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好像永远年轻”

崔隽　王媛媛

袁隆平喜欢体育鍛炼，尤其是打排球，场上位置是主攻手。

在“杂交水稻之父”这个名字背后，90岁的袁隆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环球人物》记者采访了一圈袁隆平身边的人，学生邓启云说他总是不服老;记者兼朋友谭毅挺说他“热情、坦然、不会摆架子”;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研究员兼秘书辛业芸说他像一个永不停歇的跳高运动员。

每个人都收藏了袁隆平不同的一面。相同的是，这位90岁的国民科学家身上似乎有一个奇妙的磁场，最终让这群人被同一种激情、同一种热爱、同一种理想无形牵引着、感染着、改变着。

“哎哟！我差点pass away啦！”

抽了一辈子烟，82岁时，袁隆平戒烟了。

2010年，烟龄有60多年的袁隆平被查出患上慢阻肺。此外，X光片显示他的肺部有一处阴影，医生说有癌症的可能性。一向对身体很有信心的袁隆平吓了一跳。为了不离开心爱的水稻，他意识到必须要戒烟了。

“抽烟有几大好处，友谊的桥梁、寂寞的伴侣、纳税的大户、灵感的源泉、痴呆的良药……”袁隆平自有一套抽烟理论，在研究中心广为流传，大家听完都笑着摇头，一副“拿这老爷子没办法”的表情。“他那会儿是没想到后面的后果呐！” 辛业芸对《环球人物》记者笑着说。

烟是慢慢戒的。袁隆平给自己制定了一套分步走计划：先把焦油含量高的改成含量低的，然后一支烟只抽半支，适应后再变成只抽1/3，慢慢地吸烟也不过肺了，直到2012年，袁隆平完全戒烟了。“他是真有毅力啊，只有这样的人戒烟才这么坚决。他个性要强，说戒就戒，肯定是觉得这样下去不行，真的不能再多抽一下了，一切得为了他的水稻。”辛业芸说。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是袁隆平工作的地方。（本刊记者 王媛媛 / 摄）

2004年，袁隆平在联合国粮农组织主持的罗马国际稻米大会上介绍中国杂交稻情况。

2017年，袁隆平出席首届中国（三亚）国际水稻论坛。

最近这两年，袁隆平身体状况不如以前，住过几次院。有时候他自己感叹：戒烟戒晚了，要是早戒个10年、20年就好了。2018年，袁隆平病情不稳住了院，学生邓启云去探望，袁隆平见到他就说：“哎哟！我差点pass away啦！”邓启云站起来学着老师的语气和动作，现在回想还是忍不住笑。生死攸关，仍然要幽它一默。

2019年3月，袁隆平去医院做检查，医生为了测试他有没有老年痴呆的迹象，出了一道算术题，问他95+13等于多少，他一下就答出来了。医生连忙说：“没有痴呆没有痴呆。”袁隆平开心地总结：“我们搞科研的，最怕痴呆。既然我还没有痴呆，就要继续工作，退休对我来说是不存在的事。”

现在，90岁的袁隆平走路有些缓慢，家距离办公室有几百米，以前常常走路上下班，但是现在需要开车把他接过去。他的听力也不像以前，“年纪大了，耳朵不灵了 ”，但他不愿戴助听器，“不管用，主要是分辨率不高，声音（我）听得到”。他凑近了仔细听别人的提问，回答时不由得放大音量。每天清早的例行下田，也有了改变。他起床，出门，穿过小楼后面的铁栅栏，站到田边——只能站在田边，不能下到田里了，因为身体不如从前，“一脚踩下去，起不来的”。

2013年，袁隆平在武汉大学作“我的中国梦”的演讲，学生蜂拥而来。

目睹袁隆平身体的变化，《环球人物》记者心里隐隐有些难过。还记得12年前，2008年的夏天，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兴高采烈地做自我介绍：“我有70多岁的年龄，50多岁的身体，30多岁的心态，20多岁的肌肉弹性。”并且“炫耀”自己的运动成绩单：每年湖南省农业科学院举行游泳比赛，他都能战胜小伙子们当仁不让地成为游泳冠军。“游泳、排球、跳舞，都是不花钱的平民项目。”“游泳我是一流水平，打排球我只能算是二三流的水平。”

但一切身体变化都不能改变一点，他要继续上班。身体服老了，心里还不服。袁隆平的办公室有张巨大的办公桌，上面摞着整整9摞书，这些都是他平常要用的。桌上放着眼镜、放大镜，“眼镜不行就用放大镜”，光放大镜就有3个不同型号的。他的办公室里有来自世界各国的纪念品：美国科学院院士的证书、“世界粮食奖”颁奖现场的照片……其中巴基斯坦送的画像上还注了一行英文字——The man who puts an end to hungry，他们称他“饥饿终结者”。

“他好像永远年轻。”邓启云说，“现在很多事情，他还是很想身体力行地参加。其实到了这个年龄，做一些指导，口头上说说就可以，但他不是。”2004年，很多科学家到海南参加一个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会议。74岁的袁隆平也在其中。会上，科技部有位处长说，以后像袁院士这样的老科学家慢慢地退出一线了，可以主要培养年轻人，为他们做一些顾问和指导。“袁老师当时就站起来说：‘我不是裁判员，我是运动员！”邓启云回忆说，当时在场的人都吓了一跳，然后哈哈大笑起来。十几年过去了，袁隆平还是这样的心态，要做“运动员”。

2005年，湖南籍院士新年联谊会在长沙市举行，袁隆平拉小提琴，与钢琴家刘诗昆（右一）合奏《我的祖国》。

赤脚下田，赤脚开会

《湖南日报》原科教部主任谭毅挺曾多次采访袁隆平，两人成了朋友。袁隆平几十年里一直称呼谭毅挺为“小谭”。2009年《湖南日报》创立60周年，袁隆平专门写了篇文章，题目就是《我的朋友小谭》，感谢谭毅挺对杂交水稻的长期报道。

在和袁隆平的交往中，谭毅挺觉得这位科学家非常低调，“我第一次见他，他不摆架子，这个人很热情、很坦然，动不动就哈哈哈笑起来”。

1982年秋，袁隆平参加第二次国际马尼拉水稻研究所的会议。会议期间，他跟谭毅挺通过一个电话，谭毅挺写了一则短消息报道此事。后来，谭毅挺应《大自然》杂志社的邀请，写一篇有关袁隆平的文章。谭毅挺记得那时快过年了，两人聊着聊着，袁隆平用重庆话讲了一句：“我们在国际水稻所可“有味”（重庆话：有意思）了，他们说我是‘杂交水稻之父。” 谭毅挺赶忙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袁隆平讲了那次会议的情况， 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斯瓦米纳森称他是“the father of Hybird Rice”。紧接着，他又谦虚道：“不不不，（我）哪有这样的（本）事咯！”

凭着职业敏感，谭毅挺认真地说：“袁老师，这不是你个人的事，我的文章虽然写的是你，但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杂交水稻之父不是中国人封的，是国际水稻所的专家公认的，是不是？”“‘啪，我就把这个消息给捅出去了！”谭毅挺对《环球人物》记者笑着说。

邓启云与袁隆平的交集也源于上世纪80年代。当时袁隆平正在安江农校热火朝天地搞科研。年轻的邓启云从湖南农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这里教书，来之前农学院的教授对他说：“安江农校有个袁隆平很了不起，去了要好好跟他学。”

后来在学校见到袁隆平，觉得他果然和其他老师不一样，浑身上下充满率性自由。“他搞杂交水稻，经常打赤脚下田，开教职工会议的时候，他就打赤脚来开会，有时候穿双拖鞋。他心里把学院当作一个家，所以没有什么顾忌。”这么多年过去，每次想起这个场景，邓启云都觉得，这种自由感对科学家来说格外珍贵。

1988年，邓启云被调到了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工作，从此一头扎入杂交水稻研究中，和袁隆平的接触也渐渐多了起来。他还记得第一次向袁隆平汇报工作的场景。“当时他在家煮了碗面条，我在一边汇报，他就埋头吃面，我中间停顿了一下，想看看他的反应，结果他示意我继续。我汇报完5条内容，他的面也吃完了，然后放下筷子一条一条详细地给我答复。我当时觉得惊讶，怎么他的记忆力和专注力这么厲害？”

邓启云还发现，一年四季，冬去春来，袁隆平总是第一个捕捉到草木枯荣的人，地里只要冒新苗，就逃不过他的眼睛。这种对大自然的高度灵敏性，让他能够抓住科学上瞬息万变的灵感。“经典遗传学认为水稻没有杂交优势，但袁老师没有被束缚住，60年代当他发现那一株‘优良水稻时欣喜若狂，后来却培育无果，他马上想到这是天然杂交水稻，必定有杂交优势。这就是科学家的洞察力。”邓启云说。

在袁隆平身边工作学习几十年，邓启云也见过袁隆平着急的时候。遇到谁把事情搞砸了，好比“一手好牌偏偏打烂了”的时候，他会生气，会骂人。有一次，邓启云陪袁隆平从香港中文大学回内地，从温室带回了7株苗子。“老爷子习惯坐火车，结果火车一路颠簸，快到长沙的时候，我一看苗子快死了，当时就傻了。结果被他骂得要死哟，也没敢吭声。”邓启云一边回忆一边笑。后来回到实验室，他集中精力好歹救活了5株，这才松了口气。

“袁老师骂人，当场骂完就完了，第二天见面该干啥干啥，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样。他着急是对事不对人，不会对你抱有成见，给你压力，他知道你是无意为之。袁老师是个明白人。”邓启云说。

“我不戴没秒针的手表”

上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布朗写了本书，叫作《谁来养活中国》。辛业芸记得当时袁隆平像一个斗士，立马站出来说：“我们中国人可以养活自己。”后来他专门写了《通过科技进步展望我国水稻的增产潜力》，以论文的形式回答这个问题。“那种自信，瞬间感染了我们。”辛业芸说。

后来有一次，她去美国为世界粮食基金会选派实习生活动做评审。一位美国学生认为中国面临环境污染、土壤肥力下降这种情况，只能种美国的大豆。当时辛业芸脑子里全是袁隆平底气十足的声音：“人口增长，土地减少，我们靠自己、靠科技，就能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她当场给这名美国学生讲了杂交水稻的故事。“我说我们不靠美国的大豆，我们就靠自己。他听得脸红，真的，听得脸红。”

以前身体好时，每天清晨袁隆平会步行前往办公室。

袁隆平跳踢踏舞。

2011年，超级杂交稻第三期目标亩产900公斤高产攻关验收的时候，辛业芸和同事们心里直打鼓，到底能不能达标，都不敢说。当时，中央电视台把直播车开了过来，准备现场直播。“我们哪里经历过这种场面呐！就和袁老师说，袁老师，咱们低调一点、低调一点，万一没实现怎么办？”辛业芸记得清清楚楚，袁隆平直接把她叫到办公室说：“我用三种方法给你算，无论怎么算，我都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