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医药：创新与绿色同行

李雪娇

随着生物技术与临床研究的发展，世界各国也对相关成果的转化力度不断加大，从而为生物医药产业的成熟与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生物医药行业，有望成为战略性支柱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智库医药研究室主任曹慧莉向《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表达了相应的观点。

《经济》：根据赛迪智库发布的医药工业数据，我国医药工业整体表现稳中有进，您认为国内与国际哪些因素会影响医药工业行业？

曹慧莉：从国际方面来看，全球医药市场格局面临变革，制造业向新兴国家转移。中国等亚洲地区国家的药品专利制度逐步完善，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和固有成本优势，全球医药CMO市场正持续从西方成熟市场转移至亚洲等新兴市场。同时，全球医药消费市场增长重心也从欧美等主流市场向新兴国家转移。预计2020年，全球医药市场规模增速将维持在3%左右。未来3年-5年，东南亚、东亚和拉美等区域新兴国家医药制造业年均增长率将超过10%，成为全球医药行业的主要驱动力量。

目光回到国内，医药工业影响因素较多，有利与不利因素并存。有利因素首先表现在医药卫生需求增长较快会带来医药工业产品需求增多。国民健康及预防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人口老龄化，居民可支配收入稳步增加，都将对我国医药工业发展形成助推。其次国家政策层面也会给予大力支持。近年来，生物医药产业已成为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健康中国2030》明确指明了大健康产业的发展方向，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生物产业和健康服务业发展、加快医药行业结构调整、扶持中医药事业发展、推进医疗器械国产化等重大举措的出台，为医药产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不利因素主要有：一是行业监管趋紧、趋严。国家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改革深化，药品注册分类调整，注册标准提高，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加快推进，全过程质量监管加强，《药品生产管理规范（2010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5版）全面实施，对企业创新和质量控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环保标准提高和监督检查加强，对生物医药产业绿色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应该说这也是好的事情。二是各类政策的调整也会带来终端需求的不确定性。

《经济》：2019年我国发布了《“十三五”生物技术创新专项规划》《“十三五”生物产业发展规划》，突出了生命科学和生物产业的战略地位，您认为当前生物产业的发展特色有哪些？

曹慧莉：创新和绿色是当前生物医药行業发展的最大亮点。

“十三五”以来，在国家政策导向和企业前期积累的基础上，我国生物医药工业创新体系逐步完善，创新成果显著。企业创新投入不断增加，从事创新药研发的企业日渐增多，一些传统的原料药、普药生产企业也开始从事一类新药的研发。医药企业创新主动性提高，企业成为大多数新药申报的主体，企业主动对接国内外知名院校，逐步形成了以科研院所和高校为主的源头创新、以企业为主的技术创新，上中下游紧密结合、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网络化创新体系。药品注册申报数量回升，创新药申报强劲。“十三五”以来，新申报的一类新药数量大幅度提升。

另外一大亮点——绿色体现在：生物医药行业清洁生产水平显著提升，绿色改造成绩显著。化学原料药绿色生产水平明显提高，有多家医药企业和医药园区成为绿色工厂和绿色园区。企业主动联合科研院所研究控污减排技术，努力提高清洁生产和污染治理水平。例如华北制药与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等科研院所合作，积极开发环保新技术，作为牵头单位，承担国家“十三五”专项科研课题《制药工业污染全过程控制技术研究》。同时，企业积极争取国际先进清洁生产认证。

《经济》：在中国生物产业的发展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能否提供具体案例？

曹慧莉：虽然近几年我国生物医药产业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但我觉得仍需加强。2018年，我走访调研了很多生物医药企业，发现创新发展环境还有待完善：

一是国内临床研究资源紧张。医疗机构从事临床试验积极性不高，特别是在生物等效性及I期临床方向，正式投入运营的医疗机构甚少。临床资源紧张延缓了创新药的上市时间，增加了企业成本。

二是创新药“进院难”现象普遍存在。一些恶性肿瘤、罕见病领域新药虽然进入医保目录，但由于终端政策影响导致“进院难”问题普遍存在。

三是国产高端医疗器械推广不足。很多国产高端医疗器械性能综合评价都不错，也通过了相关部门的验收，得到了专家高度好评，但在医疗机构推广应用上阻力较大，缺乏相应实质性的激励措施和举措，不利于我国本土医疗器械企业的发展，也不利于降低我国整体医疗卫生支出。

四是科技成果有效转化不够充分。这主要是由于科研项目大部分由科研院所开展，科研院所缺乏转化科研成果，实现产业化的动力。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不畅，科研成果本地转化率低，“最后一公里”问题亟待突破。例如，北京具有一流的科研院所，但原始创新成果转化率较低。广东省医药产业领域仅有 23.3%的项目以产学研方式完成，研发成果产业化机制有待健全。

《经济》：在政策扶持、资本聚集等驱动下，全球生命科学与生物产业发展迅速。对比其他国家的生物产业发展，有哪些经验或教训？

曹慧莉：我想谈谈日本的汉方药发展对我们国家的启示。中国医药学已有数千年历史。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中国传统医药行业也逐渐复苏，中医药已经传播到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尽管我国传统医药产业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国际化道路依旧漫长，目前国际中成药市场份额中我国仅占5%左右，而从我国大批量进口粗加工中药原料的日本却垄断了国际中药市场近90%的份额。日本汉方药有如此成绩，主要有4个原因：

一是强大的政府支持。日本政府除了将汉方药纳入医保体系，减轻患者采用汉方药的药费负担，也比较重视汉方医学教育。日本有80所医科大学全部开展了汉方医学的教育，政府还投资建立了一系列汉方医药研究机构，如北里研究所附属东洋医学研究所、富山医科药科大学和汉药研究所等。

二是注重研发创新。日本“汉方药”的创新主体是企业。日本的三大汉方药生产企业（三共、津村、钟纺）的新药研发费用均占每年销售收入的10%-20%，远远大于我国中成药生产企业3%-5%的研发投入。日本“汉方药”注重剂型创新，大多采取颗粒剂、片剂、胶囊剂、口服液等剂型，摆脱了水煎火熬的传统中药服用方法。为最大限度地保留药效，药物提取过程采取温浸提取、减压浓缩、喷雾干燥、真空冷冻干燥等技术和设备。同时，在制剂外观和口感上，日本企业也进行积极创新，颗粒美观、包装精致、口感好，一些汉方药颗粒剂能直接口服，都不需要水送服，一改中药粗糙、苦涩的观感和口感。

三是严苛的质量控制。中医药给人一个很强的印象就是“随意”。日本在“汉方药”的生产过程中，就极力压缩“人为”的“随意”因素。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颁布汉方药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汉方药都按这个标准生产。日本还专门出台了药材种植规范，要求生产过程中尽量不用化肥和农药，尽可能降低农药残留和重金属含量，以保证原材料的质量，并且对每个环节都有详细记录。除了检测性状、干燥减重等项目外，日本对于“汉方药”中重金属残留量和农药残留量的监控是非常严格的，而且日本“汉方药”对于鉴别和含量测定的要求非常高，普遍比中国中药标准更为严格。正因如此，日本“汉方药”在西方市场很受欢迎，比如，津村制药的六君子汤，就被西方医学界用来进行辅助抗癌治疗。

四是重视中医药传承。中药原料和中医典籍是中医药的两大法宝。中药原料方面，中药强调“道地药材”，津村药业先后在中国建立了70多個GAP（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药材种植基地。中医典籍方面，日本重视中医古籍的传承。现在日本汉方医籍的藏书量仅次于中国，还有20多家汉方医籍出版和翻译机构，每年出版汉方医药书籍100多种，其中不仅注重古代书籍，还特别关注我国大陆和港台地区最新的中医药研究动态，并在大陆和港台地区设立专门机构，收集所有中医药出版物，为其所用。

《经济》：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各类颠覆性新技术为生命科学的发展与变革创造了新的机遇，重大成果不断涌现。您认为当前生物产业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科技？

曹慧莉：我觉得细胞治疗技术未来可期。2017年，美国FDA批准两款CAR-T治疗血液和淋巴肿瘤的药物后，CAR-T细胞治疗方法受到全球极大关注。干细胞在治愈很多疾病方面具有广阔前景，包括老年痴呆、肿瘤、糖尿病和关节炎等。2017年底确定细胞治疗按照药品申报以来，国家药监局已受理5项干细胞产品，按照1类生物药进行申报。2018年国家药监局受理的5项产品适应症，包括创面修复、关节炎、牙周炎和移植物抗宿主病。除人牙髓间充质干细胞注射液按照3类生物药申报外，另外4项均按照1类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