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仇英青绿山水的成因

2020-01-06 05:05王雪歌项喜军
人物画报 2020年3期

王雪歌 项喜军

摘 要:青绿山水是中国传统绘画中的经典样式之一,是着重以色彩来表达真实的大自然和画家内心情感的一种独特方式,有着光辉灿烂的历史背景和独特的审美特征,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绘画中不可忽视的一道美景。仇英,在崇尚水墨清华的明代画坛,以青绿山水画获得了认可,成就了自我,可以说是明代山水画家中独特鲜见的个案。他的青绿山水除了在色彩上纯正秀美,更多的注重笔墨语言的表达之外,还在追随时代的发展,与当时的文化思潮紧密相连,响应人文主义思想,在画面中出现了许多明代世俗化的题材表达,迎合了当时社会审美的需求,雅化了格调,做到了雅俗共赏,并且时刻透露出雅致洒脱的文人意蕴,成功地在院体画与文人画的之间找到了符合时代发展,属于自己独特的绘画语言。

关键词:仇英;青绿山水;华美辉煌;文人士大夫

一、人文思潮的盛行

明朝是个充满着矛盾却又在不断前进的时期,作为我国封建社会晚期,一方面是它的统治极端腐朽、没落,民族矛盾、阶级压迫,都无法掩盖这封建社会最后阶段的黑暗;但另一方面,商品经济的活跃发展和人文主义思潮的崛起,也为社会形态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在种种新的因素的刺激下,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封建的旧伦理意识观念也受到强烈的冲击,为整个社会生活注入了新鲜的气息。明朝的思想充分肯定了个体生命的存在价值,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主题,强调了人格精神的伟大,使人们能自由的发挥主观能动性。而这种包含平等的人文思想,很容易被思想压抑已久的广大人民大众所接受,逐步迎来了一场社会意识形态的解放运动。

而这一现象,在地理环境优越、经济文化繁荣的吴中地区尤为明显。作为明代主要社会推动力量的市民阶层来说,他们的变化与进步,不仅标志着历史的进步与文化艺术的发展,也标志着人本主义的苏醒与崛起。伴随着市民阶层的壮大和对思想潮流的推动,他们表现出对文化艺术和个性解放的强烈诉求,要求自由与平等。

艺术必然响应人文思潮的号召,新的艺术面貌应运而生,好似被注入生命的樹木,重新发出嫩芽,茁壮成长,这不正是人们情感与思想碰撞后应运而生的火花嘛!明代中期的画家也将这种强烈的自我意识落实到了绘画创作上,这时,仇英图变求新的艺术风格在绘画界就颇受瞩目。

二、社会审美需求的价值取向

不论是大贾富商,还是普通的市民大众,都开始意识到,他们需要满足自身不断提升的审美趣味和对个性的追求,于是大量关注对文人字画的鉴赏和收藏。他们重视文化教育以及对艺术品的投资,同时,在此过程中也提高了自身对绘画作品的审美趣味和欣赏水平,不仅注重艺术创作的基本技法,也开始雅化艺术品的格调,具有儒雅秀润气质的作品开始广受青睐,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市民阶层对绘画艺术审美趣味的转变。而这种审美趣味其实就是市民阶层对自身审美理想和价值取向的一种投射表现,他们要求更符合这种审美理想的艺术形式的出现,市民阶层的欣赏水平也在左右着文艺创作的方向,那么这种对于艺术的审美需求也必然会影响画家在进行艺术创作时的思路及风格。

仇英在自己的青绿山水作品中融入了很多人物画的元素,他认识到,人物形象始终是与人的情感、社会的风俗和思想观念紧密相关的,是有着直接关系的表达对象。仇英笔下的人物形象往往表达了率真的情感,并且浓缩了市民阶层心中的那份浪漫主义色彩意味,投其所好,迎合了社会大众对艺术作品世俗性的要求。而仇英的大多数作品从题材内容上来说,他不只注重提升自己的绘画品位,雅化自身的绘画格调,同时还注重画面和内容的亲切感,在作品中更多的表现人们身边的事物,比如对吴中地区的自然风光、市井文化和城市面貌等等的描绘,这些都是市民阶层生活中的场景,正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市民阶层对艺术品的审美需求,以此贴近社会大众的口味,颇有生活趣味。当时艺术环境的发展也刺激着绘画作品的交易与流通,这就为仇英青绿山水画风格的多元化形成和稳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捉柳花图》、《浔阳琵琶图》等都是仇英艺术创作中山水与人物紧密结合的青绿代表作品。《捉柳花图》描绘的就是孩童在屋外柳树下嬉戏玩耍的愉悦场景,图中的白衣高士和小书童则抱着闲逸的心情欣赏孩童们悠闲快乐的玩耍,为画面赋予了浓浓的田园诗意。这些场景都是十分贴近市民的现实生活,让观者很有亲切感,富有强烈的生活感受和世俗情趣,也是仇英对自身朴素生活情感的真实流露。而《浔阳琵琶图》则是仇英绘制的人物画大册《人物故事图册》中的一幅,整个画册的创作都是以历史故事、民间传说、诗文寓意等为原题,主题明确且构思巧妙,内容贴近民间生活,符合社会大众的审美口味,不仅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十分传神逼真,更注重对整体环境的烘托与渲染,使画面有强烈的观赏性和叙述性,符合当时艺术市场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审美取向。

三、仇英与吴门画派

在迎合社会审美需求的价值取向的同时,加上文艺领域发展的推动,明代中叶的艺术创作迎来了繁荣的局面,在人文荟萃、经济繁荣的吴门地区,涌现出了一批以沈周、文徵明、唐寅和仇英为代表的一批进步画家,后世将他们统称“吴门画派”。“吴门画派”的文人画家们大胆地选择承袭唐、宋、元各家的画法,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融合情感,开创新的艺术境界,经久不衰。仇英在苏州的那段时间,与“吴门画派”的画家们开始交往,其中与文徵明的交往最为频繁,也最为密切,建立了深厚的情感。随着与“吴门画派”交往的加深,也对其艺术风格的形成产生重要的影响,在其艺术道路中占有不可缺少的重要地位。

仇英与文徵明一系交往密切,技艺见长,与“吴门画派”的画家们交往也更加深入,逐渐吸收文人画风格,成为“吴门四家”,也进入了“明四家”之列。仇英常常与这些文人雅士进行艺术交流,并在艺术实践中汲取养分,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仇英的作品数量惊人,流通广泛。他勤于绘事,积极于那些文人雅集交流,随着交往的深入,仇英不仅受到他们艺术意蕴的熏陶,更学得其文雅大气之特性,在取法周臣的同时,也吸收文人意蕴,实现了其艺术风格由刚劲严整向秀润温雅的转变,原本锐利的用笔中加了丝丝柔和之道,坚挺的中锋用笔也多了些侧转勾皴的随性,融合文人画潇洒灵活的笔墨特色。仇英晚年还特意创作了《临元人倪瓒像图》,来表明他对文人艺术和思想的认同。仇英也是顺应了当时的审美取向,在思想上发生了这种文人画倾向的转变,为其青绿山水画风格的形成注入了一丝清新雅致之意。

仇英虽然不善于诗书题跋,但却有许多文人好友为其题跋赋诗,包括文徵明、文嘉、王守、王宠、陆治、陈淳等等吴中名人都是仇英交往密切的好友知交,也正是他们的帮助与认可,才得以提升仇英绘画创作的艺术品位,雅化其审美格调,使得仇英的作品在艺术市场上广受欢迎。

四、院体画风的继承与发扬

文徵明对于仇英不仅仅是识才惜才,还将其引荐给一位德高望重的老画家,让其终身受益,那就是周臣。徐沁《明画录》有记载:“(仇英)初执事丹青,周东村异而教之。”[1]仇英于1532年所创作的《园居图》被收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馆,是他为吴人王献臣所画的。画面右部的山石用笔多转折,树木也方硬有力,皴笔不多却也勾勒得十分到位严谨,从绘画技巧上已经能看出李唐、刘松年的笔墨用法,由此可见,那时的仇英身上已经有周臣的艺术特色可寻了。周臣吸取了典型的南宋院体画风,融合了李唐、刘松年、马远和夏圭的用笔用墨之法,笔墨酣畅,坚实有力,在当时的明代中期也是相当有影响力的,作为学生的仇英紧追南宋院体之文脉也是正确的选择与方向。

和周臣相比,仇英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在跟随周臣的学习过程中又以自身特点出发,将院体画方硬的用笔,发展得更为柔和灵动,尽显随性之意。皴法的运用上也长短相间,拉开层次,更加灵动随意;墨色的表现上也喜施淡墨,使画面明快清新,具有雅致的文人情调。就仇英于1544年间所作的《后赤壁赋图》卷而言,他以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的《后赤壁赋》为题材背景,勾勒出苏子与二客泛舟夜游赤壁的情景。画面同样以斜角取势,左上方有一股飞泉从陡峭的崖壁间倾泻而出,前方伸展出一株古松,形态曼妙似蛟龙游走,这些山水部分的描绘与周臣相比,仇英又做了提炼和吸收,以仇式风格演绎,山石的用笔上削去了一些方折,融合了圆润的墨笔,以侧锋穿插其中,以线衬面,简洁柔和;水流的描绘中锋淡出,灵动自然;树叶与枝干的穿插关系也多了一分糊涂,更显得随性,这些都是仇英在周臣绘画技巧的基础上进行的糅合。

参考文献:

[1]徐沁.明画录[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

王雪歌(1989-),女,汉族,河南郑州人,美术学硕士,研究方向:国画创作与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