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信号、战略信誉与遏制战争

【内容提要】大国兴衰与权力转移是国际政治中的亘久现象。从中国春秋战国的乱世纷争，到近代的两次世界大战，崛起国与霸主国之间的遏制张力始终是突破当时世界秩序甚至爆发剧烈战争的关键因素。然而，大国在崛起过程中往往会小心谨慎，避免招致霸主国的遏制战。那么，导致霸主国从旁观到参战的机制是什么？本文就此进行了研究，并建立博弈模型，发现崛起国与霸主国之外的第三国的互动不容忽视，霸主国观察崛起国与第三国互动的信号，由此判断崛起国的属性究竟是维持现状还是挑战现状，进而决定是否发动遏制战争。因此，崛起国在崛起过程中是否遵守道德规范、重视战略信誉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本文继而对中国古代商周朝代更迭、战国晚期泰国统一、普法战争后的英德关系与二战前的英国对德由绥靖到战争的转向等案例进行了分析，发现战略信誉和信号模型可以有效解释历史事实。

【关键词】权力转移 遏制战争 战略信誉 崛起信号

【作者简介】漆海霞，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

一、研究问题

纵观历史，大国的崛起与霸权国的衰弱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不论是大英帝国的崛起还是美国世界霸权的建立，世界秩序与霸权的更替息息相关。尽管在权力转移过程中会出现波及当时世界体系的大规模战争，例如拿破仑战争、两次世界大战等，然而若我们仔细梳理历次大战，可以发现，在这些崛起过程中出现的战争往往不是由崛起国主动挑起的。例如，一战前德国试图与英国结盟，二战前德国攻击奥地利与波兰，而大战的爆发是霸主国英国对德国宣战。可见，崛起国在主观意愿上往往并没有想要取代当时的霸主国，而是陷入与第三国的纠葛冲突，此时霸主国或者选择绥靖，或者选择卷入战争支持第三国。一旦霸主国选择后者，遏制战争就出现了。由此出现了进一步的研究问题：崛起国战略与霸主国遏制战争的时机选择之间存在何种关联？概言之，在崛起国崛起过程中，存在诸多遏制的节点，为何霸主国的遏制战争发生在这一时间。例如，一战前德国施里芬计划攻击比利时是英国参战的契机，而在二战时期，英国在慕尼黑危机中选择绥靖，直至波兰受到威胁时才转变立场。因此，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就是遏制战争爆发的时机选择。当考虑第三国的干扰后，遏制战争的爆发可被划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崛起国与第三国是否发生冲突？其次是霸主国是否介入崛起国和第三国的冲突。因此，本文的研究问题可以细化为两个问题：崛起国在何种情况下会陷入与第三国的战争？霸主国在何种情况下会军事介入？

二、文献回顾：崛起与遏制战争

关于大国崛起与遏制战争，学界有大量相关研究，本文根据主要观点，区分为权力转移理论、理性战争理论、同盟困境理论和威胁制衡理论。

（一）权力转移理论

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当大国实力接近时，战争最有可能爆发。然而，权力转移理论并不重视大国实力变化过程中联盟对战争所具有的触发作用，而是认为战争关键原因在于各国国内实力的增长速度。奥根斯基（Organski）和库格勒（Kugler）在研究了拿破仑战争、普法战争、日俄战争、一战和二战之后，发现主要大国的实力变迁确实与战争爆发存在密切联系。金（Kim）在奥根斯基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增加了克里米亚战争、意大利统一战争和德意志统一战争，同样印证了各大国间实力发展的不同速度与大战间的关系。然而，上述研究只是发现了实力对比变化与战争之间的关联现象，还存在以下问题：首先，上述研究中各国实力对比的主要衡量指标是经济增长率，但是从大国崛起和权力转移角度看，军事发展水平也是不容忽视的衡量权力转移的指标。例如，一战前德国发展海军引起英国的恐慌，最终使英国选择与德国为敌。其次，上述文章没有提出在实力转移过程中引发战争的关键因素和作用机制。因此，尽管权力转移理论发现了实力变化与战争间的关系，并没有提供有力的因果机制加深我们的理解。

（二）理性战争理论

鲍威尔（Robert Powell）在研究承诺（commitment）问题对战争的影响时，发现国家间的权力转移很容易引发战争。在借助博弈加以分析的过程中，他发现，两国中一方实力的增强会改变双方对未来战争胜败的预期，另一方可能选择先发制人的预防性战争（preventive war）。因此，战争的爆发不仅取决于当时战争收益与成本的权衡，还有当前收益与未来收益之间的权衡，预期自身实力未来上升较快的国家可能会将签订和谈协议视为权宜之计，一旦未来获得快速发展就可能违反承诺。而这种情况是协议另一方所要坚决阻止的，因此预期自身实力未来上升相对较慢的另一方协议签约国可能会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避免对方因实力上升而违反承诺。然而鲍威尔通篇是对相关逻辑的博弈推演，缺乏实证数据。例如，对于权力转移过程中的预防性战争，按鲍威尔的逻辑应该是预期未来实力上升较慢的国家主动挑起，然而我们看到的是，尽管二战前英德之间出现了权力转移，但英国一直采取绥靖政策，而非对德遏制。

对于鲍威尔的研究，有学者指出，信息问题是影响预防性战争的重要因素，当各国对各自的军事能力信息透明时，预防性战争不太可能发生，当军事信息不透明时，不确定性增加，预防性战争可能会发生。可见，理性学派尝试用信息不确定性和承诺问题给权力转移中的预防性战争提供理论机制，然而他们往往只考虑霸主国和崛起国双方的互动，事实上，在权力转移过程中发生的大战往往是诸多大国均被卷入，是多方战争，如何解释其他各方的参与呢？翻阅史书，我们可以看到，卷入大战的各大国间往往存在同盟等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我们需要回顾同盟理论对大战的解釋。

（三）同盟困境理论

同盟困境理论的代表人物格林·斯奈德（Glenn H.Snyder）指出，除了同盟之间的安全困境之外，同盟内部也存在安全困境。由于同盟国之间力量不均衡，相互依赖的程度也存在不对称，在盟国都寻求更高程度安全的情况下，存在抛弃（abandonment）与牵连（entrapment）的内在张力。从同盟承诺的角度看，若盟国重视信誉，则容易被牵连进入其他盟友的战争。若要避免被牵连的风险，则可能抛弃盟友，导致盟友担心被抛弃。这种盟国之间对抛弃和牵连的担忧的内在矛盾构成了同盟内的安全困境。在斯奈德之后，大量学者就同盟困境展开了研究，发现了影响牵连的各种因素。

以上理论可以解释同盟与战争之间的关联。但是在权力转移过程中，与平常时期相比，同盟困境是否更容易出现？是否具有某些特性？这些问题目前并没有解释。例如，尽管一战前权力转移过程中的同盟困境显然对一战的爆发有加速作用，但是冷战期间美苏两大阵营的同盟现象并没有导致美苏之间的大规模军事战争。

（四）威胁制衡理论

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Walt）提出了威胁制衡（balance of threat）理论，他认为，在无政府体系下，国家之所有选择制衡行为，并非仅仅考虑“纯粹的权力”（raw power），更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感知到的威胁”（perceived threat）。如果其他国家对某个国家或联盟造成的威胁感越强，越可能促成制衡联盟。影响威胁感的四个因素是各国的综合实力、国家间的地理邻近度、潜在被制衡国的进攻能力和侵略意图。有学者据之做了统计检验，判断大国何时会进行制衡，考虑的变量包括共同威胁程度（common threat）、利益相同度（interest similarity）、政体相异度（regime dissimilarity）和地理邻近度（contiguity），并基于COW（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数据库中1816年至1992年的数据建立Probit模型，其主要发现是：当存在不确定性和高度威胁感时，大国更有可能选择制衡，印证了威胁制衡理论。

威胁制衡理论对于制衡现象背后的发生机理进行了探究，然而现实中，在遏制战争出现的时机，崛起国往往没有直接攻击霸主国，而是与第三国冲突。例如，一战时期，德国攻占比利时后，英国宣战，而二战前的绥靖时期，德国威胁捷克时，英国首相张伯伦并没有宣战。为何霸主国对崛起国与第三国间的冲突，有时威胁感高进而制衡，有时则威胁感低而选择绥靖？对于上述问题，威胁制衡理论并没有提供完美的解答。

基于上述理论和观点，我们可以看到，对于霸权国与崛起国之间的遏制战争，学者们虽然从诸多方面加以探究，但并不能充分解释。这也是本文研究的缘起。根据史实，我们可以发现，在分析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争时，第三国是不可忽视的角色。崛起国在其崛起过程中往往会保持审慎，避免刺激霸主国，但是崛起国与第三国的互动会增加国际舞台的不确定性。以张伯伦对希特勒的评价为例，在苏台德问题上，张伯伦采取了举世闻名的绥靖政策，而当德国违约攻占捷克并将进攻波兰时，张伯伦认定希特勒是不可信任的领导人，下定决心与之对抗。以上史实表明，在崛起国与第三国发生冲突时，霸主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对崛起国的真实动机加以确认。当霸主国认为崛起国不可信任、是不可靠的国家时，往往不会与崛起国谈判，而是发动战争。而当霸主国认为崛起国存在信任空间时，则往往采取谈判或者旁观的立场。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细化研究问题：崛起国在崛起过程中有诸多行为，为何有些行为有助于提升战略可信度，进而降低被遏制的概率？为何有些行为会降低战略可信度，进而增加被遏制的概率？下文将就此加以进一步分析。

二、核心概念与因果逻辑

根据对当前相关研究的文献回顾，我们可以发现，霸主国对崛起国性质的判断受到崛起国与第三国互动过程的影响。因此为了展开分析，本文认为需要界定以下核心概念。

（一）核心概念

1.崛起国类型：维持现状国、挑战现状国

霸主国需要根据所观察到的信号判断崛起国的类型，进而判断是否采取制衡行为。关于崛起国的类型，常被学界采用的是施韦勒（Randall L.Schweller）的分类。他指出，国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现状国，即对当前世界秩序满意的国家;另一类则是挑战现状国，即对现状不满甚至想要推翻当前秩序的国家。伊万（Ivan Savic）和扎卡里（Zachary C.Shirkey）的分类与之类似，他们认为国家可以被划分为挑战现状国和维持现状国，前者主要为（潜在的）侵略国家，后者主要为（潜在的）制衡国。他们进而将挑战现状国区分为温和的挑战国与激进的挑战国两类。因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制衡国没法确定挑战国究竟是温和的还是激进的，因此只能观察挑战国的行为，进而对其类型进行判断。

笔者赞同伊万和扎卡里的这一思路，在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权力转移过程中，同样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崛起国会掩盖自己的野心，霸权国无法掌握崛起国的真正动机，因此霸主国只能根据崛起国所释放的信号进行判断，通过观察崛起国的行为以判断崛起国究竟是维持现状国还是挑战现状国。

2.崛起国策略与领导类型

崛起国在崛起过程中的选择是其对外释放的信号。斯坦茜·戈达德（Stacie E.Goddard）探究了崛起国如何采用策略成功崛起的问题，在研究普鲁士统一进程中的王朝战争后，她发现俾斯麦采用合法化策略，即释放对外信号表示本国将遵守现有规范，采用合适的话语使德国的统一与当时国际主流价值观一致，进而使潜在制衡国难以制衡。阎学通从国际领导的角度分析了崛起国策略，他认为主导国的领导存在三种类型，即王权、霸权和强权，其中王权型领导按照道义行事，强权型领导按照实力行事，霸权型领导则采取双重标准，有时遵循道义，有时强调实力。这些领导类型在国际互动过程中推动了国际规范的演化。可以看到，这一分类受到先哲的影响。我国古代先贤也对王道、霸道做了深入阐释。

本文认为，上述分类中，戈达德只是对崛起战略做了机制分析，即探讨了策略与合法性的关系，从操作层面上看，由于不同时期的规范存在变迁，我们无法判断哪些策略算是合法化策略，哪些不是。因此，本文采取閻学通的分类，从王权、霸权和强权三种类型的领导进而得出王道、霸道、强权三种崛起策略。这三种策略的区别在于尊奉道德与规范的程度高低。其中，王道策略对道德和规范的尊奉程度最高;霸道策略有时强调道德，有时强调实力，但其底线是重视信誉、遵守承诺;强权策略则基本忽视道德，不讲信誉，只重视权力。但是从国际关系现实看，王道策略较少出现。除了历史上周朝替代商朝的过程被认为是王道之外，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中的崛起国与霸主国很难归类为王道策略。因此为了便于操作，本文考虑的核心区分指标为是否重视战略信誉（strategic credibility），如果重视战略信誉，则为霸道策略或王道策略，如果不重视战略信誉，则为强权策略。

3.战略信誉、声誉与可靠性

根据前文的分类，如果将崛起国战略区分为王道、霸道、强权三种策略，战略信誉是划分标准。阎学通指出，战略信誉度是国际权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道义行为（moral actions），国家可以通过履行对其他国家的承诺获得战略信誉。战略信誉是国际道德的最低标准，是大国建立国际权威的前提。强权策略往往不注重战略信誉;霸道策略重视战略信誉，但忽略其他国际道德;王道策略既重视战略信誉，也重视其他类型的国际道德。在此，我们需要比较战略信誉与其他几个类似概念——声誉（reputation）和可靠性（reliability）——的区别。

声誉和可靠性等概念往往会与战略信誉混淆，均表达是否遵守承诺的内涵。从概念使用的范畴看，这些概念存在以下区别。首先，从衡量指标看，声誉往往用某国具体的行为来衡量，例如，在同盟中，可以根据盟友是否遵守承诺的行为衡量该国声誉;而可靠性和战略信誉体现为其他国家对该国的判断，往往用其他各国的主观评价进行衡量，例如，如果一个国家对盟友遵守承诺，则该国盟友就认为这一国家是可靠的。因此，从逻辑上看，这些概念有时间上的先后和逻辑上的因果关系，重视声誉的国家就会获得可靠性和战略信誉。其次，可靠性与战略信誉都是他国的判断，但是可靠性往往是从合作视角加以判断，例如，如果根据过去行为（past actions）判断某一潜在盟国的声誉，发现该国不可靠（unreliable），则其他国家与这一潜在盟國结盟时会通过制度化或者多种同盟组合（alliance portfolios）等方式抵消结盟风险。而战略信誉则可能被应用于对潜在对手的评估。声誉可以区分为诚实声誉（reputations for honest）和决心声誉（reputations for resolve），战略信誉与决心声誉有关，当一国发起威胁后，若本国被挑衅则将通过使用武力的方式保证本国的决心声誉，这就确保了在未来的可能争端中该国威胁的战略信誉。例如，在朝鲜战争中，中国告知美方不可越过三八线，美国不信并加以挑衅，中国抗美援朝，维护了本国的决心声誉，也使美国认为中国之后在台湾等问题上的立场具有战略信誉，可见战略信誉侧重于他国评价。

基于上述概念辨析，我们可以发现，声誉和可靠性往往用于具体的行为层面，适用于任何国家，只要这个国家过去出现了失信行为，就会降低他国对其可靠性的预期，使合作空间减少。而战略信誉则往往用于对潜在对手的身份判断，体现为在战争特别是核威慑等重大行为中是否遵守承诺的问题，霸主国往往容易将失去战略信誉的崛起国视为挑战现状国。由于本文研究的是霸主国与崛起国之间的遏制战，战略信誉显然更适合本文的情境。

（二）因果机制

根据上文对核心概念的辨析，笔者认为，霸主国会根据崛起国的类型选择相应的对策，而崛起国的类型可以从领导类型及其崛起策略中窥得端倪，崛起国既往行为导致的战略信誉对其他国家对崛起国的判断起到重要作用。概言之，有以下两种作用机制。首先，如果崛起国重视战略信誉，则该国与第三国和谈时毁约背信的概率较低，避免了第三国由于担心受到欺诈而不与崛起国和谈的现象，因此由于承诺问题而引起的冲突风险降低。据费伦（James Fearon）总结，冲突的原因主要有三点，即信息不对称问题、承诺问题和争论议题的不可分割性。信息不对称问题是指谈判双方隐藏关于自己实力或者决心的私人信息，导致对方误判而爆发战争。承诺问题是指在无政府国际体系中，谈判各方即使签订条约也可能背叛承诺，导致和谈失败。争论议题的不可分割性是指在谈判的讨价还价进程中，双方的争夺对象没有办法分割，只能一方全得，另一方收益为零，导致谈判难以达成。鲍威尔认为引起战争的核心原因只有信息不对称问题和承诺问题，而在权力转移过程中，崛起国由于实力上升，遵守既往条约承诺的可能性下降，往往会在追逐利益过程中背弃以往的条约，因此承诺问题成为导致遏制战争的重要原因。因此，如果崛起国拥有较高的战略信誉，就可以有效规避这类由于承诺问题而引发的战争。

其次，如果霸主国与第三国关系密切，甚至是同盟关系，则崛起国重视战略信誉的选择也相应降低了霸主国被第三国牵连人大战的风险。由于背叛同盟条约也会影响霸主国的声誉，因此即使卷入第三国的战争违背了霸主国的自身利益，霸主国也可能囿于国际声誉而履行同盟承诺。在此情况下，同盟困境加速了遏制战争的发生;而如果第三国与霸主国关系不密切，霸主国由于身负维持世界秩序的责任，坐视冲突升级也不利于自身的国际观众成本，因此其也可能通过第三方干预或者军事干涉等方式介入。

综上可知，重视战略信誉对崛起国有两方面的直接影响，一方面会加强该国的合法性，减少与第三国冲突的风险，另一方面也会减少霸主国卷入冲突的风险。例如，美国崛起与德国崛起基本同时，德国发展海军时美国也大力发展海军，但是美国重视信誉，从一战后至二战前，与第三国的矛盾没有升级为大规模战争，也没有引起当时霸主国英国的猜忌。反之，如果崛起国不重视战略信誉，第三国在与其和谈时担心受骗，往往可能发生冲突，而霸主国也可能被牵连进入战争。二战时期，希特勒多次欺诈，《慕尼黑协定》中割让苏台德区的妥协并没有使德国停止进攻，德国选择继续攻打捷克和波兰，因此英国彻底抛弃绥靖政策，向德国宣战。因此，本文认为，战略信誉攸关崛起国崛起成败。

在此需要指出，如果崛起国重视战略信誉，就会为了维护信誉不惜代价。从信号成本角度看，信号可以划分为廉价谈话信号（cheap talk signal）和昂贵信号（costly signal）。前者局限于口头承诺，可信度较低。后者多为实际行动，付出了沉没成本、束手成本或观众成本，可信度较高。本文中的“重视战略信誉”是指崛起国愿意为了维护信誉付出成本，成本越高，代表其重视程度越高，其结果就是该崛起国战略信誉高。例如，春秋时期，齐桓公不违背曹沫之盟，尽管齐国付出了重大成本，但是获得了国际信誉。“诸侯闻之，皆信齐而欲附焉。七年，诸侯会桓公于甄，而桓公于是始霸焉。”可见齐桓公重视战略信誉的行为有助于其称霸。然而由于维护战略信誉往往需要付出重大的成本，崛起国有时也会选择不守承诺的行为，其结果就是该崛起国战略信誉低。

四、崛起国信誉与遏制战争的信号博弈模型

根据上述因果机制，本文将构建信号博弈模型加以论证。事实上，之前学者有关崛起策略的分析已经包含信号模型的思路。例如，阎学通强调对于不同层次的道义水平观察成本不同，由于欺诈等行为很容易被他国发现，战略信誉仅仅需要较低的观察成本，为低层次国际道义。而其他类型的道义如慈悲、利他主义等较难判定，需要较高的观察成本，属于高层次的国际道义。可以看到，此处的逻辑就是信号分析，即崛起国的选择和行为是信号，被其他国家观察。因此，本文认为采用信号博弈加以分析是合适的工具。

（一）前提假定

本文采用不完全信息博弈中的信号博弈，分析霸主国与崛起国之间的权力转移以及遏制战爆发的风险。在这一博弈中，霸主国和第三国不知道崛起国究竟是现状国还是挑战现状国，只能观察到崛起国的行为，崛起国会通过具体行为释放信号，迷惑潜在敌人，降低崛起难度。而霸主国和第三国根据观察到的信号推断崛起国的类型，进而决定采用的应对措施。在这一博弈中，有以下假定。

第一，霸主国、崛起国和第三国是理性的，处在无政府状态下，霸主国与崛起国的收益具有零和性。此处第三国并非泛指世界上除了霸主国和崛起国之外的其他所有国家，而是指其选择可能会引起霸主国和崛起国之间纠纷的国家，这些国家往往可能是崛起国或霸主国的盟友。在国际关系现实中也存在不接受双方领导的第三国，例如冷战时期的不结盟运动，但是这类国家不会引起霸主国和崛起国以战争的方式进行争夺，因此本模型不考虑这类中立的第三国（详见表1）。

第二，如果霸主国卷入崛起国与第三国的战争，崛起国的获胜概率小于霸主国不卷入的情况，即在三方战争中崛起国获胜概率小于两方战争。

（二）博弈步骤

崛起国与霸主国的权力转移这一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详见图1）。

阶段1：自然（nature）选择崛起国是否野心勃勃的类型，s为崛起国为维持现状国的概率，1-s为崛起国为挑战现状国的概率。

阶段2：崛起国释放信号，选择崛起战略究竟是否重视战略信誉。

阶段3：第三国观察崛起国信号，选择究竟是接受崛起国提出的利益分配方案，还是拒绝并与之冲突。如果第三国接受崛起国的方案，则博弈结束。如果第三国与崛起国发生战争，博弈将进入下一阶段。

阶段4：霸主国决定究竟是支持第三国并卷入战争还是漠不关心。如果霸主国卷入战争，博弈结果是遏制战争发生，崛起国、第三国、霸主国三方参战。如果霸主国漠不关心，博弈结果是只发生局部冲突，只有崛起国和第三国参战，而没有出现遏制战争。

（三）博弈支付（payoff）

（1）崛起国在崛起过程中，要协调与第三国的利益分配。假设争议目标的收益之和为1，崛起国给第三国的方案是（x，1-x），即崛起国获得其中的x，第三国获得其中的1-x。

（四）基于博弈的推论

从崛起难易程度上看，博弈有三种结果，即不发生战争，崛起国和第三国间的双边战争，崛起国、第三国和霸主国间的三方战争。显然，不发生战争时崛起国最容易崛起，三方战争时崛起国崛起难度最大。根据以上博弈推演，我们可以初步得出以下论断。

（1）如果崛起国发布的信号是“重视信誉”，则比起发布信号为“不守信用”时，霸主国不参战的可能性更高，第三国更可能接受崛起国方案，崛起国成功崛起的概率更高。

除了战略信誉因素外，霸主国是否卷入与崛起国的冲突与以下三个因素有关。第一是霸主国与崛起国的实力对比以及权力转移导致的各国对未来的预期。其中实力对比直接影响霸主国与崛起国发生战争时的获胜概率与战争成本。同时，如果权力转移越迅速，霸主国越担心自身未来被超越，则越可能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第二是第三国的重要性，如果第三国是霸主国的重要盟友，一旦失去这个盟国，霸主国的实力可能会受到巨大损失，则霸主国卷入战争的风险明显上升。第三是霸主国是否在意國际威望与声誉，如果重视的话，则在第三国与崛起国发生战争的情况下，霸主国无所作为将付出极高的国际观众成本，可能失去其他国家的支持，导致自身霸权地位的丧失，因此如果国际观众成本较高，霸主国卷入战争的风险也会上升。

第三国是否接受崛起国提供的谈判条件（1-x），除了崛起国是否重视信誉这一因素外，还取决于该条件的成本大小以及其对霸主国可能行动的预期。如果该第三国不是霸主国的重要盟友，或者认为霸主国不在意国际威望和声誉，不在意迅速权力转移的未来风险，则第三国将认为霸主国卷入的可能性较小。在此情况下，该第三国是否接受崛起国的谈判条件取决于两国的实力对比，如果该第三国实力远远弱于崛起国，则一旦发生双方（崛起国与第三国）战争的话，第三国失败的可能性较高，因此会较容易接受崛起国提供的谈判条件。反之，如果该第三国预期霸主国卷入的可能性较高，则该第三国接受的可能性较低。

在上述结论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如果崛起国和霸主国都重视信誉或道义规范，结局不一定是权力转移的和平过渡，因为如果霸主国重视信誉或者国际威望的话，可能由于遵守承诺保护第三国而卷入对崛起国的战争。此外，如果崛起国和霸主国都不重视信誉，结局也未必不利，因为尽管此时崛起国容易与第三国发生冲突，但是霸主国不会轻易对崛起国发动遏制战争。最有利于崛起国的情况是崛起国重视信誉而霸主国不重视，此时崛起国不会轻易与第三国冲突，而霸主国也不会轻易发动遏制战争，崛起国可以有较长的发展时机。

（2）崛起国对“重视信誉”和“不守信用”不同信号的选择，视方案给第三国的好处大小以及第三国和霸主国的强硬程度而定。因此，若崛起国不能保证重视信誉时，则与第三国方案给第三国的好处越大，崛起国成功崛起的可能性越高。

第三种是“条件守信”，即在某些条件下，崛起国会选择重视信誉，但是其他条件下，崛起国则不守信用。根据图2，我们可以看到，霸主国的选择对于崛起国是否“条件守信”没有影响，此时影响崛起国的是第三国的选择。崛起国给第三国的分配方案协议并不算优惠，第三国在决定是否与崛起国作战时，对于崛起国的信号很重视。如果崛起国信守承诺，第三国不担心承诺问题，会接受协议。而如果崛起国不守信用，则第三国担心签约以后崛起国会出尔反尔，因此第三国不会接受协议，而是与崛起国发生冲突。可见，不论霸主国是否参战，只要第三国选择区分对策（即看到“重视信誉”信号第三国不对抗，看到“不守信用”信号第三国对抗），则崛起国的选择取决于重视信誉时给第三国划分方案中自己所得份额x小的大小。若崛起国所得份额较大，则选择重视信誉，若崛起国所得份额较小，则选择不守信用。

3.类型三：崛起国不重视信誉，霸主国不太重视第三国或自身威望

战国时期的秦国崛起属于这一类型。战国时期，秦国被认为是“虎狼之国也，无礼义之民”，可见在战国列强心中，秦国缺乏战略信誉。在秦国的外交行为中，多次欺骗楚怀王甚至导致其死在秦国的事件被国际鄙弃，其后果是“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绝”。

尽管战国七雄是诸侯割据的阶段，但是在战国早期和中期阶段，齐国可以算霸主。在桂陵之战后，齐国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于是齐最强于诸侯，自称为王，以令天下”。而马陵之战后，齐国受诸侯朝，“其后三晋之王皆因田婴朝齐王于博望，盟而去”。对比战国时期的历次制衡，秦国与魏国拥有截然相反的结果，秦国成功崛起并最终统一六国，而魏国在经历围魏救赵、围魏救韩战争后一蹶不振。尽管齐国遏制了魏国的崛起，但齐国却容忍了秦国，例如公元前288年，秦昭王与齐湣王相约一起称帝，齐国为东帝，秦国为西帝。而且两国共同约定瓜分各国的方案，秦国让齐国可以攻打宋国，齐国则容许秦国攻击魏国。造成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崛起国对第三国的态度。魏国在崛起阶段过于明显地显示其攻击性，尝试吞并当时的大国赵国和韩国，在灭国风险下，赵国、韩国极力抵抗，也积极寻求当时的霸主国齐国的支持。在决策是否要参与战争遏制魏国时，段干朋的建议对援助赵国起了关键作用。孙膑的建议对围魏救韩战争的发生起了决定性作用。而这两者建议的共同点都是认为魏国灭国行为对齐国构成重大威胁，需要加以遏制。可见，魏国作为崛起国对第三国动辄吞并，使霸主国视其为严重威胁，进而导致遏制战发生，使魏国丧失了成功崛起的机会。

与魏国不同，秦国尽管缺乏国际信誉，但其在崛起进程中并没有受到致命性的攻击。例如，公元前287年，齐、韩、赵、魏、燕五国合纵抗秦，但是五国军队只是进发到荥阳和成皋后就不再向前进攻，没有与秦国进行大战。秦国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废除帝号，归还之前从魏、赵夺取的部分土地，五国军队最终撤军。可见，秦国的行为有效缓解了秦国对各国造成的威胁感，导致各国并没有倾尽全力遏制秦国崛起。从秦国对于第三国的战略选择看，秦国采取以下两个策略降低了带给各国的威胁感：首先，秦国在崛起阶段采用蚕食而非灭国的策略，即在实力没有达到远超其他大国时并不试图消灭各国，而是采用蚕食的战略。例如，公元前322年，秦攻占了魏国的曲沃、平周。公元前319年，秦攻取了韩的鄢。公元前275年，魏冉与白起攻魏，魏国战败求和，秦国只让魏国交出温县和其他两个已经被占领的城池就同意和谈。在这一策略下，战国早期的各大国并没有将秦国视为严重威胁。其次，秦国对于敌对阵营的国家采用连横战略，积极拉拢，并非一味与敌对阵营作战。韩非子指出：“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可见连横实质上可算是楔子战略，即破坏对方的同盟，使对方盟友追随自己。在连横策略中，张仪采用的手段主要是威逼利诱。例如，张仪在游说魏王时说：“为大王计，莫如事秦。事秦则楚、韩必不敢动;无楚、韩之患，则大王高枕而卧，国必无忧矣。”张仪在游说韩王时说：“故为大王计，莫如为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如韩。非以韩能强于楚也，其地势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转祸而说秦，计无便于此者。”根据上述言论，我们可以看到，秦国的连横战略并没有动辄消灭第三国，而是让第三国根据利害得失加以选择。这一策略使第三国有较大的选择空间，从而降低了秦国所面临的来自第三国的威胁和压力。

根据对魏、秦两国崛起成败的对比，我们首先可以看到第三国的重要性。对于缺乏战略信誉的崛起国，如果该国在与第三国互动过程中利益划分方案让利较多，不动辄试图吞并第三国，则第三国在面临诸多选项时，坚决与崛起国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较小，从而给这类崛起国的顺利崛起保留了通道。其次，战国早期群雄竞逐，权力格局可以算多极化。尽管齐国在击败魏国后隐然有独霸天下的态势，但是其他诸强也有取而代之的野心，例如其后的燕昭王灭齐之役。由于战国时期规范退化，各国不再像春秋时期一样谋求霸主之尊、重视国际威望，因此齐国决策是否全力遏制也主要受到战争成本因素的影响。地缘因素在此情况下可能发挥作用，从战争成本角度看，魏国与齐国距离较近，战争投送成本相对较小。若魏国成功崛起，也将威胁齐国的安全。而秦国与齐国相距较远，齐国对秦国发动战争的投送成本较大，且秦国崛起对齐国的直接威胁也略小。以上作战成本收益的考量对魏、秦两国的不同命运也可做一解释。

4.类型四：崛起国不重视信誉，霸主国较重视国际威望

二战前的德国属于这一类型。希特勒自从上台以后，多次违反国际条约，缺乏战略信誉。霸主国英国对德国的态度经历了从绥靖到宣战的转变。从1936年3月希特勒宣布德国军队将重新占领莱茵兰，到1938年3月德国对奥地利进行军事占领，再到1939年对于捷克苏台德区问题，英国均采取绥靖政策。直到1939年3月，捷克被征服后，英国开始转变绥靖立场，当德国将进攻波兰时，英国向波兰提供军事保证，如果一旦发生显然威胁波兰独立的行动，英国将给波兰以全力支持。

英國的转变看上去似乎比较突兀，然而本文的模型可以提供解释。首先，英国根据德国释放的信号判断德国究竟是维持现状国还是挑战现状国，这是英国对德政策转变的根由。在此，英国对德国身份的判断依据是德国对第三国的行为是否突破规范底线。希特勒德国在吞并捷克问题上采用的策略类似于俾斯麦采用的合法化战略，即在当年公认的国际规范中为己方行为寻找合理性。即使基辛格也承认，“但就民族自决而言，也很难为这种国家辩护”。1937年，希特勒为捷克境内的德国人发声，要求给予苏台德区的德裔族群特殊权利;1939年，希特勒声称要用武力将苏台德区纳入德国。在绥靖的标识性事件慕尼黑会议上，“张伯伦无法允许自己让捷克受如此严重的羞辱，法国总理达拉第的立场更为强硬。有好几天战争似乎迫在眉睫”。但是，由于希特勒用民族自决的名义，英法师出无名。然而，当德国最终征服捷克并且威胁波兰时，则是赤裸裸地破坏国家主权和民族自决的行为，导致英国将希特勒德国的性质改为挑战现状国，进而对之强硬。正如基辛格所言：“希特勒的错误不在于违反了传统的均势原则，而是他触犯了英国战后外交政策的道德前提。他的侵略行为是要把非德裔的人口纳入纳粹德国之中，这就违反民族自决原则，而他先前所有的片面夺取领土都因这个原则而被容忍。”

其次，英国选择绥靖一方面可以避免同盟牵连的风险，但是另一方面又会付出国际观众成本，在两者权衡的过程中，如果国际观众成本过高，则英国也会改变绥靖政策。一战前的安全困境和同盟捆绑使各国迅速卷入大战。在二战前，英国吸取一战的经验教训，避免受到同盟的牵连。在捷克问题上，1937年11月，英法举行伦敦会谈，英国首相张伯伦与法国外长德勒波交流了法国与捷克的同盟义务。按照基辛格的评价：“这是外交家想要钻漏洞，不想履行承诺时便会提出的疑问。”英国长期绥靖也会造成国际观众成本过高、威慑失效等负面影响。希特勒在决策是否吞并奥地利时，根据英、法既往的绥靖行为判断其不会军事保护奥地利。此后，在進攻捷克时，希特勒依然坚持这一判断。与此同时，对于英法的长期绥靖，其他国家也相应选择最有利于本国的行为。例如，在1935年苏联与法国结成政治同盟后，由于担心西方国家祸水东引，即通过绥靖满足希特勒的欲望后让德国先进攻苏联，1939年斯大林签订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可见绥靖政策付出了较高的国际观众成本，致使英国必须改弦更张。

根据对二战前德国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不重视战略信誉的崛起国，如果崛起国与第三国冲突不断，即使霸主国基于战争成本考量不想轻易发动遏制战争，最后也可能会不得不与之交战。作为霸主国，其领导地位和国际威望的主要来源是对世界秩序的维护和对国际公共物品的提供。若崛起国破坏了国际秩序，就动摇了霸主国的合法性根基。如果霸主国不能强硬应对，就会付出国际观众成本，削弱霸主国未来的国际信誉和威慑可信度。此外，如果该第三国是霸主国的盟友，而霸主国违背联盟承诺不参战的话，则会进一步损伤霸主国的声誉，此种情境下霸主国可能会被拖入战局。据统计，大国重视信誉，一般较少违背同盟承诺。当然，霸主国也可能通过各种同盟管控方式加强对盟友的约束，例如冷战时期美国在亚太构建了轴辐结构的双边同盟网，可以降低美国被个别盟友强行拖入战局的风险。但这些同盟管控安排往往是被动的，即只能约束盟友不主动进攻其敌国，但并没有增强威慑力，若该盟国受到崛起国挑衅甚至陷入冲突时，霸主国相应卷入的风险是难以规避的。可见，对于这种类型，遏制战争发生的可能性相对较高。

六、结语

本文研究了崛起国、第三国和霸主国互动导致的遏制战争发生的条件。在诸多影响因素中，本文发现，崛起国释放的有关战略信誉的信号至关重要。如果崛起国在与第三国的互动过程中屡屡失信，严重违反当时的主流国际规范，则可能会被霸主国视为挑战现状国，加速遏制战的爆发。反之，若崛起国重视信誉，不违背规范，则霸主国可能将之视为维持现状国，有助于降低遏制战的规模或者推迟遏制战的发生。除了战略信誉这一核心因素之外，冲突各方的实力对比、霸主国的国际观众成本、霸主国对来自崛起国的威胁感、崛起国对第三国的利益划分方案等因素也均有影响。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找到影响霸主国是否选择遏制战争的关键因素，亦即霸主国对于崛起国身份的界定，而这又与崛起国自身行为所释放的信号密切相关。既往研究往往侧重于客观宏观因素如国际格局、实力对比等因素。但是，崛起国的未来命运并非是宿命论的，其崛起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与该国的战略选择密切相关。而在崛起国的诸多信号中，崛起国对当前国际规范的遵守程度以及与其他国家间的冲突程度都是影响霸主国判断的重要指标。以上发现对于分析当前国际形势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当然，本文的发现只是基于模型推演和历史总结，而在不同时代，哪些类型的信号更容易受到霸主国重视，其具体内容可能不同。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大力发展海军的举措可能会被当时的霸主国英国视为挑衅;而在冷战期间，苏联在大力发展核武器的同时与美国进行军控合作，避免了美苏之间的直接战争。当前，中美竞争升级，从中美贸易争端、美国海军在南海的军事挑衅、对5G技术的封锁，到近期的蓬佩奥极端发言，我们可以发现，中国面临的局势可能会日趋严峻，而且矛盾涉及经贸、海军和高科技等诸多领域。因此，我们难以判断美国会对中国哪个领域的信号更为敏感。但是基于本文的研究可以得出，中国的崛起不在于与美国之争，而是得到世界各国的支持。《六韬》有言：“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因此我国在面对美国挑衅时保持冷静，同时在处理与第三国关系时重视信誉、正确释放信号，将有助于化解危机，延缓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