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光明“钻”坚研微70年

康胜利

在北京六铺炕的街上，人们经常看到一位身材高高的老者，步履沉稳，精神矍铄，走在去办公室的路上。这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翟光明。算来，94岁的翟院士，打从北京大学地质系走向大西北开始，埋头为国家勘探石油已整70年了。

投身大西北锻炼成长

1950年夏，曾饱尝旧中国颠沛流离、辗转求学的翟光明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了。8月里的一天，一纸由中央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人事处签署的中国石油有限公司新任职员赴任凭单，递到了翟光明手中。他背负着行囊和理想，与同学一道向遥远的玉门油田出发。自此，翟光明开启了70年探油生涯大幕。

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年仅12万吨的石油产量就国家的需要而言，犹如“耳挖勺里炒芝麻”。火车只通到西安，从西安再往西北走就只有坐载重卡车了。从西安到兰州，翟光明在寒冷中颠簸了四天三夜。

在兰州市内皋兰山下的玉门油矿地质勘探处，翟光明报了到。这里的处长是后来素有盛名的大地质家孙健初。几天后就派他跟着老同志，徒步沿祁连山、河西走廊进行野外地质考察。翟光明一上高海拔的乌鞘岭，就冻得麻木了。这一行地质队员像“叫花子”，风餐露宿，点上篝火，住破庙，睡山洞，走哪儿住哪儿。这还不算，性命之忧始终困扰着他们。那时这一带还未实行“土改”，地主依然是地主，“西北王”马步芳的匪帮十分猖獗。1936年，马步芳的马家军以暴行，致使红军西路军全军覆没，并且残忍地虐待和杀害了数千名红军战俘，很多男女战俘生前都受到了非人的折磨。那天考察队刚进了永昌县一个村庄，就有老乡上来说：马家军烧杀完刚走，你们要是早来一步就全完蛋了！闻得此言，他们无不倒吸一口凉气。

就这样，考察了半年。1951年元旦、春节都是在山里边过的。完成任务回返兰州时，翟光明他们人人蓬头垢面，满身的虱子。

这次地质考察，收获颇丰。孙健初处长很高兴，除了慰勉，还专门找翟光明谈了话。对于孙健初的器重和关爱，翟光明感到非常温暖。不久，西管局调翟光明赴陕北四郎庙，参加那里的勘探工作。

他在陕北四郎庙工作了两年多时间，在那里结识了老地质家陈贲等前辈。四郎庙条件虽然很艰苦，但是利用尽可能的空闲时间，自学了陈贲给的大量英文资料，包括地下地质、钻井、测井、录井等专业书籍和文献。

四郎庙地处陕北高原，旱天土层坚硬如石，雨天泥泞不堪，环境恶劣。钻井现场分别是钻井队和地质队，翟光明是地质队的，住在井位旁边的简陋板房里。经常没饭吃、工作累这些他都不怕，最急人的是工作职责如分析砂样、油层层位、矿物成分等石油地质内容，学校里没学过。如今回想起来，翟光明说必须要感谢当时的西管局总地质师陈贲。陈贲去美国油田实习过，回国时不带别的，只带回很多石油地质学专业书。或许他知道翟光明的困扰，所以每次从西安来井队，总要给他带来几本。《地下地质学》《油层物理》《电测井》等等这些书可是雪中炭及时雨，让翟光明如获至宝，没日没夜啃读起来。翟光明在艰苦和孤寂的四郎庙，除了跑野外填地质图、找有利含油构造，大部分时间蹲在井上，对每一口井、每一道工序和岩屑情况都认真记录和消化，潜心研究井下油气地质特征。在这里，他首创了国内测井新方法——“荧光录井法”“染色分析法”“百分比录井法”。

返回西安不久，康世恩局长接见了翟光明。表扬加鼓励，让翟光明激动了一下子。接着，康局长又说道：已经定了，你马上到玉门去！

经过漫长的旅途，翟光明终于到了祁连山下的玉门油矿。临别前康局长的嘱托还在耳畔：现在我们只有一个老君庙油田不行啊，要找到第二个老君庙。

玉门油矿管理局局长是杨拯民，他同时还兼任西管局第一副局长。杨拯民是杨虎城将军之子，此前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大荔军分区司令员。他作风严厉，要求严格，批评起干部来毫不留情。可对新来的这位年轻的地质师却温和有加，并要翟光明当主任负责组建油田地质室。地质室成立后，翟光明立即着手对整个油田全部油井进行全面摸排，各种基础资料登记造册。

一天，杨拯民叫来翟光明问道：你这么多天看得怎么样了？他汇报说：通过地层对比分析，我们发现祁连山前地层重复错动，那里的盆地极有可能蕴藏油气。杨拯民听了很高兴。对地质室的新发现，当时有人还不认可。几十年后祁连山前陆盆地开发了十几个小油田，证明了当年的论断和发现。当年老君庙维持产量已经很困难了，此时来了两位著名的苏联地质学家。他们听取了翟光明报告油井情况后，提出老君庙油田应注水保持油层压力下开采。油矿采纳了这个建议。在实施过程中，翟光明负责储量计算和注水方案以及注水井井位确定，组织编制和执行了玉门油田的第一个注水开发方案。在研究实施方案时，石油管理总局陈贲、童宪章也参加了讨论。油井注水开发，有效的保持了较高的产量，这是注水工艺在我国油田的首次应用。

1956年6月，翟光明被石油部选送前往苏联进行为期8个月的考察。他在考察总结报告中提出了加强我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加快成立正规研究机构的建议。1958年11月，石油工业部在北京成立石油科学研究院。

見证中南海“居仁堂会议”

1957年2月，翟光明被选调到石油部勘探司工作。当时，石油工业部才成立一年多。地质勘探司司长是唐克，翟光明任地质室负责人。到部后，他开始参与了全国的油气勘探规划、部署工作。

1958年，中共中央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举国上下都投入热火朝天的“大跃进”中。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要求原油是201万吨，而实际只完成了145万吨，石油工业部是惟一没有完成国家计划的工业部门。而在这点石油产量中，有一半还是油页岩经过蒸馏后提炼出的人造石油。因此，在石油系统内部就出现是优先搞天然油还是人造油之争，专家各说各的理，互不相让。

时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分管石油工业，他在四川调研期间要石油工业部和地质部派专人到成都向他汇报四川石油勘探进展。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康世恩和地质部副部长何长工飞赴成都，向邓小平汇报情况。邓小平要求，回北京后再听一次石油工业部更加深入细致的汇报。

石油部副部长康世恩立刻给李聚奎打电话，李聚奎把准备工作落实到了部勘探司，勘探司布置翟光明与老专家王纲道负责汇报材料。唐克对翟光明详细布置了汇报要点，应准备的各项资料，包括数据统计和资料汇总，特别提出要翟光明手工绘制出盆地图件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当时油气勘探八大盆地的地质构造图，包括了准噶尔、塔里木、吐鲁番、酒泉、鄂尔多斯、松辽、苏北、华北（环渤海）盆地以及滇黔桂地区，体现了当时油气区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的现状。为了向中央领导汇报说清楚我们的家底，地质图、构造图、剖面图、生产曲线、重点井勘探进展图都要一一绘出。2月26日，石油部接到国务院办公厅正式通知：27日到中南海向邓小平同志汇报。

27日是正月初十，节日气氛尚浓，朔风凛冽。那天，翟光明与唐克、王纲道同车，早早就进中南海北门来到居仁堂。李聚奎的车紧接其后。居仁堂会议室没有装修过，比较简陋，也没有任何摆设。屋子中间摆着一排会议桌，两边各有10多把木质座椅。翟光明抱着大捆的地质构造图、地理位置图，却找不到悬挂的地方。还好，他们带了线绳，就将地质图件用绳子挂在两个大柱子之间。翟光明作为汇报人员中年龄最小的，第一次见中央领导，既兴奋，又紧张。

不一会儿，邓小平等到了。那时收音机都很稀少，电视机更是凤毛麟角，普通人家根本不知电视机为何物，也就无从知晓领导形象。翟光明只认出邓总书记，不知其他领导是谁。当天会议后，他才从唐司长嘴里得知吊着一支空袖筒者为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余秋里，另两位是国务院办公厅副主任贾步彬和国家经委副主任孙志远。半月前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已经任命余秋里为石油工业部部长，与李聚奎部长对换岗位。余部长这些天一直忙于在总后交代工作，这次汇报以后才正式到石油工业部上任。因此，石油部机关的普通干部当时还不知道中央有关石油部长的决定，包括年轻的翟光明。显然，余秋里的到来是党中央的刻意安排，实际上也是部长岗位的非正式交接。

翟光明还记得：当时大家落座，没有寒暄客套，相互也不介绍，直接开会，他负责会议记录。李聚奎首先介绍石油工业的总形势和基本情况，他的胸音很重，语气染上了沉重的色彩。石油部在“一五”期间有克拉玛依油田的开发，抚顺几个炼油厂的投产，虽成绩斐然但仍然赶不上新中国建设的需要。

李聚奎讲完后，由唐克做进一步详细的汇报。他汇报了几个盆地的石油勘探开发形势和目前的状况。邓小平听得很仔细，不时插话。他两肘一直搁在椅子的扶手上，双手抱在胸前，只在插话打手势或吸烟时才分开。

唐克汇报后，邓小平转过头来对余秋里说道：“秋里同志，你说说你的想法吧！”余秋里只讲了一句：“人造石油与天然石油两条腿走路，立足于天然石油；开发西部石油与开发东部石油并举，立足于开发东部油田。”

汇报进行了两个上午。结束前，邓小平作了重要讲话。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点：一是明确提出了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要天然油和人造油并举，以天然油为主。人造油是要搞的，并且下决心搞，但中国这样大的国家，从长远看，当然要靠天然油，现在需要大量增加钻探工作；二是指出，我国东部地区经济比较发达，石油消费和炼油厂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石油勘探要选择突击方向，石油勘探的重点，要从西部地区转移到东部地区。

汇报结束时，邓小平和石油部的同志一一握手。回到机关，翟光明顾不上吃饭，根据记录立即把总书记的插话和指示整理成文报送部领导。很快，办公厅以密件形式在部机关进行了传达。

这次居仁堂会议，是新中国石油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60多年后的今天，翟光明回忆起中南海那次会议，仍激动不已。在当时石油工业面临诸多困扰的情况下，邓小平的讲话无疑是站在战略的高度，为石油工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对于我国石油勘探的战略东移，以及后来大庆油田的发现和历次石油大会战，都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为国探油终生无悔

翟光明在石油工业部地质勘探司一干就是几十年，从一名普通技术干部成长为司长、专家。其间，他多次负责编制全国油气勘探规划、勘探措施、部署方案，参与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的历次石油勘探大会战，为大庆、胜利、大港、华北、辽河等油田的发现做出了突出贡献。对新中国60年来的每次石油大会战，翟光明无不历历在目，如数家珍。

松辽石油会战是中国石油工业历史上最重要、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从第一口基准井开钻到发现大油田，用了1年2个月，是我国石油战略东移的重大突破。根据部委分工，地质部搞普查，石油部在其后搞详查。在东北松辽盆地，地质部在前期打探井做了很多工作。利用地质部的资料，石油专家分析后有了新认识，石油井队打了松基一、二、三井。结果，松基三井原油在1959年9月26日喷射而出，标志着大庆油田的发现。然而，松基三井背后的故事却鲜有人知。

1958年夏季打的松基一井和松基二井，都没有获得工业油流。吉林省地质局松辽普查大队以文件发给松辽石油勘探局的松基三井井位建议，当时也未获认同。因此，第三口基准井井位确定就成了关键问题，讨论了很多次。翟光明那时是勘探司地质室主任，全程参与了松辽盆地勘探部署和松基三井的确定。翟光明还记得，1959年春节前，在松辽的石油钻井队的领导送來了资料，请示对松基三井井位进行确定。1959年大年三十，康世恩开始召集开会。与会者的整个春节，是在会议室里度过的。会议需要的地质图，翟光明自己绘制不完，还找同事来加班。松辽石油勘探局局长李荆和、总地质师张文昭，勘探司地质室负责人翟光明，石油研究院总工程师翁文波、总地质师余伯良等都来了，连临时来汇报工作的玉门油矿地质师杜博民也被叫来参会。石油部大楼二层西边的会议室里，讨论十分热烈。先听松辽石油勘探局汇报，然后大家讨论分析从现场提交上来的备选探井井位资料。康世恩不停地吸着烟提问，还叫到了翟光明。翟光明年轻，尽管有点紧张，但还是大胆地谈出了自己的见解。翟光明说完，见康世恩点了点头。“根据各种分析和大家的意见，松基三井的井位可以定了。”会议结束那天，康世恩拍了板。

4月11日，松基三井开钻。开钻后，翟光明负责每天收集整理来自钻井现场的情况并加以分析，及时向领导报告进展。每天对着有线转接的长途电话大声喊叫，嗓子都沙哑了。钻井见到油气显示，康世恩下令停钻试油。苏联专家坚持要按章程继续深钻，后来康世恩没有采纳苏联专家的意见，说现在遇到了油气，应尽快了解油气情况。当时我们打深井无经验，若再出问题可能会前功尽弃。国家正缺油，他要尽早出油。

在此后的多年里，翟光明又先后投入到华北、胜利、大港、辽河江汉等石油会战中。

“文革”中，翟光明被剥夺了职务“靠边站”，可他一天也没有停止地质研究工作。十年动乱结束后，直至宋振明任部长，组建新的勘探司，翟光明才恢复了总地质师职务，并任司长。1985年2月，石油部调他到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任院长，同时继续兼任勘探司司长职务。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石油探明储量和产量出现了增速放缓、接替资源潜力不足的趋势，亟待开拓新的勘探方向和新的领域。1986年4月，石油部召开全国勘探会议。会议讨论时翟光明提出了开展“科学探索井”的建议。他说：由于我国地质情况复杂，应该找新的有利地区进行勘探。如果在久攻不破的地区、或条件很好但资料不全的地区打井做工作，补充认识，就会有突破。与会同志和在座的部领导同意这个建议，便把任务交给了翟光明。回到院里，翟光明召集会议进行传达，并组建了由他任组长、胡见义、于炳忠任副组长的科学探索井领导小组。

“科学探索井”是一项全新的尝试，在没有任何经验可借鉴的困难情况下，他们开始在全国摸底，包括鄂尔多斯、吐鲁番、渤海湾、冀东、胜利、酒泉、山西、云贵川、冀中、塔里木等地，先排出18口井，再从中排选更有利、有希望的10口。结果先后在多个盆地取得重大突破，不仅找到了大批油气接替资源，还发现了新的油气田。

翟光明组织打的第一口科学探索井是吐鲁番盆地西部的“台参1井”。当时部里有权威专家持不同意他的方案，但翟光明坚持不打“退堂鼓”。根据自己的研究和实践，他尊重权威但不迷信权威。

经过充分准备，“台参1井”终于开钻了。当井打到近千米之时，部里权威又来电话叫停。翟光明反复汇报说明，仍不被认可。这下，一向温文尔雅的翟光明急了，“这口井已经打了这么深了，如果停钻就会带来很大损失。既然部党组已经让我负责，成败都是我的责任！”

顶着压力，他锲而不舍继续钻井。这个隐蔽得很深的“大金娃娃”，最后还是让翟光明和科技人员给抱出来了。1989年的一个凌晨，钻井历时达一年半的“台参1井”，原油终于喷出了大地。由此。宣告了台北油田、也就是当今吐哈油田的发现。

接着，翟光明与长庆油田共商，锁定了第二口“科学探索井”——鄂尔多斯盆地陕北“陕参1井”的井位。多年前石油队伍在这里曾根据翟光明“5条大剖面”的提议，打出了侏罗纪的第一口油井，就是今日长庆的马岭油田。这个油田的发现，开启了鄂尔多斯盆地油气大开发的序幕。

1988年初，“陕参1井”开钻的隆隆声响起。12月3日晚上，一股强大的天然气气流挣脱了大地的束缚，喷涌而出，霎时映红了天空。不久，石油部在陕北开展了天然气大会战，又很快把气龙先后牵到了首都北京等地。人们还记得，自那时起，北京家庭做饭、取暖抛弃了煤炭，用上了来自陕北的方便、洁净的天然气，进入了“燃料革命”时代。

在科学探索井工程中，翟光明先后组织、参与论证实施的还有高参1井、楚参1井、五参1井、英科1井、高科1井、冷科1井、郝科1井等，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也积累了很多经验。

多年来，翟光明发表《中国的前陆盆地与油气聚集》等大量文章和著作，综合研究分析，提出了15个前陆盆地和10个古隆起，在勘探实践中逐步取得了重大突破和发现。

1978年，翟光明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此后的多年里又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石油工业有突出贡献科技专家奖章”等诸多荣誉。他曾先后组织实施了两次全国油气资源评价，还作为首席科学家参与国土资源部实施的全国第三轮油气资源评价。

1995年，翟光明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离开一线岗位，他一如既往，心系石油，曾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他公司咨询中心勘探部主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咨询中心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世界石油大会执行局成员、世界石油大会中国国家委员会委员、第十五届世界石油大会秘书长，中国地质学会第三十三届副理事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三届常委等职。为我国能源战略规划，十几年前，他倡议开展“中国可持续发展油气战略研究”，向国务院领导同志汇报，筹划组建了项目研究组并担任总项目副组长。

翟光明多年的一位同事说：“近70年，除了吃饭和睡觉，他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油气勘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