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光和喧声中撤退”(评论)

2020-01-13 09:47:58 滇池 2020年1期

此前在给《滇池》杂志推出的云南和昆明的青年诗人群落进行扫描的时候我留意过铁柔的诗,但是随着写作的逐渐积累和丰富,一个诗人到了一个节点总是需要予以细读和整体考察的。当朋友说起铁柔近年一直在昆明远郊山中默默写作,我就有了一种好奇,对其目前生活方式以及诗歌文本之间所存在的特殊关联所怀有的那种好奇。也许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以及写作态度会发生诸多角度和侧重点不同地对应,而语言文本显然要更为隐曲和复杂。在不久前由北京往昆明的飞机上我偶然读到了东航的机上杂志,里面做了云南诗人张翔武的一个小辑,我注意到一个信息是张翔武已经在 2019年初辞去了报社的工作,每天跑步和自由写作。在精神自由和生存之间我们总是身不由己,我对张翔武这样的选择表示敬意。

我又上网查了一下铁柔的相关资料,资料寥寥。铁柔,1986年 1月出生于昆明宜良县汤池镇,现居昆明禄劝县,深居昆明远郊山中。这在热闹无比甚至甚嚣尘上的诗坛并不多见——很多写诗的人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事儿都放到公共空间去炒作和推销一番。那么,一个人的“诗歌传记”该由谁在什么境遇下来完成呢?这一完成过程是如此轻而易举还是波折坎坷?这才是我要所关心的。

而很多人的生活实际上并不为我们所了解,我想到了铁柔在小学任教时的特殊情景,如此真切而恍惚,又如此真实不虚地发生在这个时代,但是又似乎远离了众人的视线。这是被忽略的个人生活和并不轻松的精神境遇以及存在情势——“三年前我在的地方,适合做梦。距省城二百多公里,隔着金沙江,对面是四川;学校就坐落在江这边的一个山包上,抬头满眼苍莽,虽不是在泰山,但已经小天下。我知道,我已经来到云南北部的边界,并将长久地在着,每夜枕着深切下去的大江安眠。与我同路分配到这里的是一个年龄和我相仿的年轻伙子,整个学校,就我们两个二十多岁的老师,教着全校二十一个学生,学前班到三年级,我们像包工头,融语数体美思于一身。上下课,早起晚睡的时点,靠的是一块铁轨的断片。这里不通车路,更不必说铁路,但那块铁轨的断片,我们来之前,已经挂在大门口那棵老核桃树上,两个人轮流敲‘钟,声响传遍整个只有一百多口人的村庄,随即,传来学生们欢乐的笑声。”(铁柔:《乡村教师回忆录》)

显然,“日常”并不是不言自明的,尤其对于写作者来说更是如此。显然在诗歌实践中诗人需要具备崭新的观照“现实”的精神能力和求真意志,反之,只是在日常中处理日常就往往会成为等而下之的表层化文本。在诗人的精神生活和日常生活之间存在着一个按钮,诗人对二者进行隐秘的沟通。与此同时,在象征的层面,日常生活又犹如黑夜里的一匹黑马,它在寻找著属于它的独一无二的骑手——诗人。

当读到“公交站台,仿佛长出一株合欢 /淹没了分叉的人潮”“时间长了,你让我觉察到 /我们是天生的一对 /在广阔人间,相互拖累和爱 /强迫彼此长出一只翅膀”以及“近来,我又喜欢上夜钓 /从光和喧声中撤退,内心 /更荒凉了,眼睛,却因此更亮”“隔着群山望轿子雪山 /轿子雪山像一座空中监狱/一座云朵旁的精神病院”等这些诗句的时候,我想强调的是诗歌写作对于个体来说无异于一次次的精神事件,是体验和想象对应于个人生活以及整体存在境遇的特殊结构,“诗表现为一个事件——事件这个词在这里具有体验之意,包括可能的和现实的、自己的和别人的、过去的和现在的体验。诗表现为事件,作为事件,当然是源于生活关联、归属于生活关联的东西,但同时又是一种构拟出来的真实的外观,是诗人经过重新体察生活关联并且为了经受这种重新体察而创造出来的,是被从生活世界与我们的意志与志趣的关联拈出来的。事件呈现为一种生活场景,但它已具有了诗的结构。在这一结构中,生活的某一侧面的意义呈露出来……诗的语言及其表达方式已包含着对既定的、直接的思想现实的把握。通过事件呈现出来的生活场景不再是晦暗的,而是透明的了。正是由于以诗的内在形式所呈现出来的事件,展示出了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的事情的意义。”(伊格尔顿)作为精神事件的写作,无论是诗歌中的意象、场景还是各种空间都具有了精神气质,而这些精神性又是与个体的生活环境、生存境遇的日常关联在一起的。例如在《向阳菜市场》一诗中,铁柔在涉及到爷爷、奶奶、父亲、母亲等家族人物以及相对应的命运时使用了大量的高密度的乡村作物和植物的意象,比如莲藕、花生、山药、糯玉米、南瓜、土豆、稻米、番茄、芋头、朝天椒、苦瓜等等。由此可见,意象、生活和词语之间是相互打开、彼此深度关联的结构。

童年成为了一种最典型意义上的“仪式时间”(ceremonialtime),可以在反复的回忆中获得穿越和重新的凝视。童年也类似于利奥塔所说的不断把时间推向远处的极限语言的运动。童年是遥远的过去时,但是又像古老的破损而又温馨无比的秋千一样不时地荡回来。我们总会在成人的诗人世界中与一个过去时的影子和坐在门口的孩子相遇,他是记忆中永远都不能抹去的最值得回望和抚慰的部分,类似于精神胎记和成长的档案。他或她的存在构成了打捞往日的沉闷的回声,这是诗人精神命运中隐秘的对应的核心,“夜幕中看不清她的脸 /有时我叫她命运 /也许更像一种难以摆脱的责任 /有时,她只是我的回声 /我在门口喊,她爬上墙角 /那棵幸存的银桦,晚风簌簌中眺望”(《小学校门口》)。诗人的回忆使得那个童年时期的他不断回到过去的现场,并将这一记忆的细节放大、挽留,将过去时的时间拉长为精神的波长。

当诗人说出“爸,当我再次来到三岁时”(《蝴蝶泉》)以及“妈妈,我想起你告诉我的一件事”(《雨中登白塔山》),我们注意到铁柔已经不止一次而是反复地回到了定格的“童年”,回到当年的那个深深錾刻进身体的瞬间。这类似于苏珊·桑塔格对摄影作为挽歌艺术的说法,而诗人则是反复凝视着过去时照片的那个人。当照片和瞬间与个体的记忆直接相关,与童年期人格的成长以及父辈的命运血肉联系在一起,由此产生的诗歌必然是“记忆之诗”和“命运之诗”,因为诗歌并不是从外部产生,而是从骨头缝里挤压出来的血珠和混茫的往日盐粒的簌簌掉落,“照片中穿着白族兄弟的衣服像一匹白马 /把我高高举过白色石栏 /置于清澈泉水上空。但我没在这 /降生,爸,你知道我说的 /那会儿你是一名农具厂的铁匠 /我在你背上,像缚于一块铁砧 /见证了铁的苦难。但你举着我 /像举着一把刚淬完火的锄头 /那些四溅的火星,应该就是 /飞走的蝴蝶,一闪,在时空中变成了铁珠”。更多的时候铁柔成了一个失语者,成了一个不断寻找失踪者的在路上的犹疑者角色。他的诗有时候面向内心的渊薮,是告白也是自我劝慰。

从长远的整体性来看,一个人的一生甚至整整一个时代也许只是一瞬间,但就是这一瞬间却是与每个人乃至家族、故乡、群体、阶层发生密切而复杂的关联,“诗人——同时代人——必须坚定地凝视自己的时代”。(吉奥乔·阿甘本:《何谓同时代人?》)当然,性格和文字命运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但是我们从精神分析阅读的角度出发总是会在性格禀赋以及深不可测的未来命运间发现不可言说的偶然性和必然性,而对于一个写作者的文字命运而言更是充满了岔路。当我们从一个人出生的那一刻起再到他的童年期以及成长期予以格外关注的话,他的成人性格、观察和感受事物的方式总会在文本中得到程度不同的对应和印证。性格也许不一定决定命运,但性格大体会对写作的命运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既来自先天的家族基因又与后天的生存空间以及情感生活有关。约翰·沃森在《T.S.艾略特传》中如此分析艾略特冷静的性格成因:“第一次婚姻中‘个人和私密的痛苦,磨炼出了艾略特超常的冷静性格。他习惯根据‘纯粹的智力和理性做出决定,‘给出意见时小心谨慎,在日常生活中也表现出‘冷静的精神。他的一位熟人对此‘印象深刻,甚至‘深感压抑。凡此种种,都表明他是一位小心谨慎、冷静客观、低调沉默的人,有时甚至会刻意掩藏个性、深埋自我。”(魏晓旭译)

诗歌必然是确认自我以及精神还原的有效方式,而在铁柔这里确认自我的方式却有着某种特殊性。这不仅与性格有关,更与他的生长环境、家族履历以及现实生活密切关联。黑白叠加,必然是岁月的遗照。我想到多年来一直铭记的已逝诗人张枣的话:“就像苹果之间携带了一个核,就像我们携带了死亡一样。它值得我们赞美,讽刺在它面前没有一点力量。”每个人都是偶然性的碎片。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区别于其他人,但是当你和其他人一同出现在地铁、公交和电子屏幕前的时候就成了集体复制品。这在一个技术化的时代更为显豁,也许诗歌能够在真正意义上维护一个人的特殊性和完整性。

家庭环境以及自然环境对人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聂鲁达就曾说过“我在多雨地区形成的迟钝,以及我长时间保持的沉思默想的习惯,持续了比所需更长久的时间”。但是铁柔在诗歌中强调自己是一个“没有家谱的人”,“一个没有家谱的人 /来到世上,纯粹出于偶然”。为此,他只能在文字中安身立命和借尸还魂,一次次寻找魂路图和指路经。在铁柔的诗歌中会反复出现一个精神的坐标,这就是作为日常空间和精神空间的“汤池镇”“阳宗海”。这是一种自然的天性和情感的本能使然,至于强行到来的外置式的现代性和城市伦理則使得这一回望的过程更加艰难。铁柔诗歌中的这一精神空间已然不再是封闭和凝固的,而是同样受到了流动的、液态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工具化时间的冲撞与挑战,“那年 /工厂的砷,注射进故乡阳宗海 //苇荡后的白鹭,波浪上空盘旋、哀鸣 /优雅的罪证,喉管里卡着乌有乡的密室 //有些字,尚未在我心中显现 /除非漂白剂从我体内抽出,凝固 /举着长长的喙,沿浅滩自在涂抹”(《白鹭》)。

这个时代的世界地图看似越来越清晰,快速抵达、时时导航,看起来一切都是确定无疑的。然而,快速移动也导致了认识装置的颠倒(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感受力的弱化、体验方式的同质化。读到铁柔的《飞机轶事》时我们都会对位思考在日常生活中所遭遇的类似的现代性事件——“汤池镇是高原上的一个小镇 /我的出生地。我死之后 /飞机能载我回到这里吗? /时间还长,我真的不知道 /一只鸟在生命的枝叶间显身 /最好,让我看清它的眼神 //有一次,看到它在阳宗海里 /的投影。我误以为是鲨鱼 /转眼就刺穿了云朵”。显然,铁柔的这首诗体现了精神和语言层面的求真意志。而我想提醒的则是当下的诗人,一个重要的诗人必须具备把一首诗写成具有重要性的范本,反之,诗歌往往容易导致失效和浮泛。由此我想到的是 90年代于坚的长诗代表作《飞行》(还有王小妮的《在飞机上》《飞行的感觉》《在夜航飞机上看见海》《飞是不允许的》《抱大白菜的人仰倒了》等关于“飞行”的系列诗可供比照阅读),我也建议青年诗人有时间比照阅读一下。作为现代性意识的新的地理学风景是以消失地理和标记(精神印记)为代价的,整体被切割法则撕裂为光亮的碎片,视网膜和透视法被快速的工具和物化的权力机制遮蔽。与此同时,快速、无方向感和碎片还形成了一个个暧昧或诱惑的假象。工具制度性的现实需要的正是诗人的反观和还原能力,而这一反观、还原的过程在现实中可能比写作的境遇还要严峻。诗人的责任是要寻找和维护的正是类似于希尼的“来自良心的共和国”。这是诗人的精神能见度,这是求真意志的坚持,这是维护人之为人的合理性,也是现象学意义上的挖掘、呈现和还原:“我在良心共和国降落时 /那里是如此寂静,当飞机引擎停止转动 /我能听到一只麻鹬掠过跑道上空”“那儿雾是令人畏惧的预兆,可闪电 /却意味着天下大吉因而暴风雨来临时 /父母们把襁褓中的婴儿挂在树上”(希尼)。

也许铁柔是自己的守夜人,是驻守者,也是浪子和游子,是“成人世界的叛逆者”和“孩子世界的沧桑者”。他的诗确实构成了一次次的精神事件,像一个夜钓者从光和喧闹声中撤退而一次次找回自我,“从光和喧声中撤退,内心 /更荒凉了,眼睛,却因此更亮”。

他像一个幽微不察的发光体,更多的时候是为了像小小的闪电一样照彻自己。此时,我想到了同是云南诗人的祝立根写给铁柔的一首诗:

如果能平复心中的波澜,或洪水,

我也愿意

就这样安静地坐在水边,

把自己,当作一块石头

霍俊明,河北丰润人,诗人、批评家,中国作协创研部研究员,著有《转世的桃花——陈超评传》《于坚论》等十余部,发表论文数百篇,编选青春诗会三十年诗选、年度中国诗歌精选、天天诗历等。曾获政府出版奖提名奖、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河北省政府文艺振兴奖、2018年度十大好书奖、第二届草堂诗歌奖年度·批评家奖、第四届袁可嘉诗歌奖·诗学奖、首届金沙诗歌奖·年度诗评奖、首届扬子江诗学奖、首届刘章诗歌奖以及《人民文学》

《南方文坛》《诗刊》《星星》《诗探索》《山花》《滇池》《名作欣赏》《诗选刊》《后天》等刊物年度批评奖。

责任编辑胡兴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