咬定青山，做实做深
——曹旭先生“《诗品》学”研究的学术品格

王澧华，王 璐

（上海师范大学 对外汉语学院，上海 200234）

曹旭属于改革开放后复旦大学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培养的第一批博士，后任教于上海师范大学近40 年，在汉魏六朝文学、文论研究等方面成就卓著，其“《诗品》学”研究尤为值得关注。曹旭曾感叹：“中学毕业即遭遇‘文革’，我们这代人基本上是被耽误的一代。我是七七级本科生，八五级博士生，大学毕业已35 岁，博士毕业已40 岁。这个年纪才开始做学问，60多岁退休，只有20 多年的职业生涯，一般来说恐怕是没什么希望了。但我们这代学人又是很勤奋的一代，咬定青山不放松。从博士论文选题到退休返聘后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获批，我全力投入的都是‘《诗品》学’这个大方向。”咬定青山，扎实根基，根深叶茂，硕果累累，从曹旭的《诗品》研究可一窥其学术品格。

一、从《诗品集注》到东亚《诗品》集校汇注

上大学前，曹旭做了十年工人。这十年，与“文革”基本同步，除了写大字报应景，曹旭便是熟读《唐诗三百首》《安徒生童话》与屠格涅夫散文这类中外名著。这看似基础的阅读能力，为他在大学入学初期便赢得了“文革”前《唐诗选》的编注者，但当时还被“冷冻”在资料室的马茂元先生的青睐，学院老师们也都赏识曹旭的韧性与才华，使得他毕业后得以顺利留校任教。三年后，当他跨过硕士生阶段直接报考博士生的时候，马茂元破例给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去信推荐，复旦大学也破例接受了这位本科学历的报考者。马茂元并没有在课堂上教过这位学生，但曹旭留校后参编近代文学诗文选注的优质注释，使得马先生觉得自己没有看错人。

1985 年春，曹旭开始攻读博士学位，他拜访了华东师范大学的文坛前辈施蛰存先生。施先生说：“你读文学批评史的博士生，就研究钟嵘《诗品》吧！”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曹旭一再强调，施蛰存先生是20 世纪30 年代的上海现代派作家，又称新感觉派作家，施先生的立身处世写文章，都是属于“才调风流”一派，他首推钟嵘《诗品》，应该也是源于欣赏其人其书的“才调风流”。笔者认为，这里应该还要补充一点的是，施先生可能同样赏识眼前这位年轻人的才气与恒心，欣赏其在“文革”的特殊年代仍能手不释卷的学人品质。

曹旭回校后，向导师王运熙汇报施蛰存的建议，王运熙说：“好的呀，你做吧。”然后师生二人，老师研读原著，备课讲授，提出问题，学生上课听讲，研究问题，研读原著。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曹旭发现《诗品》还有这么多的疑难问题：版本权威性不高，征信度不大，现存最早版本，只有元延祐七年（1320 年）圆沙书院刊宋章如愚《山堂先生群书考索》本，此后刊本，或源流不清，或鲁鱼亥豕，字句出入很大，甚至连钟嵘自序都首尾莫辨；前人注家起步晚，1920 年代始有注本，战乱年代，注本用力不多，对版本源流、文本取舍，各执一词，莫衷一是；钟嵘著书初衷与《诗品》性质定位缺乏可信解读，遑论钟嵘诗学观的时代特征及其意义、三品论诗的批评方法与齐梁诗坛的好恶是非……总之，要着手文学批评史的理论研究，必须从目录学、版本学、训诂学做起。为此，王运熙特意告诫曹旭：要用杨明照研究《文心雕龙校注拾遗》的方法，从最基本的材料入手；别人都写的论文，就不要再写了；研究要有自己的个性，花苦功夫，不蹈袭别人[1]。

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两年多时间里，曹旭一方面在目录学上追溯《诗品》的著录与存佚，从版本学上厘清现存各版本的来龙去脉，确定整理底本，网罗主要注本，然后比勘校正，择善而从；另一方面，写出了“钟嵘身世考”“《诗品》版本源流考”“《诗品》批评方法论”与“《诗品》流传史”等一系列考述成果，以《诗品》研究为题，完成了毕业论文，取得了博士学位。

完成博士学业后，曹旭又于1992 年完成了《诗品集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出版。华东师范大学萧华荣教授以《后出转精 平实稳妥——曹旭〈诗品集注〉评议》为题发表书评，称“曹旭《诗品集注》最为晚出，而用力极勤，自1984 年开始致力于此，至1992 年正式杀青交稿，整整付出8 年光阴”，“几乎穷尽了当时能够看到的所有文献资料与著述，用作校勘的版本达50 种，直接征引的书籍近60 余种”[2]。此后十余年间，该书多次印行，而在此期间，曹旭又锲而不舍，反复增订修改，一个字的校勘，一个概念的阐发，一段文义的理解，都需要“实事求是”。曹旭不止一次说：“我在复旦大学跟从王运熙老师学习，学到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王运熙老师的实事求是。”2011 年，《诗品集注》增订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13 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经过多轮评选，优中选优，从全国百余家出版社及专家参报、推荐的千余种图书中，遴选出代表当代古籍整理的最高水平，反映相关学科的最高研究水平或最新研究成果的古籍整理研究著作，向全国推荐60 年来91 种优秀古籍整理研究图书，《诗品集注》增订本入选其中。曹旭常说，做学问不仅要做实、做深，还要做大。做大的关键是打破自我封闭的研究方式，代之以新的“开放型”的研究意识，把研究看成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和系列工程，使古籍研究“国际化”，博采众长，结出更丰硕的成果。因而，“东亚《诗品》集校汇注”便成为《诗品集注》的后续工程。

中日韩三国，近百年来对《诗品》的校注成绩斐然，用曹旭的话说，乃是“群贤毕至，争路望衢，并足而驰”。如何把这些成果汇集排比、突出呈现？例如：在《诗品》研究史上，1920 年代的陈延杰《诗品注》、古直《钟记室诗品笺》、许文雨《诗品释》竞相刊行，风靡一时，不仅抵得上此前的四百年，更超越此后的四十年；而1980 年代出版的萧华荣《诗品注译》、吕德申《钟嵘诗品校释》与向长青《诗品注释》，资料之富，校勘之精，注释范围的扩大，释文的详细缜密以及理论的阐发，新注皆胜过旧注。这些成就，亟须学人整理论定。而日本学者中沢希男1959 年发表的《诗品考》，除了考证，还有校订和注解。该文的写作目的，主要针对中国学者著作中的共同缺陷，特别是针对古直《钟记室诗品笺》中的一些不足加以补订，而古直《钟记室诗品笺》是此前水平最高的注释之一。日本学者中沢希男对《诗品》书名的考证，对《诗品》人数的考证，对《吟窗杂录》本校勘价值的考证，对《诗品》影响的考证，以及运用《梁书》《太平御览》《诗人玉屑》等史书、类书、笔记等校勘，都是在中国学者逯钦立《钟嵘诗品丛考》以后做得最好的，这使《诗品》研究上升到一个新层次。而高木正一于1978 年出版的《钟嵘诗品》，是经过日本包括吉川幸次郎、小川环树在内的二十多名汉学家集体讨论而成，全书以通笺的形式，先校后注，旁征博引，详尽缜密，世评极高。另有韩国学者车柱环《钟嵘诗品校证》（1960 年）、《钟嵘诗品校证补》（1963 年）及其弟子李徽教的《诗品汇注》（1983 年），也都各有突破，尤其是后者，在曹旭看来，其引用《诗品》版本之富，涉猎诗话、笔记、丛书之多，校勘之精，考断之确，均达到当时的最高水平。

为此，曹旭以“东亚《诗品》集校汇注”为选题，本着竭泽而渔的方法，对东亚所存《诗品》的版本、校本、注本、评论，以及散见在各种史书、类书、诗话、笔记、方志、家谱中的《诗品》材料进行彻底清理，编制目录，加以翻译，将重要的原始资料进行影印，把所有的资料做成数据库，供读者和以后的研究者使用。在此基础上，完成《诗品》的集校汇注工作。他把文献、校勘、注释、研究合为一体，把《诗品》的发生、发展、传播、影响的来龙去脉尽可能研究得集中而深透。这种做法，既能体现文献的整体性、时代的一致性，也能体现研究方法上的集成意义，必将成为《诗品》研究的一个重要世纪性成果。

二、从《诗品研究》到东亚《诗品》研究史

从1985 年春确定“《诗品》研究”为博士论文选题，到1987 年12 月通过毕业论文答辩，再到1992 年7 月完成《诗品研究》定稿，与《诗品集注》同时交付出版，曹旭一直潜心钻研。由于出版周期较长，《诗品集注》于1994 年先期问世，《诗品研究》则推迟到1998 年出版。《诗品研究》在答辩送审时，获得余冠英、萧涤非、程千帆、杨明照、罗宗强等二十余位前辈学者的好评，钱仲联等先生既有鼓励，也有匡正。在此基础上曹旭将《诗品研究》书稿改定完善，上编是钟嵘身世、《诗品》版本与文本考证，中编是诗学理论、批评方法和品语发微，下编则是《诗品》东渐及对日本和歌的影响。

《诗品研究》出版后，受到学界很高的评价。王发国、曾明以《二十世纪〈诗品〉研究的重要收获》为题，在《学术月刊》发表书评，从“面向世界和集大成”“实事求是和考而后信”“穷昔人书与竭泽而渔”“知难而进与因疑立解”“人无我有与人有我新”五个方面逐一举例称许，称“曹旭提出‘在世界汉学大背景下进行我们古代文学研究’和‘汲取国际新成果，铸我完美之研究’的倡导，得到了很多人的响应，1989 年《文学遗产》在讨论新方法时，综述中专门介绍了曹旭的这一观点”，“曹旭开放式的研究对《诗品》的启迪意义是多方面的，特别是他的启迪性和引导意义。单从《诗品》研究史这个角度看，读了曹旭的著作，有心者便能写出一部专题性质的《世界诗品研究史》来。这部学术史，从范型方面看，它能打破国内学术史的封闭状态，开创一种开放型的国际学术史的类别；就编纂的方法看，横向当以国别为中心，既介绍中国的，又介绍日本、韩国、法国或美国的；纵向则可以著作、研究者和问题为中心，三者结合”[3]。

《诗品研究》以1997 年发表于《文学评论》第6 期的《〈诗品〉所存疑难问题研究》一文殿后。对此，《文学评论》发表徐志啸的书评，称《诗品研究》的结尾是“一个开放性的结尾”，特意“向我们显示了只能俟之于下一世纪解决的疑难问题”，“曹旭的这种研究方法和态度，在文学研究中具有新的创意，开创了一种新的范式：即在你的研究结束之际，你有责任把你研究的误区，把有疑问的地方也提出来，为接力一般的研究者提供新一轮的起点”，指出“新一辈的学人，用新的研究方法，在本世纪研究出无愧于前人的新成果，曹旭对《诗品》的研究应该是一个成功的典范。《诗品集注》和《诗品研究》合璧，是他本人学问的定鼎之作，也是本世纪古代文论研究中的重要收获”[4]。

面对诸多赞誉，曹旭一直没有止步。早在1991 年发表于《文学评论》第6 期的《〈诗品〉东渐及对日本和歌的影响》一文中，他就曾经追问：《诗品》何时、何地经由何人传到日本和韩国；《诗品》是如何一步一步融入日本、韩国的本土文化，成为日本、韩国文化精神的一部分的。如他通过日本宽平三年（890 年）陆奥守藤原佐世奉敕编纂的《日本国见在书目》中“小学家”类著录“《诗品》三卷”，“杂家”类著录“《注诗品》三卷”，从而论断《诗品》传入日本的下限当在公元890 年《日本国见在书目》成书以前。他陆续搜集研读日本人研究成果，断定《诗品》不晚于晚唐已经传入日本。为了让更多人关注东亚的《诗品》研究，曹旭翻译了《日本学者诗品研究论文集》。进而他与国内已经成书的《〈文心雕龙〉国际学会论文集》《〈文选〉国际学会论文集》开始“较劲”，因为他认为《文心雕龙》《文选》都出了好几种论文集了，不应该让《诗品》独自寂寞。于是，2003 年，他又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中日韩〈诗品〉论文选评》。曹旭指出该书的选评出版意义有三：一是展示《诗品》研究史的意义，从著作的性质、内容上看，前50 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它文字的注释上，后50 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它理论的论述上；二是展示汉字文化圈的意义，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前50 年基本上是清一色的中国学者，后50 年就有近一半是外国军团，其中主要是日本、韩国以汉字为文化载体的汉字文化圈内的优秀学者；三是完善“自我研究”的意义，集注、翻译和编选的工作，能使自己的《诗品》研究成为一种集成式的立体研究，有完善自我的学术意义[5]。该书分“序跋”“论文”与“评论”三编，精选中日韩百年间《诗品》研究佳作54 篇，开篇是中日韩三国学者曹旭、兴膳宏与车柱环的中文、日文与韩文序言，卷末是曹旭历时17 年积累的“20 世纪中日韩《诗品》研究论文目录”。正如曹旭在序中所言，“选文定篇，本身就是一种辨彰清浊、掎摭利病的学术”，“一本书中，将‘选’、‘译’、‘评’三者合一，文后均有自己的评论，其学术的意义，就超越了一般的论文集和译文集”，“努力向‘20 世纪《诗品》研究史’和《诗品》研究学案的方向靠拢”[5]。

这是学术史的视野，更是“东亚文献传播与交流”的新视域。为此，曹旭近年以“东亚《诗品》研究史”为题，开辟“东亚《诗品》研究文献集成”的新领域，既围绕我们的国学精粹，又打破国内学术史的封闭状态，开创一种开放型的国际学术史的类别，超越国别、语言、民族的限制，以中国现存的《诗品》文本文献为重要基础和主要参照，以现存的日本、韩国文献为侧重点，形成不同于传统文献研究的新视野，对东亚《诗品》进行学术史的反思和总结。总结在“汉字文化圈”范围内《诗品》研究的历史、特点、成就，探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审美心理和价值观念，为今后的《诗品》研究提供不可或缺的文献保障。

三、《诗品》与《文心雕龙》比较研究

钟嵘的《诗品》和刘勰的《文心雕龙》是六朝文学批评史上的“双璧”。依据学界的基本共识，刘勰的生卒年代大约为465―520 年，钟嵘生活在468―518 年之间，两人的生活年代基本同时；《文心雕龙》约成书于498―502 年，而《诗品》约成书于510―515 年；《文心雕龙》通论各种文体及创作，《诗品》专论五言诗品第与流别，前者是第一本文论专著，后者是中国诗话之祖，二者都是中国文学理论的重要经典。

尽管如此，一千多年来，学界大体是分而治之，很少有人从整体上将其合并研究。曹旭尽管专注于《诗品》的纵深研究，但他对《文心雕龙》的学习与研究也很早。在博士毕业答辩之前，他手持毕业论文面呈王元化先生。王元化一手接过曹旭的《诗品研究》，一手递过日本汉学家户田浩晓的《文心雕龙研究》，嘱其翻译出版。曹旭穷三年之力完成翻译工作，分别寄送户田浩晓与王元化先生审校，并得到杨明照先生作序推介，该书于1992 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由此可见，曹旭的《文心雕龙》研究，在时间上与《诗品》研究基本同步。此外，他还翻译了日本学者林田慎之助的《中国中世纪文学批评史》《南朝文学放荡论的审美意识》《宋书·谢灵运传论和文学史的自觉》、户仓英美的《诗人们的时空》《文选和玉台新咏编纂的文学思想》。在这些译著过程中，曹旭不断思考，“六朝文学”只是时间和朝代的概念，“中国中古文学理论”的高峰是《文心雕龙》和《诗品》，作者都生活在齐梁时代，作品重叠在一起，形成了六朝时代以《诗品》和《文心雕龙》为代表的中国文学理论体系。这里需要宏观的整体认识与阐发。

几年前，曹旭被推选为《文心雕龙》研究会副会长，他曾经在研讨会上发问：《诗品》《文心雕龙》差不多同时产生，也同时流传到韩国和日本，但在日本，当时的诗人和研究者对《诗品》感兴趣的程度超过《文心雕龙》，这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也是非常有理论深度和异国文化之间值得比较研究的问题。因此，《诗品》和《文心雕龙》在日本与韩国的研究史，便是一个同样令人感兴趣的问题。为此，他一面修订早已进行的《文心雕龙集注》，一面以“《诗品》《文心雕龙》比较研究”为题，申报2011 年教育部项目并获批。他就此展开纵深的比较研究，如中国诗歌的发生学研究、中国诗歌的创作论研究、中国诗歌鉴赏论研究、中国诗歌的批评方法研究，它们是如何体现在这两部文论经典中的，它们有哪些异同，它们表现出怎样的时代特点，如何认识它们各自的贡献与各自的影响，等等。

曹旭曾经说过，做研究要做“截断众流”的研究，而不是零敲碎打的研究，学者的学术生命，除了“面向世界”，还要达到“集大成”的高度。在教育部课题完成结项后，2014 年曹旭以“东亚《诗品》《文心雕龙》文献研究集成”为题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并获批，从而将“东亚《文心雕龙》研究史”推广到“东亚《诗品》《文心雕龙》研究史”，将“东亚《诗品》研究文献集成”扩大到“东亚《诗品》《文心雕龙》研究文献集成”。

《诗品》与《文心雕龙》的比较研究中，中国文论在东亚传播的时间、途径、方式以及对东亚文学、文化的影响研究，都是崭新的学术领域。多角度的比较研究，将产生新的质素，如在对《诗品》与《文心雕龙》的比较中，通过对中日韩学者研究视角、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比较，将带来更深入的理论探讨，探讨《诗品》《文心雕龙》在阐释、传播、接受方面的深层原因，进一步认识《诗品》《文心雕龙》的理论价值和中国文论独特精微的魅力，总结在“汉字文化圈”范围内《诗品》《文心雕龙》研究的历史、特点、成就，深入探讨不同国家及民族的审美心理和价值观念，必将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借鉴。人无我有，人有我新，对《诗品》《文心雕龙》的比较研究，难度大，但起点高，突破与创新，将是学界共同的期待。

四十岁起步，三十多年潜心“《诗品》学”研究不止步，年近七十获批国家重大课题，从古今集注，到中外汇注，从《诗品》专书研究到《诗品》《文心雕龙》比较研究集成，咬定青山，做实做深，这就是曹旭的学术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