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临 H5游戏

年三十儿

2020-01-13 09:48:21 北京文学 2020年1期

蓝石

年三十儿下午,胡一涛打电话来,先跟我聊了会儿股票的事。他的股票今年赔了一万五。“我的年终总结不算太差。身边许多炒股的人的成绩还不如我呢。”正是基于这种乐观的人生态度,他在股市里厮混了十年之久。

“我从没听说你炒股赚过钱,那干吗不投点别的?”

“你告诉我,投什么?”他平静地问。

“实在不行,就存银行呗。”他还真把我问住了。

“存银行,利息冲抵不了通胀,保赔不赚。当然,赔得不多。炒股虽然赚钱的机会不大,但,万一赚了呢?再说,炒股很刺激的。”

“我看你是被刺激。”

他笑了,问我晚上有没有安排?他的铺垫结束了。尽管我们是好朋友,但打电话上来就说吃饭,还是别扭,又不是困难时期。我给他打电话也是,总是要闲扯几句,才进入正题。

我说没安排。

“喝点?”

“好啊。”

“你家楼下?”

“好。”

“九点,怎么样?”

“九点,好。”

之所以约这么晚,是因为胡一涛要回他爸家陪他瘫痪在床的父亲吃年夜饭。虽然他爸不能亲自上桌,但意思还是要的。我呢则是要跟媳妇去丈母娘家,当然也是吃饭。等春晚一开始,他们热热闹闹地在电视机前支起麻将桌,我提前给二老拜个早年,就可以溜了。丈母娘家地方小,哥姐加上一大堆孩子,转个身都费劲。

最近几年,年三十儿晚上都是我俩出来单喝,胡一涛不叫别人,我也懒得张罗。外地的朋友差不多都回家了,北京的或在北京的要么出去旅游,要么难得与家人团聚,约人很麻烦,跟求他们似的。如果我没记错,好像年三十儿的酒都是约在我家楼下,没换过别的地方。所谓我家楼下,是指我家小区外的一个小饭馆。饭馆锈迹斑驳的铁皮招牌上只有三个字“家常菜”,没有任何的前缀,字迹歪歪扭扭,像小孩子写上去的。仿佛是在以这种故作的随意向路人昭示它久远的历史,就像一些老字号那样。饭馆坐落在小巷深处,来吃饭的大多是小区周边的居民,招牌不招牌的没人在乎。我十几年前搬到这里,这家小饭馆就在了。饭馆只有六张方桌,三大三小,大的坐四个人,小的坐两个人,这些年格局一直没变。估计没赚着什么像样儿的钱,但也肯定没赔,要不然早就扩张或易主了。

非典之后,后海突然火了起来,再后来是南锣鼓巷。我刚来北京时,后海一片寂静,朋友在宋庆龄故居旁边开了家客家菜,喝大了,我们就拎着酒瓶子,坐在湖边抽烟,悠荡着双腿吹牛、聊天,看人钓鱼。夏天的傍晚有人在湖里游野泳,据说每年都要淹死一两个,是被湖底水草缠住窒息而亡,想来应该很痛苦,但仍然阻挡不了人们盛夏对清亮湖水的需求。野鸭安静地在水里游来荡去,悄无声息。这样闲淡的夜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田园风光的静谧。我们也常去南锣鼓巷的“中戏”对面吃烤串、麻辣烫,巷子空荡荡的,一眼可以望到头。不记得附近还有别的饭馆。我好几次看见章子怡和她的同学坐在角落里,叽叽喳喳地吃麻辣烫,她吃得比较斯文,大概多少得注意点公众形象吧。没人要求与她合影,也没人过去要签名。去那里吃烧烤的大多是长发披肩或剃了秃瓢的文艺青年,个个心高气傲,甭管心里怎么想,但他们绝对不会当着众人的面跟你套近乎。不知道章子怡会不会有点小失望。中戏的学生经常在校门前的胡同口吻别,我们坐在外面的矮凳上,扯脖子嗷嗷起哄,男孩就害羞地拉着女孩钻胡同跑了,或匆匆分开,女孩会生气地瞪我们一眼,没亲够似的。

现在,鼓楼这一东一西两个免费景区,成了外地青年男女来京的必去之处,从早到晚人乌泱乌泱的。我家小区在旧鼓楼大街的一条胡同里,胡同勉强能错车,在二环内属于较宽敞的胡同。但,正是由于这所谓的宽,道路两旁开了许多店,搞装修的、清洗油烟机的、配钥匙的、理发的,他们就在门前用煤油炉炒菜,然后饭桌在旁边一支,开吃。平房胡同的住户经常有人家翻盖、装修,路边永远堆放着砖头瓦块,还有人在自家房下私自安装了地锁,以防止别人的车停靠,打扰休息。更过分的是,有一辆常年停放的收废品的垃圾车,这么多年就没动过窝儿,气味难辨,途经此地的女人总要掩鼻小跑几步,讲究点的男人也要屏息静气,一脸的厌烦。可想而知,这里的交通状况有多么的糟糕。

早些年,胡同里开的都是小饭馆,现在变了,比萨店、酒吧、寿司店、私家菜,再不济也是卖些时髦玩意儿的创意店,窗玻璃贴得花花绿绿,像个喜气洋洋的忧伤少女。他们以为这年头只要跟鼓楼挨上边儿,就有钱赚。很遗憾,这些店顶多开半年,少的三两个月。有人一开業马上醒过味儿来,这里虽然毗邻旧鼓楼大街,川流不息的行人只要稍加留意,甚至能看见你家店的招牌,但很少有人进来,顶多探头探脑,一扭身,还是沿着康庄大道继续前行。一是旧鼓楼大街道路宽敞,生意兴隆,应有尽有,再是胡同里混乱不堪,一望便知。即使有人图便宜进胡同找饭辙,奔的也是个别家常菜馆,找不到顶多再返回去,与你无涉。有人以为“挺住,意味着一切”,结果只会赔得更多。但请放心,总会有人接盘,开始新一轮的大肆装修,像一拨拨前赴后继的敢死队员。就是说,这条胡同一年到头闹闹哄哄,鸡飞狗跳,没个安生时候。

我对这些经营者冷眼旁观。我知道,来这种地方开店的多是些小本买卖,辛辛苦苦攒俩钱儿不容易,甚至不乏孤注一掷者。那么,既然如此,你的投资就更要慎而又慎,切不可急于求成,一时心血来潮,要实地考察,多走走多看看,这里适不适合你经营的产品?不能光图房租便宜,当然是跟旧鼓楼大街比。看着一家家精心装修过的店面瞬间一片狼藉,店主懊悔呆滞的神情,我的心情很复杂,但看得多了,也就无所谓了。

整条胡同只有这一家小饭馆屹立不倒,这么多年下来菜谱都没怎么变。打我内心里,对它的主人多多少少是怀有些许敬意的。

之所以年三十儿晚上出来喝酒,是不得已,因为我俩不知道这个点干什么好。我俩不爱看春晚,也不会打麻将,回家又待不住,总觉得大过年的一个人枯坐有点瘆得慌,也有点凄凉。胡一涛媳妇是外地人,又是独女,春节带女儿回重庆老家过年,每年如此。也算是给远方孤独的二老带去些喜庆、抚慰,尽一份女儿的孝道。胡一涛只有一个哥哥,是家大型央企的老总,常年飞来飞去,不知所终。他们哥儿俩一年见不了几面,彼此打声招呼,就没啥话说了,显得很生分。据胡一涛说,这是因为兄弟俩年龄相差悬殊,打小就没建立起感情。他俩整相差一轮。但彼此之间并没什么矛盾,只是缺少血缘间那种应有的温度。他甚至不知道他哥家住哪儿,一个不说一个不问,倒也算默契。

胡一涛的母亲去世前几年一直瘫痪在床,死后不久,父亲又躺了上去。每年年三十儿晚上,他先回父亲家吃晚饭,陪父亲聊会儿天,然后再出来找我,这个时间大约是晚上八点,坐公交倒地铁,晃悠到我家楼下正好九点。

我父母去世得早,姐姐在东北老家,与姐夫关系不好,但还没不好到离婚的地步。在我的印象里,他们这个家从来没有过笑声,连假装的都没有。夫妻俩都是直脾气,一言不合,摔盘子摔碗。她家的灯泡没有超过十五瓦的,一间屋子开灯,另一间就得关上,谁要是忘了关,也得吵一架。我外甥女十七岁就跑去南方打工了,并发誓永远不再回这个家,哪怕死,也要死在外面。她说得很壮烈。姐姐每年春节前倒是都打电话叫我回去。没有人愿意在这样气氛的家里过年,即便我单身的时候,也不回去,大不了一个人看着窗外璀璨的夜空发发呆,喝点闷酒。我每年只回一趟老家,是给父母扫墓,通常是选择老家下头场雪的第二天。天冷,墓地没什么人。洁白的大地,可以扫去人心里许多忧伤,站在父母的墓前,不至于悲悲戚戚的。有时候我从墓地回来会约姐姐两口子出来吃顿饭,然后连夜坐火车赶回北京,有时候我甚至都不告诉她我回来过。再一个原因,我父母都是死于一月的春节前,多多少少我对回老家过年也有些抵触。

我媳妇家是老北京。最近几年,她父母尤其丈母娘对我是颇有些意见的,主要是我们没能让他们抱上外孙子。他们认定责任在我,是我没本事。其实是我媳妇的问题,但我不让她说,我媳妇为此心存感激。早些年,他们二老待我如亲儿子一般,处处呵护我,知冷知热的,这让我很不自在。还是这样好。姑爷就应该跟丈母娘保持距离,走太近麻烦事儿多。不然,年三十儿这么重要的节日,以她们家老北京人的热情,我是无论如何不可能轻易脱身的。

街道很安静。不会有比年三十儿的夜晚更安静的北京了。几片雪花伴着刺骨的冷风刮到我脸上,很快又融化了。雪下得稀稀疏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老天爷像个吝啬的有钱人,大过年的,这么大的天地,只撒下几把细碎的银两。偶尔有一两辆出租车急速驶过,在我目力所及的视线里,只有我一个人在走路。我走進地下通道,看见一个老人坐在破旧的棉絮上抽烟,面前放着个空铁皮罐头盒。听见脚步声,他警觉地抬起头,双手在耳朵上揉搓了几下。他好像没有棉帽子。我也没有。过堂风在地下通道里肆意穿行,发出怪异的吼叫,有点瘆人。我突然想起一句话:有家的人永远无法体会露宿街头者的心情。我站下来,摘下围脖,递给他。他怀疑地摇摇头,身子不自觉地向后仰去。我尽量自然地微笑,弯下腰,把手里的围脖几乎强行塞进他的怀里。他被迫接受了,但没说一个谢字。那是条上好的羊绒围脖,保暖性很好,BOSS牌的。是我的情人小羽送给我的分手礼物。我不想保留她的东西。

前些天,她突然跑北京来,兴奋地告诉我,她开始信佛了,她已经戒了烟戒了酒,那么,毫无疑问,她这次是来戒色的。其实完全犯不着这么烦琐,打个电话就行,她应该知道我不是那种死缠烂打的人。她多虑了。她说她很懊悔,这辈子做过许多荒唐的事情,她要赎罪要忏悔,要洗刷自己肮脏罪恶的灵魂。听口气像个失足少妇。她劝我也信教,不要堕入六道轮回,然后向我描述天堂的美好,如何无欲无求,如何长生不老。还有什么琉璃、莲花、黄金遍地,听上去像土大款过的日子。唯一让我感点兴趣的是那里的人不吃不拉,可以省去许多不必要的烦恼。这正是我向往的生活。她的脸因激动涨得通红,满怀期待地望着我。我一脸的麻木,脖子像个颈椎病患者似的扭来扭去。她深深地叹了口气。可那天晚上,我们在她入住的宾馆还是做了两次,跟她平时来一样。早晨醒来,我看见她背对着我,跪在地上,双手合十,净空法师的照片端端正正地立在陶瓷茶杯上。她的双肩不住地抖动,边哭边忏悔。我漠然地穿好衣服,起身想撒泡尿,但临时改变了主意,径直走出房间,轻轻带上房门。至此别过,再无联系。

我掏出裤兜里所有的零钱给了老人,大概三十多块。这回他谢了我,两只粗糙的大手捧在胸前一抖一抖的,嘴里嘟嘟囔囔说着些古怪的方言。我一句没听清。走出地下通道,我看了眼手表,决定走着回去。今天天气不错,至少有一颗星星正难得地冲我眨眼睛呢。

我和胡一涛前后脚到的小饭馆。屋里只有一桌客人,是三个小伙子,个子都不高,精瘦,听口音是南方人,具体哪儿的就不知道了。看样子他们已经喝了有一阵子了,桌子的一半摆放的是空酒瓶,是绿油油的燕京,眼睛红红的,脸更红。

我俩坐下来,点了炸花生米、凉拌木耳、拍黄瓜,又要了个砂锅白菜豆腐。我俩每次菜点的都差不多。夏天换个煮花生,砂锅白菜豆腐换成尖椒炒豆皮。但钱也不少花,主要是酒喝得多,一人起步得六七瓶。

一坐下,胡一涛就大发感慨:“这年头,很少有小饭馆春节还营业的了。”的确,现在都是大饭馆春节营业,早早地就在自家门前拉上横幅,或通过电子屏幕打上团圆饭几几折优惠,网上也热闹。再早些年是小饭馆,那时我俩年三十儿就在外面吃,想一想,差不多得有十年光景了。真是风水轮流转哪。

“是啊,小饭馆好。清静。”

我曾经问过老板,一年到头忙忙活活的,为什么春节不回家过年?老板有些尴尬,搓着双手,不说话。老板娘好像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抢在老板身前说,有一年,老板春节回家打牌,输光了他们一年的血汗钱,两人为此差点闹离婚。过年回家头几天走亲戚串门,剩下的时间,闲得无聊,又架不住村里人撺掇,就上了牌桌。其实,老板并不喜欢打牌。他们不在乎春节营业赚不赚钱,只图个一家人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就好。现在他们虽然不回去过年,但钱还是给双方老人寄的。“比之前只多不少。”老板娘强调。老板娘喘口气,刚要继续往下说,老板笑着推了她一把,“少说两句,没人拿你当哑巴。败家娘儿们。”“也不知道谁败的家。你才是败家老爷们儿。”老板娘的嘴不让份儿。我和老板娘也笑了。

我们喝酒。璀璨的烟花在窗外的空中一声声炸开,屋子里五颜六色的,如梦似幻。才十点,看来有人已经迫不及待了。老板两口子一惊一乍地从厨房里跑出来,扒着窗户仰头往天上瞧,嘴里发出“啊啊”的惊叹,还拍手。我和胡一涛不看,三个小伙子也不看。他们的女儿坐在我们旁边的吧台冲老爸老妈撇撇嘴,挺不屑的样子。

三个小伙子在聊天。其中一个发型像火炬的说,他爸的腰扭伤了,这次过年回去就不准备再来了,年纪大了,工地上的活也干不动了。他爸想让他“子承父业”。

“这个老东西,自己给别人当了一辈子孙子还没当够。老子要么不干,干,就自己当老板。”

“就是,给人家打工,永远只能填饱肚子。想发财,那是做梦。”个子稍高的说。

“打工也没什么不好,就当是等待机会。整天这么晃悠下去,总不是个事。”矮个的小声说。

“怎么,嫌我们吃你喝你的了?放心,等哥们儿赚了大钱,双倍还你。”火炬头笑嘻嘻地拍拍矮个的肩膀。

“我不是这个意思。”矮个的连忙摆手解释。

菜上齐了。老板解下围裙,拍拍身子,急匆匆往外走。老板娘在女儿身边小声嘀咕了几句,女儿头都没抬,继续摆弄手机。老板娘经过我时说:“一会儿回来吃饺子。”好像他家每年过年包饺子都给我们分点。我们也不客气。他家平时不卖饺子。至于饺子算不算钱,我没注意过。我在他家吃饭结账从不看菜单。平时老板两口子走得也早,比这还早,因为第二天早晨出早点。大过年的也要出早点?有人吃吗?我不知道,也懒得问。他们一家就住在街对面胡同的一间小平房,撒泡尿的工夫。

留下的是他们的女儿。我几乎是看着她长大的。我刚搬来那会儿,她还是个小女孩,脏兮兮的,满地乱跑,动不动绊一跟头,哇哇哭几声,见没人理,就不哭了。现在出落成大姑娘了。女孩胖,但不是很胖,脸圆嘟嘟的,高颧骨,总是一副随时要生气的样子。但我从没见她跟谁生过气,无论父母还是客人。有人长得就这样,没办法。女孩初中毕业就不念了,一直在饭馆帮忙。我从没在她家饭馆之外的地方见过她,也没见过跟她一般大的男孩女孩来找过她。她不孤独吗?女孩不出早点,起不来,熬夜没问题。每次我们喝到半夜,都是她留下来陪我们。她父母走之前会问我们一声:“还需要炒菜吗?”女孩不会炒菜,说是怕油烟味,厨房都不进,只负责从窗口端菜、看摊儿。

女孩闷头玩手机,时不时噗噗笑两声,如果时间长没动静,准是睡着了。过会儿又醒了,接着玩。从来不烦,也不烦我们。开这种胡同里的小饭馆就得脾气好,客人大多是固定的,得罪了人家下次就不來了。这也正是她家饭馆存活下来的主要原因,至于菜,炒得也就那么回事。

有时候我逗她,说:“你也回家睡觉吧,等会儿我们替你锁门。钱就放在桌子上,保证只多不少。”女孩摇头。我问:“信不过?”她认真地说:“我是怕你们待会儿喝醉了,把饭店弄得乱七八糟的,耽误我爸妈卖早点。再说了,回去这个点我也睡不着。”女孩人很简单,没什么心计,说话直来直去。

我和胡一涛一喝就是五六个小时。聊得也是不亦乐乎,但一觉醒来并不记得都聊过什么。一是喝得多,二是没什么重要的事情。我俩喝酒不干杯,甚至很少碰杯,各把一瓶,自斟自饮,但一点不比聚众喝酒喝得少。这样的酒即使喝醉了,醒后也不会有什么心理负担,顶多胃难受点,头晕点。这都不是啥大问题。最怕的是那种十几二十个人的大局,尤其喝大了,跟不大熟悉的人起了不必要的争执,第二天肠子都能悔青,恨不得头撞墙。孰对孰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喝多了酒吵架这事,本身就是一种失理失态的行为,以及留给那些看热闹不怕事大者嚼舌头的谈资。目前,我还不习惯担当这样的角色。我从来不相信“酒后吐真言”,只有不喝酒或很少喝酒的人才会这么胡说。我喝醉了只会胡言。不然也不会如此懊悔,以至于得了“酒后抑郁”,照此发展下去,也许用不了多久,后面就得加个“症”字了。

三个小伙子争论着待会儿喝完酒去哪儿玩儿。火炬头说去蹦迪,另外两个摇头说不会。他又提议去k歌,还是有人反对,说三个大男人没意思。接着他们又讨论起年三十儿歌厅有没有小姐?就算有,付不付得起钱之类的。三个人说话的声音很大,全无顾忌,估计喝多了。他们平常应该是那种小心翼翼的孩子。

一个女孩开门进来,哈着气,吹着冻僵的双手,在门边的桌子坐下,要了碗炸酱面。女孩长得挺漂亮,穿白羽绒服,搭蓝色围巾,双腿修长笔直,牛仔裤把屁股包得圆圆紧紧的。女孩在手机上与人视频。女孩边哭边小声说着什么,不一会儿又笑了,并不时补补妆,用身边的小镜子照照。看样子像失恋了。面条上来,她没怎么吃。

三个小伙子的头凑在一起小声嘀咕了些什么,矮个的扭捏着站起身,走到女孩旁边说:“一起出去唱会儿歌呗,好吗?”

女孩没好气地说:“你是谁呀?神经病!”

男孩没词儿了,尴尬地扭过头,看着同伴,像是寻找救兵。

火炬头一条腿架在椅子上,笑嘻嘻地说:“那过来陪我们喝一杯,怎么样?”

“讨厌,大过年的找不自在呀!”女孩白了他们一眼,低头继续吃面。

矮个走回去。三个人满不在乎地碰碰杯,一饮而尽。

我想起来,小饭馆旁边有一扇宽大的栅栏铁门,但常年不开,用铁链子锁着,只开个角门,供行人和自行车通过。那是个居民小区,院子中间的招待所,除了招牌下的登记处,客房一律在地下或半地下。有一次吃饭,对面的公共厕所在维修,我内急,差点跑回家去撒尿。老板娘指着铁门说:“里面有厕所。”我拐进去。路细长,坑坑洼洼,中间还拉着根晾衣绳,挂着五颜六色的衣服。我走得小心翼翼。左边的一排房子隔出一个个小间,最大的估计不会超过五平米,只够放一张单人床,和一个小柜子,在半地下。有的屋子里亮着灯,有的半明半暗,是因为拉了窗帘。右边的一排房子好像很久没有人住了,窗玻璃又脏又破,蜘蛛网密布,有的窗户是纸糊的,风一吹,发出呼啦啦的声响,阴森恐怖。我当时非常震惊。我在北京二环内住了这么久,从没发现还有这样的地方。还就在家附近。

厕所灯光雪亮,我撒完尿出来洗手,见一个女孩进来在盥洗池用搓衣板洗内衣,趿拉着拖鞋。她的刘海被一只粉色卡通发卡别在头上,额头光亮。两坨尚未褪去的红晕,像是刚进城不久。我问:“这里住的是租户?”我觉得这家招待所跟我平时见过的不一样,就有些好奇。“是啊。招待所几乎不对外,我们都是在这里包月,有人已经住了几年了。”她说话的语速很快,脸上的几粒雀斑蹦蹦跳跳的。“一个月多少钱?”“两千到四千多的都有。分地上地下。”“啊,这么贵。”“这里交通方便呀。”这倒是。从角门出去,不到一百米,就是地铁鼓楼站的二号线和八号线。盥洗池旁边的门板后响起哗哗的流水声,有人在洗澡。“洗澡花钱吗?”“当然花。我们有卡,洗多少花多少。”她好像挺自豪的。

回去的路上,我听见一格格的小屋子里传出男孩女孩鬼哭狼嚎的追逐声和粗鲁的叫骂声,但看不见人。我感到周身汗毛倒竖,后背冷飕飕的。

也许,这几个男孩就是租住在那里的房客。那么这个时髦女孩呢?

女孩继续与人视频聊天、倾诉。我听出个大概。女孩的男友是有家室的人,本来她已经买好了回家过年的火车票,但男友劝其留下,说要陪她包饺子,放鞭炮,一块儿过年三十儿。这应该是个比较浪漫的想法,也算是一种情感补偿。女孩很开心,和好了面,拌好了馅,可男友左等不来右等不来,打电话又不开机。女孩既伤心又担心,男友为什么突然变卦,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了?

又过了会儿,三个小伙子摇摇晃晃,结账走了。

我去饭馆外面的墙根走肾。在一棵大树的掩映下,我看见他们三个并没有走远,矮个的在路灯底下弯腰呕吐,另两个站在一旁,抽烟说话。

“她要是敢不跟我们走,就把她绑了。”火炬头说。

“我们给她钱,反正大过年的,她也不用上班,不然不会一个人吃饭。”

呕吐的说:“说不定她比咱们还孤单呢。”

我的撒尿声惊动了他们,说话停止了。

女孩站起身,抻抻羽绒服的衣摆,准备出门。我舔了舔嘴唇,想把刚才看到的一幕告诉她,让她路上多加小心。女孩的眼神很不友好,充满警觉,还不忘狠狠地剜我一眼。她以为我也想跟她搭讪。我好不气恼,到嘴边的话生生咽了回去。我下意识地举杯与胡一涛碰了下。

她挑衅似的用后背倚住门,一脸高傲地面对着我,耐心地系好围巾。她是在向我展示她的美丽、高傲,让我眼馋,让我垂涎欲滴。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些女人总是自我感觉良好,好像全世界的男人都想跟她有一腿。

窗外狂风肆虐,她的背影孤单而无助。

我心里在斗争,要不要出去,在后面陪她走一段?这么想的时候,老板两口子端着盖帘儿回来了,上面是包好的饺子。我的屁股沉沉地坐在椅子上,没动。吃饺子时,外面像炸开了锅,是午夜时分了。如果这时候,那三个男孩在背静的角落劫持了那个漂亮女孩,即使她呼救,恐怕也没人听见。我的心又跳了一下。饺子是韭菜鸡蛋馅的,很好吃。

我和胡一涛夹紧羽绒服,踩着遍地的彩屑走在冷飕飕的街上。此时,街道重又恢复了平静,到处都弥漫着硝磺的气味,仿佛一次速战速决的战斗刚刚鸣金收兵。站在路口,陪胡一涛打车时,我给他讲了刚才看到的一幕。胡一涛犹豫着说:“不会吧?”但又加了一句,“但也说不准,这样孤独的夜晚,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呢?”

回到家,我躺在床上,有点后悔。甭管女孩当时什么态度,我都应该把话原原本本地说给她听,至于听不听劝,那是她自己的事。我坐起来,双手合十,闭上眼睛,在心里默念,“但愿什么都没有发生,没有发生没有发生。但愿……”

我听到房门“咔哒”一声,我媳妇回来了。

责任编辑 张颐雯

藍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