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教育引导群众工作的历史考察

2020-01-10 08:22:02 新丝路(下旬) 2020年1期

摘 要:人民群众是我们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党的力量和智慧源泉。重视做好教育引导群众工作,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兴旺发达的重要法宝。改革开放以来,群众工作的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对教育引导群众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梳理回顾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教育引导群众工作的历史,总结归纳其经验启示,对今天的群众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教育引导;群众;历史考察

一、问题的提出

1.教育引导群众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本质要求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然而,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是被压迫和剥削的社会底层,他们的经济条件落后、文化水平低下、政治参与意识薄弱。因此,列宁认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1]列宁这里所说的“灌输”,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教育引导,即通过宣传、教育、引导、启发的方式才能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性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而如果没有先进的共产党的灌输和唤醒,没有共产党的教育和引导,工人阶级就不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人民群众将永远湮灭在历史的浪底,成为历史不自觉的改朝换代的工具。

2.教育引导群众是建党90多年来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从李大钊、陈独秀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在工人中传播马克思主义,促进工人运动高涨开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各解放区正在进行的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中出现的如何对待群众要求的问题时,一些同志仅仅强调了党应当执行群众意见的方面,而忽视了党应当教育群众和领导群众的方面,出现了尾巴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同志《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凡属人民群众的正确的意见,党必须依据情况,领导群众,加以实现;而对于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加以改正。”[2]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1985年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在讲话中专门提到,改善社会风气要从教育入手,“对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中流行的影响社会风气的重要思想问题,要经过充分调查研究,由适当的人进行周到细致、有充分说服力的教育,简单片面武断的说法是不行的”。[3]面向新世纪,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努力运用说服教育、示范引导和提供服务等方法,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团结带领群众不断前进。”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坚持教育群众和服务群众相统一,既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又要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可见,教育引导群众是党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

3.教育引导群众是实现“中国梦”的现实要求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说:“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的中国梦。”2013年3月17日,总书记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又多次提到“中国梦”,并明确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中国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凝聚中国力量。中国力量是个体力量和整体力量的有机结合,是国内各民族人民大团结与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的有机结合,凝聚中国力量,必须是全体中国人在理想、目标、利益一致的基础上所凝聚起来的强大而深厚的力量。

“民齐者强”,2000多年前大思想家荀子的这句话,一语道破凝聚共识的重要性。当今中国正在加速转型,随着社会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多样化,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凝聚共识的难度在加大,形成合力的难度也在加大。这就更加要求我们的基层党组织在“中国梦”的目标指引下,教育引导群众,寻求最大公约数,从而不断凝聚共识、形成合力,最终实现“中国梦”。

二、历史之考察

1.教育引导工作萌芽期

建党之初到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是教育引导群众工作的萌芽期。这一时期,虽然党的基层组织并不完善,但对群众的教育引导在广大先进知识分子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活动中孕育,在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农民运动中萌芽。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的中国人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采取写文章、办报刊、集会讲演等各种形式,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首先就注重对群众的教育引导。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规定:“我党采取苏维埃的形式,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宣传共产主义,承认社会革命为我党的首要政策。”[4]这就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组织工农劳动者和士兵,对其进行共产主义教育,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去启发群众的革命觉悟。到1925年1月党的四大的时候,党对过去的宣传教育工作进行了总结。四大充分肯定了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性,认为“中国近几年的革命运动受影响于我们党的宣传工作实巨”。为了加强对群众的教育引导,党的四大明确规定:“支部的工作,不能仅限于教育党员,吸收党员,并且在无党的群众中去煽动和宣传,帮助他们组织俱乐部,劳动学校,互助会……。支部在一个企业中,应当时常善于利用企业主和其使用人之压迫工人或冲突或致于罢工……的机会,去宣传工人群众,促成他们阶级的自觉。”[5]这就从制度上将教育引导群众明确规定为基层党组织的基本任务。

2.教育引导工作形成期

从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是党对群众教育引导工作的形成时期。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建立了专门的政治工作部门,将支部建在连上,加强了党对军队士兵的教育引导。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成立工农兵政府,系统而及时地了解群众的思想动态,开展对群众的教育引导工作。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结合起来,从理论上和制度上发展了教育引导工作。

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军队,开创了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军队的教育引导工作。1929年12月,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古田村召开了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决议》总结了红四军教育引导工作的基本经验,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提出红军担负有教育群众、宣传群众的任务,“红军之打仗不是为打仗而打仗,乃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设政权才去打仗的。离开了对群众宣传组织武装政权等目标,就完全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根本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6]宣传群众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眾。”[7]

3.教育引导工作全面发展期

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教育引导工作的全面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中国人民进行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伟大的革命实践中,党对群众的教育引导工作在组织上和理论上都有了显著的发展和创新,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理论体系和工作制度。

1938年5月,抗战一周年即将来临之际,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论持久战》的长篇演说。《论持久战》阐明了教育引导群众在战争中的巨大作用:“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8]怎样进行普遍而深入的政治动员呢?就是要对全国群众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教育引导,“首先是要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其次,单单说明目的还不够,还要说明达到目的的步骤和政策,就是说,要有一个政治纲领。……其次,怎样去动员?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其次,不是一次动员就够了,抗日战争的政治动员是经常的。不是将政治纲领背诵给老百姓听,这样的背诵是没有人听的;要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9]

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了“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的科学论断,并明确要求:“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逐步地开展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10]

4.教育引导工作继续发展期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前,是教育引导工作的继续发展时期。这一时期,随着国家政权的建立,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成为执政党,党的基层组织全面地覆盖于社会各领域,党在战争年代创立的教育引导群众的优良传统在全国范围内得以发扬光大,并且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而发展。

1950年到1956年,教育引导工作进一步发展。各级党组织结合抗美援朝大力进行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肃清亲美、崇美、恐美思想。结合“三反”“五反”运动,开展了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教育。同时还开展了工人阶级当家做主人的启蒙教育、过渡时期总路线教育等。从60年代开始,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各级党组织创造了许多教育引导的好方式,如“树立标兵”、“典型引路”的工作方法,同时还大力宣传先进事迹,如雷锋精神、焦裕禄的事迹、“铁人”精神等。

1957年到1966年,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这一时期,教育引导工作主流是好的。1957年2月,毛泽东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立统一规律为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教育引导群众指明了方针和方法。他说:“应当承认:有些群众往往容易注意当前的、局部的、个人的利益。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国人民曾经怎样经历千辛万苦的斗争才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而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要经过怎样的长时间的艰苦劳动。因此,需要在群众中间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并且应当经常把发生的困难向他们作真实的说明,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解决困难的办法。”[11]“人民内部矛盾”的提出,为党在全面执政时期教育引导群众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

5.教育引导工作曲折前进时期

从1966年到1976年是教育引导工作的曲折前进期。“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党的教育引导工作受到严重破坏。林彪、“四人帮”出于反革命的需要,从理论上歪曲和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破坏党的教育引导工作,把思想政治教育变成批人、整人的工具,大搞个人崇拜,把党的教育引导工作庸俗化。但同时,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同“左”倾错误进行着艰难的斗争,利用各种可能,把党的教育引导工作推向前进。如邓小平在1975年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后就对群众教育工作进行了整顿,指出做群众教育工作,“不能冷冷清清。我们要相信群众,拿中央文件跟群众直接见面,使中央精神真正做到家喻户晓,婆姨娃娃都知道,把广大群众同派性作斗争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12]

6.教育引导工作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从1976年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对群众的教育引导工作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提出了完整、准确领会毛泽东思想体系,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纠正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教育引导工作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服务的正确轨道,从不间断的政治运动转到正常的思想政治教育上来。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我们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用无产阶级思想体系——共产主义思想来教育和武装人民群众,使他们发挥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积极性和创造性。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总结13年来的10条基本经验,第一条就是:“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教育引导群众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习近平在2013年8月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要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就必须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必须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质结合起来。

三、经验及启示

1.教育引导群众的前提是了解群众

对群众的教育引导必须建立在对现实对群众充分了解的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的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首先需要了解群众,融入群众,然后才能教育群众,领导群众。尤其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党组织一般都不掌握行政权力,特别是在白色恐怖统治下的城市,党组织的处境极其危险和困难,只能进行秘密的地下工作。但是,党组织仍然能够拥有对群众巨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深入了解群众,制定了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治路线,并通过基层党组织深入细致的教育引导工作渗透到群众当中去。因此,毛泽东说:“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13]

这是我们党早期对自己定位的正确认识,对我们今天仍然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基层组织在不依托行政权力的情况下,如何进一步发挥联系党和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功能,将自上而下的教育引导与自下而上的表达诉求之间完美结合,对我们今天了解群众、教育群众、改善党群关系、稳固党的领导的意义重大。

2.教育引导群众的关键是维护群众利益

群众的本质特征决定了群众都是是非常讲求实利的,因而,中国共产党为了更好地实现对群众的教育引导,就不仅要从价值情感上打动群众,同时也要维护群众利益,以现实的利益满足群众。群众的趋利性使中国共产党对群众的教育引导,必须借助对群众进行利益的诱导和赋予,这是党得以争取群众的关键。早期的共产党就认识到,要教育群众争取群众就必须迎合其偏好现实利益的心理,“有些同志把斗争当作第一位,群众得到好处当作第二位,这种观点是违反群众心理的。”[14]同样,一个满洲地区的日本官员是这样论述中共在农村中的活动的:“农民是无知的,但没有无知到认识不到他们陷入的贫困境地。共产党强调这一事实,争取群众。农民绝不会因为与实际生活脱节的激动诉求而跟着共产党走,但诉求集中到有关他们生计的实际问题时,持续的集体反抗就可出现……即使建设共产社会或保卫工农的母国——即指苏联——的理论宣传不能打动农民的话,也不能保证现实生活被触及时他们仍无动于衷。我们不怕共产党宣传;但我们担心宣传材料里出现有关心农民的生活。”[15]

当然,我们应当看到,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重视群众对物质利益的偏好,但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金钱诱惑,而是引导群众对属于自己的正当利益的争取。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将对精神价值的追求置于对物质利益的需求之上,“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16]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今天,党组织拥有的人、财、物等方面的决策权和支配权逐渐削弱,甚至完全消失,要做好教育引导群众工作,必须以为群众服务为主要任务,在服务群众中教育引导群众。

3.教育引导群众的目的是组织领导群众

唯有组织化了的群众才能更好地为党所领导,“只有将广大的群众吸收到革命的组织以内,才能易于领导。”[17]唯有组织化了的群众才有力量,才能真正成为承担社会革命的主体,“人民是有能力的,他们的力量是最伟大的,他们结成了团体,就是所向披靡、天下无敌的常胜军。”[18]因此,对群众而言,“组织就是力量”。

面对近代以来“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对群众的组织和动员是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从事社会革命最为重要的任务,而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关键,正是以自身的意识形态、组织体系和方式自上而下地完成了对中国近代以来碎片化社会的重组。“共产党的胜利是因为它能够在长期混乱和外国占领的年代里把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把农民组织起来,这在中国并非新鲜,但新鲜的是应用军事和其他纪律严明的手段,去动员群众来完成管理社会的长期任务。‘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之类的口号被纳入了中国现代化的组织原则。中国共产党重组了中国社会。”[19]

参考文献:

[1]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17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10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92

[4]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3

[5]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380-381

[6]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801

[7]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818

[8]毛澤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80

[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81

[10]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95

[11]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96

[1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9-10

[1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64

[14]江苏省委党史工委会.苏南抗日根据地[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色,1987.239

[15][美]马克·赛尔登.革命的中国:延安道路[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95

[1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329

[17]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编选组.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1辑[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445

[1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71

[19][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338

作者简介:

张凌林(1984--)男,湖南麻阳人,中共长沙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