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修改文艺节目

秦九凤

在我国老一代文艺家们的心目中，周恩来不仅爱文艺和关心文艺，而且他还懂文艺。他还是那一代文艺家们公认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总导演。

周恩来的文艺天才是很小时就有的。他11岁那年在淮安东岳庙龚荫荪表舅家寄馆读书时，就曾在课间组织同学们一起演戏。据周恩来的表妹、周恩来在龚家塾馆的同学龚志惠晚年回忆说：大鸾（周恩来乳名）哥那时老叫我哥（龚仁甫）演坏人、洋人，他自己演公正无私的法官。这是周恩来最早涉足文艺的史实。而且，那时他除了和母亲、家人看过一些地方淮戏演出外并未和任何人学过演戏，他那时自编自导自演的东西都是他从进步报刊上看到帝国主义分子（洋人）在中国、特别是租界里欺侮中国人的事。因此，可以这么说，文艺是他的天赋。当然他后来到天津读书时参与新剧（即今话剧）演出时，也就学习并实践了文艺方面的许多知识，给他壮丽的人生打下了有关文艺方面的坚实基础，以至于使他后来在看文艺演出时，有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与发言权。新中国建立初，周恩来在观看文艺节目之后几次修改说白、唱词以至于舞蹈动作都令当年的老艺术家们心悦诚服。

说《种大麦》矛盾少

1952年，由国家文化部组织全国各地23个地方剧种参加的第一届中国戏曲观摩汇演在北京举行。当时，由华东大行政区选送的上海人民淮剧团的淮剧《千里送京娘》、《蓝桥会》、《种大麦》等不仅获得了奖励，而且也得到了戏剧行家们的普遍赞誉。观摩会演结束后，毛主席的家乡戏湖南花鼓戏《刘海砍樵》和周总理的家乡淮剧传统折子戏《千里送京娘》、现代小淮剧《种大麦》被选调进中南海怀仁堂为中央首长演专场。由上海人民淮剧团的头牌花旦筱文艳、小生何叫天担纲主演。他俩演艺超群，加之情节妙趣横生，演出过程中赢得场内阵阵掌声。

演出结束后，随着观众热烈的掌声，演员们登台谢幕。周恩来在送走毛泽东等领导人之后返身登上舞台，与演员们握手，祝贺大家演出的成功。

当周恩来握住筱文艳的手时说：“你演得很好，祝贺你！”“谢谢总理夸奖！我演得不好。”筱文艳倒是沒有多少拘谨。“刚才毛主席也看了戏，说你们的《种大麦》舞蹈不错，就是戏剧矛盾少了些。”周恩来说完上边的话，松开了筱文艳的手。“谢谢总理转达主席的批评，回去我们一定好好修改。”

周恩来一听筱文艳那一口地道的苏北乡音，忙又转回身问：“你是哪里人呀？”“江苏淮安人。”筱文艳回答这句话时略带有几分自豪感。“淮安的？”周恩来的眼里不禁显露出光芒，而且停下了脚步，又重新握住筱文艳的手说：“你知道我是哪里人嘛？”“知道，也是我们淮安的。”“那我们是老乡了。你是淮安城里的还是乡下的？”“乡下，东南乡车桥。”

“车桥，我小时和大人一起去过。是去赶一个什么庙会，还是从涧河坐小木船去的。”周恩来陷入一段深深的回忆。然后他又谆谆告诉筱文艳，戏剧必须有矛盾冲突，只有通过矛盾和各种冲突才能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使舞台上的人物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观众面前。然后，周恩来又说了一些其他慰勉筱文艳的话才匆匆离去。

笔者曾五次采访筱文艳。据她说，总理待人特别亲切随和，说起戏来特别内行。说着说着，筱文艳就已泪眼婆娑了。

改动四字 立意升华

藏族歌手雍西（歌手韩红母亲），18岁时是昌都被服厂的一名工人。人长得端庄，嗓音生得甜美。她的藏族民歌唱得很动听。1964年，上海援藏工作队队长马倬、工作队独唱演员常留柱到西藏的昌都地区采风，认识了雍西。他们回到拉萨后，接到文化部举办全国少数民族业余文艺汇演的通知。马倬、常留柱一下就想到了雍西，并推荐了她。但唱什么呢？最后他们决定把常留柱已经唱了4年的《北京的金山上》让雍西来唱。

在北京怀仁堂，雍西代表西藏百万翻身农奴向党中央、毛主席作了汇报演出。谢幕时，周恩来总理上台和演员一一握手。当握到雍西的时候，总理说：“你唱得很好。”雍西有点紧张，拘谨地说，“总理，我唱得不好。”总理爽朗地说：“好就是好嘛！”毛泽东也高兴地说：“唱得好，你是跟谁学唱歌的？”雍西想也没想就回答：“是跟大喇叭学的。”毛泽东接着又问了一句“你跟谁学的？”由于雍西听不懂毛泽东的湘音，周恩来便临时担任了翻译：“主席问，是不是你们西藏树上挂的那种大喇叭？”雍西点头答：“是，后面有一大块儿磁铁，高音喇叭，挂在大树上。”大家哈哈大笑起来。周恩来就说这首歌写得好，就是最后一句“我们迈步走向社会主义幸福的天堂”有些迷信色彩。代表团回到旅社后，晚上11时，周恩来又亲自打电话给雍西：“你是小雍西吗？”雍西说是的，周恩来接着说最后这一句能不能改一下。

当时已经是深夜了，但大家一听说总理要改歌词，立即积极行动起来，不过一时都想不到更合适的词。代表团的团长和带队的老师都很着急，一夜也没休息好。第二天，周恩来又打电话说，这首词能不能把末尾一句改成“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大家听了周总理这么一改，都高兴地鼓起掌来。这以后雍西就一直唱周总理改过的这句词。有一次他们在京演出时，周恩来打电话问代表团现在在什么地方。当得知他们在京西宾馆演出时，就专门来听改了词的《北京的金山上》，听到雍西唱完后又专门到后台，紧紧地握住雍西的手，说：“改得很成功，谢谢你。”

周恩来四个字的修改，使这首歌曲在立意上得到升华，“幸福的天堂”有一点宗教色彩，把它改成“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这就有了现实意义；另外“走向”改为“走在”，这么一改就把时代也交待清楚了，民主改革之后西藏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体现了党对西藏的发展、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生活状况的重视、关心。

周恩来四个字的修改使得这首原本就动听悦耳的歌曲更加深入人心，之后《北京的金山上》像长了翅膀，迅速在全国流传开来，中国唱片社还邀请雍西录制了她的第一张唱片。

三载难忘《采茶舞曲》

溪水清清溪水长，

溪水两岸好风光，

哥儿们上畈下畈勤插秧，

姐妹们东山西山采茶忙。

插秧插到大天光，

采茶采到月儿上。

插得秧来密又匀，

采得茶来满山香。

……

一曲清纯甜美的《采茶舞曲》充满着勃发生机又透露着江南水乡气息，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曾倾倒过多少中华儿女和中外来宾！周恩来不仅喜欢《采茶舞曲》，会唱《采茶舞曲》，还为修改《采茶舞曲》的歌词、舞姿等付出很多心血，足见伟人有着造诣颇深的文艺才华，也是他关心文艺工作的佐证。

1958年的春暖花开季节，浙江越剧团以茶农生活为题材，创作了现代越剧《雨前曲》。《雨前曲》的主题歌《采茶舞曲》优美动听，既有浓厚的江浙乡音，也有着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气息。随着唱片的发行，广播的传送，很快风靡全国，传向世界。

那年的9月12日，百忙之中的周恩来得悉《雨前曲》将在京演出的消息，趁着夜幕的降临，悄然来到剧场，买了两张舞台右侧边上的座位票和警卫员一起坐下来看戏。

演出结束后，周恩来就按捺不住喜悦，走上舞台与演员们一一握手，祝贺演出的成功，然后坐下来与演职员们亲切交谈。

《雨前曲》编剧周大风告诉总理：“这出戏是以杭州西湖梅家坞为背景写出来的。”

“是吗？”周恩来似乎格外高兴，连忙关切地问，“现在梅家坞的茶叶生产怎么样？”

“发展得比较好，今年又开辟了一批新茶园。”周大风回答他。

梅家坞以盛产闻名世界的龙井茶为主，周恩来又早就对龙井茶情有独钟，他曾数次亲临梅家坞，与茶农交友谈心。直到今天，梅家坞人还自费为他老人家办了一个“周恩来纪念室”呢。

说到这出戏的艺术创作，周恩来十分内行地说：“《采茶舞曲》很动听，有江南风味，也有时代气息。只是其中两句歌词还不够妥帖，‘采茶采到月儿上脱离了生活，因为露水茶不香，味淡；还有‘插秧插到大天光也不好，不能这么提，要注意农民的劳逸结合，合理安排。”他又一再谆谆叮嘱周大风：“希望你能再到茶乡梅家坞生活一段时间，把这两句词改好。”

在场的演职员们听了，都叹服周总理细致的考虑和知识的渊博。周恩来精辟地分析过歌词，又把目光落在了舞蹈演员们的身上：“你们的舞蹈表现的是在树蓬下采茶与实际生活不合；用手在高处摘，茶树也没有那么高，也不合实际。”谈到这里，周恩来略为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当然，艺术是可以夸张的，但也要有分寸。”

夜已经很深了，周恩来仍谈兴未减。他要求演职人员再去茶乡深入生活，一定要“亲自去采茶、炒茶”，把这个舞曲唱得好一些，演得更贴切一些。

两年以后的1960年12月22日，周恩来、陈毅陪同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莫尼克公主访问杭州。他们不仅和外宾们一起在杭州饭店小礼堂观看了《采茶舞曲》，还和贵宾们一齐来到梅家坞参观、访故。

在梅家坞，周恩来一下车就意外碰上了正在那里体验生活的周大风。周恩来非常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你那两句歌词改好了没有哇？”

隔了快三年，身为一国总理的周恩来竟还记得那两句词，周大风眼眶湿润了，只好歉疚地告诉总理：“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词句。”

周恩来没有责备和埋怨，而是深思一下说：“我看这样吧，要写心情，不要写现象。我建议把这两句改为‘插秧插得喜洋洋，采茶采得心花放。至于茶农为什么要。‘喜洋洋‘心花放，让听的人自己去想，你说得太露、太直了，那就不是文艺作品，你看怎么样？”周恩来没有居高临下的那种强加于人的神态，而是亲切随和并带着商量的口吻。周大风和在场人都深深佩服周恩来的敏捷才思和对茶农生活的熟悉，连连向总理道谢。

周恩来仍谦逊地说：“供你参考嘛，以后有更好的句子还可以換上去。我相信你会把歌词改得更好。”

周恩来匆匆上车陪外宾走了。从此《采茶舞曲》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演出，都采用了周总理修改后的歌词。直到1975年他的病势已很沉重，在抱病审查中国东方歌舞团出国演出节目时，仍旧提出一定要把《采茶舞曲》带出国门，让它传遍世界。

关心《霓》剧 细致入微

1964年，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奉命进京演出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陶玉玲是女主角春妮的扮演者。在这出戏刚诞生时曾遭到许多非议，认为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不去歌颂，却去写上海南京路上那一丝丝香风；有人甚至认为该剧有丑化人民子弟兵的嫌疑。但是，周恩来力排众议，他认为这台戏写得好，有时代感和责任心。因此，他十分喜欢这出戏，多次看这台戏，也多次会见演职人员。后来，邓颖超同志曾告诉陶玉玲说，总理看了你们演出的《霓虹灯下的哨兵》后，激动兴奋得整夜睡不好觉。为了使这出戏演得更好，他先后一共看了6次。周恩来是个演过话剧又懂艺术的人，所以，他不仅一场又一场认真地看，而且每次看了之后都能提出修改意见，如第二场战士赵大大拾到林乃娴的钱包没有马上还她，直到第六场才还。周恩来指出，这样不妥，有损于赵大大这位人民子弟兵的形象，人民解放军拾金不昧，钱包应该马上就还。

为了从整体上提高《霓虹灯下的哨兵》，周总理还请了文艺、戏剧界的老前辈田汉、夏衍、曹禺等许多知名人士看演出，然后又亲自主持座谈会，让大家提意见，指导修改。

1993年秋，陶玉玲到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参观、瞻仰，与笔者有过一次较长时间的交谈。

陶玉玲记得最清楚的是，他们刚演《霓虹灯下的哨兵》这出戏时，让扮演女特务曲曼丽的演员林默予穿了一身很考究的裙服。周总理说：“上海解放初期，这样的人是不会穿这样的服装的，最好改穿工装裤，要朴素些、真实些。”导演采纳了周总理的意见后，让林默予改穿工装裤上场。不料，周总理再一次观看演出后，马上又提出来：曲曼丽的裤子过瘦过短，一看上去就像个阿飞。这样不好，不要一出场就让观众看出是个坏人，应该随着剧情的变化和发展，矛盾的逐步加深，再揭露出她的本来面目，让观众有个辨识的过程，不然就难以看出她隐藏着的伪装。

周总理的意见既中肯又准确，比专业戏剧工作者的意见还地道，陶玉玲和剧组工作人员无不从心底佩服他知识的渊博。

陶玉玲还深情地回忆说，在另一次周恩来参加的有关讨论《霓虹灯下的哨兵》的座谈会上，他老人家和蔼又亲切地对陶玉玲说：“春妮，你念的那封信写得好，念得也好，很使观众感动。但是我来问问你，剧中的春妮是什么文化程度？”“小学文化程度。”陶玉玲不甚明白地回答。周恩来马上笑着回答说：“哦？！小学文化程度的人能说出‘两小无猜这样的话吗？”在场的人听了都笑了起来。周恩来随即认真地接着说，“这句台词也不够口语化，还可以改一改嘛。”陶玉玲想了想，马上回答说：“总理，那就改成‘从小在一块好吗？”周恩来听了两道浓眉一扬，马上点头肯定说：“对，很好啊！”以后，陶玉玲就把这句台词改成了“我俩从小在一块”，既通俗，又符合春妮农村姑娘的身份。

《霓虹灯下的哨兵》再度演出后，周恩来又兴致勃勃地去看了。当陶玉玲再次见到周总理时，周恩来高兴地鼓励她说：“你的戏不多，但演得很好。”紧接着又谆谆告诫她，“你还要努力啊，不要因为我们称赞你就不努力了。”陶玉玲听了，心里想，我只不过演一出戏中的一个普通角色，总理就给我这么多的鼓励，哪能就不努力，不再奋斗呢！

周恩来的一生是极其伟大的一生，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对文艺方面的关注就不仅仅是关心、重视的领导角色了，而是实实在在的贡献了！