荔园筑就的精彩

2020-01-13 09:01:21 北京文学 2020年1期

刘元举

一座城市奇迹般的诞生,已然震古烁今;而与这座城市应运而生,同样充满传奇色彩的大学,是否也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深圳大学名副其实,身上烙下的是深圳这个城市40年改革开放的每一块胎痕,犹如一对父子。父亲年轻时有筑山万仞之能量,有燃烧万丈之豪情,恨不能一下子就将襁褓中的儿子拉扯起来,踏上风火轮一路飞奔。

然而,儿子是要有成长过程的,即便有再好的基因,也得学会站立,而后,才能迈步。但这个过程,却完全不同于常规常理。于是,那些让你惊奇的人物和故事,汗淋淋地“扑腾”着,如潮涌来。

——题记

四月的岭南,悄然进入雨季。深圳大学的时光广场,被雨水洗濯一新。绿植环绕,天地氤氲。中间那个日晷雕塑因水湿,倾斜中更显岁月之沧桑与凝重。

第一章  没有围墙的高校

众所周知,深大是在改革开放的浓烈气氛中降生的,这就注定了他们与全国其他的大学不一样。起步就够特殊了,国内其他大学的成立,都是由教育部批准,而深圳大学则是由国务院直接批准的。他们的特殊性不仅如此,还有一系列的特殊,让你目瞪口呆,简直振聋发聩:上学要收费的制度、毕业生不包分配和推荐就业的制度、取消助学金变为奖学金制度、学分制的制度、勤工俭学制度、校园没有围墙、教职工全员聘任等一连串改革,桩桩耸人听闻。别说这么多的改革制度,在那个年代,仅就其中的一项改革,也会引发全国性的巨大震荡与反响。

“1984年9月,张维校长赴深,3天的校长办公会议,孕育了深圳大学第一个改革创新方案。方案第一次明确提出,学校的领导体制是校长负责制,校长向省、市委负责,副校长向校长负责,党委的任务是坚持和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学校的贯彻执行。”(同济大学出版社《深圳大学改革探索之路》,张仲春“深大人的省思”1988年版)

方案相当于路标,归纳起来16个字:党委治党,校长治校,教授治学,学生自治。这是“敢为天下先”的高校管理体制的改革。

过去我只听说过“教授治校”,并深以为然。因为教授治校是西方社会的高等学校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起源于西欧中世纪的巴黎大学。蔡元培时代的清华大学也主张教授治校。朱清时来南科大就是强调这个“教授治校”。但深大时任校长认为,教授治校不行,教授能够治学;而校长治不了学,校长能治校。治校与治学,一字之差,却泾渭分明,截然不同。

深大那时成立了教授委员会来治学。委员会主任不是校长,而是选出了两位教授,一位是文科的,另一位是理科的,相当于清华北大各选一个,也是一种平衡吧。而校长在这个教授委员会里,只是其中的一员。在对外接见记者之类的事情方面,都是由教授委员会出面接待,而校长则没有抛头露面机会,校长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行政管理方面。

“这些看似稀松平常的改革,在当时许多却是全国首创,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因此,在方案的最后一句话是:要以‘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创新精神,解放思想,排除阻力,稳步前进。”(《特区大学窗口大学实验大学——深圳大学办学实践探索》,杨0移等著)

在这16字的四项改革中,我对第四条“学生自治”更有兴趣。

从1983年第一批入校的学生开始,深大就不提供助学金了。他们是全国第一个取消了助学金的高校。学生们考上了大学,还需要缴费上学,这在全国都是闻所未闻的。深大也是全国第一个不包分配的大学。他们创造的第三个全国第一,就是搞勤工俭学。这是极具轰动效应的大事情。那时深大便有了“自立、自律、自强”的校训。

这个“三自”校训,是写在石头上的,经久历年,在那种花岗岩石上面,粗粝中透出遒劲和坚韧。“自立自律自强”,横过来竖过去都能读得通。中间还加上一个脚踏实地的黑色脚印图标。这便是行政办公大楼大门口影壁墙上的杰作,吸引了南来北往的人在此驻足凝眸,或者留影。

“三自”当中,首先从自立开始。学生上学没有助学金,那些来自困难家庭的学生刚迈进校门,就没钱吃饭了。饿得两眼冒金花,怎么办?校领导在食堂亲眼看到有的学生进了食堂,转来转去,犹豫再三,只要了一碗米饭,一碗清汤,一块豆腐乳,悄然猫到了角落里。这让领导很是心疼。面对这种情况,校方当即召开一个全体学生大会,让学生们报名参加勤工俭学。

校方当时以为家里没钱的学生,才会积极参加勤工俭学,而家里有钱的学生是不会参加的。意想不到的是,会上刚一宣布,全体学生几乎都齐刷刷举起手来踊跃报名。学校领导完全想不到会有这么多人要参加勤工俭学。可是,学校哪有这么多岗位留给学生们呢?情急之中,只好先按家庭困难的学生,优先选择:比如饭堂里的杂活儿,扫地、洗碗之类。这些零活儿,根本不够学生们干的,无法满足需要。于是,学校领导就将全校所有的临时工辞退,完全由学生替代。

这是一个大胆的破天荒之举。就此,等于在全校大面积铺开了勤工俭学浪潮,这绝非那种小打小闹。这种大面积鋪开的勤工俭学浪潮很快由低而高,形成了规模。先是清洁工,扫马路、打扫厕所等粗活儿;后来,学生们居然包办了所有可以挣钱的领域。最精彩的是他们大胆办起了实验银行。这一下子,动静大了,闹得沸沸扬扬,好多有趣的人和故事就此涌现出来。

有位校领导说,当时打扫厕所的一个同学,见到他时,赶紧把头低下,非常别扭。特别是女同学,遇到他时脖子根都涨红了,手也不知道该往哪里搁了。那个不好意思的样子,让他记忆刻骨。后来见得多了,也就逐渐习惯了。甚至再见面时,学生们还会主动跟老师打声招呼。

那些女学生进了深大,很是爱美。深圳本身就是一座花枝招展的城市,大街小巷不仅流淌耀眼的鲜花,还走动着衣着时尚的美女。这些美女是从全国四面八方涌来的,所以,深大的女学生在扫马路时,也要把自己弄得花枝招展起来。她们还要穿着当时流行的高跟鞋。纤细的腰条,加上高跟鞋配置,一步一摇摆,风吹杨柳般在打扫地上的落叶时,就像在那里描画。简直就是轻描淡写。那种忸怩之态,一点不像清洁工,倒像一幅不错的校园人物风景画。要是外来人看到这个样子,一定心生好奇,莫非是在拍电视剧?

他们哪里会想到,这些勤工俭学的大学生,好多都是大城市来的,平日在家里生活优越,娇生惯养,而上了大学,竟然干起这种清扫马路的活儿。他们的家长要是看到这种场景,真不知会作何感慨。那时候要是有微信,拍照下来发朋友圈,准保刷屏。

深大校园因荔枝树太多而被称作荔园。荔园那时候大兴栽树。学校给学生们讲好的,挖坑栽树是有报酬的。每挖一个坑,就挣一元钱。一般学生每天也就挖两三个坑吧,但有个农村来的学生却非常有本事。他叫陈林科,是管理系一年级学生。此人身强体壮,挖坑犹如探囊,一个上午竟然挖了39个树坑。讲好的按劳取酬嘛,每挖一个,就获取1元。这样算来,他一个上午就可以挣到39元。相比其他学生,尤其女生一上午累得直不起腰来,也不过挖一两个坑。他可是挣大发了。这下子引起反响了。老师一个月工资才四五十元。而这个学生一上午就挣这么多,差不多有老师一个月工资了,这还了得?财务不干了。“官司”打到了校长那里。时任校长完全为学生做主,既然这么规定了,跟学生承诺了,就一定要兑现。而这个陈林科也不贪心,他挖完39个坑,把铁锹搁下,也不敢多挖了,他担心挖再多也不会兑现的。然而,他完全没有想到校长说话算话。结果,他一共挖了49个坑,货真价实拿到了49元。在那个年月,49元对于一个农村来的学生而言,算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了。更重要的是为他带来了满满的自信。

邵滨军博士是个颇有风趣的人,他津津乐道当年的勤工俭学。他说有一年春节他没有回家,在校园扫马路,被校长撞见了。校长问他为什么不回家过年,他怯怯地说没有钱买火车票,并说要等挣到钱再回家。他没想到校长满意地说,这就是深大需要的学生。这种赞赏对他的鼓励不小。他说,后来他做很多事情时,都会想到校长当初对他的鼓励。

他是1985年入学的。在读本科的四年当中,他从没有跟家里要过一分钱。入学第二年,他有过一段最煎熬的日子。有一天他突然发现没有饭票了,偏偏他也没有钱去买饭票。弹尽粮绝之时,也难倒了英雄好汉。他勒紧裤带,忍了好几天,没有管家里要钱。他翻遍了抽屉,仅仅找到了一毛钱的菜票。这一毛钱菜票对他而言,也是弥足珍贵。他躺在床上熬着日子,不敢动弹,一动就会两眼冒金星。他硬是挺过来了。他在日记中鼓励自己:“一个人在夹缝中挺过来,是英雄。因为他得到了锤炼,跌倒了爬起来,才能成长。”此后,他在学校打了七份工。他相当于挣了七个人的工钱。他说校园里杜鹃山上的树,就是他们栽的。他把每个月挣来的钱,寄回老家,资助家乡的穷孩子上学念书。几年下来,他的钱居然让一个贫穷学生把博士攻读下来,就此完成命运改变。如今那个博士已经成了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总。

从第一次往家乡寄钱,至今已有30年了。30年来,他一直为家乡捐款助学。最近他又捐助了两千万元,用于美丽家乡的基础设施建设。他将自己小时候走过的那些泥土飞扬的小路,都修成了水泥大道。他还买了最好品种的树,一排排种在路边。他得意地说,那都是最美的树。

邵滨军现身说法,强调了改革时代深大培养学生的特点,以及对他一生的引领。他说到有一次在广州火车站,他眼见一个打工妹因为饮水被罚,明显的不公道,他当即冲上去为之打抱不平。结果遭到了治安人员的围攻,幸亏他急中生智,掏出了工作证在手中扬了扬。他那时还在市委机关工作,这种工作证掏出来晃晃还是有用的。

他认为真正的大学教育,不是那种高分数低能力,更不是那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是让学生能够找到精神家园。要培养一种家国情怀,一种肝胆。他说如果他不在深大读书四年,他可能是个平庸的人,是个小富即安的人。然而,深大锻炼了他的人格,锻炼了他对挫折感的认知和把握的能力。读研究生时他学的是经济和管理;读博士时,他学的是哲学。他不断地要求自己努力攀登,他说文化赋予了他内在之美。

有位教授告诉我,他听到一位女学生登台演讲勤工俭学,场面非常感人。她说:三年前,妈妈把我送到村口,眼泪汪汪担心我没有钱花,吃不饱饭,便一再叮嘱我,没有钱就告诉家里,随时会给你寄钱去。但是,我没有管家里伸手要钱,一分都没要。现在,我完全独立了。我还会把钱寄到家里给妈妈花的。台下刮起掌声的风暴,持续间,台上的女学生潸然泪下。

这种能够挣钱自立的学生,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观,他们具备了生存能力,也具有了走向社会,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能力。

与此相对的是另外一个故事。

新生入学时,有位女生的父母带着她去找校领导。她爸爸妈妈都是清华大学毕业的,他们见到校领导问这个、问那个,还问可以上研究生吗?需要什么条件?要不要考试什么的。而这个女生却坐在一个角落里不吭一声,就好像父母说的事情与她无关。

校领导见此情景便说,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究竟是谁要上大学啊?是你两个要上大学,还是孩子要上大学?你们读清华的时候是不是爸爸妈妈送去学校的?怎么孩子什么也不说,光是爸爸妈妈说?领导佯作生气地说,这个孩子没用,连话都不会说,我不要这样的孩子!你们带走吧。

哪知这个女生一下子就跳将起来说:他们不让我说话,进门之前还叮嘱我,千萬不让我开口说话。

校领导幽默地说,原来你会说话啊。

女生说,当然会说话了。就怪他们左叮咛右叮嘱,就是不准我说话。校领导说,那行了,你们两个人赶快出去,我跟她谈。家长只好颠儿颠儿出去了,临出门时,还不时地盯着女儿看几眼。

校领导对这位女生说,你要自己掌握自己。女生说,老师,我也不愿意这样,今天听您这么说,我就解放了。

勤工俭学培养学生的生存能力,这在走出校门以后更加能够派上用场。数年后,有些深大毕业生到了国外,开始没有经济来源,遇到困难,他们就自己解决生活难题。有的去摆地摊,也有的去卖茶鸡蛋。他们就靠这个,在国外立稳了脚跟,赢得了读书的权利。他们经过磨炼,跟深大的老师说,别的学校出国的留学生,绝不肯像他们这样做的,他们怕丢面子。

勤工俭学的规模很大,波及很广。光勤工俭学的商场就有好几个,还有客舍、旅店、印刷厂、洗衣厂、荔枝园等,都是学生们用武之地。当年的毕业生梁镇城老师给我讲了好多故事。但最让我惊讶的是,学生们竟然自己创办了银行。

办银行需要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绝不是马马虎虎的事情。这个审批手续极其严格。在报批过程中,就会有诸多难题。可是,再难也难不倒深大。这个“实验银行”是打的擦边球,属于信用社性质,从行长到出纳员,全部由学生担任。银行运营时,教师工资、财政资金、建筑拨款什么的,还有贷款什么的,全都放在学生自己的银行里运行。梁镇城说,这些企业虽然没有社会上的那种营业执照,但却是在校园畅通的。都是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管理人员都是在校学生。他说从行长到下面人员,都是在全校学生中公开招聘的。

深圳大学学生实验银行的开办,等于将勤工俭学推向高潮。这是一个创举,不仅前所未有,而且闻所未闻。

校领导的动机始于在清华大学每个月发工资的时候。每到开支那天,清华就派两部小汽车,靠几条大汉,到银行把钱取出来,押运到清华园的一个小四合院里,然后就把那里包围着封起来,派几个人在那里点票子,点完就分别装到一个个工资袋里,再由各个系、部、处,派人把工资袋取走,再发放到每个人手里。而个人在拿到工资点完数后,转身又去了银行排队,再把工资送回银行存储起来。每个人其实就这么一点钱,却搞得如此复杂。改革开放了,他们去国外见了世面,看到人家外国人根本不是这样。人家说我们不用领工资,我们的钱都在银行,随用随取。于是,经校方领导研究,决定开办一个银行,主要负责发放工资。而这个银行,就由学生们来管理,办一个学生银行。然而,谁敢把工资交给学生银行管呀?

当时反对的声音很大,学生把钱发乱了怎么办?别太过分了!由于校领导态度坚定,学生银行顶着压力办起来了。

可是,老师们并不支持。他们都在外面的国有银行有自己的账户,到了发工资那天,还是照原来的方法,先去学生银行把自己的那份工资取出来,再转身跑到外面的银行存起来,他们就是不把钱存在学生银行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半年左右。而且当时还有谣言说,某某系的某老师,有名有姓的,他的钱被搞没了。校方就去找那个老师问明情况,结果那个老师说,根本就没有这回事。谣言遂不攻自破。老师们在校方要求下,也只好把钱存到学生银行了。

过去政府拨给深大搞基建的款,都是要先存放在建设银行里,待深大需要用钱的时候,再去建行提取。这回有了学生银行,这笔钱就不存建行里了。这笔钱不是马上就用,所以,先放到学生银行里。当然是笔不小的数目,利滚利地钱生钱了。这是学生银行的大手笔经营,也是校方对学生们的支持与信任。这个就等于提高了钱的周转率。从金融学的角度,它实际上是一个货币再生过程。它在校内的乘数效应就变大了。于是,学生银行就是这么开始赚钱了。

当时“学生银行”还没有计算机,都是学生们打算盘。实验银行的资金大概有一个多亿在周转,经济困难的学生,还可以在银行贷款,数年下来,基本上没有坏账。学生们非常拥护实验银行,他们一笔一笔的借款,都写得清清楚楚。贷款由学生会担保,当事人也很守信用。你若是没有还贷款,学校会处理你的,起码不发毕业文凭,这也是一种约束。

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故事。讲的是一个学金融的学生来找校领导,他说,现在人们搞股票,做这个肯定会赚钱。领导说,你不是国际金融系的吗,你跟金融系的老师、系主任说一说,请他们牵头来搞。这位学生就去找系主任和有关的老师,却个个都摇头不敢干。结果,这个学生就直接找实验银行贷款。

這个学金融的学生比较厉害,他当时贷款50万,由学生会出面担保,手续齐全了,他就把巨款借出来了。校领导当时还很替他担心,怕他赔了栽进去。没想到只过了一个月,股票开涨,他就从赚的钱中把50万的本钱还给了实验银行,剩下的几十万便是纯赚到的钱,他就大胆地再去投资。等到毕业的时候,这个学生的股票已经有几千万了,他创造了在校生的财富纪录。

学生银行一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还存在。最终合并到商业银行,后来又转到平安银行了。那时候,每一届的学生里都会产生一位行长。第一任是李敏,83届的。此人因为这个“银行行长”头衔,不仅成了名人,而且,成了真正的银行家。学校的勤工俭学经历,影响他的一生。毕业后,他去了银行工作,干得不错,目前在江苏银行当行长。

贲悦是继李敏之后,担任学生银行的第二任行长。84届的。现任深圳市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总裁。还有第三任吧,不知道哪一位是末代行长。

梁镇城说,他们那个班40多人,有十个竞聘当上经理的,分别是餐厅、客店、保洁等部门。他竞聘的是荔枝园的园长,分管1400多棵荔枝树。日常要施肥、修剪树枝。学生们不懂技术,就找农科所的技术人员合作。边学习边实践,等于上了一门农林专业课。他们的收入,是在荔枝成熟季节卖荔枝。他带领学生们采摘荔枝时,发现有的荔枝个儿大,又水灵,很好卖,而有的品种个头儿很小,长得不起眼,不好卖,他们就给这个小荔枝取个很好听的名字:珍珠米。这名字一下子叫响了,人们抢着买小的了,因为这个珍珠米是无核的,口感既甜且爽。他说很难忘荔枝大丰收的夜晚,他们组织篝火晚会,歌舞升平,吃着烧烤,热闹非凡的开心场面。

杨贻移教授提议我写一下勤工俭学中的“自律”,这是“三自”校训中的重要一项。我也听多人说到自律中的学生自治情况,还有“学生法庭”等,很多复杂棘手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个学生法庭得以解决。其中不乏精彩故事。但由于篇幅所限,就不再展开写了。

不管怎么说,荔园的改革开放,尤其勤工俭学名声大噪。一时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了全国高等教育界瞩目的焦点,也成为媒体的宠儿。从1984年起,中央和国家部委先后有数十位领导人多次来到深大,其中不乏国家领导人。全国多所高校纷纷组团前来深大学习考察。

直到今天,深大的勤工俭学还在深刻影响着这座城市。我非常赞同深大现任领导对勤工俭学的认知:勤工俭学并不是在乎让学生挣到仨瓜俩枣,而是鼓励一个成年人,在迈入大学校园之后,通过经济生活上的独立,来努力实现精神上的断奶。

多少年过去了,这些理念和举措像基因刻录一样,在深大的文化传承中绵延不绝。许多当年勤工俭学的“学生工”,已经成长为这座城市乃至这个国家建设中的中坚力量。

第二章  清华和北大的基因

“深大改革是一条主线,改革分了几个波浪,就跟股市一样。第一波在全国影响最大,是八十年代的那几个改革。”满头银发的章必功先生坐在一个安静的茶吧沙发上,娓娓道来。

那是1983年的夏天。时任广东省高教局副局长的黄其江,受上级领导的指派,为创办深大之事,进京到教育部请求支援。教育部当即决定让清华大学副校长张维院士出山。这个消息是由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林克传达给张维的。随后,张维见到了这位广东贵客。

广东湛江人黄其江斯文儒雅,极有亲和力。他用广东普通话,跟张维讲述了深大的创办背景。1982年下半年,深圳市政府向广东省高教局提交建立深圳经济学院的申请报告,广东省高教局派出调研组,黄其江为组长,11月16日提出《关于创办深圳大学的建议——向深圳市委汇报提纲》,文中提出建议:“不办经济学院,而办综合性大学,校名可称‘深圳大学。”并提出办一所改革创新的新型大学的基本思路:“这样的大学,既不同于现有的普通大学,也不同于以往的红专大学,而是适合于我国国情和特区建设实际需要的新型大学。”

1983年1月22日,深圳市委、市政府向广东省委、省政府呈上《关于创办深圳大学的报告》;3月8日省政府批复:同意创办深圳大学;5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以(83)教计字第079号文件,正式转达国务院批准成立深圳大学的决定。

看似波澜不惊的聊天,对张维而言却似一声春雷。他二话没说就同意了。

作为清华大学的副校长,他记取了前任老校长梅贻琦的名言:“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在深圳大学的大楼连影子都没有的时候,他就开始四处找寻大师了。他首先找到童诗白和汪坦。他要让两人去深大当电子系和建筑系主任。在那个年代,最愿到深圳来的人,是希望能够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的问题。章必功就是属于这种情况的。

“听说你为了你太太才来的深大,不知是不是这样?”面对满头飞雪的章必功,我单刀直入。

“对!我那时候的条件就是这样。我问他们,我说我太太能不能去。她在安徽老家。当时深大跟我讲快则半年,最迟一年可以调进深圳。我说那行。我看都没看,不像他们后来考察一下,我根本不看的。我直接从北京就到深圳来上班了。”

从80年代初迈进荔园,差不多40年过去。对于这座城市和这座校园的发展,章必功是最有发言权的。

章必功认为深大第一阶段的办学目标,实际上是想办成一个应用型技术大学。所以,那时候社会上缺什么,他们就办什么,全国都是这样。尤其深大是深圳出钱办的大学,就要求直接为深圳的建设服务。在那个时候,深圳百废俱兴,是个大工地,当然需要这种实用型人才。学校还集中精力去办了一个夜大,来为深圳市打工的,为很多没有文凭的人,提供了一个深造的机会。所以,深圳很多干部,是到深大的夜大去取得文凭的,后来当了官。所以,那时候,夜大学是深大的另一半。

到了90年代,特别是小平同志南巡以后,深圳要转向,整个城市要由“三来一补”的经济性城市,转向高科技和现代化城市。这样一来,这个城市就需要有一个高水平的大学,所以从那个时代开始,要规范教育,向这个高水平大学的方向靠近。

用吴俊忠教授的话说,前后是“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他认为深大取得硕士学位点,是实现了零的突破,也应该说是“规定动作”的成功。这是蔡校长时代的作为。到了谢维信校长呢,他把学科建设推向新的台阶。

章必功对深大改革梳理得更加具象化。他先從“规范动作”全国评估讲起。那时候他是副校长,负责教学,也是评估的总指挥。把三所学校放在一起评估:深圳大学、宁波大学、烟台大学,同时考试。深大成绩排第一。这次评估合格的最直接好处,就是获得了硕士学位授权,这比内地一般名校获得硕士学位授权节省了两年时间。

“我经常讲我是下山摘桃子。谢校长在位时,基本上把博士授权搞定了,只不过没有完成手续。我是2005年当校长,2006年就把这个博士授权批回来了。”

章必功说,深大在这个阶段的改革,主要是在中外合作办学上。第一波中外合作办学,是他们和美国的一个西雅图社区学院合作,办了一个美国班,那是专科班。

90年代初,深大能够办这种美国班,是蛮新鲜的。不像十年后,全国各地大学都有跟国外合作,两个国家两所学校各读一半。那时深大开了先河,是始作俑者。我感兴趣的是,当初是怎样一个契机或动因促成的呢?

章必功有问必答,听他讲故事,真是一种享受。

他娓娓道来——

中文系管图书资料的老赵,有一天突然找到我,用几分神秘的口气说,必功,有这么个事情你敢不敢干?

我说什么事。他说我一个朋友在泰国,是美国一个大学的总代理,他问国内有没有兴趣,跟他办这种合作班,他回来牵线,跟美国人合作。我一听,就说好,你把他叫来。

老赵真就把这个泰国总代理叫来了。我俩聊了半天,我后来跟他讲,可以办,五五开,你的佣金由对方出。我这个人讲话很干脆的。我说你是代表他来推销的,不是我去找你推销的。他一口答应。但是我后来跟他讲,我唯一担心的就是你们移民局不给我签证。他就给我解释,这个移民局和学校的关系,很肯定地说不会的。我说那你们要想办法。他们后来想了办法:美国那边的校长,天天动员地方议员和国会议员,给美国大使馆写信。

后来发生的故事,果然证明了章必功的担心不是多余的。

“我跑到《深圳特区报》登个大广告,那个广告比较厉害。那上面写的,叫双校园、双学位、双语种,三个双。学费一个学期一千美金。学制两年,在我这儿学一年,到美国学一年,然后我又让教育部同意发双文凭,就是毕业的时候,美国一个文凭,中国一个文凭,中国的文凭发给他国内就业;外国的文凭,发给在外国合资企业就业。”

广告一登,报名踊跃。美国班第一期招收了45名学生。一年后,这些学生要到美国续读,就兴冲冲地去广州领事馆签证。想不到学生们被使馆挡住了:签证官认为专科生怎么可能去美国。于是,这些学生打电话给章必功。章必功先稳住学生,告诉他们先不要慌,而后再想办法。他想到了开班的时候,请美国使馆总领事前来参加,他来不了,就发了一个贺电。为何美国总领事会给他们发贺电呢?这就是章必功当初的担心,他就让美国方面做了领事馆的工作,所以后来才能得到那份贺电。找出这个贺电,章教授眼前一亮,就把这个贺电复印件发给了这些学生。

第二天,学生们揣着令箭,又去了领事馆,结果把贺电往里一递,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使馆当即宣布闭馆半天,开会讨论。前途未卜的学生们在院子里守候着,突然听到一个大喇叭在叫,美国班被拒签的,重新回来全部准签。就这样,45个同学一个不落地去了美国。其中就有当时写出《花季·雨季》的少年作家郁秀,并从此改变命运,居住海外。

美国班办到第三期,广东省教育厅纳入高考。在广东省高考指南最后一行,就有“深圳大学美国班”的字样。230分录取。

美国班的成功,让中文系迅速“胖”了起来。他们是深大最穷的系,一年下来,一个教师只有一百元的奖金。美国班让他们抖起了威风。他们买了一辆37万的豪车,系主任章必功坐上去很是拉风,让人羡慕不已。章主任倒也大方,其他系的人管他们借车,只要张口,他统统都借。借也是一种享受。但是,章必功离开中文系,当上了副校长后,郁龙余接过系主任。章必功说他不敢坐这个小车,就把它卖掉了。

“后来我开玩笑,我说你是不是要清除我的影响,要‘去章化。那就一个本田。以后到老谢(谢校长)的时候,我搞了一个更厉害的,女王班。”

哇噻!女王班,一听这名字就够豁亮了。他说这回是办的本科班,跟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合作。这所位于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的女王大学,是英国历史最悠久的九所大学之一,在学术研究和教育方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章必功说中文系得知办这个女王班,还想要过去,但他却不给了。章必功当时是副校长,兼师范学院的院长、法人代表。他当然要向着师范学院了。他跟谢校长、江书记打好招呼,就把女王班交给师范学院办。

“给他就很好玩了。”章校长喜欢用“好玩”这个词儿。讲到得意时,便显出一种童真童趣。前来签约的这个英国人,是女王大学的副校长,是个女的,叫玛丽·麦卡丽斯。此人原来是爱尔兰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因为她是副校长,谢校长就对时任副校长的章必功说,那就副对副吧。

于是,章必功就跟这位女副校长签约了。“好玩的是”,签完约以后,玛丽回到爱尔兰参加总统竞选,一下子当选了总统。此后,中国和爱尔兰恢复邦交的时候,华丽转身的副校长以总统身份来到北京。我们国家问她有什么事时,她说我要去深圳大学。她是和时任市委书记说,深圳是个好地方,我到你们这儿来和深大签约两个月以后,给我带来了好运气,我回去就当选总统了。

当玛丽总统从北京要来深大访问时,深大立刻热闹起来,满学校找照片,要挂她的照片。可找来找去,就这么一张,“副”对“副”的合影:章必功很会照相,虽然身材不够高大魁梧,却因精气神俱佳,体现出东方大学校长的风度韵致。他跟谢校长调侃:我说校长,这个照片可是要到外面挂的呀,你当时不跟她签,我就跟她签了。你看这个挂出去合适吗?谢校长一挥手说挂就挂。于是,就那么挂出去了。

这一挂,好家伙,可就影响大了。不仅挂在校内,凡是她去参观的地方都要悬挂。一片彩旗般飘飘耀眼。她到香港看展览,也要挂过去。满世界挂着他章必功跟玛丽女王的合影,说蹭热也好,他章必功已是热度非凡,风光无限了。

女王班一次招四五十个学生,这边读一年,英国三年,一直办到现在。“这个模式后来为国内很多大学效仿,都学的我们。”

我打趣道,你由副校长变为校长,并且成了经常抛头露面的名校长,是否也跟女王沾了幸运之光?

章校长未置可否,却以更高的兴致说,最好玩的还是女王车。

这话要从美国班说起了。深大这边要给外国人的钱,会受到各种限制的。到了女王班,钱更多了,章必功就想了个主意。国内不是限制买车吗?领导干部不能超标。可外国女王总可以超标吧?他派人跑到省里去办。买豪车的理由很有说服力:英国女王班的钱在这里,英国人要买一部车,托我们替他保管。钱是人家的钱。结果广东省那人一听,外国人的钱,不花白不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吧。有钱难买乐意。大笔一挥,立马就批了。

“整个全中国的大学校长,坐车超标,也就是我那个时候。我买了一辆奥迪2.8,深圳市长只能坐奥迪2.4,广东省长可以坐奥迪2.8。”他强调说,“这部车的车主是人家英国女王大学的。我对英国人说,你们要到中国来考察,你们坐,你们不来我坐。”

有一次他跟一位领导到广东省参加一个艺术节,他的女王车在前边开路,领导的车在后边尾随。女王车来到大门口,保安赶忙一挺身,“咔”就是一个敬礼,但跟在他后边的领导坐的那辆车,却被保安拦住了。

后来,这部闪亮的豪车,在章校长退休后,就打蔫了,谁也不敢坐,停放在师范学院后面的那块空旷处,用一块苫布蒙盖着。上面落着一层灰土,还落了一些树叶。

章校长总结女王班效益:一個是教育的社会效益,一个是经济效益,还有一个是未来效益。女王班为深大开拓了爱尔兰高校市场。后来深大跟爱尔兰的都柏林大学,有了高层次合作,主要在医学院方面。因为女王大学的校长调到都柏林大学当校长了,这个人是他们深大的老朋友。他一到都柏林,章必功校长就到都柏林访问去了,就要求他协助深大办医学院。医学院的49个第一批毕业生,也悉数去了爱尔兰深造。

我想起前几天采访了张健教授,他是神经内科专家。章必功把他从武汉调过来的。他就医学与文科的关系,给我论证了一个多小时。他认为没有人文背景的学校,产生不了好的技术。科学和技术的源头是人文科学,终极目标也还是人文科学。他说章必功校长为他们医学院题字:“精英、超前、精湛。”用的是篆体。他们原先想用正楷或草书,但是,章校长认为篆体有内涵,他喜欢篆体,联想到档案馆的“岁月如金”也是他章必功的题字,也用的篆体字。也难怪,他是学古汉语专业的。

我在采访章必功之前,就有人跟我说,章必功口才极好,特别会讲话。他参加各种会议,只要一开口,必有惊人之语。他把深大形象讲得生动美好,宣传力度通过人格魅力,完美地提升了深大的整体形象。近距离接触他,觉得他不但会讲,他也会做。更主要的是,他很会动脑子想问题,而且能够想到点子上。比如,他当上校长,就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深大干得很辛苦,却得不到市民的认可,而且深大口碑很差,深圳市的领导也不满意。那时流行的话,考不上大学的考深大,深大只配收二本的学生。那时,深大的录取分数线在深圳市是很低的。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他至少查找到一个原因,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回家不说你深大好。老师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不说你好。口碑好坏,最主要就是来自学生和家长。学校只顾集中精力上台阶,忽视了对学生的关心。那么,他就要从真正关心学生做起,要把学生搞回来,要让学生团结一致,拥护深大。

章必功上台后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为所有的学生宿舍安装空调,此前,只有办公室有空调,学生宿舍是没有的。因全部安装了空调,深大后来得到一个外号:空调大学。

第二件事,是开启柏油时代,把学校的所有马路,统统改造成柏油马路。现在深大到处可见的柏油路,就是老章开头的。

第三件事,搞了个校长信箱,开启了信箱时代。这是最难也是最复杂了。由此各种难题,各种考验,各种光怪陆离的故事,纷纭而至、劈头盖脸砸向他。

“我大概当了八年校长,回了多少封信呢,五万封信。我每天至少要回三十多封信,而且我是不借他人之手,都是我自己来的。”

我颇为惊讶:“五万多封信?你有那么多时间吗?”

“就是中午干,晚上干。这叫作苦功夫。要和学生拉近和谐的师生关系,就得以真心换真心。这个信箱一搞,学生就知道,你对他有一分好,他对你十分好。学生的很多小问题,会得到迅速解决。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有回学生给我写信,章院长,我们四个学生住十平方米,那个宿舍管理员,带着他老婆,两个人住十二平方米,他老婆不应该住。我打开信箱,看到这信是两点钟来的,我两点半就把它转给后勤处。四点钟学生又给我写信,他说深圳大学真是深圳速度,房子已经调完了,他们换到十二平方米。”

俯瞰深大校园

校长信箱得到了同学们的认可和信任,信就成倍增加。各种奇怪的信,也在考验校长的能力。校长信箱有两种设置,一种是公开的,另一种是不公开的,属于隐私性质。想不到的是,有个学生给他写信,要求变性。就是说男的要变成女的,而且要校长替他保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他变性。这个问题有点难了。他要变性,可以替他保密,可他变完性,还要做到不让人知道她是变过性的,这就有难度了。章校长跟教务处等相关部门经过几番商谈以后,就把这个学生叫过来了。

“我就请了两个处长给他亲自办,一个是教务处长,一个是保卫处长。我不要这个学生出头,你们两个替他办好,休学两年。三年以后,她(他)回来了,又叫两个处长给她去办复学。因为三年以后回来,他原来的那个班级毕业全走人了,没人认识他。”

学生有什么话,都跟校长讲。也有政治敏感问题。诸如:老章你怎么看待一党专政?他说你这个是政治敏感话题,你来办公室,我们两个当面谈。

“有的人问,章院长你对匿名信怎么看?我回信很简单,‘暗箭伤人,小人做派,君子不为。这封信曾经在市委大礼堂公开过一次。我不能鼓动你写匿名信,我当然要反对这个东西,写什么匿名信。”

“我有些规定,校长信箱、公开信,是不准点名批评,你如果点名批评,就是小报告。如果你要批评某个老师课上得不好,就请用不公开信。如果公开信,点了人家名字,或者明显暗示了谁,我会删掉你的。宣传部的领导跟我讲,老章你那个信箱很危险的。万一你答错了的话,他把你弄得满世界都是。还好,我还真没错过事。”

他拥有大批的粉丝——统称“小章鱼”。成群结队地游来。有的学生给他写信说:我是一条潜水很深的章鱼。章鱼嘛,即老章家的鱼。他的五万多封信,不出差错,还得让学生满意,谈何容易。他吃饭的时候,午休的时候,或者是晚上回到家里,都要思索如何给学生回信。有时信太多,他就要熬至深夜,最迟一封信是凌晨四点钟回复完的。然而,他想不到会有这样一封信,把他给难住了。

“有个学生给我写公开信,找我借钱,三万块。她说我是韶关的一个贫苦农村的一个农民的女儿,我家里本来是没钱给我上大学的,考上了深大,能够勤工俭学,我就到深大来读了。否则我会去读师范。我临走的时候,给我父母吹了牛,说我通过深大的勤工俭学,我要给你挣三万块钱,把你的茅草屋改造一下。但是我在深大打了两年工,两年过去了,挣不到三万。她说这样一来,就失信于我的父母,我觉得我心里非常受不了。她说我在深大举目无亲,不认识别人,我就知道你,所以我找你借三万块钱。”

“我没有办法跟这个学生说我没有钱。要么我说不借,就是伤害。”他接下来说:“我打电话给我太太。我说有个学生找我借三万块钱,你看怎么辦?我太太人很好,说那你借给她。我就回信告诉学生,你明天来我办公室。她来了以后,我叫陈老师过来作个证。我拿出三万块钱,让陈老师数给他。这个小女孩没有马上接,她非要把她的学生证、身份证扣在我这里不可。我说我怎么能扣你这个,你拿回去吧,否则你就不方便了。

“三年以后,有一天我在工地上,校办秘书给我讲,有一个小女孩来找你,拿个信封,说是要还你三万块钱。我想起来了。我回到办公室,那个女孩走了,留了一封信给我,她说,我为什么拖了三年,我毕业以后,头一年没找到工作,考公务员。今年我考上了南投小学语文老师,我把第一年的工资省下来给你,但是没有利息。由此看来,我们多数学生是可教的。这个小女孩增强了我的信心。这样的小孩值得信任,而且这种小孩,不是一个两个。你说这种小孩,我借给她三万,她还我了,那有没有不还的呢?当然有。可是这个女孩子还了。”

由于这些看似琐屑的事,他逐一认真不苟地予以处理,深得人心。他的“章鱼”群越来越多,遂成了“网红校长”。

聪明的章校长在“收买人心”:深大三万学生,三十万观众,这三十万观众,能否说你深大的好话,这取决于他们子女回家怎么说。如果80%的学生回家说你深大好话,那就意味着有二十多万人在深圳大街小巷说你好话,何愁名声不响。

第三章 北大人的闯深故事

郁龙余是1965年考入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印地语专业,师从季羡林、金克木、刘安武诸师,学习印度语言文学。他在校期间恋爱,两个人是同班同学。1970年毕业,面临分配时,郁龙余留校了,而他的恋人却只能回到福建当中学教师。当时的政策规定是哪里考来的就回到哪里去。就此,关山相隔,结婚后就开始了为期12年的两地分居。

“我到这里来,不是什么思想觉悟有多高,我只是为了解决一个实际问题——两地分居。”郁龙余说,我一直等到1984年,在动身离开北大时,北大还有800多对两地分居的在排队。

“每年学校给我们东语系几个名额,我等了足足12年。眼看快要轮到我了,突然,一位快60岁的老教师分来了,因为落实政策,他被安排到北大日语系。我知道我还要往后排队。”

就在这时,他得知创办深圳大学需要人,半年内就会解决两地分居问题。

“果然,我来深大半年后,太太就从福建调来了。”说这话时,这位当年的北大讲师,满脸喜悦,有种天真的幸福感。

瞅着面前这位华发稀疏的老人,在渐淡渐浅的笑纹中,透出几多沧桑。于是,我就会去联想胡经之提供的那几张当年的合影照片,其中一张郁龙余坐在胡经之身边,他笑得很突出,是几个人中最开心的一位。另一张他坐在左数第5个位置,其中有章必功、张卫东等7人,他也是笑得最显眼的。浓密的发冠,微黑的面孔,笑出一排洁白的珐琅质地。他的牙齿在那时一定无法掩饰内心的喜悦。他的婚姻在岭南的荔园酿造,拥有一对双胞胎女儿。其中一个叫郁秀,年少时就以《花季·雨季》小说而一举成名,风靡天下。从此,在他的称谓中多了一个“郁秀的爸爸”,这很让他欣慰甜美。我相信这种情绪状态,会直接作用于他在深大的工作状态。

三年前,他幸福满满地荣获了第二届“杰出印度学家奖”。女儿郁秀陪他去印度,在新德里总统府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大厅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会。这个奖是印度官方的奖,类似于我们的对外友好协会主办。第一届给了德国人,第二届给了中国人。时任印度总统的慕克吉为他颁发奖项。他谦逊地说,这个奖之所以给他,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国家的国际地位。中印关系随着“一带一路”愈加引起世人关注。而印度学目前在中国的研究程度,除了北大,应该就属深大了。

他跟倪嘉缵院士很相似,退而不休,乐此不疲作贡献。他说,“61岁退休,我没有要求返聘,从2007年开始,回深大当完整义工。每周一至五上下班,每天坐班车,我习惯去学校坐班,许多成果都是在办公室坐班时写出来的。”

每天一早等班車时,他都是第一个到达等车地点,遂站成了一个标志。无论刮风下雨,远远地,人们一眼看到有个瘦老头儿杵在那里,就知道班车还没有来。如果他一旦没到那里等车,人们会误以为班车开走了。他跟没退休时一样坚持了8年,直到老伴病倒离不开他照顾,才回到家中,却仍然笔耕不辍。

深大印度研究中心,如今已是深圳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研究方向为:印度文学、中印文学比较、中印文化关系、中国印度学等。他的研究团队需要他指导,还有国家研究课题需要去做。《中外文学交流史》共17卷,他担任其中一卷《中国印度卷》,这部书出版后,在印度有很大影响,那位评委会主席说,他要让印度每一个图书馆都收藏这部书。他还出版了《季羡林评传》,目前正在撰写40万字的《一带一路开创人类社会新纪元》。他们还要筹建开设《梵语入门》课。季羡林先生的辞世,我以为会把梵语带走了,如今有了期待:荔园再起梵语声韵。

郁龙余还有一点跟倪院士相似,就是为了学校不惜掏自己腰包作奉献。他把“杰出印度奖”的奖金,连同其他一些稿费,悉数交给了印度研究中心,作为基金或奖金使用。当我问他为何不留钱养老时,他说我和老伴的退休金足够养老用了。两个孩子都在国外,不需要他们一分钱。

爱情是男人事业的原动力,但爱情如果与婚姻家庭相比,显然后者是更为持久的能源。

胡经之教授为何来深大也有个精彩故事,跟两地分居无关,却与荔枝相关。

1984年的荔枝成熟季节,深大满院飘香。某一天,在教学楼北面那片郁郁葱葱的荔枝园林里,硕大树冠已缀挂着累累荔枝。校领导邀请一拨学者,站在荔枝树下品尝鲜美的荔枝。他们是来自港澳大学的同仁们。荔枝大丰收了,累累荔枝鲜嫩欲滴。主人和客人们诗兴大发,边摘边吃,还一边吟诵苏东坡“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诗句。当时,这些知识分子都把苏东坡一天吃三百颗荔枝,当作夸张的修辞,笑谈而已。就像李白的那种“燕山雪花大如席”“白发三千丈”等句子。在场者哈哈一笑,无不觉得现代人的胃口是不可能多吃荔枝的,哪怕多吃一颗就会上火。然而,有人就可以一日吃上三百颗荔枝。而且,真就因此“长作岭南人”了。

那天登门拜访胡经之老先生时,我还当面跟他核对了这个传闻。老先生因耳背,没有一下子听清楚,他用手形附住耳轮,终于听懂时,他笑对我说,确有其事。

那是1985年7月,他住在深大招待所,为召开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做筹备工作。刚好荔枝那时上市,校党办、校办为他各发了一份荔枝,中文系又给了他一份,每份约三斤多,100颗左右,三份加起来足有三百颗。那时没有冰箱,这么新鲜的荔枝他怕放坏了,就赶紧吃。

“我一个人,从早上起,一边看书,一边吃荔枝,真是难得的美味享受。到了晚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荔枝,竟把三袋新鲜荔枝都吃光了,三份合起来就是三百颗左右。到了第二天,本地人陈乃刚教授问我吃荔枝了没有?我告诉他全吃了,他大为吃惊,他说他只吃了几颗,而且还要喝点盐水,我却一点盐水也没有喝。从此以后,只要荔枝一上市,我每天都要吃三斤左右,别人不敢吃的都送给我。就是现在,一天吃二斤多荔枝乃常事,不足为奇。所以,我从自己亲身体验出发,证实苏轼也能日啖荔枝三百颗。”

我听得目瞪口呆,惊为奇人。该给苏东坡平反了。

胡教授说:“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到了‘知天命的年龄,不在燕园未名湖畔过安稳日子,还从那个最古老的大学(北京大学),跑到这最年轻的大学(深圳大学)来筹建中文系。要回溯当时是怎样作的这个决定,原因当然多多,但最关键的还是受了改革开放精神的召唤。具体来讲,就是当时深圳大学的校长、张维院士的盛情邀请。”

当时张维院士和教育部已经谈好,由清华支援自然科学,北大重在人文科学,人大则支援建经济、政法等社会学科。教育部已经给北大领导打了招呼,北大常务副校长张学书是这么一个态度,“你挑,你想选什么人,你们定,我们支持!”

胡经之回忆说,那天张维热情地为他们备了茶点,居然畅谈了一个上午。他说:“请你们,这叫借鸡生蛋。鸡是北大,我借北大的鸡来生我们深圳大学的蛋,人文学科就靠你们了!你们来去自由,这叫借聘,不叫应聘。”

当时张维从清华和北大、人大请这些大腕人物,都是这种“借鸡生蛋”方式,所以,进退自由,被请者没有太大的心理负担。其实,作为创校的一校之长他张维自己,也是这种兼职方式,一年只去可数的几次深圳,其他主要精力和时间还是放在清华。在深圳那边坐镇的校领导,会比他付出更多的辛苦。

在张维院士约谈后不久,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会召开了工作会议,胡经之向季羡林报告了深大要他和乐黛云去办中文系的事情。季羡林一听,就大声说好:“你们去办中文系,要抓住这个机会,创造条件,建立起能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的机制。你们在南方,我们在北方,南北呼应,相互配合。”

季羡林这段话,也是胡经之去深大的动力。深圳距香港的地理优势,对于他们这些希望走出国门,见识世界的人文文化学者而言,到深大搭建国际交流平台是天时地利。

胡经之第一次来深圳的印象,至今难忘。他乘小飞机深夜到了广州,在酒店住了一宿,第二天转乘火车。广东人那时都说深圳是小香港,那应该是很繁华吧?但是他一下火车,满眼的失望:光秃荒凉,出租车没有,公共汽车也没有,只有稀少的中巴。三轮车倒很多,都是脚踏三轮,没有电动的。深圳大学当时还没有建成,这个筹备处就设在宝安县政府的旧宅里。山坡下有几栋两层的简易楼,小院子,很是简陋。

他第二次来深圳,是1984年5月初,他管当时的深圳叫“小镇”,因为当时的深大还没有校园,他只在这个小镇里转了转,粗略看了一下,深圳像个大工地,也没有什么可以细看的。

第三次来深圳,就是1984年9月,他跟随张维校长率领京城的一拨大师们浩荡南下。这回大不相同了。从首都机场飞抵广州,一出机场,就看到了深大派了一辆中巴等候在那里。一种温暖,如同岭南的天气扑面而来。那时从广州到深圳,是要经过两条大江,而乘两次轮渡,用去了不少时间。等到达深圳时,已是华灯初上了。

胡经之一下车,顿觉眼前一亮。正是夕阳西下,阳光照耀下的后海湾,一片金黄耀眼,深大新校园的美景,把他旅途的疲倦一扫而光。当时校园还比较空旷,大片荔枝林,只建了一个办公楼和教学楼,图书馆还正在建设中。在胡经之看来,这些建筑是学的香港中文大学的建筑,比他眼中的清华北大要好得太多。

那一次同行到达的人中有三位是清华大学的:图书馆馆长唐统一、建筑系主任汪坦、电子系主任童诗白。北大的四人:外语系主任李赋宁、国学研究所汤一介、中文系主任乐黛云,还有他胡经之。中国人民大学一位:法律系主任高铭煊。不管新创建的深大是否如张维等之愿,建成南方的清华、北大,但是这座一张白纸的大学,一开始在这些创建者心目中,便注入了卓越的基因:就是要跟别人不一样。特区办大学,特色特性是必然的属性。

那时中国有1060余所高校,时任校长说,如果按照老的套路走,那中国多一所这样的大学和少一所这样的大学有什么意义呢?没有独特性还不如不办。所以,深大人从骨子里就是这种要做跟别人不一樣的事情,这也是深圳特区的一种精神文化的特质。这种特质在以后几代校领导身上均有体现。

当时的胡经之被深圳的速度裹挟着,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中文系建立的第二年,他们就在“海上世界”举办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和首届学术会议。会议规格很高,北大的季羡林、杨周翰,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佛克马等都来了。蛇口的“海上世界”是条供众多游客观赏的航母级大船,停泊在这里,接受着南中国海边的炽烈光照。在这艘大船上召开这种高品位的学术会议,具有象征意义,至少在胡经之他们看来,深圳大学的中文系已经疏通了通向国际的航道,学术大船已经昂首扬帆了。

从1984年到1987年,这三年间胡经之他们这些北大和清华的名师是脚踩两只船,在北京和深圳两地来来往往,疲于兼顾。到了1987年,汤一介和乐黛云已经打道回府了,其他系的那些大师级台柱,也相继回去。胡经之说,北大副校长张学书那时也在催他回去。但胡经之说因气候关系,他在北京时经常身体出现毛病,而到了深圳这几年身体就好了。而且这里实行改革开放,自由发展的余地也比较大,换句话说,他在这里活得更舒服。所以,在1987年这个节点上,他毅然选择留在了深圳。

正是因为留在了深圳,他萌生了把中文系扩建为国际文化系的念头,想把教学方针定为“贯通中西、应用为主”。

深大那时提倡改革创新,他把这个想法跟校长一商量,立刻得到支持。中文系遂改成了国际文化系。这在国内是没有先例的。

那批清华北大人,是一代颇具情怀的人。从胡经之教授的身上,足以窥见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共性特征。在他的益田村22层楼住宅中,我感受到这位资深学者浓郁的书斋气息。客厅的墙壁上挂有数幅书法,右侧有一副对联:“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他的书房全是书。书柜从一面墙拐过来占了另一面墙的大半,很多书从书柜漫溢出来,成捆成摞地排列在地上。我注意到在书房的窗台上,摆放着一尊女神雕塑——断臂维纳斯。套了一个透明塑料袋,显然怕弄上灰尘。

老先生说:“睹物思人,不胜感慨。”那是他在读初中时,语文老师何阡陌买了一尊维纳斯石膏像,喜不自胜地放在书桌上,用手电照射,让他们这些同学集中注意,欣赏艺术之美。何老师见他如此喜欢,就又买了一尊送给他。

一个毕生从事美学研究的大师,一定对美有着异乎常人的敏感和挑剔。然而,他能够从青少年时代,一直守护着这位石膏维纳斯,和他的这些藏书,到头来,这些藏书他都要捐出去了,却仍然让这尊女神安静地伫立在窗台上。透过她望出去,明净的大玻璃窗外是一幅风景画:草坪花树,高低建筑,蓝天白云,再远点是一片海水。相当于他把这位维纳斯女神镶到了窗外一片现实的风景中。胡教授拉着我来到阳台上,欣然指给我看前边的那片海,他强调说那边就是香港。当年这个房子刚刚建好时,他就是站在这里一眼看到那片大海,和香港的山,充溢着翠绿欲滴之感。他立刻决定把家搬过来。他说,太喜欢这个地方了,每天观望,收不尽的缱绻情思。

我被他的情绪感染了。你完全有理由从这个女神像感受到他对故乡、家园、恩师情谊的绵长眷恋。

告辞时,他太太起身相送。客厅墙上挂着的一幅画,那是他太太画的。胡教授告诉我,太太属于贤妻良母型,家庭重担主要由她承担。70岁开始学画,一直坚持至今,还出了画集。

有维纳斯女神和贤惠太太以及她的画作相伴,胡教授这位有情有义的美学家的晚年,注定不会寂寞。

第四章   荔园的大楼

从校园正门迎面而来的第一栋建筑,是学校的行政办公楼。穿过去,一片辽阔的中轴线上,有两栋不同年代和质地的大楼遥遥相对,一个是老图书馆,另一个是理科图书馆。广场西边是教学楼,很简洁的三个方块错开的布局,底层架空,既有岭南特点,又体现出现代主义的包豪斯理念。谁能想到,这些经得起时光考验的建筑,竟是从粤海门的一间破旧瓦房里孕育出来的。

那是1984年3月2日。作为深大筹委会主任的梁湘市长,亲自主持召开了新校址基建第一次联席会议。一位亲历者说,市长以惯有的凌厉作风,带着市政府各个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一个个指点着鼻子,敲定一项项工作的完成时间,立下了军令状,耽误者将严惩不贷。

1983年10月,清华人、深大建筑系主任李承祚,率清华大学建筑系部分教师和研究生,一同前来深圳,进行深圳大学的校园规划。

“今天深圳大学的校园建筑,就是以那时确定的方案为基础,进一步深入设计并完成的。”李承祚如是说。那时深圳大学的校址还是一片空地,他们只能住在原宝安县委大院的一间小房子里。地面和墙壁会出汗淌水,被褥都是湿漉漉的。偶尔晚上他想看看电视,全楼唯一的一台电视放在走廊上,他只能挤到走廊的人堆里看。看电视也要武装一下,要穿上两双袜子。即便如此,仍免不了受蚊虫的叮咬。深圳的蚊子厉害极了,被咬上一口就会肿起一个大包,十天半月都不会消肿的。

他们的工作制图室在楼上,一间不大的屋子内,每当酷暑天气,室内炎热难耐。没有任何制冷设备,他们如果要制图,图纸上或肘下必须垫上报纸,否则汗珠“吧嗒”掉落下来,会将图纸弄得一塌糊涂。就是在这样的困难环境中,他们为抢工期,争分夺秒。规划和设计方案中,倾注了他们清华团队的智慧,融汇了特区的精神和文脉,让这片荒地长出了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建筑。

深圳的建设者们铭记这一年的元月26日,邓小平在视察蛇口工业区后回市区的途中,时任市长指着后海湾粵海门村的一片荒地山丘,对邓小平说,这里是深圳大学的校址。邓小平望着荒山问:什么时候在这里开学上课?市长说:今年9月。

这是重如千斤的承诺。仅有7个月的时间,能兑现吗?

饭要一口一口吃的,深大首期工程,包括教学大楼、学生宿舍、教工住宅、餐厅、水塔及泵房等建筑物,一共有22座。还有室外道路、给排水、动力线等配套工程,还有20多公里绿化工程,仅校舍建筑面积就有6万平方米。其中教学大楼拥有课室98个,可供4000名学生同时上课。建筑面积2.7万多平方米,全空调系统,配备现代化教学设备和设施,其规模及标准均属国内一流。

按照国家定额工期,这座教学大楼的设计周期需要6个月,施工周期需要18个月,室外配套工程需要3个月,总共需要27个月的建设周期。當时任市长向邓小平保证9月份开学上课时,教学大楼还只有几张初步设计的图纸,至于施工图(总共460张)则一张也未出。这就是说,要把这27个月的建设周期,一下子压缩为7个月,才有可能在9月份开学上课。这无疑是一个大胆的惊人的计划。

“要杀出一条血路!”这个带血腥味儿的口号,就是从那时惊雷般喊响,就一直在特区上空震荡至今。

李宗浩说他们采取计划倒排,和压缩工期的办法,迎难而上:“如教学大楼8月必须交工,6至8月土建室内外装修及设备安装平行、立体交叉作业完成,5月主体结构必须封顶;3至5月2.7万多平方米的6层主体工程必须完成;2月15日必须开工。”

这“四个必须”,嗅得出战场上的火药味儿。用战场来形容工地,一点不为过。这是背水一战。仅用半年时间,于当年的9月,新校园中22座建筑奇迹般拔地而起。“这就是当年邓小平同志称为‘深圳速度的由来。”(李承祚《克服困难大胆创新》)不仅保质保量,而且赢得了时间和市民的认可。在深圳十大历史建筑评奖中,全体市民投票,这组建筑以高票被评为深圳十大建筑之一。

“当年筹备,当年招生,当年开学”,这是1983年的奇迹;而经过7个月奋战,建好这些大楼的新校园,是1984年的“深圳速度”的奇迹。其中的千辛万苦,玉汝于成,感天动地。

深大校园被称作荔园,是因为拥有上千株荔枝树。建筑与环境和谐优美,是中国最美十大校园之一。1988年,在全国高校校园规划评比中,荔园荣获第一名。2005年,深圳大学主体建筑入选“深圳改革开放十大历史性建筑”。

在主校区这批建筑中,我最喜欢的还是演会中心。这是一栋不像大楼的建筑,它像是从草地和树木中长出来的一块巨大的蘑菇,伞状的棚顶,为荔园加冕。从某个角度观望,它更像一顶博士帽,轻盈飘逸,与白云共享蓝天。

“随形造势,金构石筑,植绿穿池,环林成墙,垒石作屏,闲敞四门。于是采天光而明高堂,纳云雨而引溪流,当惠风而畅襟怀,集高鸿而振远音,可谓得自然之妙旨,展开放之宏志,乃天地人和。”这段不知出自何人之手的文字,与这个建筑物一样经风沐雨,气韵萦绕。

真不敢相信,这是建于1988年的演会中心——多功能会堂。无论从实用角度还是审美角度,均开了一个绿色建筑的先河。这是梁鸿文教授的杰作。

这位女建筑师一眼看上去就像广东人。她也具有广东人的风格:低调,平和,与人为善。她曾被评为“深圳市勘察设计行业优秀总建筑师”。

说起当时设计这栋楼时,她虽然语调很轻,但那种应该蹙眉头的窘境,她却云淡风轻——学校只出300万,就要盖个大礼堂。当时的汕头大学已经建起了大礼堂,花了2500万港币。那时的港币比人民币值钱,而深大这个大礼堂却只有300万人民币。如何建?当时校领导的意见十分明确,就是要建一个便宜的、人家想不到的设计。这差不多等于既让马儿快快跑,又让马儿少吃草。毕竟是清华大学的建筑教授,梁鸿文冥思苦想,终于做出了这个特殊的方案,然后,带着学生拿出了施工图,完成了整个设计。

施工很快捷,先打八根柱子,然后在柱子顶上做屋顶。屋顶做好,就可以风雨无阻地做墙体和座位之类工程了。1620个座位,还有很多空处可以临时加位子,全加起来,能达到2200个座位。再加上电影放映机、厕所及其他各种设备,全部加起来造价320万。

演会中心这个半露天建筑,当年就引起多方关注与赞赏。荣获过建设部、广东省优秀设计二等奖、中国建筑学会创作奖等。最有说服力的还是在今年,深圳市注册建筑师学会评奖。他们评的是“建筑使用后评估奖”,要求建筑物至少经过十年以上的时间检验,评选结果:演会中心获得金奖。

深大建筑學院曾经位于校区的最高点:图书馆大楼的最顶层。那时候只是建筑系,但可见其受重视程度。后来系扩展成院,就搬到这里了。灰色的建筑,是文化人喜欢的调子。三个区域以敞廊、桥以及平台相连接,形成三个互相贯通的室外空间。三个区域间的敞廊,除了通行功能外,还是设计师们远眺风景、休息休闲的好去处。2004年,这座建筑学院院馆以其优雅造型和浓厚的文化氛围,获得代表中国建筑文化最高学术水平的首届“中国建筑艺术奖”。

我在一楼寻找楼梯时,一眼就发现首任系主任汪坦。当年的“飞鸽牌”,如今的永久牌了。他的头像雕塑,安然守在大厅门旁。铜像下座有这样一行字:“古稀之年南下,创办深圳大学建筑系、建筑设计院、世界建筑导报,掘进之恩、开路之功,垂范后世。”

我记得十年前饶小军是在《世界建筑导报》的编辑部等我。《世界建筑导报》是深大建筑系创办的杂志,是一面引领中国建筑界的旗帜。它代表西方世界建筑文化的先锋性与新锐性,也代表着深圳这座城市的先进理念、先锋思潮。这本杂志每期都将世界最前沿信息,在中国打开一条最快的传递渠道,从而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建筑界。我也是办杂志出身的,当年得到这本杂志,竟如获至宝。

心高气傲的吴家骅教授来深大时,也是先到了《世界建筑导报》编辑部。他有理论水平,也有国外见识。他在英国读的博士,回来后在中国美术学院建筑系任教。大概他也不会想到吧,某天,他的手下竟倏地冒出了一位获得普利策奖的大师级人物:王澍。

吴教授是个不甘心只做这种文字匠的人。我认识他是因为建筑大师陈世民。陈大师曾在麒麟山庄设计了国宾馆,建好后,吴家骅找一拨深大的画家,去那里画画,装饰空间。他的丹青笔墨画给我留下印象。南科大刚创办时,我去采访朱清时校长,得知校舍是由吴家骅来做。他称朱清时是他的老乡。

南科大校舍应该是吴教授大展身手的第一个舞台。或许连他自己都想不到,在深大当教授那些年,没有多少机会做建筑设计,而退休之后,竟如鱼得水,大把机会来了。他做了好多的大学校园,航母式的,是深大最高产的建筑师,令同行们望尘莫及并羡慕不已。他现在成了理论与实践同时显著的建筑大咖。用艾志刚教授的话说,以前以为他眼高,现在看他手也高。

现在的吴教授比头几年更有“范儿”了。虽然他把自己“委屈”在校内一个陈旧的宅院里,几间破旧的家庭式的房子当工作室,但是,他的气度和魄力却远非一个清高孤傲的老知识分子可以想象的。他对自己的作品颇为自信,雄心勃勃地打开电脑给我展示他正在做的大学校园蓝图。古稀老人,一腔年轻豪情。仍然一副傲骨,气吞山河。屏幕上是那种非常现代化,也非常西化的效果图,能找到德国包豪斯的影子,也多少有贝聿铭的那种几何体韵致。其实,在吴教授讲起来,要远比我的理解深奥得多,至少里面还有音乐。因为他喜欢音乐,还会拉小提琴。典型的洋派。

艾志刚教授在学院四楼的资料室里等我。他是清华大学研究生刚毕业,便直接来到了深圳大学。他是个乐观豁达之人,一直在建筑系,见证了深大从一个校区扩展到三个校区的所有建筑。他的头上方悬挂着四个系主任的彩色大照片。第一个是继汪坦之后的李承祚,如今已作古。其他几个,也都是不同时期的代表性人物。

在他看来,建筑学科非常兴旺,由于清华的起点,设计院、建筑系、《世界建筑导报》三条腿得以同时发展,这三方面当时都在全国有着蛮大的影响力。

建筑系与设计院,是与荔园的第一批建筑共生同长的。实践与理论,在这里从来就是车之两轮。这不仅造就了深大的建筑师队伍,同时,也让深大的建筑文化走在了国内前列。而建筑学的教育方式,也有别于国内其他院校。其他大学建筑系是偏重理论的,极少有设计实践,而一线的建筑师,又大多缺乏高水平的建筑理论根基。但是在深大,当时就将建筑系和设计院并峙,理论与实践并重。两者完全一体化了。对外是两块牌子,对内就是同一拨人。这在当年是犯忌的。教学就是教学,设计就是设计,你在教学岗位,要想搞设计,那对不起了,你就得退出校园,到设计院报到吧。

这种计划经济体制的规定,在特区就不是铁板一块了。作为先行者,倒逼教育部单独特批:深大可以做试点,学、研、产一体化。这在全国是唯一的。当时国内其他大学虽然也有设计院,但是,都不是一拨人马。

这种一体化的理论与实践的教学模式,是深大教学特点的突出体现,这些校园建筑,相当于深大师生的试验田,锻炼培养了一批建筑设计人才。

这里的建筑,有一栋是当年的在校学生设计的:学生活动中心。当时,老师把这个项目拿到课堂上,鼓励学生当成作业来做设计,不拘一格,各自拿出方案。结果,在这些学生交上来的作业中,学校选中了一个叫祝晓峰的学生作业,他创造了在校生的奇迹。这可不是一时的荣耀,而是对他的一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后,他在建筑行业飞速进步,已经成为国内一名颇有影响力的建筑师了。他的作品连续在上海获得各种奖项。他有思想、有理念。艾教授认为,他在我们建筑系毕业的学生中,是最有成就的一个。尤其在青年一代搞建筑的人中,他是颇具影响力的。令人可喜的是,他现在正处于上升阶段,还在发展,前途不可限量。他相当于建筑行业的马化腾。

祝晓峰无疑是深大建筑学院毕业生的一个高峰,但不是独峙。他们毕业生还有一个张之扬,也创建了自己的公司。目前不仅当老板,而且也是一位很活跃的建筑师。在深圳大学建筑学院,每一届学生中都会产生两三个非常优秀的建筑师,如今30多年了,差不多有上百个吧。

其实,80年代初,考到深大建筑系的学生并不是全国最优秀的。有的学生基础并不好,尤其绘画基本功相当薄弱。在上一代建筑大师中,绘画水平一个比一个扎实精彩,据我所知,杨廷宝、童寯、林乐义,哪一个的铅笔画都有惊世骇俗之效。天津的彭一刚的钢笔画,在中国建筑界有口皆碑;商业建筑大师陈世民当年从沙坪坝毕业分到北京,参加大剧院设计方案时,他在与清华园的设计方案(效果图)陈列一起时,他为自己的画图之糟糕无地自容。于是,他在绘画方面下了苦功夫。在那个年代,绘画是基础、是脸面。

然而,斗转星移,当国内建筑学科的学生还在强调画图基本功,苦苦伏案之时,深大的学生们欣喜地一步跨进了模型时代,与国际最先进的建筑理念和技术接轨。

深大学生绘图基本功永远超不过天津大学、同济和清华大学的建筑系,但他们的模型表达建筑效果,却让国内的学生们大吃一惊。

这就是深圳的优势,得世界建筑风气之先。

“国外主创设计师,只有刀和纸,没有绘图板,正是我们跟SOM合作,发现人家每天设计不画,而是做模型。我们把这个用到教学上。我们已经进入了模型时代。建筑是三维的,我们要从三维空间直接进入去训练。”艾教授自豪地说,“我们培养了一批开模型公司的老板。后来,全国模型公司遍地开花,但鼻祖是我们深圳大学的。”

模型普及,让中国建筑师的设计一下子与世界拉近距离,与国外最先进的公司对接。早期那一代人,是由图纸而模型,模型公司是雇木工师傅做的。而深大的学生是用纸来做,上手快速。现在变成塑料纸,更加实用。

说到学院的发展,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引入许安之教授。许安之是顶在他头上方的四幅大照片中的第三位,即建筑系的第三任系主任。作为从国外引入的特殊人才,他在建筑学科的腾飞阶段,起到了重要作用。

许安之的最大“创意”,是第一个将国外的建筑师引进中国。换句话说,他是第一个把“狼”引进来的。那时深圳外贸公司要在地王大厦那儿做一个超高层建筑,找深大建筑系做设计,要求做到88层,比地王大厦更高。这种超高层建筑我们国内没有经验,许安之利用在国外的资源,找到美国最厉害的一家公司,也是世界最具影响力的SOM公司合作。深大做出的深圳外贸公司大楼方案中标后,一炮打响,轰动全国。当时上海也要搞一个超高层金贸大厦,是与深圳外贸同一个甲方单位。

后来,深圳的超高层大厦因为资金不到位,也是因为李嘉诚的商业头脑或者干脆说耍了滑头,而遗憾搁浅。但上海的金贸大厦则巍然屹立起来,成为黄浦江的地标建筑。从此,美国的SOM一发不可收,同时,也洪水般涌进大批的国外事务所和建筑师。

“头狼”引入,“狼群”奔突,中国建筑师们一片惊呼,要抢他们饭碗了。而始作俑者,就是深大建筑系主任许安之教授。他不仅改变了中国建筑界的格局,而且改变了约定俗成的建筑文化环境。

事实上,那些年在中国建筑市场上,一些地标式建筑,大都是这种中外合作方式建起来的。库哈斯、盖里、安德鲁、矶崎新、黑川纪章等一系列外国建筑师的名字,赫然嵌入中国城市,当中国建筑师们还在一板一眼地研究探討何以在现代建筑中保持中国风格之时,外国人已经大刀阔斧洋枪洋炮地轰开了。一片几何体或变形的方圆立在了那里,对中国建筑文化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而深大建筑师能够跟世界最棒的公司合作,这本身就是一件载入中国建筑史册的轰动事件。

艾教授认为最值得书写的,还有孟建民院士。孟建民是深大建筑专业领域的院士。他们在南京读大学本科时是同班同学。他们那个班级,如今出了两个院士,让他倍感自豪。孟建民是深圳本土培养的院士。当年我采写深圳的建筑师时,曾采访过他,对他的人品学养十分钦佩。他不愧为杨廷宝的关门弟子。他有那种厚德载物的品性,他是既可当建筑师,又可以当领导的那种人,就像杨廷宝,既能做出名建筑,又能当上副省长。孟院士现在特别忙,但他忙而不乱,忙而不浮躁,说话办事总是慢声细语,遇事不温不火,沉稳中不乏睿智。

深大的建筑学院是与深圳城市发展成正比的。深圳为建筑师提供了远超过其他城市的平台和机会,当然,深大建筑学科走出去的学生,在深圳建筑大平台上施展了自己的本事,为深圳带来了新的面貌。说不清是深大的建筑学子影响了深圳,抑或深圳的城建影响了深大建筑学科。反正,建筑学院,是深大最优秀的学院之一,这是清华的基因,也是世界的窗口。我很赞同那个说法“特区大学、窗口大学、试验大学”。三者兼具,三方面突出,均有特色。

深大建筑学院从创校初期,就体现出了清华人的国内最高水平,几十年来,这种优质基因不断扩大,不断为深大带来光彩。如今的建筑学院,拥有三名院士,这在全国院校已经排到了首位。

第五章  书记的“纲要”

那天上午,校宣传部陈部长带我去见刘洪一书记。第一印象是这位穿着白衬衫戴眼镜的党委书记,文质彬彬,身上没有官气。他沉稳地坐在我的对面,像聊家常一样。

他听说我去见了章必功校长,便接着话茬说:“我跟章校长是老搭档,十几年前的时候,他当师范学院院长时,我当中文系系主任。他当校长,我当副校长,一直在一起工作。他比我年长十多岁。”

刘洪一是江苏徐州人,文学博士。他是在南京师范大学读的本科,在黑龙江大学攻读硕士。而后又到南京大学攻读博士。南北文化的贯通,使他见识广博,而在大学里多年不同位置的实践,让他深谙大学之道。

他是90年代来到深大,刚来的时候,是文科教师队伍中最年轻的教授。而后,他从中文系主任到教务处长,再到副校长。这一路,他经历并见证了深大不同发展阶段的改革。2007年6月他调到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担任校长、党委书记。

深圳当年只有两所自己的高校,一所是深大,另一所就是深圳职业学院。他经历了这两所具有深圳“胎痕”的高校,对深圳城市的高等教育如何发展,如何改革与创新,更有发言权了。

2016年9月,他再度回到深大,任党委书记。虽然离开9年多,但他对荔园丝毫没有生疏感。他从年轻时踏进这座校园,就决心为这里贡献自己的才智。他是属于那种具备学术与管理“双料”才能的人。在学术方面他已硕果累累,著作等身。他在上个世纪80年代读硕士时,就开始研究以色列犹太文化,是新时期中国较早系统从事犹太学研究的学者之一,对中国犹太学的建立有着重要贡献,对于国内高等教育也是有着重要理论贡献的学者。他荣誉一身:中国高教学会从事高教工作逾30年高教研究有重要贡献学者,30年来在全国只评出30位,相当于一年一位;深圳市十大优秀校长,获国家级、省部级优秀教学成果奖、科研成果奖多项。2016年,澳大利亚联邦大学授予刘洪一教授荣誉博士称号,这是该校建校百余年来,首次授予中国大陆学者。

刘洪一说:“我是一个搞专业出身的人,组织上让我做书记,我在想如何把我的学术研究和管理工作融入一起,不是仅仅做一个官员。”

无论当教授还是担任党委书记,刘洪一都是一个喜欢读书善于思考的人。我提议他谈谈深大发展的不同阶段,他毫不隐晦自己的观点:

“建校时的创业阶段,深大是在一块平地上,出台了很多的创新举措,实行勤工俭学、毕业生不包分配等等,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80年代遇到一些困难,90年代初期经过恢复调整、全力发展,陆续拿到了硕士点、博士点,以最短速度实现了人才培养层次的健全。近年來学校实现快速发展,许多关键指标和硬实力得到显著提升。同时我们十分强调内涵发展,强调创新就是深大的根、深大的魂。

“国家当初创办深圳特区是为了什么?当年当掉裤子也要办好深大,为了什么?深圳大学作为跟深圳特区共同成长的学校,它的价值在哪里?定位和宗旨目标不能忘。‘特区大学,窗口大学,实验大学,这是深大的使命,绝不能沦落成一个按部就班的普通大学,否则,就辜负了‘初心。”

刘书记强调了五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就是培养学生的模式上。改革开放40年全国一百个杰出人物,深大就有两个位列其中。

其次是创建现代大学体系和提升自理能力,也就是改革方面,深大走在全国前面。

第三,在大学文化建设和创新方面,要走在全国前面。深大在全国高校中,率先出台了“文化发展纲要”。这个“纲要”一出台,便引起国内很多大学的关注。前不久,重庆大学校长到深大来,对于深大文化建设非常感兴趣。他们很赞赏“文化纲要”的内涵与外延。

第四, 粤港澳大湾区的建立,为深大带来了新的机遇:如何更好地服务粤港澳大湾区。

第五,对标国际先进教育方面,高等教育跟国际化方面,深大要走在全国前面。因为你深圳大学就是在距世界最近的地理位置上办大学。

接下来他提出要建设“四有大学”。即“有灵魂的大学、有担当的大学、有卓越贡献力的大学、有广泛美誉度的大学”。

“什么叫好大学?我认为就是这四点。有灵魂就是要有家国情怀,现在有些大学不能说没有灵魂,可以说不那么重视灵魂。有担当就是要勇于创新,勇于改革,走出新路。深圳大学要从这样一个坐标来考量自己。这样,你深圳大学就能在全国高校中赢得地位。”

他认为:深圳大学一定要为深圳多作贡献,扎根特区办大学。培养人才就是要培养特区需要的人才。香港和澳门回归,深圳处于前沿,深大要为国家提供依据。这才符合办学的定位和要求。人文学科也是要为国家战略服务的。

他强调教育要自觉。深大不是跟着北大清华屁股后面跑。他看重一些硬指标建设,但是,并不仅限于数字上。许多人都在关注深大,有哪些创新,哪些不一样。内地大学有好多历史文化,但也有很多僵化。深大毗邻港澳,如果跟在北大清华后面追,永远追不上。“我也不希望深大变成小北大、小清华,再说了,你也办不到。”

由此,我再度回味澳大利亚联邦大学对他的赞誉:“刘洪一教授将他的理念、思想与现实要求完美融合,他的学生、他的大学、他的家乡及他的国家均受益匪浅。”

2017年9月,深圳大学党委向全校师生印发了《深圳大学文化创新发展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这是深大的顶层设计,体现了深大党委对学校创新发展的远见卓识。

“纲要”直面高等教育功利化问题。那是眼光、是视野,更是符合当下精神与思想的结晶。

“纲要”开宗明义:“文化是大学的灵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区大学文化,是深圳大学担负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是深圳大学建设高水平有特色一流大学的核心内容,是深圳大学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举措,是深圳大学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保障。”

“纲要”是深大的顶层设计,不是一般的口号式或公文式的行政条文,而是观点鲜明内容丰富,且有深度见地,可视可听、可感可行的缜密文字。诸如搞好“荔园学科沙龙”“荔园学术月”,办好国学精英班和《荔园学志》等颇有特色的学术活动。还有“书记下午茶”“校长午餐会”等,这都是深大的传统。

我从吴俊忠教授的一篇文章中看到这样的记载:“80年代中期,学校规模不大,教师人数不算多。学校每周都有一次教师工作午餐会。校长和其他校领导与该日在校的老师们一起,在办公楼二楼的会议室,边吃饭边讨论工作,既省时又高效。而且领导和群众没有距离感,大家吃着一样的饭菜,在一起平等交流,气氛十分融洽。”

深大一位专家是这样说的:深大不能平庸,就是要跟别人不一样。深大要有自己的特点、自己的贡献,这是深大校训里面核心的东西:自强。这也是深大的基因所致。

刘洪一在担任深圳大学副校长期间,主管人才培养等工作,那时候深圳大学就建成了首个国家级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可见他对文化之重视。

2017年深圳大学获得建校以来首个全校性国家级荣誉称号“全国首批文明校园”。

2018年7月27日,刘洪一在深大第五次党代会上做了《文化引领创新驱动内涵发展努力建设新时代人民满意的高水平特区大学》的报告。

“纲要”和党代会报告,这是深圳大学的两个精神武器。针对当下教育界急功近利,竞技化、游戏化、泡沫化等浮躁现象,有着振聋发聩、回归教育的本义,回归教育初心的重要作用。尤其在深大高速前行的路上,有着把关定向,方位定准不偏离航道的掌舵作用。

刘洪一书记给我诠释了目前深大党委的工作性质。他说:党委管大局,把方向,作决策,保落实。大事都是在这里,我们要加强党对学校的全面领导。党代会提出“文化引领、创新驱动、内涵发展”的发展理念,就是为了把深圳大学建设成新时代人民满意的高水平特区大学。

跟刘洪一书记交谈,是一种放开眼界的交流,是一种站在高度的交流。他不被眼前荣誉或夸奖所迷惑,不被速度所眩晕,如此清醒坚定的认知,如此成熟的深大掌舵者。

深大现有的两位主要领导人,书记刘洪一与校长李清泉。一文一理,都是各自学科的带头人,够牛够强的了。两个人的动力都是一样的,有危机感,也有使命感。这种危机感、使命感,和深大创校时的初心一脉相承。

第六章   既要大师 也要大楼

采访李清泉校长之前,已经从各种传媒上得知了他的一些观点,和一些惊人之语。便意识到,这是一个厉害的角色。这年头,各路校长们非常重视公众场合的演讲,你讲得好,我要讲得更好。其煽情能力、哲理思辨,引经据典、遣词造句什么的,一样不可或缺。

“大學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早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这个名句,已被许多人奉若神谕,可李清泉怎么说的?他说:“既要大师,也要大楼。”

李清泉说的大师我见过,而且印象深刻。那是我第一天来到湿濡濡的深大校园时,迎面碰见一位老者。他看上去已是耄耋之年了。他细瘦如弓,前倾着上身,脚步轻捷,最突出的部位是额头。他那天没带雨具,裤角被雨水打得透湿,已漫至小腿。灰色的裤腿湿成了两块深重的“补丁”,迈步时,腿骨显得更加瘦削。当年在乡下时,看到勤快的菜农,一大早蹚着露水下菜园干活,才会这样弄湿了两腿。想不到他竟然是深大12名院士中,排列首位的倪嘉缵院士。这种相遇,唤起我的好奇心,他不在家颐养天年,冒雨来到这里做什么?

从深大的主校区到西丽校区有一段很长的路。几年前我在这里采访南科大时,不曾见到深圳大学的一块砖瓦。眼下,大片的白色建筑群落,如同白云巨阵,自天而降。以白色建筑为主调,这是从80年代初创建的老校区建筑风格沿袭下来的。

倪院士的办公室在6号楼的6层,推开门是一间颇有深度的屋子。就是说,从门口到他的办公案台,要走上十多步的。他从里面窗口的办公桌起身迎了过来。

老人家听说我在雨中见到他,便笑眯着眼睛说,上午他是去主校区那边找人办事,为他们实验室的事情。我注意到他的裤腿,还是那条灰蓝色裤子,雨湿的深色“补丁”不见了。他说得轻松自然:淋湿点算什么,一会儿就干了。我一个人,退休在家里没事儿,就跑到这里来了。跟一帮年轻人在一起,很有意思,感觉不到自己有多老。

生命与海洋科学学院的前身,是生命科学学院,始建于2002年。倪院士是领军人物,是院长。2015年,更名为生命与海洋科学学院时,倪院士退休了,为名誉院长。80多岁的老人家照常每天上下班,是来得最早的一位。他以一种80后的心理年龄,感染着周围所有人。他跟学生们打成一片,乐此不疲。他在实验室经常会跟博士或博士后的学生们提问题,他脑子里有那么多的问题要提,常常会把学生问住。学生们面对这位可爱的老顽童,亲切地管他叫“问题少年”。

有人说,他到实验室说上几句话,点拨一下,就够年轻人研究好几天的。

当院长时的倪嘉缵,捐出自己的钱来作为院长奖学金,奖励那些优秀的学生,而退下来不当院长了,院长奖学金变成了“院士奖学金”。学生们很珍惜“院士奖学金”,视作很高的荣誉。

作为上个世纪50年代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化学系的无机化学家 ,倪院士代表了一个时代。他毕业后听从国家召唤,从上海来到东北综合研究所(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的前身)工作。在这片冰封万里的大地上,他想不到一待就是40余年。

从南到北,再由北而南,人生这一路上,他从核燃料一直跨界到生命科学,从宏观世界进入微观宇宙。他学术精湛,品行高洁。在深圳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时,倪先生将自己的生物无机化学研究,从硒土扩展到硒的生物无机化学。他说,我在做硒土时,碰到了一个问题:硒土被家禽吃了,对人有好处还是有坏处?研究中他发现硒在人脑里有很多。人脑中的硒蛋白与脑内疾病有关,于是,便进一步开始研究老年痴呆症的防治。一方面研究其发生机理,用多种组学方法(如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转录组学等)研究早期患者血液、尿液中的生物标志物,及用不同含硒化合物、中药、海洋寡糖等研制防治药物。另一研究方向为硒蛋白的分离、提取,用生物信息学研究不同物种中硒蛋白的预测,研究不同硒蛋白的克隆、表达及结构与功能。他和他的团队提出用综合方法进行早期诊断,对前期患者即轻度认知障碍期进行综合干预 (心理治疗、药物治疗及康复治疗),从而延缓该病的发展,达到防治效果。

他说痴呆症是世界性的难题,目前全世界都无法治愈,但可以延缓病情。只要较早诊断出,经过控制,可以让疾病延缓几十年。假如你60岁发现了,延缓30年后发病,差不多也到了生命尽头,也不会怎样影响生命质量。

他强调说:“这个课题已经做了十多年了,这太重要了。一个家庭如果有一个老年痴呆症患者,就会对家庭带来极大痛苦,如果能为这一个严重危害老年人健康的疾病作出一点点贡献,也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事。”

他那么清瘦,却又那么丰富,浑身都是学问,却又如此朴素,平易近人。在两者之间,他是如何恰到好处地融为一体呢?

“我觉得科研工作者的动力无非是两方面,一个是社会和国家的需求,另一个是个人兴趣。两者都很重要,我正是将两者结合了起来。”

这是一个老知识分子渊源的家学家德立身,加之用一生的修炼,厚德载物,方成正果。他可谓国宝级的,也曾被媒体喻为:在交叉学科领域自由跨越的“大家”。

倪院士说他当时是副教授职称,还没有晋升教授,结果,连想都没想的事儿,竟“意外”地被评上了院士。他讲得云淡风轻。想想那么多渴望当院士,踏破铁鞋无觅处的人,感慨他却得来全不费功夫。

他兴趣爱好广泛,喜欢摄影、滑冰、滑雪、游泳、集邮,收集贝壳、石头,他把多年收藏的邮票和贝壳等“宝贝”献给了学院的展览馆。当问及他诸多爱好中,最喜欢哪一项时,他说最想滑冰。即使现在——

“我最想滑冰,我想试试看还行不行,可是人家不让我上冰场了!”老先生风趣地笑着,仿佛回到当年:他和爱人去东北师范大学校园的冰场滑冰,那是一段穿越时空的美好时光。套上冰鞋,在如镜的冰面上划开8字,翩然起舞,舒展、奔放、飘洒翱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