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归第一人:见证近代史的“活化石”

2020-01-10 07:14张玮
读书文摘 2020年1期
关键词:容闳活化石幼童

1

1828年,容闳出生在广东香山县一户贫困的农家。

在容闳7岁的时候,他被父亲送到了澳门的马礼逊教会学校的预备班—— 原本属于香山县管辖的澳门,其时已经被葡萄牙人实际占据了近300年。

容闳有一个哥哥,之前被父亲送去读了传统的私塾。如果按照现在的概念,父亲应该是比较疼爱作为弟弟的容闳—— 把他送到了所谓的“国际学校”。但当时的事实恰恰相反:容闳的父亲只能承担一个人的学费,送哥哥去读私塾,是希望他走“正道”去考取功名,而送弟弟去读教会学校,只是因为教会学校是免费的,将来毕业能做点洋人的生意赚点小钱。

没想到,容闳天资聪慧,在学校里的成绩非常出色,以至于到了1846年,当校长布朗牧师因身体原因提出准备回国,并提出可以带三个学生一起去美国的时候,容闳成了仅有的三个孩子之一 (另两个叫黄胜和黄宽,后来一个在报界,一个在医界,均有所成)。

必须指出的是,布朗先生确实是一个优秀且慈善的教育家,他负担了三个孩子所有的出国费用,并给了三个家庭的父母一笔不菲的赡养费,然后就带着三个勇敢的孩子去了美国。

漂洋过海后的容闳,进的是著名的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孟松中学 (Monson Academy)。孟松中学可以资助一部分贫困学生读大学,但条件是学生毕业后必须要做传教士。面对这样一个优惠政策,当时正愁学费没有着落的容闳最终还是选择了拒绝。他在后来自己写的 《西学东渐记》 中是这样回忆的:

“予虽贫,自由所固有,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

好在后来佐治亚州的一所妇女会愿意不加任何附加条件地资助容闳,他最终得到了继续深造的機会,而且考入的是连美国学生都羡慕的大学—— 耶鲁大学。

当留着辫子,穿着马褂的容闳走进耶鲁大学校园的时候,一度成了美国学生围观的对象。容闳一年以后就剪去了辫子,但他依旧有和其他同学不一样的地方:一边勤工俭学,一边用成绩说话—— 他的各科成绩都很优秀,“英文论说”还在第二和第三学期都获得了第一名。

1854年,容闳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成为了第一个从耶鲁大学毕业的中国人。

以当时耶鲁大学的文凭,如果留在美国,找一份体面的工作其实是毫不困难的。但容闳却拒绝了友人的建议和挽留,坚决要回到中国,因为这是他出国前就立好的志愿:

“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之境。”

2

1855年,27岁的耶鲁大学“海归”容闳,回到了中国。

在回到中国的一开始,容闳遭遇了不小的困惑。

一方面的困惑,来自于他自己。

由于在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中国,容闳发现自己回国后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中国反而成了异乡”。以至于在回程路上,别人问容闳中国话怎么说“暗礁和沙滩”,他竟然半天无法表达,自己也觉得非常尴尬。

另一方面的困惑,来自于他的职业。

在回到中国后,容闳先后在美国公使馆、香港高等审判厅、上海海关等处任职,后来又在上海宝顺洋行经营丝茶生意。这些职业给容闳带来了颇为丰厚的收入,但这些并不是容闳真正想要的—— 如果要高薪和舒适的生活,他留在美国就行了。

容闳想做的事情,是想改变中国。

而他为此付诸的第一次行动,就石破天惊—— 1860年,他受两名传教士邀请,去了当时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南京)。

按照容闳后来自己的说法,他去天京的目的,是想“考察一下太平天国”。亲自接待容闳的人,是他在香港就认识的熟人—— 洪秀全的族弟、干王洪仁玕。洪仁玕为了体现对容闳的重视,特地给他封了一个“义”字头的爵位和一封委任状,希望他为太平天国效力。

但容闳经过几天的观察,很快对太平天国大失所望,认为这场革命不会成功,即便成功,也不过是“一姓之废兴,于国体及政治上,无重大改革之效果”。于是他退回了委任状,立刻离开了天京。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实现自己的抱负呢?在又兜兜转转了三年之后,35岁的容闳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他一生都崇拜的人。

这个人,叫曾国藩。

1863年,曾国藩通过自己的幕僚介绍,结识了容闳。善于看相的曾国藩认为容闳面相很好,有威严又有胆识,一开始提出来让容闳带兵。但容闳却认为这并非自己的特长。一直在与太平军苦战的曾国藩随即又交给容闳一个任务:去外国采购机器,回来开工厂,生产枪械。

这是容闳想做的并且擅长的,但他立刻给曾国藩提了一个建议:中国现在最缺的不是制造武器的工厂,而是生产制造武器及其他设备的机器的工厂,即所谓的“制器之器”—— “机器母厂”。容闳甚至在当时就做出预言:“以中国原料之廉,人工之贱,将来自造之机器,必较购之欧美者价廉多矣!”

曾国藩欣然听取了容闳的建议,授予容闳五品军功头衔,赐带蓝翎,携专款赴美国购买机器。时值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容闳在购买机器的时候遭遇了不少困难,但他还是不辱使命,花了8个月,将采购的一批机器运抵上海。

这批机器随后成为了江南制造总局里最新式、最重要的母机,不仅让江南制造总局一跃成为当时远东最大最完备的机器制造厂,也标志着中国工业化正式开始起步。

容闳经此一事,声名大振。

但在外人眼里肥得流油的所谓“采购”,并不是容闳最希望做的事。

3

容闳一直认为,要改变中国,就要从教育入手。

按照容闳的设想,中国最好是能每年固定派一批儿童去先进国家学习,学到本领后,再回来建设自己的国家——

“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

经过容闳不断的努力和游说,1872年,在曾国藩和李鸿章等人的奏请之下,清廷终于答应每年选派30名儿童去美国留洋。容闳在听到这个消息后,称自己:“乃喜而不寐,竟夜开眼如夜鹰,觉得此身飘飘然如凌云步虚,忘其为偃卧床第间。”

当时因为消息闭塞以及普通老百姓视西洋为“蛮夷”等各种原因,第一批留美幼童在广东还没招满,去香港后才招满。

不过,容闳对于“幼童留美”这件事,还是估计得太乐观了。

按照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想法,“留美幼童”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必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考虑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派幼童留美已经是一个非常激进的举动,这样要求也可以理解。但是落到具体操作层面,这批留美幼童到了美国后,依旧是要学习孝经、小学等传统典籍,整个“留美幼童”团的正监督是翰林出身的陈兰彬,容闳只是副监督。

到了美国后,这批中国的儿童以惊人的速度克服了语言障碍,迅速成为了各个就读学校中的优秀学生。到了1880年,共有50多名中国幼童进入美国的大学学习。其中22名进入耶鲁大学,8名进入麻省理工学院,3名进入哥伦比亚大学,1名进入哈佛大学。

而这些幼童也开始慢慢发生了转变:他们开始不太愿意穿中式服装,开始和美国女生谈恋爱,甚至有些幼童剪掉了辫子,信奉起了基督教。

这着实令当时的清廷,惊慌失措。再加上留学监督的一些夸大其词的报告,清廷终于做出决定:在1881年8月前,撤回全部留美幼童。

这件事,别说容闳劝阻不了,连当时的耶鲁大学校长波特、作家马克·吐温、美国前总统格兰特都纷纷劝阻,但依旧没有任何作用。

1881年8月,原定留学期为15年的120名中国留美幼童,除先期因不守纪律被遣返、执意不归及病故者外,其余94人分三批被遣送回国。

当时的 《申报》 在留美幼童回国后做了如下评述:“国家不惜经费之浩繁,谴诸学徒出洋,孰料出洋之后不知自好,中国第一次出洋并无故家世族,巨商大贾之子弟,其应募而来者类多椎鲁之子,流品殊杂,此等人何足以与言西学,何足以与言水师兵法等事。”

那么,事实真是这样吗?

据后来的统计,留美幼童中,后来成为国务总理1人,铁路局长3人,外交部长2人,铁路工程师5人,公使2人,铁路专家6人,外交官12人,矿冶专家9人,海军元帅2人,海军军官14人,医生3人,律师1人,入报界2人,电报局民员16人……

他们中很多人的名字,都留在了民国历史上: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开滦煤矿矿冶工程师吴仰曾、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清华大学校长唐国安、民初国务总理唐绍仪、清末交通总长梁敦彦……

虽然“留美幼童”计划后来的结果还算宽慰人心,但这个计划的夭折,给了容闳极大的打击。

4

容闳还是没有放弃自己的希望。

在“留美幼童”计划夭折后,容闳不遗余力地推行自己的两个计划:帮助中国设立国家银行,修筑全国铁路。

这两个计划是如此庞大,以至于容闳必须要接触自光绪帝以下,大大小小的清朝官员。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容闳终于清楚地感受到,这个庞大帝国的各个阶层,已经腐烂到了什么地步:自李鸿章、张之洞以下,荣禄、刘坤一、盛宣怀等等等等,虽然都是“洋务派”的干将,但围绕各自利益集团不择手段的明争暗夺,贪污腐败,使得明明是利国利民的大事,最终都落得不了了之。容闳更是得出一个感慨:“尊自太后,贱及吏胥,自上至下,无一步以贿赂造成。”

但是,容闳依旧还是抱有期待,只是他的期待已经从旧体制的自愈转向了自上而下的改良—— 戊戌维新。

此时,已经70岁的容闳最欣赏的人,是比他小30岁的康有为。

容闳本来就认为中国现存最大的问题是体制和制度问题,所以他对康有为和梁启超提出的维新主张大加赞赏。容闳不仅参加了康有为在北京发起的“保国会”成立大会,而且但凡维新派的活动,他都参加。容闳在北京东华门的寓所是维新派长期聚集开会的场所,很多重要的奏折、建议都在那里产生。

1898年6月中旬,光绪帝正式颁发“明定国是”诏书,“戊戌维新”正式开始。

然而,仅仅百日,维新夭折。

在“戊戌维新”的最后关头,容闳再次成为了见证历史的人—— 谭嗣同与袁世凯密谈“勤王”之后,返回容闳寓所,告诉大家情况已不容乐观的消息。

当时的容闳挺身而出,表示愿意出面去请美国驻华公使对清廷进行干预,但因为美国在中国没有驻军,对慈禧完全造不成压力,这个提议被康有为否决。

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软禁光绪,四处捕杀维新派人士。容闳在第一时间请求美国公使营救康有为,请求英国传教士营救梁启超。然而他自己其实也早被清廷视为维新派的核心人物,体仁阁大学士徐桐早就参奏他“与洋人时相往还”,暗示他勾结洋人。

很快,容闳自己也被列为通缉对象,只能潜逃至上海,躲进租界。

至此,容闳对“改良”已彻底不抱希望。

5

如果改良不行,那该怎么办?

容闳在1900年3月,通过留美幼童中一个族弟容星桥的介绍,知道了一个人。

这个人,名叫孙中山。

其时,风雨飘摇的大清帝国再度陷入了一场危机之中:在“义和团”进京的背景下,觉得已经“忍无可忍”的慈禧太后决定向列强宣战。

在这场近乎闹剧的宣战过程中,容闳完全支持张之洞提出的“东南互保”计划,不仅如此,他还试图劝说张之洞拥兵独立,并且积极参与谋划唐才常策划的“自立军”—— 从这个意义上说,容閎已经彻底放弃了“改良”,触达了“革命”的边缘。

然而,理想主義的容闳最终还是输给了老辣的张之洞。在一开始选择不表态之后,看到慈禧依旧能够掌握大权,张之洞选择向朝廷效忠,开始疯狂捕杀“自立军”,包括唐才常在内的20多个“自立军”骨干被张之洞统统杀害,容闳也再次被清政府通缉。

1900年9月1日,容闳化名为“泰西”,搭乘日本客轮“神户丸”由上海逃往日本,在船上,他终于和化名为“中山樵”的孙中山见面,两人畅谈国家大事。

至此,容闳开始彻底支持革命。

以容闳的做事性格,一旦决定投入,就决不是口头上的支持。

1909年2月,81岁的容闳告知孙中山,他已向美国军事专家荷马·李和金融家布思提出了一个计划,命名为“红龙计划”(Red Dragon-China)。

这个计划的核心,是筹款500万美元,购买10万支枪和1亿发子弹,资助孙中山进行武装革命。

在容闳的牵线搭桥下,孙中山在纽约与荷马·李以及布思进行了多次商谈,双方都已经敲定了各种贷款、利息、偿还的细节,孙中山也向在国内的黄兴通报了这个计划。

这个计划在施行的过程中还是碰到了很多障碍,一度搁浅,但容闳始终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牵线搭桥,敦促双方继续推进。

只是,历史的进程比大家预想的都要快——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了。

此时的容闳已经83岁,染病卧床,但听到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后,却兴奋异常,连写三封信给“兴中会”成员谢缵泰,表达自己的兴奋之情,发表自己对革命的观点,并且还颇有先见之明地发出警告:“要警惕袁世凯。”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第二天就给容闳亲笔写了一封信,邀请他回国担任要职。

84岁的容闳此时虽然有心,但已无力,卧病在床。

1912年4月21日,容闳病情恶化,抢救无效,最终逝世于美国康州的寓所。

无法猜测,容闳对于自己最终没有叶落归根的想法。

但在他的墓碑上,专门刻了一个汉字的“容”。

说容闳是“中国海归第一人”,可能略有夸张。

在容闳之前,应该还有其他中国人留洋归来。但以容闳自耶鲁大学毕业的资历,以及后来参与的各种大事件,也应该算是第一人。

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容闳的一生其实有点尴尬。

他其实早就入了美国籍,信了基督教,但是在美国,大家还是把他当作一个中国人;虽然他依旧是黑头发,黄皮肤,但在中国,大家还是把他当作一个外国人。

而容闳提出的有一些建议,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也确实让人有些难以接受,事实证明也不可行,比如全部照搬美国的政治和金融制度。

所以,容闳还有一个称号:中国近代史上的“边缘人”。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边缘人”,在中国近代史上却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一笔。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无论国籍、身份,自始至终是一位发自内心的爱国主义者。

在中国遭遇“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容闳从小到大到老,从留洋到洋务,从维新到革命,遭遇了诸多变化,自己的认知和观念也一直在变,但有一点始终不变:他希望中国能够变好,能够变强。

因为有这个理想,容闳才愿意放弃别人眼里难得的舒适生活,也正是因为有这份信念,他才自始自终不选择放弃或逃避。

所幸的是,自容闳始,一代代的中国留学生,前仆后继,像他这样怀着赤子之心的,大有人在。

当然,像容闳这样波澜壮阔的人生,可遇不可求。

在自费的前提下,出去,是一种选择,回来,也是一种选择。但无论最终如何选择,身在何方,只要心里有一份挂念,一份回忆,一份坚守,乃至愿意呐一声喊,尽一些心,出一份力,我觉得就是可贵的。

天下虽大,不忘炎黄子孙,足矣。

(选自《历史的温度4》/张玮 著/中信出版社/ 2019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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