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宋科举制度的变革看洛蜀党争的起因

王兆鹏，胡玉尺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所谓洛蜀党争，是指宋元祐年间(1086—1094)以程颐为首的洛党与以苏轼为首的蜀党交相攻击的历史事件。党争始于苏轼和程颐以口语结怨。据记载:“程颐在经筵，多用古礼，苏轼谓其不近人情，深疾之，每加玩侮。”[1]2010苏轼认为程颐迂腐古板，因此多次对程颐加以戏谑、嘲弄，二人因此失欢。此后，两人的门生、好友互相攻击，且愈演愈烈，形成党争。这是一个扑朔迷离的历史事件。洛党和蜀党在熙宁变法期间同属旧党，本是牢不可破的政治同盟。到了元祐时期，旧党得势，洛党与蜀党也随之跻身政治中心，成为当时政坛上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可是，就在旧党各方联手清理了熙宁新党残余的政治影响之后，本为政治同盟的洛蜀双方却突然反目为仇，发动了旷日持久、影响深远的洛蜀党争。这实在令人费解。苏轼是文坛领袖，程颐是理学宗师，都是一代贤哲，政治上又同属旧党，本是政治同盟，缘何突然大失风度，互相攻击形成党争呢？这背后的原因到底如何，连大哲学家朱熹也曾经疑惑。他说：“东坡与荆公固是争新法，东坡、伊川是争个什么？”[2]3110关于洛蜀党争的起因，历来也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口舌之争。争端起于口舌之争与睚眦小怨，最后积怨成仇，慢慢演变成党争。如侍御史王觌在元祐二年党争最激烈的时候说:“苏轼、程颐向缘小恶，浸结仇怨，于是颐、轼相亲善之人，亦为之更相诋讦以求胜，势若决不两立者。乃至台谏官一年之内，章疏纷纷，多缘颐、轼之故也。”[3]9866但是这种说法，实际上有一些牵强。因为苏轼与程颐身份特别，均非市井小人，因口舌结怨酿成党争，形同儿戏。与文坛领袖、理学宗师的身份相去甚远。可以说，这种理解是比较肤浅的。

第二种说法，是免役法存废之争。即认为苏轼因反对废除新法中的免役法，而受到攻击。苏轼自己也有这样的看法，他在元祐三年的上疏中说：“只从参议役法，及蒙擢为学士后，便为朱光庭、王岩叟、贾易、韩川、赵挺之等攻击不已。”[4]816认为自己受攻击的根本原因是参议免役法。但是，我们详查史料就会发现，程颐与洛党不大可能因为苏轼反对废除免役法而攻击苏轼，因为程颐也反对废除免役法。早在元祐初年，司马光刚刚出任宰相时，程颐就托人转告司马光：“切未可动着役法，动着即三五年不得定叠去。”[5]425劝司马光不要轻易废除免役法。可以说，在对待免役法的问题上，程颐与苏轼的意见是一致的。因此，程颐与洛党成员不可能因此而攻击苏轼。

第三种说法，是学术思想之争。党争源于程颐、苏轼二人学术思想不同。王水照先生说：“程颐讲求道学行为规范，矫情伪饰，苏轼崇尚真率通脱，企希本真自然。然以此为发端，更由于各自门人的推波助澜，遂导成水火不容、攻讦不已的洛蜀党争。”[6]13诸葛忆兵先生则认为：“苏程终至水火不容，首先是他们学术思想的不同。苏轼为学崇尚精神自由，儒、道、佛、纵横家，兼收并蓄，宋理学家视之为异端邪说。”[7]101这种解释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有不完善之处。苏程之间，的确存在学术思想的差异。但是，学术思想的不同，是可以求同存异，各备一说的。这并不是政治分歧，也没有必要因此发动党争，引起政治动荡。

元祐时期，程颐和苏轼都是朝廷大员，又都是重要政治势力的核心人物。无论程颐和苏轼有多高的学术成就或者文学造诣，他们的身份首先是政治家。故而洛蜀党争的实质是政治冲突，其背后必然有政治因素存在。程颐与苏轼在司马光葬礼上的口舌之争，程颐及其洛学与苏轼及其苏学在学术思想上存在根本性的分歧，这都是历史事实。这些事实，在一定程度上也对洛蜀党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这些都不是引起洛蜀党争的根本原因。因为口舌之争也罢，学术思想之争也好，都非政治因素，都不涉及洛蜀双方的政治利益，双方因此而发动党争，是不合逻辑的。免役法的存废之争，确实是一种政治分歧，甚至连苏轼自己也认为党争的原因就在于此。但是，现有的史料表明，程颐与苏轼在对待免役法问题上的态度一致，双方也不会因此发动党争。洛蜀党争的起因究竟如何，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一 洛蜀党争的政治背景

洛蜀党争的政治背景，是元祐年间关于经义取士与诗赋取士的制度争议。王安石在熙宁年间(1068-1077)主持了科举制度改革，将诗赋取士改为经义取士。而这次改革，在元祐更化时并没有被完全废除，它的存废之争，在元祐更化之初变得异常复杂而激烈。

我们先说科举改革的来龙去脉。在宋初，科举考试的办法是延续唐制，以诗赋取士。“凡进士，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8]3604看似有诗赋、策论、帖经、墨义等内容，但实际上还是以诗赋为主。一方面，当时的科举考试有所谓“逐场去留”的规则：“自今后不问新旧人，并须文章典雅，经学精通。当考试之时，有纰缪不合格者，并逐场去留。”[9]5539也就是说，考生如果第一场考试不合格，那么他将被立即淘汰，失去进入下一场考试的机会。而诗赋是科举考试的第一场，如失利将立即失去考试资格，故而尤为重要。另一方面，除诗赋外，其他考试科目不受重视，且难度又过低，区分度不大，因而流于形式，沦为走过场。当时司马光说：“所有进士，帖经、墨义一场，从来不曾考校，显是虚设。”[10]99李觏说：“当今取人，一出于辞赋，曰策若论，姑以备数。”[11] 第41册，343冯拯说：“进士以诗赋进退，不考文论。”[9]3378王安石说当时除诗赋外，“仕进别无他路”[8]3617。以上总总，都是说当时的科举考试，其实质就是以诗赋取士。这种以诗赋取士的方法，在当时一部分人看来，其弊甚多。所取人才，“只务雕刻之工，罕通缃素之学，不晓经义，何以官人”[3]10803，“进士所试诗赋，不近治道；诸科对义，惟以念诵为工，罔究大义”[3]2082。也就是说，以诗赋取士，只看重文辞的华丽和记诵的熟练，所录取的人才不一定通晓经义，更谈不上经世致用。

因此，北宋对科举制度进行了多次改革。在庆历新政期间，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对科举考试的内容进行了改革：“三场，先策，次论，次诗赋，通考为去取，而罢帖经、墨义。通经术愿对大义者，试十道。”[8]3613也就是说，这次改革，一是去除了逐场去留的规则，将其他科目摆在了和诗赋同等重要的地位；二是取消了帖经、墨义等难度较低的记诵之学考试科目，而改试经义。其目的是，“使人不专辞藻，必明理道，则天下讲学必兴，浮薄知劝，最为至要”[3]3436。可惜的是，这次科举改革触动了既得利益者的政治利益，他们“言初令不便者甚众，以为诗赋声病易考，而策论汗漫难知，祖宗以来，莫之有改，且得人尝多矣”[8]3613。故而此次改革，随着庆历新政的失败而夭折。直到熙宁年间，王安石主持变法，才彻底改变诗赋取士的局面。在王安石的主持下，科举考试“于是改法，罢诗赋、帖经、墨义，士各占治《易》《诗》《书》《周礼》《礼记》，兼《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大经，次兼经，大义凡十道”[8]3618。这就彻底改变了过去以诗赋取士的做法，而将考试重点放在了经义上，变诗赋取士为经义取士。

可是，到了元祐更化之际，科举改革问题就变得复杂化了。从新旧党争中旧党的立场上来看，王安石的科举改革是新法，理当废除。可是当时旧党内部有很多人，并不赞同废除科举改革。元祐元年闰二月二日，尚书省上奏，指出熙宁以来纯用经义取士，有许多弊端，希望朝廷重新议定取士之法：“近岁以来，承学之士，闻见浅陋，辞格卑弱。其患在于治经者专守一家，而略去诸儒传记之说；为文者惟务解释，而不知声律、体要之学。深虑人材不继，而适用之文，从此遂熄。兼一经之内，凡可以为义题者，牢笼殆尽，当有司引试之际，不免重复。若不别议更张，寖久必成大弊。欲乞朝廷于取士之法，更加裁定。”[9]5311于是朝廷下诏：“诏礼部与两省学士、待制、御史台、国子司业，集议闻奏”[9]5311，令群臣讨论此事。朝臣因此纷纷上奏，各持己见，议论纷纷。有的主张诗赋取士，有的主张经义取士，还有的主张兼用诗赋与经义。这次朝廷的纷争，为洛蜀党争埋下了伏笔。

二 洛蜀双方的政治分歧及其原因

就在元祐元年闰二月，朝廷下诏令群臣议论科举制度之时，洛蜀双方都发表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洛党主张经义取士，程颐门人朱光庭上疏《请用经术取士奏》支持全用经义取士。他说：“若谓学经术不能为文，须学诗赋而后能文，臣以为不然。夫六经之文，可谓纯粹浑厚，经纬天地，辉光日新者也。今使学者不学纯粹浑厚辉光六经之文，而反学雕虫篆刻童子之技，岂不陋哉?甚非圣朝之美事。”[11]第92册，400而蜀党则主张诗赋取士，苏轼作《复改科赋》支持全用诗赋取士。他说：“新天子兮，继体承乾，老相国兮，更张孰先？悯科场之积弊，复诗赋以求贤……祖宗百年而用此，号曰得人；朝廷一旦而革之，不胜其弊。”[4]29苏轼不仅极力赞同恢复诗赋取士的旧制度，而且专门用赋体来表达自己对诗赋取士的支持，可谓用心良苦。在对待取士制度的问题上，洛蜀双方的观点针锋相对，由此产生了政治分歧。

以程颐为代表的洛党是一贯支持经义取士，反对诗赋取士的。除程颐门人朱光庭在当时上疏支持经义取士以外，早在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程颐就曾经上书仁宗皇帝，提出改革科举的看法：“明经之属，惟专念诵，不晓义理，尤无用者也。最贵盛者，惟进士科，以词赋、声律为工。词赋之中，非有治天下之道也……往者丁度建言，‘祖宗以来，得人不少。’愚瞽之甚，议者至今切齿。使墨论墨，固以墨为善。”[5]513他强调诗赋没有治理天下的作用，而支持诗赋取士的人都是通过诗赋得以进身，自然鼓吹诗赋。其主张与王安石差不多，都反对诗赋取士。而程颢也有类似看法，他在熙宁元年的上疏中提出：“去其声律小碎、糊名誊录，一切无义理之弊。”[5]450同样认为诗赋是细枝末节、毫无意义之事，也反对诗赋取士。

众所周知，科举改革是熙宁变法中王安石大力推行的制度，是熙宁新法的一部分。而程颢与程颐兄弟，是旧党成员，在政治上极力反对新法。例如程颢的行状中说他，“荆公浸行其说，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论列，数月之间，章数十上”[5]634，可谓反对新法的急先锋。而程颐亦然，根据《二程集》记载，“新政之改，亦是吾党争之有太过”[5]28，其中“吾党”二字也可以看出程颐本人以旧党自居。二程作为旧党成员，对王安石的新法反对甚坚，但是在科举改革方面，却与王安石保持了一致。应该说，这是一个反常的情况，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其一，科举改革促进了理学的兴盛。科举这根全国读书人的“指挥棒”由诗赋转向经义，其意义是重大的。在古代，有所谓学而优则仕的传统，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做官的资格，是绝大多数读书人的目的。而科举从诗赋向经义的转变，必然导致全天下读书人将学习的重点从重视文采辞章的诗赋之学，向重视义理学问的经义之学转变。科举考试内容的改革，给理学的产生和兴盛提供了现实的土壤，给钻研经学的儒家提供了一条通向政治权力中心的康庄大道。从此，钻研经学不再是一项个人的业余爱好，也不再是少数人追求的象牙塔里的学问。对个人而言，经学成为通向仕途的敲门砖；对学派而言，经学成为垄断科举、参与政治的工具。总而言之，经学在当时成了一项具有极大政治利益可图的事业，这一事业必将引起全天下所有读书人的响应。这种响应是非常迅速的，正是在庆历新政、熙宁变法差不多的同时，理学也开始兴盛起来。在第一次由范仲淹主持科举改革的庆历三年(1043)，理学的先驱周敦颐27岁；在第二次由王安石主持科举改革的熙宁四年，程朱理学的创立者程颢28岁、程颐27岁，都处在即将成为大学者的人生起点。这绝不是巧合，因为科举指挥棒的改革，将不可避免地对他们以及与他们同时代的学者产生重大影响。他们不过是其中的佼佼者而已。

其二，理学家参与科举改革，有争夺学术话语权的政治诉求。在科举制度的条件下，学术话语权实际上等于选举话语权，也等于垄断整个国家的入仕途径，进而以此控制整个国家的政治方向，其影响力不言而喻。因此在当时，理学家与王安石都有争夺学术话语权的意图。王安石在仁宗时与友人的书信中就说：“古者一道德以同俗，故士有揆古人之所为以自守，则人无异论……今家异道、人殊德，士之欲自守者，又牵于末俗之势，不得事事如古，则人之异论，可悉弭乎？”[12]794熙宁三年，他又正式提出：“今人材乏少，且学术不一，异论纷然，此盖不能一道德故也。”[1]1698而程颢则在熙宁元年提出：“古者一道德以同俗，苟师学不正，则道德何从而一？方今人执私见，家为异说，支离经训，无复统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于此。”[5]448可见，王安石与程颢欲废除诗赋取士而改用经义，有一个较为一致的目的，那就是“一道德”。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统一学术思想。我们知道，儒家学派有许多不同的典籍，而同一种典籍又有不同的注疏家，可谓众说纷纭。而儒家的学术主张，本来是“君子和而不同”[13]141，有自由的学术空气的。然而，王安石和程颢不约而同地提出“一道德”，欲统一整个国家的学术思想，其目的自然是为了争夺自己的学说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我们知道，在王安石变法期间，“一道德”意味着荆公新学的官学化，以及在科举考试中唯我独尊的地位。王安石的《三经新义》颁行以后，“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8]10550。也就是说，在当时，学者只能够按照王安石的观点来参加科举考试，而不能够提出自己的学术观点。更甚者，学术前辈们的观点也一概废弃不用。新党因这次统一学术思想而获得的政治利益是空前的，朝廷所进用的人才皆服膺王安石的新学，新党在朝廷的势力自然更加稳固，新法也更容易推行。而在南宋，嘉定更化以后，程朱理学逐渐官学化，随之而来的就是理学在科举考试中的地位被定于一尊。据记载，宋理宗淳祐四年(1244)，“徐霖以书学魁南省，全尚性理。时竞趋之，即可以钓致科第功名。自此，非《四书》《东西铭》《太极图》《通书》《语录》不复道矣”[14]34。当时理学兴盛的情形，十分类似熙宁变法时的荆公新学，也成功地垄断了科举考试。

而以苏轼为代表的蜀党，则是一贯支持诗赋取士，反对经义取士的。早在熙宁四年(1071)，苏轼就上疏支持诗赋取士：“自文章而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诗赋、策论均为无用矣，虽知其无用，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也……近世士大夫文章华靡者，莫如杨亿，使杨亿尚在，则忠清鲠亮之士也，岂得以华靡少之。通经学古者，莫如孙复、石介，使孙复、石介尚在，则迂阔矫诞之士也，又可施之于政事之间。”[4]724可见，他认为虽然诗赋无助于政事，但没有更好的取士之法。且长于诗赋的人多忠诚清廉，敢于直言；而长于经术的人则多不切实际而又傲慢。苏轼旗帜鲜明地支持诗赋取士，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两点：

一方面，自然是程颐指出的“使墨论墨，固以墨为善”[5]513。苏轼苏辙兄弟在当时是文坛领袖，当之无愧的诗赋大家，苏门学士和蜀党其他成员也多半以诗赋知名，他们起家于诗赋，又擅长诗赋，在诗赋的领域有一言九鼎的话语权，自然支持诗赋取士。这其中亦有援引党羽，扩大政治势力的意图。兹举一例说明：北宋文学家李廌，本为苏轼门人，“苏门六君子”之一，苏轼十分欣赏他的才学。元祐三年，苏轼知贡举，李廌应举，不幸落榜。苏轼因此亲自作诗以表达愧疚惋惜之情，他说：“余与李廌方叔相知久矣，领贡举事，而李不得第，愧甚。”[15]1481也就是说，苏轼知贡举时，是十分希望自己的门生李廌得以登第的。而我们看苏轼所荐引的人才，如主持学士院考试取中的黄庭坚、张耒、晁补之，又如元丰七年(1084)向王安石推荐的秦观，元祐二年推荐的陈师道，都以文学见长。若科举以诗赋取士，则朝廷所进用的人才多为诗赋出身，自然更亲近苏轼与蜀党。

另一方面，苏轼认为诗赋考试易于选拔人才。而经义考试区分度小，难以选拔人才。他说经义考试“盖谓经义取人以来，学者争尚浮虚文字，止用一律，程试之日，工拙无辨”[4]844，难以分辨高下。而诗赋考试则“巧拙由一字之可见，美恶混千人而莫违”[4]29，区分度高，容易识别高下，而且不易舞弊。

三 司马光之死与洛蜀党争的爆发

洛蜀党争的导火索，是司马光的去世。司马光去世后，科举制度之争的相关政治格局发生了变化。一是洛党支持的经义取士制度，失去了司马光这个政治靠山。二是苏轼的政治地位在不断提高，对经义取士制度的威胁也越来越大。基于以上两个原因，洛党对蜀党发起了政治攻击，从而导致了党争的爆发。

元祐元年三月十五日，时任宰相的司马光上奏支持经义取士。他说：“取士之道，当先德行，后文学；就文学言之，经术又当先于词采。神宗专用经义、论策取士，此乃复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8]3620司马光一言而定，暂时结束了诗赋取士与经义取士之争。因此，元祐元年，在全面废除新法的政治背景之下，经义取士制度成为了硕果仅存的新法举措。令人不解的是，旧党党魁司马光拜相后，即雷厉风行地全面废除新法，但却赞同王安石经义取士的改革举措。这是一个反常的现象，究其原因，是因为司马光虽然不是纯粹的理学家，却醉心于理学，与理学渊源颇深。司马光在闲居洛阳时就与程颢互为师友，元祐更化入朝后更是大力推荐程颐，让程颐进入经筵，得以跻身政治中心。因此在取士制度的问题上，司马光不顾新旧党争的政治成见，表态支持了以理学家为主的洛党和经义取士政策。

但是，司马光的一言九鼎，并没有完全平息诗赋取士与经义取士的争议。因为在半年后，也就是元祐元年的九月一日，司马光就逝世了。据记载，程颐苏轼交恶，始于司马光的葬礼，“方司马光之卒也，明堂降敕，臣僚称贺迄，两省官欲往奠光，颐不可，曰:‘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坐客有难之者曰:‘孔子言哭则不歌，不言歌则不哭。’苏轼曰:‘此乃枉死市叔孙通制此礼也。’众皆大笑，遂成嫌隙”[1]2011。现在看来，程、苏的交恶，乃至洛蜀双方的对立，竟然是始于司马光丧礼时的几句玩笑话，这是不合情理的。而合乎情理的解释是，司马光的逝世，使得科举制度之争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变化。在经义取士的问题上，司马光是洛党最大的靠山和最有权势的政治盟友。但是，这一格局随着司马光的逝世而被打破。司马光去世后，朝野上下要求恢复诗赋取士旧制的声音日益高涨，相关的争议也日益尖锐，而洛蜀双方的关系也日益剑拔弩张。程颐苏轼看似玩笑话的口舌之争的背后，暗藏着洛蜀双方尖锐的政治矛盾。

司马光逝世11天后，也就是元祐元年九月十二日，苏轼出任翰林学士知制诰，成为朝廷重臣。苏轼在元祐更化时期有着极高的政治声誉。作为文坛领袖，文章、诗赋均为世所重，士林仰望，以至于摄政的宣仁太后也极其赞赏他的文章。宣仁太后曾经表示：“先帝(神宗)每诵卿文章，必叹曰，‘奇才，奇才’。”[1]2035又新近屡次受到破格提拔，成为天子近臣，甚至引起士林猜测，说苏轼有出任宰相的可能。可以说，苏轼是当时炙手可热的政治明星。然而，苏轼是大力支持诗赋取士的。此时的他，在宰相司马光去世的情况下出任翰林学士，对经义取士的科举制度构成了实质性威胁，因此也就成了理学家和洛党的政敌。而洛党则急欲解除这一重大威胁，因此不顾一切地对苏轼发起攻击，进而引发了旷日持久的洛蜀党争。

四 洛蜀党争的过程与诗赋取士制的恢复

元祐年间，取士制度随着洛蜀党争的进程而改变。在洛蜀党争的过程中，诗赋取士制度的盛衰，与蜀党的政治影响力有着高度的正相关性。党争之初，洛蜀双方势均力敌，科举制度亦能维持司马光的既定方针不动。而蜀党占据上风后不久，科举制度就从经义取士变成了两者兼而用之。随着苏轼出任知贡举，蜀党对科举制度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此时的科举制度就在不断向诗赋倾斜，直到实质上变成诗赋取士为止。结合元祐时期科举制度的变化，我们可以把洛蜀党争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苏轼主持学士院馆职试到程颐罢经筵(1086.11-1087.8)，为期9个月，是洛蜀双方交锋的阶段。元祐元年十一月，苏轼主持学士院馆职试，出题“师仁祖之忠厚，法神考之励精”[4]210。到了十二月，苏轼就遭到了程颐门人御史朱光庭的弹劾，洛蜀党争正式公开化。朱光庭说：“今来学士院考试不识大体，以仁祖难名之盛德，神考有为之善志，反以偷刻为议论，独称汉文、宣帝之全美，以谓仁祖、神考不足以师法，不忠莫大焉。伏望圣慈察臣之言，特奋睿断，正考试官之罪，以戒人臣之不忠者。”[3]9564矛头直指苏轼。朱光庭口口声声“考试官之罪”，说明洛党向苏轼打响的第一枪就是考试问题。此后，洛蜀双方交相攻击，洛蜀党争白热化。元祐三年十月十七日，苏轼在上疏中总结了自己历次受到的政治攻击。他说：“臣二年之中，四遭口语，发策草麻，皆谓之诽谤。未出省榜，先言其失士。”[4]816也就是说，他在洛蜀党争的前两年中，一共受到四次攻击，主要攻击他诽谤先帝与取士不公。洛党屡屡选择考试问题与取士不公这种与科举有关的问题攻击苏轼，其政治目的非常明显，就是要想方设法削弱苏轼对科举制度的影响力。

第二个阶段，从程颐罢经筵到苏轼知贡举(1087.8-1088.1)，为期5个月，是蜀党取得优势的阶段。由于宣仁太后对苏轼超常的信任，苏轼的政治地位并没有因为洛党的攻击而动摇，洛党自身反而受到重大的政治打击。元祐二年八月一日，朝廷下诏：“除翰林学士知制诰苏轼兼侍读”[1]2076，苏轼成为帝师。第二天，“程颐罢经筵，权同管勾西京国子监”[8]325，程颐被罢去帝师职务。也就是说，在这两天的时间里，苏轼取代了程颐帝师的官方学术地位，蜀党在洛蜀党争中取得了优势。在蜀党获得政治优势后，北宋朝的取士制度很快发生了改变。元祐二年的十一月十二日，朝廷下诏：“进士以经义、诗赋、论、策通定去取，明法增《论语》《孝经》义一次。科场未习诗赋人依旧法取，应解发不得过元额三分之一，令礼部立诗赋格式以闻。”[3]9900也就是说，仅仅在程颐离开政治中枢三个多月后，朝廷就恢复了诗赋取士的办法，与经义兼而用之，而且只留了三分之一的名额给专习经义的考生作为缓冲。

第三个阶段，从苏轼知贡举到元祐更化的结束(1088.1-1093.9)，为期5年又8个月，是蜀党掌握科举事务的阶段。元祐三年正月十六日，苏轼知贡举，蜀党成员孔文仲同知贡举。至此，蜀党正式掌握了科举制度的话语权。蜀党掌握科举话语权以后，全国的取士制度很快向纯用诗赋取士转变，并一直保持到元祐更化的结束。元祐三年闰十二月，御史中丞李常上奏《乞经义诗赋各设一科》，他说：“将来一次科场，如有未习诗赋举人，许依旧法取应，解发合格人不得过解额三分之一。以此观之，则是朝廷更无用经术设科取人之理，止以旧人未习诗赋，且于将来一次科场，量以分数收取而欲阴消之故也。”[3]9168认为当时的取士制度虽表面上诗赋经义兼用，而实质上是只重视诗赋的。元祐四年三月十六日，苏轼在多次请求外放的情况下知杭州，离开了政治中心。但是，苏轼即使离开了政治中心，依然关心科举事务，并对科举制度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在元祐四年十月十八日，苏轼曾上表《乞诗赋经义各以分数取人将来只许诗赋兼经状》说：“学者亦以朝廷追复祖宗取士故事，以词学为优，故士人皆以不能诗赋为耻。比来专习经义者，十无二三，见今本土及州学生员，多从诗赋，他郡亦然。若平分解名，委是有亏诗赋进士。”[3]9466认为诗赋经义平分名额，对诗赋进士不公平，还在试图为诗赋进士争取更多的名额。而到了元祐五年十月，殿中侍御史上官均上奏《再论取士不当专以诗赋定去留奏》说：“今乃偏尚诗、赋，潜消义理之学。”[3]9804认为当时取士的实质是只重诗赋。

五 程学的升沉对后世科举制度的影响

在南宋时期，洛蜀党争逐渐演变成了程学与苏学之争。在此期间，朱熹等理学家对苏学展开了不遗余力的攻击，例如他说：“程、苏学行邪正不同，势不两立。”[16]2068并试图废除诗赋取士制：“时朱熹尝欲罢诗赋，而分诸经、子、史、时务。”[8]3633此外，他们还炮制了“诗赋无用”“作文害道”等理论以攻击诗赋取士制度。南宋时的苏学因受官方的推崇而保持了超然的地位，在科举考试中影响甚巨，以至于当时有人说：“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根。”[17]716实际上，诗赋取士“借助了苏轼的巨大声望”[18]73，在南宋一直行用。而程学则始终被裹挟在政治斗争之中，时而受尊崇，时而被禁黜。当程学受尊崇的时候，经义取士就受到重视；在程学遭到禁止的时候，经义取士也被轻视或禁止。也就是说，南宋时期的科举取士制度也与程学的政治影响力有着高度的相关性。

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秦桧用事，力主和议。由于支持程学的赵鼎等人力主抗战，秦桧便发动了绍兴学禁，理学被严厉禁止。绍兴十四年十月，何若“乞申戒师儒，黜伊川、横渠之学”[19]35；绍兴二十年九月，曹筠“论考官取专门之学者，令御史弹劾”[20]3193；绍兴二十五年十月，张震“乞申劾天下学校，禁专门之学”[20]3193。这里所谓的“专门之学”，就是指理学。而我们可以看到，在绍兴学禁达到顶峰的绍兴二十六年，科举的情况受到绍兴学禁的影响，诗赋占据绝对上风，“比来学者惮试选革弊之严，去严就易，竞习词赋，罕有治经”[9]3375。

南宋庆元年间(1195-1201)，支持理学的赵汝愚在与韩侂胄的党争中落败，从而引发了庆元党禁。党禁期间，程朱理学被视为伪学，再次遭到严格禁止。在庆元二年的科举考试中，“语涉道学者，皆不预选”[8]3635。而在庆元三年，经义取士就干脆“以议臣言罢经义”[8]3674，直接被废除，直到庆元五年才恢复。

与南宋同时的金朝(1115-1234)，亦有类似规律。清人翁方刚曾经总结宋金对峙时期的学术情况时认为，“程学盛于南，而苏学盛于北”[21]153，也就是说程朱理学在金朝的接受情况不如苏学。同时，金朝的科举也是诗赋重于经义的。在录取名额上，诗赋多于经义：“国朝设科，始分南北选，北选词赋进士擢第一百五十人，经义五十人。”[22]1136在录取后的待遇上，诗赋优于经义：“分甲立次，(词赋)第一名为状元，经义魁次之，恩例与词赋第二人同，余分两甲中下人，并在词赋之下。”[22]1137在行用的时间上，诗赋取士一直行用，而经义取士则在天德三年至大定二十八年(1151-1188)中断，达37年之久。

宋亡以后，元、明、清继之，朝廷在程朱理学的官学化道路上越走越远，程朱理学也逐渐成为统治整个东亚汉文化圈数百年的主流学术思想。学术意义上的苏学则逐渐式微，淡出了政治舞台。同时，元代及以后的科举考试，也变为专尚经义，不考诗赋。元朝皇庆二年(1313)，元仁宗在恢复科举制度的诏书中说：“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浮华过实，朕所不取。”[23]2018此后，诗赋的考试被完全废止，而程朱理学主导的经义则成为科举的主要内容。明代科举考试，以八股文取士，实际上是经义取士的变种。《明史·选举志》记载八股文，“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24]1693。指出八股取士实际上源于经义取士。而清代则和明代一样，“承明制，用八股文”[25]3147。

六 结 语

诗赋取士与经义取士的科举制度之争，是涉及洛蜀双方核心政治利益的重大政治分歧。对于政治家和政党来说，巩固并扩大己方的政治影响力，是最核心的政治利益。在科举取士的条件下，谁掌握了科举话语权，谁就掌握了国家的取士标准，进而可以掌控舆论的方向，为己方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这对于任何政治家和政治派别来说，都是巩固和扩大己方政治权力的绝佳机会。现有资料表明，洛党和蜀党在经义取士还是诗赋取士的问题上有着针锋相对的政治分歧，而这种政治分歧，又事关双方核心政治利益。因此，经义取士与诗赋取士之争，才是引起洛蜀党争的根本原因。从洛蜀党争的过程来看，当蜀党在党争中占据上风后，蜀党所支持的诗赋取士也马上开始取代经义取士的地位。从洛蜀党争的后续影响来看，每当程朱理学受到罢黜时，经义取士就不受重视。而在程朱理学官学化以后，经义取士就成了科举考试的唯一途径。这些事实，也从侧面说明洛蜀党争真正的起因是诗赋取士与经义取士的科举制度之争。因此，通过对现有史料的分析表明，洛蜀党争的起因，既不是口舌之争，也不是免役法的存废之争或者学术思想之争，而是科举中诗赋取士与经义取士的制度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