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书”、“读书”和“懂得书”*
——“学习型家庭”、“书香校园”与图书馆阅读推广

徐 雁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江苏南京 210023）

许多年来，有关国际组织和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的政府都把原本主要是“个人自愿—家庭自主式”的民间阅读行为，通过专题立法，将之提升到文化软实力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战略高度，严明政府保障和促进国民阅读的行政职责，明确政府、有关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如美国政府颁布的《卓越阅读法》（1998），尤其是《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2002），主要针对儿童阅读，特别是“学前教育”的“阅读优先”问题。韩国颁布的《图书馆及读书振兴法》（1994）的宗旨，是“为图书馆及文库的设立、运营以及读书振兴，创造必要的环境，建立健全图书馆及文库，促进读书活动，促进文化发展和终身教育的发展”。后来又于2009年跟进颁布了《读书文化振兴法》。俄罗斯政府在其颁布的《民族阅读大纲》（2012）中，有要求在出版、运输和传播儿童书籍方面提供国家保护措施；大力支持和激励作家为儿童青少年创作图书等条款。新加坡提出了构建“思考型学校”（Thinking schools）和“学习型国家”（Learning Nation）的文教愿景。至于东邻日本，则有《关于推进儿童读书活动的法律》（2001），明文规定“国家及地方公共团体，都有义务推进儿童读书活动从而改善儿童的读书环境”，在2005年又出台了《文字印刷文化振兴法案》等。

在中国，自2014年3月“倡导全民阅读”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后，在此后数年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依次被深化表述为：“倡导全民阅读，建设学习型社会”（2015年），“倡导全民阅读”“普及科学知识”“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2016年），“大力推动全民阅读”“加强科学普及”（2017年），“倡导全民阅读”“建设学习型社会”（2018年），“加强公共文化服务，倡导全民健身和全民阅读，使全社会充满活力、向上向善”。

可见，“倡导全民阅读，建设学习型社会”，业已成为我国政府所看重的基本文化和教育国策。但在如何进一步深化、拓展和创新方面，依然有诸多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

1 公共图书馆依法从事全民阅读推广工作，任重而道远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及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公布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侧重在从政府有关部门及公共图书馆等层面的责任、义务、权利等方面，全面而清晰地阐释以公共图书馆为主要平台的公共文化服务，以及“全民阅读”的法律地位、国家责任和人文理念。“二法一条例”的颁布和实施，是社会各界的有识之士多年来呼吁的公民文化权利和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规化推进的重大成果。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中，阅读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基本文化权利、作为政府“公共文化保障”的重要内容被阐释的，从而具体落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文化权利中的“阅读权”，国家、社会、学校的社会责任写得十分清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则明确规定了“公共图书馆应当按照平等、开放、共享的要求向社会公众提供服务”，其中在免费向社会公众提供的服务方式中列出了“公益性讲座、阅读推广”，并具体指出：“公共图书馆应当通过开展阅读指导、读书交流、演讲诵读、图书互换共享等活动，推广全民阅读。”[1]这样，也就非常明晰地规定了公共图书馆依法推广全民阅读的具体工作范围和主要活动方式。

至于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共分为六章，包含三十七个条款。旨在全面深化全民阅读，在南北方、东西部的全域之内，建立全民阅读工作更为广泛深入、阅读推广活动更为扎实有效的法定机制。全民阅读立法是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有识之士认同并应进一步大力推进的“以法治国”的举措之一。

为此，笔者积极响应朱永新、邬书林、曾祥芹、聂震宁、王余光等有识之士，在包括全国“两会”上及其他各种社会场合所呼吁的，把每年9月28日孔夫子诞辰日确立为“国家阅读节”的宝贵建议。我认为，把孔夫子诞辰日设立为“国家阅读节”，可与“4·23世界读书日”形成呼应之势，形成“春有‘423世界读书日’，秋有‘928中国读书节’”的全民阅读的基本格局，必定能进一步促进全民阅读，推动“学习型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以强化国民对华夏经典文化的尊崇观念和阅读行为，对于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地传承和发展文化软实力，有其不可估量的社会效益和精神文明功用。

2 “读书立身”与 “读书立国”的文教奥秘

现代文学家梁实秋先生在《书房》一文中说：“一个正常的良好的人家，每个孩子应该拥有一个书桌，主人应该拥有一间书房。书房的用途是庋藏图书，并可读书、写作于其间，不是用以公开展览，藉以骄人的……书房不在大，亦不在设备佳，适合自己的需要便是。”[2]这“书桌”和“书房”，应该成为一个“学习型家庭”的基本配置，当然还应该有基本的家藏读物——古今名著经典和中外佳作好书。在当代，不乏中外人士基于自己“读书立身”的学习经验和人生体验，由“独读者”变身而为“领读者”，从一个勤奋的读书人变身为所在国家和地区国民阅读的积极推动者。他们与书为友的成长道路，以及他们有关开卷有益的种种见解，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2.1 相信“阅读”“阅读的力量”及“阅读救自己”的高希均先生

1936年4月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县，现为台湾知名出版家、经济学家的高希均先生，在回望自己的成长经历时说，1952—1954年在台北商业职业学校求学的三年最为关键，那是一个相当于高中生的学龄阶段，在那里他得到了许多热心而博学之师的学业指导，除了最常去的校图书馆外，还常常去“衡阳路的书店，分几天站着看完一本书”。他在写给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阅读救自己：50年学习的脚印》的序言中说：“放眼世界各国，进步中仍有残缺，富强中仍有贫穷……在我看来，其根源则来自教育的投入。教育的差距影响了个人的成败与国家的兴衰”，“知识来自正规教育与终身学习……知识的累积与传播都必须透过阅读”，“西方社会有不少实证研究指出：幼年时代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是以后事业成功的重要因素”，因此，“我相信阅读，相信阅读的力量，相信阅读救自己”。

他指出，所谓“阅读救自己”，就是依靠教育，通过认真读书和大量阅读来把自己造就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具有竞争力、具有生产力、具有高附加价值的人。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现代国家，教育落后而经济进步的；世界上所有的文明社会，必然是一个爱阅读的社会：自己阅读，家庭阅读，社区阅读，国会议员也阅读，媒体人也阅读，有钱人也阅读，每个人都是终身阅读者……在所有的选择中，阅读最重要。我深信：读书不输；读书一定强”；“在这不确定的年代中，有一项是确定的：那就是知识的重要。谁拥有最新的知识，谁就能超越对手，拥有未来”[3]。

2.2 坚信“阅读的高度，就是国家的高度”的朱永新先生

现为著名教育家、中国“全民阅读形象代言人”的朱永新先生，1958年8月出生于江苏省大丰县的一个乡村教师之家。在他求知若渴的童年，遭遇的是长达十年的“文革（1966—1976年）书荒”时期，因此，他与当年许多街童村娃一样，基本上没有什么课外书可读。幸运的是，他的母亲在镇上的招待所工作，那时候南来北往的旅客往往在行囊里会带上一两本小说。于是，童年的朱永新既能听到他们的谈话和讲的故事，又有能借读到他们所带书的便利。正是这种同时阅读“无字书”和“有字书”的经历，养成了他喜读“生活的大书”的意识，以及连夜通读、一目十行的速读本领。

随着改革开放的新时政，他在1978年夏有幸考入江苏师范学院（即今苏州大学）政教系求学。于是真正的阅读开始了。在《我为什么喜欢儿童文学》一文中，他回顾道：“进入大学之后，我之所以能够通过不断阅读而有所提高，不仅是因为受到当时‘老三届’的优秀同学们的刺激，也是因为自己通过童年的阅读，有了阅读的‘童子功’”，“当我有机会大量接触到儿童文学作品时，尽管那时的我已经成年，可我还是满怀欣喜地投入到这些作品的阅读之中。我享受儿童文学的那些时光，不亚于我在阅读教育理论名著中得到的满足感”。在执著于学业之余，朱先生在课外时间里特别热衷于到校图书馆去看书，而儿童文学作品、中外名人传记及教育理论名著等，都是他如饥似渴地享用的精神文化食粮。当他读到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著作，看到他关于“无限相信书籍的力量”的观点后，在思想上大受启迪，并转化成了他后来所热心从事的“新教育实验”及“新阅读实践”的学理信条。

在中国图书馆学会的一次年会报告中，他分享自己所追求的“书香社会”的愿景道，那是一个“人人溢书香”“处处有书香”“时时闻书香”“好书飘书香”的世界[4]。为此他基于发轫于苏南，后来影响及于全国各地的“新教育实验”及“新阅读实践”，不断提出并反复强调：“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这个民族的阅读水平。一个没有阅读的学校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才能成为美丽的精神家园。共读、共写、共同生活，才能拥有共同语言、共同价值、共同愿景”[5]等洋溢着创意、激情和哲理的观点，成为人们在媒体上、文章中引用率最高的“新阅读观”。

朱先生把最新问世的一部阅读随笔集命名为《造就中国人：阅读与国民教育》，由深圳海天出版社于2019年出版。他在序言中说，“阅读的高度，就是国家的高度”，“通过专业的阅读研究与践行，可以提升我们国家的民族的精神境界”。为此，他把本书分为三个单元，即“有书香，才有故乡：阅读为什么很重要？”“阅读的高度，决定国家的高度：中国人应该读什么？”，以及“阅读，从儿童开始：今天我们应该怎么读书？”这是事关全民阅读的前行路径和发展方向的三个重要问题。

2.3 揭示“读书能力乃日本国的软实力资本”的斋藤孝先生

1960年出生于日本静冈县的斋藤孝先生，是东京大学法学系的本科毕业生。然后，他继续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任日本明治大学文学部教授，是知名的畅销书作家。他在《阅读的力量》一书中，揭示了“日本乃读书立国之邦”及“读书能力乃日本国的软实力资本”等崛起的文化教育奥秘。他告诫国人：“教育质量高的一种体现，就是读书能力强。日本人平均阅读能力强这一点，对外则显示出日本人信息处理能力、求知欲及上进心的旺盛……读书意味着对知识的渴求，我们应该让这种求知欲变得更加旺盛。一个国家，要是每一个人都有很强的阅读能力，那么这个国家一定大有潜力可发掘，一定相当有气魄。”[6]

斋藤孝先生非常重视经典阅读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的影响。在《经典的魅力》一书中，他指出，无论是各层级的在校学生，还是已在工作岗位上的职业人，都应该重视经典阅读，因为它往往会在人们的心境陷入苦闷、迷惘时，“发挥它神奇的作用，显示出它独特的力量。如果我们把任何事情都封闭在自己心里，一个人苦恼不已，独自黯然忧伤，那么前景必然渺无可见。此时此刻，经典话语渗入我们的心田，会成为我们的精神依托”，因为“经典会让我们懂得，我们的社会以及人性都是一种历史的发展结果，而且还一直处于发展途中。经典会赋予我们一种勇往直前的生存力量，即便面对死亡，也不会黯然神伤”[7]。

无论是“读书立身”，还是“读书立国”，其实是同一事物的微观和宏观意义，其本质完全在于提升国民个体和群体生命价值的质量和能率。但若能由“读书立身”而推己及人，不遗余力地宣扬“读书立国”的理念，进而著书立说，兼济天下，则堪称国民阅读领域的仁人和志士了。而由上述数例，不难获得如下的思想启迪：中国的全民阅读工作要全面深入、重点拓展，并进一步达到阅读推广具体活动的实际有效，有必要构建“学习型家庭”“书香校园”和“图书馆阅读推广”这三位一体的保障机制，从而组合性地发挥全民阅读全方位、多层面的文教功能[8]。

3 以“三位一体”的全民阅读推广，架构“书香中国”的战略格局

多年来，笔者在南京大学的教学、科研工作中，以及在各地进行阅读推广的实践活动中，深刻地体会到：“书香中国”的社会基础是“学习型父母”如何自觉地去构建一个“学习型家庭”。笔者认为，全民阅读推广工作既要全面深耕，又要重点拓展，更需要倍加重视阅读推广具体活动的效能提升。因此，要深入构建并不断创新“学习型家庭”、“书香校园”、“图书馆阅读推广”这“三位一体”的全民阅读推广机制，要组合性地发挥全民阅读全方位、多层面、深层次的文教功能，在具体的方法论上，要走全民阅读推广活动精细化的道路，注重分级阅读、分类阅读、分众阅读、分时阅读和分校阅读推广的组合运用，把中外名著经典、古今好书佳作推介给读者。就公共图书馆而言，须得在“为书找人”和“为人找书”，“把最恰当的书推荐、提供给最适合的读者”方面用足功夫[9]。

3.1 “学习型家庭”是全民阅读的“奠基工程”

“社会的细胞是家庭。”也就是说，“书香中国”的社会基础离不开万户千家的阅读参与，而个体阅读水平的总和则决定着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基本文化面貌和文明水平。

“学习型家庭”的建设贵在从千家万户的娃娃抓起，从“学习型父母”抓起，要切实重视家庭学习氛围的营造。为此，应率先依靠图书馆读者服务与阅读推广馆员和社会阅读推广人，以及学校、幼儿园有关教师的专业力量，做好各有关层面的“好家长学堂”“学习型家长”及“阅读推广人”的培训、辅导、进修工作，为一些文教弱势家庭提供诸如“阅宝起航”（威海市图书馆）、“阅读宝贝”书包（苏州市图书馆）、“悦读宝贝”书包（宁波市鄞州区图书馆），以及“亲子阅读”“家庭导读”等必要的“书香援助”。

而氤氲于“学习型家庭”中的书香氛围，正是由家庭成员间崇文好学的人文共识，及诗书传家的精神追求所决定的。因此，读书求知的可贵情意，尤其是读好书、名著、佳作、经典的价值观构建，一定要从娃娃抓起，从以书香文脉为家风传承的“学习型家庭”抓起，从培养孩子对于童书佳作、文艺名著及科普好书的阅读习惯抓起。

美国塔夫茨大学儿童发展学教授玛丽安·伍尔夫认为，阅读有“学而读”和“读而学”两个阶段。正是通过这两个阶段的不断转换和相互促进，大脑在阅读的同时便有了额外的时间，调动比喻、推理、类推等高级脑力活动，引入一个人所积累的感情和经验。通过这个过程，人脑就逐渐向着“阅读大脑”发展。但长成于数字时代的孩子们，可能因为电脑、网络和手机等信息化工具，正在快速地变形为“数字大脑”——这种大脑，习惯了操纵电脑鼠标，或滑动手机屏幕，以即时获得数字化信息。这些信息看起来非常全面而且高效，却不需要读者投入独立思考，也不需要读者去超越那些文字信息。

信息不等于知识，知识也不等于就是智慧。在信息网络化传播的时代，“冗余信息”及“垃圾信息”，都在时刻侵占着成人们宝贵的人生时间。假如一个学龄儿童和少年，他的注意力过早地被鱼龙混杂的网络世界所吸引，课余时间过多地被手机社交等各种信息所绑架的话，必然会影响到孩子“学习力”的提高，即求学态度、求学习惯、求学理想的良性提升。因为这个阶段，本应该用来求知、明理、增慧，为人生奠定知识、学识和见识的基础。如果不慎沉溺于“碎片化阅读”，易致一个孩子在知识结构上出现“零碎化”倾向，导致思考力的“肤浅化”与想象力的“苍白化”。不仅再难成为具有创意创新能力的知识复合型人才，甚至还可能直接被绊倒摔跤，跌落在学业进取的台阶上。

为此，作为家长首先要培养孩子“惜时”——珍惜自己的时间，也就是珍爱宝贵人生的观念；然后要帮助和引导孩子学会对信息进行筛选，明确信息、知识和智慧的区别，多读古今名著经典、中外好书佳作，因为它们都经过了时间和空间的考验，能够供给读者丰富而优良的精神食粮。我倡导孩子应该从传统纸本书阅读起步，让他们及早养成专心致志的读书习惯，关注细节的阅读素质，以便长大后，能够宁静从容地应对愈来愈浅碎和浮躁的网络时代。

从阅读文化学的层面来说，“一种家风是书香”。一个注重孩子成长和成才的负责任家长，首先就应该做“学习型的父母”。作为家长自己，首先要有自己的读书爱好和读书习惯，然后还要通过言传及身教，把它们传导给自己的孩子，让他们在书香的家庭中成人，在文雅的氛围中成长。

立足于中国社会的教育现实，我提倡家长们一定要有构建“书香家庭”的文化自觉，要注重以“亲子阅读”为抓手，以文学作品阅读为基础的家庭阅读。孩子来到世上的第一空间是家庭，家长是孩子最早的教师。因此，家长必须以身作则，要有亲近书本、开卷读书的具体行动。读书并不怕什么“轻阅读”“浅阅读”“泛阅读”，怕的是开卷无缘、读书无福，无论何人都是在一次又一次的阅读行为中，不断提升自己的“阅读力”的。因为读书、学习，旨在求知、明理、增慧，并转化为为人品格、处世立场、做事态度等个体心理及其社会行为。

在家庭阅读的具体场景中，家长该是一个导读者、答疑者和启发者的角色，因为导读、答疑和启发也正是“亲子阅读”的关键。孩子的童心、童言是一定要被珍惜的。孩子只要读了佳作经典，一定对他的为人处世、言行举止有影响。不同的人走向不同的人生道路，到达不同的职业、事业的高度。课外阅读的行为和课外读物的优劣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什么时候这种影响力会爆发，需要人生不同的环境来激发。但家长应坚信“近朱者赤”的道理，当孩子吸收了优秀文化食粮以后，一定会沿着出色的轨道发展。通过阅读来让孩子的智商和情商和谐发展，对孩子来说更有人文意义。这也是家长需要有的心态。

3.2 “书香校园”是全民阅读的“梁柱工程”

“书香校园”建设，是全民阅读推广的“梁柱工程”。在目前“应试教育”体制难以撼动的现实环境中，在观念上确立以“好读书、读好书、读书好”为学风内涵，以“才华学识、知行合一”为校风基调的“学习型校园”，已经刻不容缓。犹如阅读要从家庭中的娃娃抓起一般，校园阅读推广也应从新生抓起。而人文素质和科学素养教育，则是其中的重中之重。

作为全民阅读可持续、良性循环化发展的中枢环节，校园阅读推广是刻不容缓的。在基础教育阶段，应注重培养学生的读书、作文和观察、思考能力。“劳于读书，逸于作文”是学生读写能力提升的宝贵古训。中外作家的散文、随笔小说佳作，应该成为学生重要的课外读物之一，以培养文章语感和提升文学素养。家长应赋予自己的孩子以课外自由阅读的时间，从小鼓励他们多读课外好书，要让他们按照自己的兴趣，依据自己的爱好去选择优良读物和阅读的方式。

在“书香校园”建设中，教师群体的读书风气是非常值得重视的。朱永新在《有书香才有“精神故乡”——我心目中的“书香社会”》一文中特别指出，“老师要读书，这是‘书香社会’的关键人群。关键人群抓好了，整个社会的推动力就会很强……阅读不（仅仅）是语文老师的事情，是所有学科的事情。包括科学、人文、艺术。如果没有阅读的教师，永远培养不出来阅读的学生。”

《造就中国人：阅读与国民教育》一书共计27万字，其主旨在于倡导“全民共读”。朱先生认为，“共读”方能形成时代共识和社会合力，“一个班级、一个家庭、一所学校、一个社区、一个国家乃至于整个人类通过阅读继承共同的文化遗产，拥有共同的语言和密码”，才能够在特定的空间中和谐共处、合作共事和共同发展。这就从阅读文化学的视角深层次地提出了“龙的传人”如何为中华民族文化继往而开来的问题。他认为，继往开来的关键是在于抓紧、抓实和抓好未成年人阅读。他痛感于自己早年缺失中外儿童文学作品滋养的教训，鉴于“应试教育”所造成的学生无暇读课外书，甚而产生厌学行为的可悲情形，振聋发聩地总结出了“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这个民族的阅读水平。一个没有阅读的学校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等精粹理念，深为有识之士所认同。

《学记》云：“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在本书之《中国小学生基础阅读书目100种》的导言中，朱先生指出：（1）“阅读是一种全方位、多维度的智力体操，它能使孩子的头脑逐渐变得灵敏，并进一步促进孩子心智的全面成长。在阅读图画书、讲故事、诵读童谣儿歌、用图画表达相结合的过程中，儿童的思维与语言能力，得到自由的发展”。（2）在不同年龄的孩子有着不同的“精神饥渴”，这就需要从小开始，“不断阅读适合年龄发展的优秀作品”，而教科书和教辅书，不可能替代儿童成长的全部精神食粮。（3）学生的精神成长存在“关键期”，如若错过了，则“精神上的缺失就比较难以弥补”，小学阶段“是所有关键期中最关键的时期”。

因此，在书中除了《儿童阅读决定着民族未来》《让校园充满书香》《阅读从儿童开始》《我为什么喜欢儿童文学》《重视农村孩子的“精神正餐”》等具有观念启迪意义的篇章外，更有由专家按“分级阅读”“分众阅读”等理念，精选出来的幼儿及家长，小、中、大学生及教师基础阅读书目，其中包含了数百种开卷有益的中外名著和新版好书，值得信赖并参阅。

总之，小学和中学作为未成年人成长的重要场所，是推动“书香中国”建设的重要地带。对于今后一个时期内校园阅读推广工作，笔者有以下三点建议：①创意策划更具有针对性的“分校（分级）式校园阅读推广”方式；②要努力开创以“新生入学季”“校友校庆季”等为时间节点的、主题明确的“校园读物推广”活动；③要在“学生自主型阅读”的基础上，努力开创广大教师和图书馆员领读的新局面。

近年来，在浙江省图书馆界开展的各项阅读推广活动中，除了可持续举办的“未成年人阅读节”以外，“馆—校合作”项目也做得有声有色。各级各类学校作为学生心智成长的重要教育场所，是推动“书香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因此，除了教育部门，公共文化服务也有必要向基础教育系统延伸，对此公共图书馆责无旁贷，义不容辞。在全民阅读推广的框架下，“馆—校合作”是公共图书馆把读者服务延伸到基础教育系统中的一种创新服务，其业务前途是宽广的。

3.3 “图书馆阅读推广”是全民阅读常态化的“大屋顶工程”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范并思先生在《阅读推广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问题分析》一文中指出，阅读推广“是对阅读进行推广或促进，是图书馆服务的一种形式，是活动化、碎片化和介入式的服务；目标人群是全体公民，重点是特殊人群；阅读推广的最终目标是通过阅读提升公民素养，使不爱阅读的人爱上阅读，使不会阅读的人学会阅读，使阅读有困难的人跨越阅读的障碍”[10]。

江西省图书馆副馆长黄俊女士在其专著《图书馆阅读推广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说，阅读推广，“是指由阅读推广主体独立或者参与发起组织的，面对社会大众，旨在培养民众阅读兴趣、激发阅读爱好、提升阅读水平，通过对阅读资源、阅读方法、阅读服务等进行宣传、介绍、推介，助推和促进全民阅读所开展的所有活动和工作的总称”[11]。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兼国家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馆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王余光先生在其主编的《图书馆阅读推广研究》序言指出，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是指由公共图书馆独立或者参与发起组织的，普遍地面对读者大众的，以扩大阅读普及度、改善阅读环境、提高读者阅读数量和质量等为目的，有规划有策略的社会活动……目的都是满足不同层次、不同兴趣、不同类型的读者文化阅读需求，全面帮助读者提升阅读素养和阅读水平”[12]。

由上述定义可知，图书馆阅读推广是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的活动形式之一，是全民阅读常态化的“大屋顶工程”，担负着“大庇天下求知者俱欢颜”的社会文化教育使命。在全民阅读推广工作中，图书馆专业馆员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岗位角色，因为这个职业群体是做好包括读者服务和阅读推广在内的图书馆各项业务工作的宝贵人才资源。

早在1928年7月底，胡适先生在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所做的一次演讲中，就十分明确地指出，“图书馆专家”的学识基础，是要“爱书”“读书”和“懂得书”，这是“图书馆的中心问题”，是图书馆开展一切业务的专业基础[13]。

1932年9月15日，刘国钧先生应邀出席浙江省立图书馆大学路馆舍开幕活动，并在次日应时任馆长陈训慈先生的安排，作了一次有关图书馆馆员应具备何种素养的主题报告。他指出，除了为读者做好服务的负责精神及和蔼态度之外，尚须为有需要的读者“作诚恳之指导”。比如“阅者欲借某部文学史，馆员也可就自己所知之范围内，介绍以其他之文学史，俾得比较而备取舍。又或某特定书籍因出借或编目而不能供给时，须提示其他类似之书籍，以备采择。勿径以‘已出借’一语率直了之”[14]。

由《浙江图书馆志》可知，在陈训慈先生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期间，于1935年10月创刊了“以介绍新出图书，增进读书兴趣为宗旨”的《图书展望》月刊，内容涉及学术评论、时代知识、学者介绍、写作讲话、科学讲座、读书问题讨论、书报常识及书评、出版新书提要、本馆新到书目等。至1949年1月底终刊时，共编印30期。该刊与“以研究中国学术、阐扬浙江文献为宗旨”的《文澜学报》一起，“在报道馆藏文献，吸引读者利用图书馆，促进读书运动和学术演讲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15]。

我认为，作为“爱书的人理想的职业”（萧乾语），书评是“学习型馆员”以阅读推广类导刊、导报为发表园地，借助不断进行的读写活动，来提升自己知识内涵和好书鉴赏力的有效训练方式。努力构建一支以“在馆书评人”为主导的读物推广队伍，则是“学习型图书馆”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图书馆积极回应“促进全民阅读，建设学习型社会”基本国策的一项有待作为之举。

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顾问、原深圳图书馆馆长吴晞研究馆员认为，“阅读推广是图书馆的根本任务”，“阅读推广是图书馆历史发展的趋势……可以说是集文献服务和信息服务之大成，通过多种多样的活动和手段，将文献服务和信息服务送达到读者身边”，“阅读推广是图书馆生存发展的需要”，因此，“图书馆要在全民阅读中承担起独有的社会责任，完成他人不可替代的历史使命”。

他指出，图书馆现在倡导阅读推广工作，其目的就是做好三件事：第一，引导那些不爱读书、缺乏阅读愿望的人们，让他们走进书籍的殿堂，感受读书的魅力，享受阅读的乐趣；第二，帮助那些阅读有困难的人们，包括少年儿童和阅读障碍者，引领他们顺利走上读书的康庄大道；第三，向那些原本就热爱读书、热心读书的人们送去指引和服务，使他们多读书、会读书、读好书。换言之，“让所有的人都有书读”，这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权利；让所有的人都爱上读书，这是实现“学习型社会”的美好愿景。犹如中国之古训：今日多一读书之士，他年多一报国之人。

因为书香雅气，可极大提振城乡居民的人文追求。书店、书城和图书馆里的默读者，学校教室中的朗读者，博物馆和美术馆中的走读者，组合在一起所酝酿而成的，正是一个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知识力和文化软实力。而“学习型家庭”与“书香校园”建设，以及各级各类图书馆所开展的全民阅读推广工作，无疑是把“倡导全民阅读，建设学习型社会”这一基本文化教育国策抓紧抓实抓好的关键环节。

因此，就图书馆业内而言，应重视从倡导阅读价值观培育转向夯实阅读的人文基础，从追求阅读推广全面开花转向分众阅读、分类阅读、分级阅读、分地阅读、分时读物等方法论研究及其实践。唯有如此，才能有效推进以“书香艺长、礼高恩重”为基调的“学习型家庭”，以“才华学识、知行合一”为基调的“书香校园”，以“读书做人，积德行善”为基调的图书馆全民阅读推广“三位一体”系统工程，从社会源头开始大力培育全民阅读习惯，接力式地培育“读书种子”和“书香人群”，才能真正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精神文明程度。

“全民阅读推广”的人文内涵，应该是你、我、他全体国民都应该平等享有阅读权利，共同拥有读物资源，以及无偿使用属于公共文化服务范畴的阅读环境。因此，全体国民既是阅读推广的客体，又是阅读推广的主体。而公共和高等院校图书馆、社区图书室、农家书屋的工作人员，则是这两重角色中结合得最为紧密的社会人群。

公共图书馆、社区图书室、农家书屋的阅读推广活动，贵在接地气、联文脉、扬书香，而这特别需要在一线的专业馆员和业务骨干来发挥领读者和阅读推广人的作用。建设“学习型家庭”“书香校园”和“书香中国”，都离不开社会各界与图书馆的共同努力，而指导、鼓励图书馆员做好做实“学习型馆员”，则是图书馆提供更好公共文化服务的必经之路。我认为，通过推行“三位一体”方略来推进全民阅读，通过推广阅读传播优良的精神食粮，培养国民的阅读习惯, 营造全民阅读的社会氛围，以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公共图书馆和院校图书馆既责无旁贷、义不容辞，又山高水长，任重而道远。

4 结语

全民阅读推广工作的深化、拓展和创新，最离不开的是一个又一个“学习型图书馆”的支持，而“学习型图书馆”的人才资源，则是多多益善的“学习型馆员”。

所谓“学习”，其内涵是指人类通过听讲、阅读等知识接受途径，结合着求学者个体的理解、思考和感悟，再借助急用先用、边学边用之类的学以致用方法，以获取生存经验、生活技能、生产知识为主要目的的行为。其本质是“求知”和“明理”，既求未知、新知和真知，更求文理、学理和真理，以形成自己的常识体系、知识结构、学识水平，进而造就自己的见识，锤炼自己的胆识。也就是说，无论是开卷观书，还是启屏求知，通过不间断的阅读和终身化的学习，以汲取书本内外的信息、知识乃至智慧，为人生的战略服务，正是一个现代人的基本生存方式和生活内容。作为以公共文化服务，尤其是文献服务为主要业务内容的图书馆，“学习型馆员”应该成为社会的“终身学习者”楷模，才能愉快地胜任完成全民阅读推广事业的时代重任。

多年来，在从事教学、研究和全民阅读推广的实践中，笔者和同人先后编写出版了《全民阅读推广手册》《全民阅读参考读本》（均海天出版社2011年版）、《全民阅读知识导航》及《中国阅读大辞典》（均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被业内称为“全民阅读四书”，可以成为图书馆员们从“服务型馆员”“学习型馆员”到“研究型馆员”自学提升过程中的参考读物。这些书中回答了为什么要读、读什么、在哪里读等一系列问题。

总之，作为现代“知识天堂”——图书馆的文献守护人和知识传播者，应具有强烈的职业忧患意识，既要多一份“人生惟有读书好，最是书香能致远”的人文自信，又要多一份从“学习型馆员”到“阅读推广人”的身份认同，本着慈悲、博爱、公益之心劝学导读，积极推介好书名著、佳作经典，在以“阅读要从娃娃读书和读书要从娃娃抓起”的“学习型家庭”建设方面，在以“读好书，读书好，好读书”为主旋律的“书香校园”创建方面，为“促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夯实广泛而坚实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