅。孝建元年义宣之乱时，刘宏与义恭、刘诞三人是仅有的得入六门、护卫宫廷的皇族㉑。然而与义恭和刘诞在讨伐刘劭和平定义宣之乱中都立下了切实的功绩不同，据现有材料看，刘宏在两次事件中，始终处在核心决议层之外，更没有提出关键性意见。这或许与他“少而闲素，笃好文籍”[1](1858)的性格有关。在孝武帝朝，刘宏虽贵为尚书左仆射、中书监，但所上表奏讨论的多是与实际政事较远的礼法问题。《宋书》共记载了六次有刘宏参加的礼制讨论，其中五次孝武帝都最终同意了刘宏的意见，可见孝武帝对刘宏的信赖。特别是在刘骏开始猜忌功劳过高的刘诞，并于孝建二年(455)十月将他调离京城出任南徐州刺史后，对“为人谦俭周慎，礼贤接士，明晓政事”，又无意实权的刘宏，孝武帝才会“甚信仗之”[1](1859)，刘宏也代替刘诞成了朝中刘骏同辈兄弟的唯一代表。

通过孝武帝即位后的一系列人事安排可以发现，故吏、文帝旧臣和皇室成员三方力量构成了孝武帝朝初期的中央政治平衡。在文官人事任免方面，孝武帝安排了颜竣与谢庄、何偃的组合，武官任免和军权方面则是柳元景与王僧达、何尚之的组合(虽然这方面的组合并不如前者顺利)。颜竣、柳元景为刘骏故吏、次等士族，谢庄、何尚之父子、王僧达则是文帝重臣或重臣之后，同时又是门第显赫的世家大族。这样，孝武帝便在表面上延续文帝重用士族政策的同时，又平衡了故吏与文帝旧臣之间的利益关系。但在实际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则是颜竣、柳元景掌握实权，谢庄、何偃、王僧达只是陪衬。再加上名义上的当朝首辅刘义恭和刘骏信任的建平王宏，朝廷内部形成了一个三方人员相对平衡的局面，有利于维护新政权的统治基础与稳定。

三、政治平衡的瓦解与寒人上位

孝武帝通过周密的人事安排，构建了一个相对平衡的中央权力结构，平衡是其致力于经营新的政权架构的重要原则。其间虽然经历了义宣之乱这样严重威胁到刘骏皇位的地方叛乱，但是在朝廷内部，始终没有发生激烈的权力争夺，士族与皇族、刘骏故吏与文帝旧臣虽偶有小的摩擦，但基本上做到了平稳共处。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这个平衡的结构，孝武帝是想继续维持下去还是伺机进行调整，我们无从得知。但是大明二年发生的几起事件，却给了孝武帝打破平衡、重建权力运转模式的机会。

首先是大明二年三月丁未，建平王刘宏因病去世㉒，时年二十五，谥号宣简。刘宏的死使孝武帝“痛悼甚至”，他不仅“每朔望辄出临灵”[1](1860)，还亲自为刘宏撰写墓志铭。在墓志中，刘骏高度评价了刘宏在朝中的地位，称他“管机凝务，端朝赞契。召辉才融，士颖风折”[12](2476)。孝武帝又就刘宏之死专门给颜竣下诏，在诏书中表达了自己原本对刘宏的期望。他说：“宏夙情业尚，素心令绩，虽年未及壮，愿言兼申。谓天道可倚，辅仁无妄”，接着又抒发了自己沉痛惋惜的心情：“岂图祐善虚设，一旦永谢，惊惋摧恸，五内交殒。平生未远，举目如昨，而赏对游娱，缅同千载，哀酷缠绵，实增痛切。”[1](1860)悲伤之情真实可感。痛悼刘宏，与大明六年(462)哀悼殷贵妃，恐怕是孝武帝一生中难得的两次真情流露㉓。刘宏的死使孝武帝在朝中失去了同辈兄弟的代表，但毕竟皇族中还有刘骏的叔父江夏王刘义恭在朝，故而对于原有权力结构并没有太大冲击。

然而就在刘宏死后仅仅两个月，吏部尚书何偃又于五月戊申去世㉔，这件事比刘宏去世带来的影响要大得多。虽然如前所述，在孝建年间，何偃的实际权力远不如颜竣，且有过避让颜竣的行为，但是在孝武帝的特殊宠遇下，何偃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牵制颜竣的作用，并表现出积极配合新政权的态度。这是孝武帝对属下权力的再平衡、相互牵制。孝武帝即位后，何偃与颜竣同样拜为侍中㉕。侍中之职“掌奏事，直侍左右，应对献替”[1](1238)，正体现了孝武帝对何偃“亲遇隆密，有加旧臣”[1](1608)。这里的旧臣指刘骏做藩王时的故吏，自然也包括颜竣在内。这种待遇让直接参与了刘骏夺取皇位过程并立下大功的颜竣十分不满，史称：“竣自谓任遇隆密，宜居重大，而位次与偃等未殊，意稍不悦。”[1](1608)两人的矛盾到了何偃代颜竣居吏部时更加激化，“竣愈愤懑，与偃遂有隙”[1](1608)，于是才有了何偃对颜竣的避让。而颜竣对何偃的敌意也恰恰从反面证明了孝武帝对何偃的信赖，后者在孝武帝构建的权力平衡中并不仅仅只是一个大族与文帝旧臣的象征。孝建三年，王僧达上表辞太常之职，“僧达文旨抑扬，诏付门下。侍中何偃以其词不逊，启付南台”[1](1957)，王僧达因此被免官。何、王二人因具备相同的象征性身份，而被孝武帝选中，后者自矜门第，对孝武帝采取不合作态度。当刘骏表现出不满、意欲惩治僧达时，何偃适时地站出来弹劾僧达，正体现了他对孝武帝的主动配合。正是因为何偃既具有双重的象征性身份，又能对新政权采取积极配合的姿态，所以当他去世后，孝武帝才会“临哭伤怨，良不能已”[1](1609)。更有意味的是，孝武帝还专门以诏书的形式，将自己对何偃的怀念传达给曾经与何偃发生过冲突的颜竣，这多少透露出之前二人的冲突有孝武帝有意为之的因素。即便是何偃去世，刘骏也要借机敲打颜竣，提醒他不可有专权之心。

就在何偃去世一个月后，孝武帝作出了一项重要决定：分吏部尚书为两人㉖。对此，沈约解释为：“上时亲览朝政，常虑权移臣下，以吏部尚书选举所由，欲轻其势力”[1](2173)，这诚然不错。但是从孝武帝事后给江夏王义恭的别诏中，我们还可以读出更多信息。在这份有着很强私密性的诏书中，孝武帝首先坦言吏部尚书手握“与夺威权，不宜专一”[1](2174)，改革势在必行，但是又为没有合适的人选而发愁。他说：“设可拟议此授，唯有数人，本积岁月，稍加引进，而理无前期，多生虑表，或婴艰抱疾，事至回移。”[1](2174)考察此前担任过吏部尚书的大臣，此处所言“唯有数人”，无非是指颜竣、谢庄、何偃三人。所谓“婴艰”，指的是孝建三年颜延之去世，颜竣丁父忧未能赴任吏部尚书之事；“抱疾”则是指孝建元年十月起，谢庄便多次上表托疾辞职，委婉地表现出不合作的态度。于是孝武帝钦定的且肯为孝武帝所用的人选便只剩下何偃一人。如今何偃去世，刘骏在惋惜的同时也必须解决吏部改革的问题。他对义恭说：“会何偃致故，应有亲人，故近因此施行”[1](2174)，明确承认何偃的死是自己推行新举措的契机。按照孝武帝的计划，他原本是要降低吏部尚书的品级，使这一职位不再由门阀贵族把持，最终逐步转移到门第较低的士人甚至寒人手中，但这一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分置吏部尚书便是一个较平稳的过渡计划。他说：“弥觉此职，宜在降阶”，“直铨选部，有减前资”，“兼常之宜，以时稍进，本职非复重官可得，不须带帖数过，居之尽无诒怪”[1](2174)，便是这个意思。于是孝武帝以“(谢)庄及度支尚书顾觊之并补选职”[1](2175)。吴郡顾氏虽为江东大族，但门望毕竟较陈郡谢氏尚低一等，孝武帝一方面沿用谢庄，另一方面又以门第相对较低的顾觊之与谢庄并居吏部，正是为了落实他所说的“直铨选部，有减前资”，即降低以前认为任吏部尚书所需要的资望。孝武帝由此迈出了打破平衡的第一步。

何偃之死的影响尚不止于此。《宋书》评价何偃“善摄机宜”[1](1608)，即是说他善于根据时宜相机行事，这也正是他能够成为主动迎合孝武帝的门阀士族代表的原因。何偃死后，孝武帝虽然以谢庄接替其职位，但是谢庄“顺人而不失己”的处世态度㉗，事实上并不能使孝武帝充分利用其世家大族的象征性身份，也就是说谢庄并不能实际代替何偃的职能。何偃的死，使原有的平衡结构继缺少了建平王刘宏之后，又出现了一个更大的漏洞。这时孝武帝面临着一个抉择：是继续寻求合适的人选来取代何偃，还是舍弃门阀大族，对原有权力结构做更大程度的调整？从孝武帝处理王僧达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倾向。

王僧达在进入孝武帝政权之后，多次表现出了强硬的不合作态度，如孝建元年和三年两次上书辞职，有过多次不法行为，被刘穆之孙刘瑀弹劾为“荫籍高华，人品冗末”[1](1310)，又轻视皇亲路琼之，惹得孝武帝生母路太后怒骂“我终不与王僧达俱生”[2](575)。大明二年八月丙戌，在“僧达屡经狂逆”的情况下，“上以其终无悛心，因高阇事陷之，……于狱赐死”[1](1958)。所谓“终无悛心”，实际是指王僧达未能完全臣服于皇权，他狂傲的言行也多次触犯了皇权的威严，这是孝武帝绝对不能容忍的。沈约在《宋书·自序》中说：“至于臧质、鲁爽、王僧达诸传，又皆孝武所造。”[1](2467)臧、鲁二人为国家叛臣，孝武帝亲自为这三个人作传，显然是将王僧达也归入了大臣们的反面典型，希望以此对臣属起到警示作用。王僧达的死，究其原因在于他自矜门第，没有意识到门阀政治在刘宋朝已不可能重现。他锋芒毕露的不合作态度，不仅为自己以及琅琊王氏带去了消极后果，更使孝武帝决定打破平衡，在权力组织建构中舍弃世家大族阶层，不再寻求何偃的接替者。

何偃去世、王僧达多次藐视皇权最终被杀、谢庄退身自保的局势，原本给了以颜竣为代表的次等士族争取更多参政名额的好机会，但是他们没能把握住这个机会。当时政治才能出众、善吏治的几个次等士族代表都不同程度地触犯了孝武帝，并在大明二年前后遭到了孝武帝的严厉打压。首当其冲的便是权倾一时的颜竣。颜竣的政治才能毋庸置疑，但孝武帝即位后，他没能及时调整自己的定位，仍以当初故吏-府主的关系去处理如今的君臣关系。元嘉末年刘骏势单力孤之时，颜竣尽心尽力为其出谋划策，关系自然和谐。而即位之后，刘骏最关心的是如何树立皇权不可侵犯的威严。此时颜竣仍然“藉蕃朝之旧，极陈得失”，对刘骏“谏争恳切，无所回避”，自然引得刘骏“意甚不说”[1](1964)。大明元年(457)，孝武帝出颜竣为东扬州刺史，已是略示惩戒。但颜竣仍未醒悟，“每对亲故，颇怀怨愤，又言朝事违谬，人主得失”[1](1965)。于是大明二年孝武帝指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借王僧达案弹奏颜竣。奏文中称说颜竣“窥觇国柄，潜图秉执”[1](1965)，这虽然有罗织罪名之嫌，但也不是没有一点根据。颜竣确实曾经表示过，他要“赞务居中，永执朝政”[1](1964)，而这种私心对于极力打压臣属独立人格的孝武帝来说，也是不能容忍的。面对孝武帝的责罚，颜竣“频启谢罪，并乞性命”[1](1966)，这反而激怒了孝武帝，认为颜竣是“过烦思虑，惧不自全，岂为下事上诚节之至邪”[1](1966)。说到底还是在颜竣怕死的态度中看到了他的私心㉘，颜竣也终于在大明三年(459)被孝武帝杀害。

除颜竣外，遭到孝武帝打压的次等士族尚有周朗和沈怀文。周朗出自汝南周氏，孝建元年曾上书指斥时弊，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风俗等各个方面，并提出了相应的补救措施，沈约称赞他“辩博之言，多切治要”[1](2106)，也是对他政治才能的高度肯定。但周朗在文章中批评皇室的言辞过于严厉，如他说皇族“空散国家之财，徒奔天下之货，而主以此惰礼，妃以此傲家，是何糜蠹之剧，惑鄙之甚”，又说“侈丽之原，实先宫阃”[1](2097-2098)。他还在文章最后高傲地说：“陛下若欲申常令，循末典，则群臣在焉；若欲改旧章，兴王道，则微臣存矣。”[1](2101)目无他人，犯了露才扬己的忌讳，被孝武帝疏远，后出为庐陵内史，于大明四年(460)被杀。沈怀文出自吴兴沈氏，“与颜竣、周朗素善”[1](2104)，也多次因直谏忤旨。孝建元年六月戊子，江夏王义恭上表请省录尚书。这本是孝武帝平定义宣之乱后削弱王侯的一项举措，义恭上表不过是形式而已，沈怀文却不合时宜地奏上了反对意见。大明二年，孝武帝又欲依古制置王畿。此举据户川贵行考证，是孝武帝在无力收复北方失地的情况下，确立自己正统地位的礼制改革之一，代表了两晋时以洛阳为中心的天下观向以建康为中心的天下观的转变[13]。但沈怀文又上书反对。此后他还多次针对孝武帝的政策提出不同意见。孝武帝曾对沈怀文说：“竣若知我杀之，亦当不敢如此”[1](2104)，即是借颜竣之死恐吓、压制沈怀文，以树立自己不可冒犯的威严。

当孝武帝放弃了世家大族，又对一些次等士族施加恐怖打压，至此，孝建初年构建的中央权力平衡结构已完全被打破，孝武帝需要引进新的力量辅佐自己，且这一新力量要比士族阶层更好掌控、更有利于自己强化集权。于是在这一形势下，以戴法兴、戴明宝、巢尚之为代表的寒人势力，在孝建初期进入中央官界之后逐渐获得了“掌机要”的契机。

关于寒人掌机要的原因，唐长孺和日本学者宫川尚志、川胜义雄三位先生都有过经典论述。三人都认为寒人恩幸在中央的崛起，与南朝货币经济的快速发展、商人势力的兴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还指出东晋以来官分清浊的现象，使贵族主动放弃处理政务，实际权力逐渐转移到具有才干的寒人手中㉙。这些观点已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另外，孝武帝之所以任用寒人，正如沈约所说，是考虑到他们“身卑位薄，以为权不得重”[1](2302)。寒人地位低下，没有皇族和士族的身份优势，只能依附于皇权，故而易于掌控，这也是皇帝专权之后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和结果。诚然，经济因素、寒人自身文化素养和实际能力的提高、皇帝加强皇权的意愿，这些都是寒人进入中央政界的必要条件。但是，寒人在中央取代贵族操控政权，毕竟是南朝以来政制的一大变局，在各方面必然性因素都已具备的情况下，朝中恩幸寒人和孝武帝都还需要一个合适的时机。

孝武帝即位之初，便任命曾经的府吏戴法兴、戴明宝、蔡闲为南台侍御史，兼中书通事舍人，史称“法兴等专管内务，权重当时”[1](2303)。但考虑到当时颜竣、何偃、刘义恭、刘诞等人均在朝担任重职，戴法兴等即便“权重当时”，恐怕也难以达到“掌机要”的程度。事实上，直到大明二年，这些已进入中央官界的寒人才迎来了更好的分享权力的机会。

在即位后的前五年里，以强化皇权为核心，孝武帝在中央军政制度和地方州镇制度方面，推行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改革措施。前者如省录尚书事、改编中央军、裁抑诸王车服制度等，后者如分割荆扬二州、罢南蛮校尉府、推行雍州土断等。同时，孝武帝还先后镇压了刘义宣之乱和刘诞之乱。对外方面，与北魏恢复了通商互市，在改善关系的同时，又鼓励境内百姓养马，做好积极防守。通过这些改革，孝武帝基本上完成了稳定元嘉末年政治乱局的任务，消除了地方州镇上的不稳定因素，并将朝政大权和军队高度集中在自己手中。大明元年十一月戊申，江夏王刘义恭奏上《请封禅表》，以祥瑞频现为由请求孝武帝封禅。义恭向以曲意迎合、善于附会著称㉚，此次上表自当是揣摩孝武帝心思后的举动。这是孝武帝朝第一次大臣奏请封禅。在时间点的选择上，除了要有祥瑞出现外，此时政局稳定、皇帝统治地位稳固才是更重要的。要之，大明二年之时，孝武帝羽翼已丰，他有足够的底气推行任何一项改革方案。

大明二年，孝武帝先是“封法兴吴昌县男，明宝湘乡县男，闲高昌县男，食邑各三百户”[1](2303)，同年，皇太子刘子业始出居东宫。随后，戴法兴“转员外散骑侍郎，给事中，太子旅贲中郎将”[1](2303)。《宋书·戴法兴传》在戴法兴转职之后接以寒人参掌政权的记载：“世祖亲览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无所委寄。法兴颇知古今，素见亲待，虽出侍东宫，而意任隆密。鲁郡巢尚之，人士之末，元嘉中，侍始兴王濬读书，亦涉猎文史，为上所知，孝建初，补东海国侍郎，仍兼中书通事舍人。凡选授迁转诛赏大处分，上皆与法兴、尚之参怀，内外诸杂事，多委明宝。”[1](2303)《南史》所记同《宋书》。参照史书前后文，这里所说“虽出侍东宫，而意任隆密”，即当指戴法兴迁太子旅贲中郎将之后的情况。《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八“大明二年”条，更是在“多委明宝”之后，加上了“三人权重当时”[7](4108)六字，是对《宋书》《南史》中对应的记录做了时间上的调整。古今学者多将这三则材料看作证明孝武帝朝寒人掌机要的直接证据，但往往忽视了这一现象出现的时间点。三部史书均将戴法兴等人受宠掌权放在大明二年内，特别是《资治通鉴》，通过调整“三人权重当时”六字的位置，一方面强调了大明二年这个时间点，另一方面也消除了《宋书》《南史》在孝武帝刚即位时便记载“法兴等专管内务，权重当时”而可能引起的误解。这样看来，大明二年便成了考察寒人掌机要的一个关键。在这一年，随着刘宏、何偃去世，王僧达被杀，以及此前以颜竣为代表的次等士族多次触犯孝武帝，之前的中央权力平衡完全瓦解。孝武帝放弃大族、打压次等士族的举动，给了以戴法兴为代表的寒人绝佳的获取权力的机会。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即便在多重因素的促使下，以大明二年为契机，出现了寒人掌机要的现象，也不宜过分夸大寒人自身的因素。因为他们在中央的政治进身，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上述多重因素的交互作用，大族和次等士族在原有权力结构刚刚出现动摇的时候，都未能及时迎合孝武帝以为自己的阶层谋求更多利益，反而因王僧达和颜竣等人的行为，先后丧失了继续辅赞朝政的资格，使得第三方的寒人势力成了实际受益者㉛。

四、结论

出现在刘宋孝武帝朝的“寒人掌机要”是南朝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它的出现是多重因素相互叠加的结果，而大明二年则是考察这一现象的一个关键时间点。

孝武帝即位之初，一方面要延续文帝重用士族的政策，另一方面又要协调自己的故吏与文帝旧臣之间的利益关系，于是通过精心的人事选择，在掌管文官仕进的吏部尚书位置上，安排了颜竣-谢庄-何偃的组合，在掌管兵权和武官任免的领军将军及护军将军职位上，安排了柳元景-王僧达-何尚之的组合。颜、柳二人为刘骏做藩王时的故吏，又是次等士族，谢庄、王僧达及何尚之父子为文帝旧臣或旧臣后代，同时又是门阀大族，再加上江夏王刘义恭和建平王刘宏这样的皇室代表，于是孝武帝在中央构建了一个包括甲族、次等士族和皇族在内的相对平衡的权力结构。大明二年是孝武帝朝的一个转捩点。在这一年，刘宏、何偃相继去世，特别是何偃的死，对孝武帝震动很大，以此为契机，孝武帝分吏部尚书为两人，迈出了打破平衡的第一步。不久王僧达又因多次表现出强烈的不合作态度而被孝武帝杀害，这代表着孝武帝在新的权力结构中不再试图寻找能接替何偃的人选，放弃了门阀大族。同时，以颜竣、周朗、沈怀文为代表的次等士族也因为屡次直言进谏，遭到孝武帝打压。在这一系列事件的相互作用下，地位低下、易于掌控的寒人反而得到孝武帝的有意扶持，成了实际的利益获得者。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出现了戴法兴、戴明宝、巢尚之三人“权重当时”，即寒人掌机要的现象。

注释：

① 有关寒人任典签的研究，可参看越智重明：《典签考》，《东洋史研究》1955(13-6)，第30-40 页；周兆望：《南朝典签制度剖析》，《江西大学学报》1987年第3 期，第31-37 页。另外，田余庆以刘裕、孙恩为例，论述次等士族掌握兵权；祝总斌指出“南朝领军将军下属有外监、制局监，掌兵器、兵役，多以寒门充任，一度得皇帝信任，权力膨胀，‘领军拱手而已’”，亦涉及寒庶阶层的上升，皆可参看。见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8-314 页；祝总斌：《魏晋南北朝官制述略》，《承德大学》1997年第3 期，第48 页。

② 《宋书·王华传》：“及王弘辅政，而弟昙首为太祖所任，与华相埒，华尝谓己力用不尽，每叹息曰：‘宰相顿有数人，天下何由得治！’”见沈约：《宋书》卷六十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77-1678 页。

③ 日本学者冈崎文夫认为文帝之所以能取得元嘉之治的成就，正是由于重用世家大族子弟。参看冈崎文夫：《魏晋南北朝通史》，弘文堂书房1943年版，第251页。川胜义雄也认为“元嘉年间，是贵族政治得到最后一丝荣耀的时期”。见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徐谷芃、李济沧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37 页。

④ 在讨论即位人选时，《宋书·徐羡之传》记载：“侍中程道惠劝立第五皇弟义恭，羡之不许。”见沈约：《宋书》卷四十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32 页。这说明在朝廷内部也有过争论。但当时刘义隆17 岁，已成人，刘义恭11 岁，尚年幼，无论是从兄弟排行的顺次上还是年龄上看，刘义隆都是更合适的人选。且徐羡之等人执掌朝政，程道惠人微言轻，也难以产生较大影响。

⑤ 最早注意到“代党”的是日本学者安田二郎。他认为孝武帝政权是由孝武帝在藩时期的旧府僚等人，集中把持权力中枢的“代党”政权。参看安田二郎：《南朝貴族制社会の変革と道徳·倫理》，收入《六朝政治史の研究》，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3年版，第605-695页。

⑥ 《宋书·颜竣传》：“世祖践祚，以为侍中，俄迁左卫将军，加散骑常侍，辞常侍，见许。……孝建元年，转吏部尚书，领骁骑将军。……其后谢庄代竣领选。”见沈约：《宋书》卷七十五，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60 页。

⑦ 《宋书·天文四》：“孝建元年十月乙丑，荧惑犯进贤星。吏部尚书谢庄表解职，不许。”见沈约：《宋书》卷二十六，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49 页。《宋书·谢庄传》：“庄素多疾，不愿居选部，与大司马江夏王义恭笺自陈。……三年，坐辞疾多，免官。”见沈约：《宋书》卷八十五，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71-2172 页。

⑧ 《宋书·颜竣传》：“复代谢庄为吏部尚书，领太子左卫率，未拜，丁忧。”见沈约：《宋书》卷七十五，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64 页。曹道衡、沈玉成在《中古文学史料丛考》“颜竣生年、年岁及为丹阳尹”条中，据颜延之卒于孝建三年八月，推断颜竣于闰七月有吏尚之命，未拜而丁忧。又在“何偃为吏部尚书”条中指出“竣既未之任而丁忧，代之者即为何偃，时当在孝建三年八月或稍后”。见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学史料丛考》，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81 页、第342页。《宋书·何偃传》记载：“(偃)转吏部尚书。尚之去选未五载，偃复袭其迹，世以为荣。”见沈约：《宋书》卷五十九，中华书局1974年，第1608 页。

⑨ 《宋书·颜竣传》：“出为世祖抚军主簿，甚被爱遇，竣亦尽心补益。”按《宋书·孝武帝纪》：“二十一年，加督秦州，进号抚军将军。”分别见沈约：《宋书》卷七十五、卷六，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59 页、第109 页。

⑩ 据《宋书·文帝纪》《孝武帝纪》，刘骏于元嘉二十五年四月带安北将军号任徐州刺史，出镇彭城，二十八年二月降号为北中郎将，三月改任南兖州刺史，六月带南中郎将号改任江州刺史，颜竣随府迁为南中郎记室参军。因此若依《颜竣传》的记载，颜竣向亲人转述僧含的谶语当在二十五年四月至二十八年三月之间。

⑪ 《高僧传·释僧含传》：“檀越善以缄之。”见释慧皎：《高僧传》卷七，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76 页。

⑫ 参看《高僧传》卷八《玄畅传》及卷十三《法愿传》。见释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14-316 页，第517-519 页。释宝唱：《比丘尼传校注》卷四《净贤尼传》，王孺童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95 页。

⑬ 《宋书·颜竣传》：“(竣)任总外内，并造檄书。世祖发寻阳，便有疾，……唯竣出入卧内，断决军机。时世祖屡经危笃，不任咨禀，凡厥众事，竣皆专断施行。”见沈约：《宋书》卷七十五，中华书局1974年，第1960页。

⑭ 《宋书·谢庄传》：“世祖入讨，密送檄书与庄，令加改治宣布。庄遣腹心门生具庆奉启事密诣世祖。”见沈约：《宋书》卷八十五，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68页。

⑮ 《宋书·何尚之传》：“时三方兴义，将佐家在都邑，劭悉欲诛之，尚之诱说百端，并得免。”见沈约：《宋书》卷六十六，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37 页。

⑯ 义宣之乱中，颜竣代替褚湛之为丹阳尹。《颜竣传》：“南郡王义宣、臧质等反，以竣兼领军。义宣、质诸子藏匿建康、秣陵、湖熟、江宁县界，世祖大怒，免丹阳尹褚湛之官，收四县官长，以竣为丹阳尹。”见沈约：《宋书》卷七十五，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60页。孝建三年颜竣丁父忧，“裁踰月，起为右将军，丹阳尹如故。竣固辞，表十上不许。遣中书舍人戴明宝抱竣登车，载之郡舍”。见李延寿：《南史》卷三十四，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84 页。

⑰ 《宋书·王僧达传》：“上即位，以为尚书右仆射，寻出为使持节、南蛮校尉，加征虏将军。时南郡王义宣求留江陵，南蛮不解，不成行。仍补护军将军。”见沈约：《宋书》卷七十五，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52页。

⑱ 《资治通鉴》：“(元嘉三十年四月)癸丑，武陵王军于鹊头。宣城太守王僧达得武陵王檄，未知所从。客说之曰：……僧达乃自候道南奔，逢武陵王于鹊头。王即以为长史。”见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七，胡三省音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4065 页。

⑲ 《宋书·孝武帝纪》：“(元嘉三十年闰六月)癸酉，以护军将军柳元景为领军将军。……甲午……南蛮校尉王僧达为护军将军。”见沈约：《宋书》卷六，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12 页。

⑳ 刘骏即位之初，原本委任南郡王义宣为丞相、录尚书六条事、扬州刺史，有心让义宣入朝辅政。但义宣很快在臧质等人胁迫下发动叛乱，兵败后被排除出局。

㉑ 分别见《宋书·江夏文献王义恭传》《竟陵王诞传》《建平宣简王宏传》。据周一良考证，南朝史书中屡见的“六门”一词，是指“宫廷及中央官廨集中所在之台城之门也。……宋时大臣官位高者，尤其当有战争戒备时，得率护卫甲仗入六门，是为特殊优遇”。见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7 页。

㉒ 《宋书·孝武帝纪》：“三月丁未，中书监、尚书令、卫将军建平王宏薨。”见沈约：《宋书》卷六，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21 页。

㉓ 《南北史合注》：“愚按孝武猜薄同气，不啻仇雠，仅此一札，犹笃友于。”见李清：《南北史合注》第一册，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301 页。

㉔ 《建康实录》：“五月戊申，吏部尚书何偃卒，赠光禄大夫，谥靖子。”见许嵩：《建康实录》卷十三，张忱石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78 页。

㉕ 《宋书》：“会世祖即位，任遇无改，除大司马长史，迁侍中，领太子中庶子。”见沈约：《宋书》卷五十九，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08 页。《资治通鉴》：“(元嘉三十年四月)壬申，……刘延孙、颜竣并为侍中。”见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七，胡三省音注，中华书局2012年，第4068 页。

㉖ 《宋书·孝武帝纪》：“六月戊寅，增置吏部尚书一人。”见沈约：《宋书》卷六，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21页。

㉗ 孙明君总结谢庄在孝武帝朝奉行的是“顺人而不失己”的处世态度，既不愿成为皇帝的傀儡，又能时刻注意不与皇帝发生激烈冲突。参看孙明君：《谢庄〈与江夏王义恭笺〉释证》，《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5 期，第25—32 页。

㉘ 沈约评论颜竣之死说，“为人臣者，若能事主而捐其私，立功而忘其报，虽求颠陷，不可得也”，便强调了颜竣的私心。见沈约：《宋书》卷七十五，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67 页。

㉙ 参看唐长孺：《南朝寒人的兴起》，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外一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43-577 页；宫川尚志：《六朝史研究：政治·社会篇》第五章《魏晋及び南朝の寒門·寒人》，日本学術振興会1956年版，第339-398 页；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第三编第三章《货币经济的进展与侯景之乱》，徐谷芃、李济沧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53-289 页。

㉚ 《宋书·刘义恭传》：“卑辞曲意，尽礼祗奉，且便辩善附会，俯仰承接，皆有容仪。”见沈约：《宋书》卷六十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50 页。

㉛ 唐长孺在《南朝寒人的兴起》中已谈到不能过分夸大寒人的力量，因为他们还不能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和上层统治集团斗争。王铿也从孝武帝大权独揽的角度，认为以戴法兴、戴明宝为首的寒人权力是不能夸大的。参看王铿：《论南朝宋齐时期的“寒人典掌机要”》，《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1 期，第100-10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