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院派”跨出一步

黄天骥

我1952年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1956年毕业留校任教至今。可以说，我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学人。

1983年，我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聘为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第一届的成员有钱鍾书、王力、王季思等先生，共二十多位著名学者。第二届是二十一名成员，召集人是朱德熙教授，成员有王达津、霍松林等老一辈学者。其中，有四位中年人，即章培恒、叶子铭、裘锡圭先生和我。到现在，除裘先生和我以外，诸位均归道山，而我也成为耄耋一翁了。

我毕业留校后，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科研工作。我给自己定下学习的目标是：“戏曲为主，兼学别样。”

按此目标，我把许多时间放在戏曲文献整理和对中国戏曲史方面的研究。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便参加由王季思教授主编的《全元戏曲》一书的工作。在2011年，国家重点攻坚项目《全明戏曲》，则由我和黄仕忠教授担任主编。该书计约有5000万字之多，还需要到全世界各地图书馆访书，任务艰巨繁琐。

我负责全部明代戏曲的点校最后审阅工作，这工作比《全元戏曲》更难。因为明代的杂剧和传奇与元杂剧的情况完会不同，它在一出戏中，曲牌可以南北互用，即在一曲戏中，有时用南曲，有时用北曲。更麻烦的是，有时在一首曲中，会把不同的曲牌，凑集在一起，这曲牌用几句，那曲牌又用几句，组成一首新的曲子。这一来，留存下来的曲谱等工具书，无法查阅，只能凭文意断句，这很容易出现错误。加上版本中出现大量生造的俚语俗字，处理时十分麻烦。有时，为了一首曲子的断句，竟需花费几个小时，左右思量，才敢确定，弄得头昏脑胀，真不足为外人道。幸而，我们的团队多年辛勤工作，《全明戏曲》2018年已由管辖部门验收“结项”，评审专家评为“优秀”。其中“全明杂剧”部份，亦计约有600万字，将由中华书局先行出版。

此外，我把“文化大革命”以后，在《文学遗产》《文艺研究》《文学评论》和在其他刊物发表过的戏曲研究论文，收集为《冷暖室论曲》一书，2016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后，我的《西厢记创作论》和《牡丹亭创作论》等著作也连续出版。我还出版过《元明清散曲精选》《元曲三百首》等十一二种普及性读物。2008年，我和康保成教授主编并出版了《中国古代戏曲形态研究》。

为了结合教学需要，我还出版过计各有50万字的《周易辨原》《诗词创作发凡》，以及《纳兰性德和他的词》《黄天骥诗词曲十讲》等论著。同时参与由袁行霈教授主编的高校教材《中国文学史》，作为“宋元卷”的分卷主编。

2018年，广东人民出版社把我的论著结集出版为《黄天骥文集》，共十五卷、近500万字。在这里，靦颜列举，只在于说明，我自知确实属于“学院派”的学人。

“学院派”并没有什么不好。学习研究古代文学，整理古代文献，继承中国的优良文化传统，本来就是我们在学院里的教师应有责任之义。但我又觉得，如果运用我们的知识和现实需要直接结合起来，加以运用变化，让广大群众能够接受和理解，不是可以进一步“古为今用”，更能“接地气”了么？话虽如此，但一直想不到如何解决，只在心㡳里暗自打鼓。

我是1996年初被广东省文史研究馆聘为文史馆员的。加入省文史馆后，我常得到省文史馆领导的支持和督促，如把我的著作《方圆集》列入馆员文集的第一种，这既是对我的鞭策，也使我增加了学习和工作的信心。更重要的是，我有机会接触到来自社会上各方面的专家学者。

在广东省文史馆，有不少馆员是著名的诗书画家，有些馆员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前只念过私塾，没有什么学历学籍。但不能不承认，好多老一辈馆员，在诗词书画文史以及地方掌故等方面，基础深厚，成就斐然。像李曲斋先生，是清末探花李文田之孙，他没有上过大学，广州解放后在街道工作。但大家公认，他的诗书画成就极高。书法家陈景舒先生，曾当过陶瓷学徒，在餐馆当过小工，但隶书极佳，有“隶书王”之誉。他们有学识，有曲折的生活经历，特别是和市井百姓有密切的联系，和我们终日只在书房里用功的“学院派”，思路和经历大不一样。我和他们接触，常感到眼界一新，知道天外有天，彼此各有所长。对于长期从事文史研究和整理的“学院派”学者，倒应该更多学习他们之所长，更多像他们那样眼光瞧下，多想想怎样从市民大众的需要出发，把深奥化为浅近，把枯燥化为有趣，以便更适应现实社会和人民大众的需要。

记得在1996年，广东省委组织《新三字经》的编写，作为少年的普及读物。我奉命担任副主编和主笔。该书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颇受群众的欢迎，发行达5000万册，并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有一天，偶然遇见李曲斋先生，他对我说：“这小书，写得不错呀！适合青少年需要。你可以再搞下去！”我笑了，说：“这是省委领导的主意。我总不能架床叠屋，再写一本《新千字文》吧！”李先生却正色地说：“不是这个意思！我从《新三字经》中看到，您能吸取前人诗赋的写法，有古文写作的基础。现在，正提倡建设旅游文化事业，如果在景点中，有新撰的对联、碑文，不是会增加它的文化涵量吗？”我恍然大悟。的确，从服务现实需要出发，作为文史馆员，不光可以在书房里整理古籍，划划写写，还可以用一己之长，直接为社会、为百姓服务。

说来凑巧，过了几天，零丁洋畔的珠海市桂山岛，筹建文天祥广场，周围选取并镌刻文天祥多首诗篇，作为诗碑，约请全国著名的书法家书写。而广场中心，则需要以一篇序文，统一说明兴建广场的宗旨和缘起。该岛主管者是中山大学校友，便邀我作序。我想起曲斋先生的嘱咐，遂欣然命笔。《序》不长，姑录如下：

珠海市桂山镇文天祥广场序

零丁洋上，碧浪连空，白鸥掠波，锦鳞潜泳。我桂山镇雄立海中，老树依岩，银滩卷雪，迎旭日之光华，揽天风之浩荡。近年经济发展，帆樯如织，而岛上民众，胸襟似海。每于花朝月夕，极目微茫，俯仰今古。乃忆八百年前，南宋丞相文公天祥，抗元兵于粤赣，陷魑魅之牢笼，系孤胆于烟波，集天地之正气。船过零丁，慷慨吟哦，痛感山河破碎，空负头颅，身世飘摇，竟同萍絮。既悟人生之悠悠，谁无一死；誓取丹心之耿耿，留照汗青。诗成掷笔，血泪交迸，惊风雨而泣鬼神，撼心魂而垂千古。斯人一去，海宇留芳，伫听涛声，啸歌如在。我镇世代得接忠风，百姓倍怀英烈。望洋兴感，意气干云。遂填海湾新地，辟建文天祥广场，更镌诗碑卅二，播扬文天祥佳句。旁开馆厦，广陈史迹，岩矗雕像，遥瞰天南。冀中外游侣，访胜寻幽，受文化之熏陶，承爱国之传统。尝闻风和日丽，波底尚掀乱流，安定岂可忘忧，开放常思忠悃。今日苍苍岭树，如见旌旗，猎猎长风，犹闻警铎，去者已矣，来者可追。共期群策群力，振兴中华，俾我列祖列宗，扬眉吐气。是为序。

写成后，我请几位老先生审阅，都还认可。这块碑文，便树立在“文天祥广场”中心，我也曾经看到有好些游客围观。想不到，曾被认为是“选派余孽桐城谬种”的文言文，若处理得当，在学习诗词文史的基础上加以变化，也可以为现实服务。后来，我也应省市一些单位之邀，写了不少碑文，加上发表过的诗词，合编成《冷暖室别集》，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由于书中有20多篇碑文，与中山大学校友捐建的大楼有关，在写作上虽然良莠不齐，也特别受到中大学子和校友的欢迎。

我以学习过的诗词歌赋为基础，用文言的文体，写出一些能为现实生活服务的文字，作为文史学者，这是一种尝试。但始终觉得，这只能给稍有文学水平的小众服务，也只能算是在象牙塔里走出了半步。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遇见广东人民出版社原社长、著名作家岑桑先生。那时，他正在主编《岭南文库》。他一见到我，便说：“我知道您对明清文史有兴趣，对岭南文化有体会，而《岭南文库》中必须有研究屈大均的论著，这工作就交给您了。”长者命，我应不敢辞。但是，当时我正忙于《全明戏曲》的工作，卷帙浩繁，我终日在故纸堆中校点，弄得头昏脑胀，实在为难得很。但也只好抽些时间，首先捡出屈大屈的《广东新语》，略作准备。

又真凑巧，《广州日报》副总编、校友黄卓坚来探访我。她知道我是广州西关人，便问我，近西关荔枝湾的改造工作，很受欢迎，我是否愿意去参观一下？当时，我也想在百忙中散散心，她便开车陪我前往游览。饭后，她说：“黄老师，能否为我报写一篇短文，谈谈广州和岭南的生活和文化？”

粤谚云：“鸡臂打人牙较软”（意思用鸡腿塞进人的牙关，吃了只好服软）。她陪我参观了大半天，只请写篇短文，我岂能不答应？那时刚好快到元宵节，便写了一篇广州人怎样过元宵的短文。过了两天，她打电话给我说：“文章反响很好，再写一篇吧！交稿时间不限。”我一想，也不难，过了两周，又写了一篇有关解放前广州儿歌的短文给她。谁知道，这文章发表后，她又来电话：“黄老师，不得了啊！许多读者来信来电，要求您继续写下去。您务必每一周发一篇有关岭南文化的短文给我！”这就让我犯难了。当时，我正在忙于《全明戏曲》的工作，哪有工夫顾及其他，当时便拒绝了。但经不起她一磨再磨；再者，天天对着线装书和工具书，翻来捡去，实在也累得发慌。如果写些记叙略带抒情性的短文，换换脑筋，也未尝不好。同时，刚刚读过屈大均的《广东新语》，觉得他不也是在百忙中，随手把所见所闻纪录成书的吗？几经踌躇，便答允了。

从此，每到周六晚上，我在散步后便躲进办公室，写了文章，即从电脑发给责编。这一来，等到每周的周三，便有一篇有关岭南风物文化的短文在《广州日报》上发表。编辑部还把我的连载文章搞成《生猛广州·淡定广州》的专栏。在每期文章的下面，选登几条读者的看法，作为“互动”。这样一来，我这专栏更引发读者的兴趣。当时，《广州日报》每天销售一百多万份，读者极多，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我的“专栏”很受欢迎。在校园里碰到一些同事，或到市场里遇见混熟的卖鱼人，常会问我：“黄教授，下一期写什么？” 有一回，我的妹妹要买蜂蜜，店主人正在看周三出版的《广州日报》，闲聊几句，店主指着我在当天登载的专栏问她：“看过这专栏吗？好好睇（看）的呀！”妹妹说：“这是我哥写的。”店主一听，颇为高兴，竟对她另眼相看，给予蜜糖原价九折优待。

看来，我在屈大均《广东新语》的启发下，通俗地把文史知识以随笔的方式传播，也能服务于大众，受到欢迎。这专栏连载近一年半，约80篇。花城出版社于2014年即把拙文结集出版，计有25万字，就取名为《岭南新语》，把我的专栏文章类似《广东新语》的做法，分为“岁时”“城垣”“食俗”“粤韵”“市声”等项。出版后，广州市教育局把它列为中小学生阅读教材，让青少年了解和热爱乡土文化。 2017年，该书获得广东省的通俗读物一等奖。这书的出版，连同我在2012年出版的《岭南感旧》，实际上是我对岭南文化作了比较全面的思考和研究。

习近平同志说：“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这些年，我把在学院里获得的文史知识灵活运用，或写碑文，或写随笔性文章，从家国情怀出发，希望能留住乡愁。这对我来说，也算是从“学院派”直接跨向社会的一步，初步找到了自己作为“学院派”文史工作者如何更“接地气”的途径。

这里所说的小故事，都是在我参加省文史馆馆员工作后，偶然碰上机会发生的，但也确与我长期思考在象牙之塔从事文史整理研究的工作者，找寻如何进一步“古为今用”，如何为人民大众发挥所长克服所短的想法有关。如今，我虽进入耄耋之年，幸尚顽健，希望能贾其余勇，为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多做一点工作，为文化自信事业多作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